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明代刻本，发现于山西介休和平遥，曾经轰动一时。
然而百年来，学者提出《金瓶梅》的可能作者多达五十多位，王世贞、李开先、李卓吾、徐渭、屠隆、汤显祖等几乎个个“榜上有名”。
一本书出现这么多作者，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观，被誉为文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
作者留下如此之“奇书”，却要隐去真名，只抛下一个“兰陵笑笑生”的化名，就连作序者、作跋者用的都是化名，不露玄机，原因倒是很好解释。
一是明初把小说家列为二十二种“奸顽之徒”之一。永乐后更是变本加厉，敢有收藏“不良杂剧词曲”者，便要杀头或杀全家，自然没几个作者用真名。
二是《金瓶梅》全书愤世嫉俗，借宋骂明，其批判犀利而又露骨，肯定难逃被禁命运，怕也只能用化名。
三当然是《金瓶梅》的内容了，车速开得太快太猛，放在哪个朝代都属禁书系列，作者当然不会用真名。
但有一点得到大多数人认同，就是《金瓶梅》的作者最大可能是山西人，成书时间是嘉靖至万历年间。
有人说是孔天胤写的。
也有人说是王家屏写的。
反正两个都是山西人。
无论是孔天胤，还是王家屏，提出《金瓶梅》极有可能是山西人所写，当然不是毫无根据，更不是山西人为山西脸上贴金。
提出作者是王家屏，朱翊镠记得是这样分析的。
从情理上讲，《金瓶梅》是以山东为写作背景，人物也主要是山东人。按照“家丑不可外扬”的习惯，假如山东籍贯的作者，把山东男人写成淫棍，把女人写成**，恐怕有悖情理。
根据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包括各位作家的写作心态，只愿以家乡的英雄为荣，而不愿以家乡的恶人为耻。
所以，再愚蠢的作者，也会来一个伪托，不写自己的出生地。
而《金瓶梅》，全书只写了两个山西人，一个救了无辜者一命，一个促使恶人死亡。
《金瓶梅》这种贬鲁褒晋的倾向反映了作者很可能是山西人。
从地理上看，《金瓶梅》尽管是以山东为背景，但作者对山东的地理概念却非常模糊，而对山西的雁北倒十分熟悉。比如本应描述周统制去山东高阳关防守，却由于作者笔误，写成了作者熟悉的家乡雁门关景色。而从书中描绘的房屋建筑布局来看，实属典型的山西雁北地区的风格。
甚至连骂人的话“毛司的砖儿——又臭又硬”用的都是雁北的歇后话，雁北人至今称坑厕为“毛司”。
另外，《金瓶梅》中的衣着也有雁北特点，如皮袄、毡帽等，特别是有雁北特点的“腰子”，这种衣着即便是山西其它地方也十分罕见。
另外，《金瓶梅》是一部方言文学巨著，全书地方色彩很浓，方言、歇后语、谚语在书中时常出现，导致了人们的很多误解。有的猜测说是“山东土白”，有的分析说是苏州扬州的“吴语”，但举出的例子多欠说服力。
实际上，《金瓶梅》的方言属山西雁北方言。从全书中被摘出的3000多条雁北方言，可以发现它们偏重山阴和应县两地方言，而有些方言则纯属山阴独有。比如76回应伯爵与几位女子互相戏骂，他骂道：
“我把你这两个女又十撇鸦胡石影子布儿朵朵云儿了口恶心”。
这句话，直到现在金学家们还都不敢妄加标点，当然就更无从知道它的意思了。用其它办法解释也一直令人摸不着头脑，可如果用山阴方言一解释，这句话立马儿就通了。
其实，这是作者用山阴方言，采取拆字法、谐音法、藏头法来骂人的一句话：“女又十撇”拆字“奴才”；“鸦胡”，即谐音“夜壶”；而“石影子布儿，朵朵云儿，了口恶心”，其实藏头“石朵了”，即谐音“拾掇了”的意思。
人所共知，夜壶，是起夜小解的用具，而把女性比喻为像夜壶一样为男***可谓歹毒。“拾掇了”是山阴方言，指收拾了，即把女性奸耍了。
由此例可见，《金瓶梅》一书，山西山阴方言是一大特色，而书中的诸多难解之处，若用山阴方言加以解释，顿时能融会贯通。
王家屏虽然祖籍太原，但近祖几辈都住在山阴。王家屏本人则更是土生土长的山阴人。
