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恰恰是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无缥缈的残缺四维存在，支配了人的一辈子。
我们回到戏班，一起练功，一起排戏，悲愤处哭泣，欢喜处笑颜。一切似曾相识，但又真的不一样了。她绑着头巾，穿着裤腿宽松的练功服，生产后没有及时收束的腰身有些走样。她催着闫振南创作新剧，她笑着说她家多了两张嘴吃饭，她要更努力地拼命演戏挣钱。两个孩子就放在练功场旁边的屋子里，王玉桂照顾她们。她们饥饿或者哭闹的时候，她会第一时间跑过去。她面朝着墙壁喂奶，留给我一个模糊的背影。她朝每一个人笑，她用这种坚强向上似的方式掩饰着那颗伤痕累累的心。
我不知道她背人默默垂了多少眼泪，才可以假装这样若无其事的微笑，但我知道，所有冠名堂皇的说辞不过是一种虚有其表的掩饰。我的心，日日面对着那张强颜欢笑的脸，在泣血。曾经的她，看似高高在上美丽优雅的她，我曾以为那只是一场色彩斑斓的梦，我一辈子都只能在背后默默注目的她，如今都和我一样了，和我一样不再受到命运的眷顾，和我一样每日辛劳做戏演戏，和我一样披着一张虚伪的面皮逢人说笑乖巧，和我一样卑微了，终于全部都与我没什么两样了，我又如此痛着，又开始无比希望这一切从来都不曾发生过，甚至连梦都不曾做过。她拒绝了我所有的关心，她对我委婉而客气，和气而陌生，她抱着孩子，逗着她们欢笑，温柔又疏远，我就知道，这场梦大概是永远都醒不来了，哪怕它不再色彩斑斓。她永远关上了那扇心门，而我始终只在门外徘徊。但是，无论如何，她始终是回来了，平平安安地活着，而我深切地知道，我不应该再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不该暗暗庆幸她重获自由之身，不该钦钦期盼着有一天或许我们能修成正果。我真的不该！
我开始讨好丁建业，尽一切可能修补我们的关系，丁建业出乎意料地没有追究我不顾一起去找她的事情，他甚至对那一切只字不提。他对毓敏秀不冷不淡，我天真地以为这是因为对毓敏秀的愧疚，因为无论如何都是他们丁家有愧毓敏秀，而毓敏秀无论是延续了丁家的香火还是继承了丁永昌的遗志，她都做得毫无保留可圈可点。因了这点缘故，我们的婚姻中竟出现了在过去两年从不曾出现过的看似极乐融融的相处方式，以至于我总恍惚有种错觉，仿佛我们回到了一九八二年。在台北的那一年，我们像所有恋爱中的男女一样，看电影，写情书，讲心事。在得到和失去之前，最幸福的就是这段追求幸福的路程。因为我们都还有相信幸福和追求幸福的能力。
毓敏秀的两个孩子，后来分别取名为毓静男和毓静贤，当然也有人质疑过为何两个孩子都不姓丁而姓毓（毓敏秀后来和丁建国低调离婚，所有情况都维持着表面的平和，所以除了丁家和毓家，这件事基本算是个秘密），但她从没有正式回应过。这种茶余饭后的谈资，嚼的不过是个新鲜，也就不了了之了。这对双胞胎对奶水的需求大大超出毓敏秀那瘦弱身体的供给，王玉桂给她炖了鱼汤、鸡汤、木瓜汤，到底不太凑效，为了照顾静贤弱小的身子，静男四个月的时候就被迫戒奶了。大概是因为稍长静贤几分钟，静男在个性和身体上都比静贤表现得当仁不让，很有担当。静男很活泼，学习能力很强，她蹒跚学步的时候，静贤还在地上爬。静贤丫丫学语的时候，她已经能说几句完整的小句子了。静贤的第一句“妈妈”是她教的，接着是“呀呀”“嘟嘟”“呼呼”“噜噜”“粑粑”，到第六个才是“爸爸”。两个小天使嘴里冒着泡，喋喋重复着两个字的时候，泪水直在毓敏秀的眼眶里打转。戏班很忙，没有很多的时间精致地照顾她们，王玉桂在做饭，静男就旁边的桌子上一边吃饭，一边喂静贤。无论开始如何，无论生活如何，至少她们健康且快乐地一天一天成长起来。
我的肚子还是毫无动静。我和丁建业去过医院，我主动要求丁建业陪我去医院。我每次看着毓敏秀欣慰地望着两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是我的福报，是我曾跪在神的面前答应离开她而带来的福报。只要我离开她，命运就会再次眷顾她。我迫切地想生个孩子，去实践我曾在那间医院冰冷的地板上许下的诺言。
