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目前朝政汹涌的态势得到了一定的遏制，锦衣卫无法一家独大之后，冤假错案就少了许多。
因为不管是东厂、西厂还是锦衣卫，他们三方都想得到皇帝的重用。于是，就会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一旦遇到对方犯错，他们就会抓住不放。
这也使得各方势力不敢再为所欲为，只能按照流程来办事。这样的结果就是，在查出一些案子的时候，他们则谨慎了许多。
崇祯皇帝不偏不倚，一旦发现厂卫冤枉了他人，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对于他们的处罚，也是极其严厉的。
这也使得百官们稍稍松懈了一些，不再人人自危每日被恐惧所笼罩。
之前，锦衣卫可以说横行无忌。在京城，百官们都得绕着走。这也造就了一群害群之马，他们仗着凌驾于律法之上，肆意妄为。
如今不同了，不管是东西厂还是锦衣卫，都在严令部下不得生事。尤其是查案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
虽然这办案效率下降了，可是冤假错案却少了。
随着查抄官员的人数不断激增，随之而来的国库却日益充盈了起来。今天查了这个贪官，追缴赃款十几万两入了国库。明天查抄那个污吏，追缴了他的赃款几十万两入了内帑。
朝廷的国库，终于不再像之前那样老鼠见了都得哭着走了。而是，国库的银子愈发的增多。
当然，仅靠查抄贪官而获得的钱财终究不能维持太久。而且，其副作用重大。也就是说，往往使得一个朝政部门处于瘫痪的边缘。
所以要弥补，尽快的弥补这些查抄官员之后的空缺。最好的办法就是，广罗人才。
生逢乱世，读书人少，能做官的读书人更少。为此，崇祯皇帝下旨，鼓励教育。
在各地大兴学堂，使得平民子弟尽量都有入仕的资格。读书可以明智，读书可以有做官的前途。
而朱慈烺则找到崇祯，要求修撰学堂的课本。这多多少少，还是大出崇祯皇帝的意料之外。
“父皇，儿臣以为：大量刊印书籍，创立八股取士。这些，都是错误的。”
崇祯皇帝大吃一惊，儿子当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所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出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落下十个部分组成。破题，开首用二句设破题意。承题，用三四句或五六句承接破题的意义加以说明。
起讲，用数句或十数作为议论的开始，只写题大意，宜虚不宜实。入手一二句或三四句，为起讲后入手之处。以下起股至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中心。这四股中，每股又都必须有两股排比对偶的语句，一般是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亦有联属者，共合八股，故名八股文。
为朱慈烺居然敢说八股取士是错误的，不过崇祯已经逐渐改变了对朱慈烺的看法。之前面对朱慈烺的离经叛道，崇祯总是震怒，然后严词拒绝。
然后他每次都发现朱慈烺竟然都是对的，所以当朱慈烺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崇祯并没有动怒：“什么，那你说该当如何？”
朱慈烺想了想：“解放天性，使得幼童依自己的兴趣而学。不再单纯的读书入仕，重点推广珠算、农书、发明、理论知识，这些在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都用的上的东西，儿臣首推阳明学说。”
王守仁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是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精通三种主流学说。
王守仁的哲学思想“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他的学术思想流传甚广，远至日韩等国及东南亚地区。
在儿童教育方面，王守仁也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观点，至今对当代的儿童教育起着不小的指导作用。
他批判当时的儿童教育束缚天性，脱离实际的弊端。认为儿童教育应当顺应儿童自身的发展趋势，而不是一味地灌输高深的学识。
同时注重德育思想的教育，通过学习礼仪诗歌等，让他们“致良知，明人伦”从而使他们向善。
儿童教育应该以“明人伦”为目标，以“致良知”为导向，顺应孩子的天性，因材施教，全面发展。
王守仁认为儿童教育的目标不是高深的学识，而是通过“致良知”来让孩子“明人伦”，从而教导孩子向善，拥有一个良好的品格才是儿童教育的重点。
他在《教约》中首先提出了思想品德课的设立，在每日清晨儿童神志最清醒的时候，让孩子学习礼仪规范。
课程的主要内容是老师挨个询问儿童前一天所做的各种事，所说的各种话是否符合礼仪规范。
儿童如实回答，有的话就教他如何改正，没有的话就加以勉励。老师根据每个儿童的情况不同，加以诱导，培养他的德行。王守仁通过“知行合一”的方式让孩子知道礼义廉耻在日常行为的表现。这同时也是他的阳明心学在教育领域的延伸。
还有就是，确定教育方向不偏科。儿童的心智发展程度循序渐进，量力而为。不能一股脑的向儿童灌输高深的道理。教育方式因材施教，考虑到每个儿童之间的个体发展差异。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天文算学、发明创造、科技知识的灌输等等，这些都必须重视起来。
崇祯皇帝的眉头拧成了一朵麻花，他紧皱着眉头问道：“科技，何谓科技？”
跟一个古人聊科学技术，这难度可想而知。可是不说清楚，崇祯皇帝是不会打算支持朱慈烺的想法的。
