上京，舒适且惬意的温度让夏日里的上京百姓，也显出几分惫懒。往日里喧闹的市井街市，也显出几分少有的冷清。
当然，这也不仅仅是温度的缘故。今日乃是明国成立前夕，也是东蒙古入主东北之地的首次京考。
十几年了，自从蒙古南侵，时局动荡以来，科举这条从一介白丁成为官僚显贵的阶级跃升之路，就彻底停摆。在东北的地界，只有手上有兵，才能成为地方上的草头王。读书人的身份，也在此地沦为与奴仆般可以随便轻贱的卑微存在。
倘若不想去拿起兵器，去杀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几乎不可能。因而科举的重开，对于已经开始适应安定生活的百姓们而言，就是最好，最平和，最不会流血，也是最好实现改变自己，乃至家族命运的晋升之梯。
而这首届京考又有哪些人能京榜提名？能被明国官府重用？能成为朝廷的栋梁？就更受上京百姓的期待了。
毕竟这首届举子们走过的路，会是往后更多人同样要经历的路。这些举子能在官场上走多远，普通的家境能不能成为一方显贵，都是这些人渴求得到的答案。
眼下上京南城学堂，上京城规模最大，可容纳学生最多的学堂，七百九十四位从省考中脱颖而出的举人们，正在异常宽大的考场中迎来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
与省考的模式类似，京考也是分科目考试。总共五个科目，分为《通用国语》、《九章算术》、《为官要论》、《即兴策论》以及骑射。
其中《通用国语》既有汉话的运用常识、逻辑以及词语注释，也有少部分使用场景较多的蒙古语词汇释义。只是考虑到使用人数只在海拉尔省较多外，所以分值占比只有十分之二。
原本按照教育司的提议，还想彻底废除国语考试中的蒙语部分的。但考虑到族群和谐的缘故，兀鲁图斯和礼部尚书以及枢密院尚书商议后，还是决定保留蒙古语。但也压缩了分值，算是遵从明国的基本社会用语习惯。
至于契丹、女真、高丽、渤海、回纥等境内少数部族的语言，则基本不在纳入考试的范围内了。毕竟作为统治族群的蒙古语都被压缩成这样，怎么可能还会去考虑这些人数既不占优，又是作为被统治存在族群的用语习惯。
在推行统一语言，统一文字，统一风俗习惯的大背景下，这些被统治的族群只能慢慢接受被同化的命运。
其次的《九章算术》，算是省考《算术》难度的晋级版。不过真正要说多难，其实也没多难。如果以后世小学一年级的数学作为省考的参照，那京考的算术就是小学二年级的难度了。到底在这个基础数学并不受重视，东蒙古的学堂教育也没兴起两年的时代，想要人人都会加减乘除，还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并且为了尽可能适应这些举人们的接受能力，考试的范围也在此前刊发的《科考要典》范围内。有些题目都是脱胎于其中的例题，只是稍稍改换了文字和数字。如果这样都答不上来，也基本与京榜提名无缘了。
《为官要论》的话，则是以当官的基本要素作为考点，会在举例的情况下，让考生去在不同的情境下，给出相应的解决方式。比如一个地方有人丁一百户，如果你是此地的父母官，该如何增加人丁，彰显政绩。如此也可以剔除那些空谈之辈，更好的筛选出符合明国要求的栋梁之才。
另外还有占比不小的刑部律法，都是当官不能违的律法底线。这是要让这些官员预备役们提前知晓，有些事情是官员绝对不能碰，不能违反的。
第四科的《策论》，则与省考类似，给出一个题目，让考生对此提出相应的治国之策。比如这次的《策论》题目，则是以余波刚刚平静的狗咬人案例牵扯出的吏治整顿案，让考生畅所欲言，说出此事的关联性，整顿吏治的必要性，以及如何维护朝廷纲纪的办法。
总之文试四科都最大限度的体现出了兀鲁图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治国思想。这也是长期以来，兀鲁图斯贯彻给整个官僚体系，乃至明国百姓的指导性思想。
虽然时间还短，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但兀鲁图斯觉得只要长期的循循善诱，必定会向着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只要他还在王位上一天，只要他还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那他的意志就一直会坚定不移的贯彻下去。
最后一个骑射，则是更省考近乎一模一样武试了。到底没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哪怕是给予他们官位，也会因精力不济的原因，而无法履职。
此时正是京考的第一科《通用国语》，时间一个时辰。考完后，就会休息一个中午的时间，再继续考下一个科目。在此期间，所有考生都不能离开学堂。
正因此，第一学堂的读书人都被放了三天大假。其中第一天是留给教育司在学堂内布置考场。第二、第三天，则是留给举人们考试的时间了。每天两个科目，上下各一场。
为了保证公正性，每间教室只一次性容纳三十名考生，每个席案也间隔至少三尺。并且在分配考试席位时，每个科目都是不固定的考场。
可能考第一科目的时候，考生在甲一教室。等到第二科目，就是乙二教室了。这样一来，就算有心窍颇多的考生在席案上留下笔记以备作弊，也会因为考场变换的缘故，而沦为泡影。
当然，这些手段都只是次要手段。最重要的，还是执行防作弊政策的考官。每间教室配备四位考官，每场科目结束后，都会打乱顺序重新分组。那些需要极度安静，心理素质不过硬的考生，就得做好与京榜失之交臂的心理准备了。
到底当官可不都是岁月静好！没有一定的心理素质，那当官的路就没有那么通顺了。