一张张面容各异的脸，一句句大同小异的问话，一间间点着荧光灯的无菌检查室，我一次次屈辱地谈起我那不和谐性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一次次屈辱地面对一个陌生人脱下裤子，张开双腿，进行那项所谓的宫腔镜检查，吃各种各样的药。那时候一天吃药的量比饭都多。我们还求助过中药，各种偏方古帖，那些熬成黑糊糊的中药是我每天的茶水，但又不敢当着众人的面毫不忌讳地喝，于是每次都只好磨磨蹭蹭地磨到最后一人才去吃饭，而饭菜不是被吃光了，就是只剩点残羹冷炙。最后，我的肚子还是毫无动静。不记得有多少个夜晚，月光从窗外射进来投下一片灰白色的光影，或者杳杳冥冥一片黑暗，丁建业从我身上下来，我能听见一声若有似无的叹息，就像在说终于做完了，终于完成了这项艰难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我们静静地躺着，没有说话。
我们最后一次走进医院的时候，医生第一次使用了收养这个词。建议，他说。他解释说各项检查证明我们两个人的身体都没有问题，但他解释不了为什么不能怀上孩子，丁建业平静地听着，我曾以为他会暴怒，会气愤地质问他为什么，但他没有，平静地就像在听别人不孕的消息，或者只是明天的天气预报。医生接着说这在医学上叫做原因不明性不孕症，由某些不明因素造成，生物因素或者心理因素，又或者兼而有之，目前医学还无法做出准确的解释。有许多年轻夫妻和我们一样情况，他们当中有些选择了收养一个孩子，有些选择两人相伴一生。他又笑着说我们还年轻，这种事不必着急，先放松身心，若最后还是不行再考虑，他只是站在一个医务人员的立场告诉我们一种更多的可能罢了。我们都明白，说越多安慰的话，可能性就越低，我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的愿望大概是落空了。
走出医院的时候，路上攒动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丁建业在路边沉默地抽完一根烟，没有说话，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悲伤或者失落。我走到一个四肢残疾，坐在板车上，但仍用没有五指的手臂在自食其力的手工艺人那买了一朵泥制玫瑰花。粉红色的花朵，颜色就像他没有五指的手臂，绿色的枝叶，露出一小截丝线股的茎，散发着呛人的廉价气味。我给了五十元，没有找零。这是我两年来养成的习惯，见到残疾人、乞食者，或者像这样身有残缺的手工艺人，我都会略尽
我们回到戏班，一起练功，一起排戏，悲愤处哭泣，欢喜处笑颜。一切似曾相识，但又真的不一样了。她绑着头巾，穿着裤腿宽松的练功服，生产后没有及时收束的腰身有些走样。她催着闫振南创作新剧，她笑着说她家多了两张嘴吃饭，她要更努力地拼命演戏挣钱。两个孩子就放在练功场旁边的屋子里，王玉桂照顾她们。她们饥饿或者哭闹的时候，她会第一时间跑过去。她面朝着墙壁喂奶，留给我一个模糊的背影。她朝每一个人笑，她用这种坚强向上似的方式掩饰着那颗伤痕累累的心。
我不知道她背人默默垂了多少眼泪，才可以假装这样若无其事的微笑，但我知道，所有冠名堂皇的说辞不过是一种虚有其表的掩饰。我的心，日日面对着那张强颜欢笑的脸，在泣血。曾经的她，看似高高在上美丽优雅的她，我曾以为那只是一场色彩斑斓的梦，我一辈子都只能在背后默默注目的她，如今都和我一样了，和我一样不再受到命运的眷顾，和我一样每日辛劳做戏演戏，和我一样披着一张虚伪的面皮逢人说笑乖巧，和我一样卑微了，终于全部都与我没什么两样了，我又如此痛着，又开始无比希望这一切从来都不曾发生过，甚至连梦都不曾做过。她拒绝了我所有的关心，她对我委婉而客气，和气而陌生，她抱着孩子，逗着她们欢笑，温柔又疏远，我就知道，这场梦大概是永远都醒不来了，哪怕它不再色彩斑斓。她永远关上了那扇心门，而我始终只在门外徘徊。但是，无论如何，她始终是回来了，平平安安地活着，而我深切地知道，我不应该再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不该暗暗庆幸她重获自由之身，不该钦钦期盼着有一天或许我们能修成正果。我真的不该！
我开始讨好丁建业，尽一切可能修补我们的关系，丁建业出乎意料地没有追究我不顾一起去找她的事情，他甚至对那一切只字不提。他对毓敏秀不冷不淡，我天真地以为这是因为对毓敏秀的愧疚，因为无论如何都是他们丁家有愧毓敏秀，而毓敏秀无论是延续了丁家的香火还是继承了丁永昌的遗志，她都做得毫无保留可圈可点。因了这点缘故，我们的婚姻中竟出现了在过去两年从不曾出现过的看似极乐融融的相处方式，以至于我总恍惚有种错觉，仿佛我们回到了一九八二年。在台北的那一年，我们像所有恋爱中的男女一样，看电影，写情书，讲心事。在得到和失去之前，最幸福的就是这段追求幸福的路程。因为我们都还有相信幸福和追求幸福的能力。