山阴人当然熟悉山阴话，自然也就使得《金瓶梅》的方言语系，成为山阴方言语系。
另外，《金瓶梅》全书中，出现过不少写作质量很高的奏疏，倘若没有做过内阁官员的人，是很难写出如此规范而又地道的行文。
王家屏官至东阁大学士直至内阁首辅。在他著述的《复宿山房全集》中就有很多奏疏。皇帝常叫他代写册文，他也常为他人代写奏疏。
王家屏对官僚机构的行文规范自然了如指掌运用娴熟。
如果这样分析，许多确凿的事实都说明，除了王家屏，别人还真没有条件和能力完成这部巨著。
王家屏是隆庆二年（即公元1568年）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万历初年被选为万历皇帝的老师，充日讲官，后升为侍讲学士。
明中叶以后，皇帝的经筵多流于形式，朱翊钧对这种典礼更待以儿戏。但每当王家屏开讲，他都很老实。
朱翊钧钦佩王家屏博学多才端庄有气质，在众人面前称他为“端人”。
王家屏的为人正直行止端庄，还表现在他对张居正的态度上。
张居正担任首辅期间权倾朝野，谁要想得到高官必先得张居正垂青。就是这样，王家屏也能秉公相待。张居正生病时，朝内大臣都去看望，有的还到寺院祈祷，奉迎至极，唯独王家屏没有前去。张居正去世，群臣一反常态，倒张浪潮甚嚣尘上，王家屏又能够秉公持法对张居正给以正确的评价。
所以朱翊镠对王家屏的印象比较好，加上《金瓶梅》可能作者的缘故，新晋阁臣自然而然落到王家屏头上了。
此时，王家屏正担任礼部右侍郎。
廷议之上，朱翊镠也没多解释，直接宣布这一决定：晋升王家屏为东阁大学士，辅助朝政。
王家屏本就是庶吉士（素来被认为是内阁储备人员）出身，加上资历又摆在那儿，这一决定自然无人异议。
这样，内阁就多了一位阁臣。
如此安排，尽管赋予许国以重任，晋升他为武英殿大学士，经略云南、贵州、四川三行省，但都知道这已是他仕途的最高峰，与首辅无缘。
而余有丁身体不怎么好，王家屏又是后来的，以致王锡爵这个首辅接班人的地位更加稳固了。
这也是朱翊镠希望看到的结果。
……
。
然而百年来，学者提出《金瓶梅》的可能作者多达五十多位，王世贞、李开先、李卓吾、徐渭、屠隆、汤显祖等几乎个个“榜上有名”。
一本书出现这么多作者，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观，被誉为文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
作者留下如此之“奇书”，却要隐去真名，只抛下一个“兰陵笑笑生”的化名，就连作序者、作跋者用的都是化名，不露玄机，原因倒是很好解释。
一是明初把小说家列为二十二种“奸顽之徒”之一。永乐后更是变本加厉，敢有收藏“不良杂剧词曲”者，便要杀头或杀全家，自然没几个作者用真名。
二是《金瓶梅》全书愤世嫉俗，借宋骂明，其批判犀利而又露骨，肯定难逃被禁命运，怕也只能用化名。
三当然是《金瓶梅》的内容了，车速开得太快太猛，放在哪个朝代都属禁书系列，作者当然不会用真名。
但有一点得到大多数人认同，就是《金瓶梅》的作者最大可能是山西人，成书时间是嘉靖至万历年间。
有人说是孔天胤写的。
也有人说是王家屏写的。
反正两个都是山西人。
无论是孔天胤，还是王家屏，提出《金瓶梅》极有可能是山西人所写，当然不是毫无根据，更不是山西人为山西脸上贴金。
提出作者是王家屏，朱翊镠记得是这样分析的。
从情理上讲，《金瓶梅》是以山东为写作背景，人物也主要是山东人。按照“家丑不可外扬”的习惯，假如山东籍贯的作者，把山东男人写成淫棍，把女人写成**，恐怕有悖情理。
根据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包括各位作家的写作心态，只愿以家乡的英雄为荣，而不愿以家乡的恶人为耻。
所以，再愚蠢的作者，也会来一个伪托，不写自己的出生地。
而《金瓶梅》，全书只写了两个山西人，一个救了无辜者一命，一个促使恶人死亡。
《金瓶梅》这种贬鲁褒晋的倾向反映了作者很可能是山西人。