当然，这也不仅仅是温度的缘故。今日乃是明国成立前夕，也是东蒙古入主东北之地的首次京考。
十几年了，自从蒙古南侵，时局动荡以来，科举这条从一介白丁成为官僚显贵的阶级跃升之路，就彻底停摆。在东北的地界，只有手上有兵，才能成为地方上的草头王。读书人的身份，也在此地沦为与奴仆般可以随便轻贱的卑微存在。
倘若不想去拿起兵器，去杀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几乎不可能。因而科举的重开，对于已经开始适应安定生活的百姓们而言，就是最好，最平和，最不会流血，也是最好实现改变自己，乃至家族命运的晋升之梯。
而这首届京考又有哪些人能京榜提名？能被明国官府重用？能成为朝廷的栋梁？就更受上京百姓的期待了。
毕竟这首届举子们走过的路，会是往后更多人同样要经历的路。这些举子能在官场上走多远，普通的家境能不能成为一方显贵，都是这些人渴求得到的答案。
眼下上京南城学堂，上京城规模最大，可容纳学生最多的学堂，七百九十四位从省考中脱颖而出的举人们，正在异常宽大的考场中迎来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
与省考的模式类似，京考也是分科目考试。总共五个科目，分为《通用国语》、《九章算术》、《为官要论》、《即兴策论》以及骑射。
其中《通用国语》既有汉话的运用常识、逻辑以及词语注释，也有少部分使用场景较多的蒙古语词汇释义。只是考虑到使用人数只在海拉尔省较多外，所以分值占比只有十分之二。
原本按照教育司的提议，还想彻底废除国语考试中的蒙语部分的。但考虑到族群和谐的缘故，兀鲁图斯和礼部尚书以及枢密院尚书商议后，还是决定保留蒙古语。但也压缩了分值，算是遵从明国的基本社会用语习惯。
至于契丹、女真、高丽、渤海、回纥等境内少数部族的语言，则基本不在纳入考试的范围内了。毕竟作为统治族群的蒙古语都被压缩成这样，怎么可能还会去考虑这些人数既不占优，又是作为被统治存在族群的用语习惯。
在推行统一语言，统一文字，统一风俗习惯的大背景下，这些被统治的族群只能慢慢接受被同化的命运。
其次的《九章算术》，算是省考《算术》难度的晋级版。不过真正要说多难，其实也没多难。如果以后世小学一年级的数学作为省考的参照，那京考的算术就是小学二年级的难度了。到底在这个基础数学并不受重视，东蒙古的学堂教育也没兴起两年的时代，想要人人都会加减乘除，还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并且为了尽可能适应这些举人们的接受能力，考试的范围也在此前刊发的《科考要典》范围内。有些题目都是脱胎于其中的例题，只是稍稍改换了文字和数字。如果这样都答不上来，也基本与京榜提名无缘了。
《为官要论》的话，则是以当官的基本要素作为考点，会在举例的情况下，让考生去在不同的情境下，给出相应的解决方式。比如一个地方有人丁一百户，如果你是此地的父母官，该如何增加人丁，彰显政绩。如此也可以剔除那些空谈之辈，更好的筛选出符合明国要求的栋梁之才。
另外还有占比不小的刑部律法，都是当官不能违的律法底线。这是要让这些官员预备役们提前知晓，有些事情是官员绝对不能碰，不能违反的。
第四科的《策论》，则与省考类似，给出一个题目，让考生对此提出相应的治国之策。比如这次的《策论》题目，则是以余波刚刚平静的狗咬人案例牵扯出的吏治整顿案，让考生畅所欲言，说出此事的关联性，整顿吏治的必要性，以及如何维护朝廷纲纪的办法。
总之文试四科都最大限度的体现出了兀鲁图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治国思想。这也是长期以来，兀鲁图斯贯彻给整个官僚体系，乃至明国百姓的指导性思想。
虽然时间还短，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但兀鲁图斯觉得只要长期的循循善诱，必定会向着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只要他还在王位上一天，只要他还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那他的意志就一直会坚定不移的贯彻下去。
最后一个骑射，则是更省考近乎一模一样武试了。到底没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哪怕是给予他们官位，也会因精力不济的原因，而无法履职。
此时正是京考的第一科《通用国语》，时间一个时辰。考完后，就会休息一个中午的时间，再继续考下一个科目。在此期间，所有考生都不能离开学堂。
正因此，第一学堂的读书人都被放了三天大假。其中第一天是留给教育司在学堂内布置考场。第二、第三天，则是留给举人们考试的时间了。每天两个科目，上下各一场。
为了保证公正性，每间教室只一次性容纳三十名考生，每个席案也间隔至少三尺。并且在分配考试席位时，每个科目都是不固定的考场。
可能考第一科目的时候，考生在甲一教室。等到第二科目，就是乙二教室了。这样一来，就算有心窍颇多的考生在席案上留下笔记以备作弊，也会因为考场变换的缘故，而沦为泡影。
当然，这些手段都只是次要手段。最重要的，还是执行防作弊政策的考官。每间教室配备四位考官，每场科目结束后，都会打乱顺序重新分组。那些需要极度安静，心理素质不过硬的考生，就得做好与京榜失之交臂的心理准备了。
到底当官可不都是岁月静好！没有一定的心理素质，那当官的路就没有那么通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