毓敏秀的两个孩子，后来分别取名为毓静男和毓静贤，当然也有人质疑过为何两个孩子都不姓丁而姓毓（毓敏秀后来和丁建国低调离婚，所有情况都维持着表面的平和，所以除了丁家和毓家，这件事基本算是个秘密），但她从没有正式回应过。这种茶余饭后的谈资，嚼的不过是个新鲜，也就不了了之了。这对双胞胎对奶水的需求大大超出毓敏秀那瘦弱身体的供给，王玉桂给她炖了鱼汤、鸡汤、木瓜汤，到底不太凑效，为了照顾静贤弱小的身子，静男四个月的时候就被迫戒奶了。大概是因为稍长静贤几分钟，静男在个性和身体上都比静贤表现得当仁不让，很有担当。静男很活泼，学习能力很强，她蹒跚学步的时候，静贤还在地上爬。静贤丫丫学语的时候，她已经能说几句完整的小句子了。静贤的第一句“妈妈”是她教的，接着是“呀呀”“嘟嘟”“呼呼”“噜噜”“粑粑”，到第六个才是“爸爸”。两个小天使嘴里冒着泡，喋喋重复着两个字的时候，泪水直在毓敏秀的眼眶里打转。戏班很忙，没有很多的时间精致地照顾她们，王玉桂在做饭，静男就旁边的桌子上一边吃饭，一边喂静贤。无论开始如何，无论生活如何，至少她们健康且快乐地一天一天成长起来。
我的肚子还是毫无动静。我和丁建业去过医院，我主动要求丁建业陪我去医院。我每次看着毓敏秀欣慰地望着两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是我的福报，是我曾跪在神的面前答应离开她而带来的福报。只要我离开她，命运就会再次眷顾她。我迫切地想生个孩子，去实践我曾在那间医院冰冷的地板上许下的诺言。
一张张面容各异的脸，一句句大同小异的问话，一间间点着荧光灯的无菌检查室，我一次次屈辱地谈起我那不和谐性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一次次屈辱地面对一个陌生人脱下裤子，张开双腿，进行那项所谓的宫腔镜检查，吃各种各样的药。那时候一天吃药的量比饭都多。我们还求助过中药，各种偏方古帖，那些熬成黑糊糊的中药是我每天的茶水，但又不敢当着众人的面毫不忌讳地喝，于是每次都只好磨磨蹭蹭地磨到最后一人才去吃饭，而饭菜不是被吃光了，就是只剩点残羹冷炙。最后，我的肚子还是毫无动静。不记得有多少个夜晚，月光从窗外射进来投下一片灰白色的光影，或者杳杳冥冥一片黑暗，丁建业从我身上下来，我能听见一声若有似无的叹息，就像在说终于做完了，终于完成了这项艰难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我们静静地躺着，没有说话。
我们最后一次走进医院的时候，医生第一次使用了收养这个词。建议，他说。他解释说各项检查证明我们两个人的身体都没有问题，但他解释不了为什么不能怀上孩子，丁建业平静地听着，我曾以为他会暴怒，会气愤地质问他为什么，但他没有，平静地就像在听别人不孕的消息，或者只是明天的天气预报。医生接着说这在医学上叫做原因不明性不孕症，由某些不明因素造成，生物因素或者心理因素，又或者兼而有之，目前医学还无法做出准确的解释。有许多年轻夫妻和我们一样情况，他们当中有些选择了收养一个孩子，有些选择两人相伴一生。他又笑着说我们还年轻，这种事不必着急，先放松身心，若最后还是不行再考虑，他只是站在一个医务人员的立场告诉我们一种更多的可能罢了。我们都明白，说越多安慰的话，可能性就越低，我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的愿望大概是落空了。
走出医院的时候，路上攒动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丁建业在路边沉默地抽完一根烟，没有说话，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悲伤或者失落。我走到一个四肢残疾，坐在板车上，但仍用没有五指的手臂在自食其力的手工艺人那买了一朵泥制玫瑰花。粉红色的花朵，颜色就像他没有五指的手臂，绿色的枝叶，露出一小截丝线股的茎，散发着呛人的廉价气味。我给了五十元，没有找零。这是我两年来养成的习惯，见到残疾人、乞食者，或者像这样身有残缺的手工艺人，我都会略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