从地理上看，《金瓶梅》尽管是以山东为背景，但作者对山东的地理概念却非常模糊，而对山西的雁北倒十分熟悉。比如本应描述周统制去山东高阳关防守，却由于作者笔误，写成了作者熟悉的家乡雁门关景色。而从书中描绘的房屋建筑布局来看，实属典型的山西雁北地区的风格。
甚至连骂人的话“毛司的砖儿——又臭又硬”用的都是雁北的歇后话，雁北人至今称坑厕为“毛司”。
另外，《金瓶梅》中的衣着也有雁北特点，如皮袄、毡帽等，特别是有雁北特点的“腰子”，这种衣着即便是山西其它地方也十分罕见。
另外，《金瓶梅》是一部方言文学巨著，全书地方色彩很浓，方言、歇后语、谚语在书中时常出现，导致了人们的很多误解。有的猜测说是“山东土白”，有的分析说是苏州扬州的“吴语”，但举出的例子多欠说服力。
实际上，《金瓶梅》的方言属山西雁北方言。从全书中被摘出的3000多条雁北方言，可以发现它们偏重山阴和应县两地方言，而有些方言则纯属山阴独有。比如76回应伯爵与几位女子互相戏骂，他骂道：
“我把你这两个女又十撇鸦胡石影子布儿朵朵云儿了口恶心”。
这句话，直到现在金学家们还都不敢妄加标点，当然就更无从知道它的意思了。用其它办法解释也一直令人摸不着头脑，可如果用山阴方言一解释，这句话立马儿就通了。
其实，这是作者用山阴方言，采取拆字法、谐音法、藏头法来骂人的一句话：“女又十撇”拆字“奴才”；“鸦胡”，即谐音“夜壶”；而“石影子布儿，朵朵云儿，了口恶心”，其实藏头“石朵了”，即谐音“拾掇了”的意思。
人所共知，夜壶，是起夜小解的用具，而把女性比喻为像夜壶一样为男***可谓歹毒。“拾掇了”是山阴方言，指收拾了，即把女性奸耍了。
由此例可见，《金瓶梅》一书，山西山阴方言是一大特色，而书中的诸多难解之处，若用山阴方言加以解释，顿时能融会贯通。
王家屏虽然祖籍太原，但近祖几辈都住在山阴。王家屏本人则更是土生土长的山阴人。
山阴人当然熟悉山阴话，自然也就使得《金瓶梅》的方言语系，成为山阴方言语系。
另外，《金瓶梅》全书中，出现过不少写作质量很高的奏疏，倘若没有做过内阁官员的人，是很难写出如此规范而又地道的行文。
王家屏官至东阁大学士直至内阁首辅。在他著述的《复宿山房全集》中就有很多奏疏。皇帝常叫他代写册文，他也常为他人代写奏疏。
王家屏对官僚机构的行文规范自然了如指掌运用娴熟。
如果这样分析，许多确凿的事实都说明，除了王家屏，别人还真没有条件和能力完成这部巨著。
王家屏是隆庆二年（即公元1568年）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万历初年被选为万历皇帝的老师，充日讲官，后升为侍讲学士。
明中叶以后，皇帝的经筵多流于形式，朱翊钧对这种典礼更待以儿戏。但每当王家屏开讲，他都很老实。
朱翊钧钦佩王家屏博学多才端庄有气质，在众人面前称他为“端人”。
王家屏的为人正直行止端庄，还表现在他对张居正的态度上。
张居正担任首辅期间权倾朝野，谁要想得到高官必先得张居正垂青。就是这样，王家屏也能秉公相待。张居正生病时，朝内大臣都去看望，有的还到寺院祈祷，奉迎至极，唯独王家屏没有前去。张居正去世，群臣一反常态，倒张浪潮甚嚣尘上，王家屏又能够秉公持法对张居正给以正确的评价。
所以朱翊镠对王家屏的印象比较好，加上《金瓶梅》可能作者的缘故，新晋阁臣自然而然落到王家屏头上了。
此时，王家屏正担任礼部右侍郎。
廷议之上，朱翊镠也没多解释，直接宣布这一决定：晋升王家屏为东阁大学士，辅助朝政。
王家屏本就是庶吉士（素来被认为是内阁储备人员）出身，加上资历又摆在那儿，这一决定自然无人异议。
这样，内阁就多了一位阁臣。
如此安排，尽管赋予许国以重任，晋升他为武英殿大学士，经略云南、贵州、四川三行省，但都知道这已是他仕途的最高峰，与首辅无缘。
而余有丁身体不怎么好，王家屏又是后来的，以致王锡爵这个首辅接班人的地位更加稳固了。
这也是朱翊镠希望看到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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