于是，朱慈烺只好耐着性子说道：“父皇，儿臣从来都不是天资聪颖，从来都不是如有神助。因为儿臣学过科技，所以能改进火器，所以能改进大炮改进火药。”
崇祯一愣，对于火器威力的改进他是知道的。这东西，开山裂石威不可当。
当下，崇祯皇帝的脸上掠过了一丝惊喜：“哦原来如此，这个科技，当真如此神奇？”
- 肉肉屋
因为不管是东厂、西厂还是锦衣卫，他们三方都想得到皇帝的重用。于是，就会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一旦遇到对方犯错，他们就会抓住不放。
这也使得各方势力不敢再为所欲为，只能按照流程来办事。这样的结果就是，在查出一些案子的时候，他们则谨慎了许多。
崇祯皇帝不偏不倚，一旦发现厂卫冤枉了他人，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对于他们的处罚，也是极其严厉的。
这也使得百官们稍稍松懈了一些，不再人人自危每日被恐惧所笼罩。
之前，锦衣卫可以说横行无忌。在京城，百官们都得绕着走。这也造就了一群害群之马，他们仗着凌驾于律法之上，肆意妄为。
如今不同了，不管是东西厂还是锦衣卫，都在严令部下不得生事。尤其是查案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
虽然这办案效率下降了，可是冤假错案却少了。
随着查抄官员的人数不断激增，随之而来的国库却日益充盈了起来。今天查了这个贪官，追缴赃款十几万两入了国库。明天查抄那个污吏，追缴了他的赃款几十万两入了内帑。
朝廷的国库，终于不再像之前那样老鼠见了都得哭着走了。而是，国库的银子愈发的增多。
当然，仅靠查抄贪官而获得的钱财终究不能维持太久。而且，其副作用重大。也就是说，往往使得一个朝政部门处于瘫痪的边缘。
所以要弥补，尽快的弥补这些查抄官员之后的空缺。最好的办法就是，广罗人才。
生逢乱世，读书人少，能做官的读书人更少。为此，崇祯皇帝下旨，鼓励教育。
在各地大兴学堂，使得平民子弟尽量都有入仕的资格。读书可以明智，读书可以有做官的前途。
而朱慈烺则找到崇祯，要求修撰学堂的课本。这多多少少，还是大出崇祯皇帝的意料之外。
“父皇，儿臣以为：大量刊印书籍，创立八股取士。这些，都是错误的。”
崇祯皇帝大吃一惊，儿子当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所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出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落下十个部分组成。破题，开首用二句设破题意。承题，用三四句或五六句承接破题的意义加以说明。
起讲，用数句或十数作为议论的开始，只写题大意，宜虚不宜实。入手一二句或三四句，为起讲后入手之处。以下起股至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中心。这四股中，每股又都必须有两股排比对偶的语句，一般是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亦有联属者，共合八股，故名八股文。
为朱慈烺居然敢说八股取士是错误的，不过崇祯已经逐渐改变了对朱慈烺的看法。之前面对朱慈烺的离经叛道，崇祯总是震怒，然后严词拒绝。
然后他每次都发现朱慈烺竟然都是对的，所以当朱慈烺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崇祯并没有动怒：“什么，那你说该当如何？”
朱慈烺想了想：“解放天性，使得幼童依自己的兴趣而学。不再单纯的读书入仕，重点推广珠算、农书、发明、理论知识，这些在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都用的上的东西，儿臣首推阳明学说。”
王守仁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是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精通三种主流学说。
王守仁的哲学思想“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他的学术思想流传甚广，远至日韩等国及东南亚地区。
在儿童教育方面，王守仁也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观点，至今对当代的儿童教育起着不小的指导作用。
他批判当时的儿童教育束缚天性，脱离实际的弊端。认为儿童教育应当顺应儿童自身的发展趋势，而不是一味地灌输高深的学识。
同时注重德育思想的教育，通过学习礼仪诗歌等，让他们“致良知，明人伦”从而使他们向善。
儿童教育应该以“明人伦”为目标，以“致良知”为导向，顺应孩子的天性，因材施教，全面发展。
王守仁认为儿童教育的目标不是高深的学识，而是通过“致良知”来让孩子“明人伦”，从而教导孩子向善，拥有一个良好的品格才是儿童教育的重点。
他在《教约》中首先提出了思想品德课的设立，在每日清晨儿童神志最清醒的时候，让孩子学习礼仪规范。
课程的主要内容是老师挨个询问儿童前一天所做的各种事，所说的各种话是否符合礼仪规范。
儿童如实回答，有的话就教他如何改正，没有的话就加以勉励。老师根据每个儿童的情况不同，加以诱导，培养他的德行。王守仁通过“知行合一”的方式让孩子知道礼义廉耻在日常行为的表现。这同时也是他的阳明心学在教育领域的延伸。
还有就是，确定教育方向不偏科。儿童的心智发展程度循序渐进，量力而为。不能一股脑的向儿童灌输高深的道理。教育方式因材施教，考虑到每个儿童之间的个体发展差异。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天文算学、发明创造、科技知识的灌输等等，这些都必须重视起来。
崇祯皇帝的眉头拧成了一朵麻花，他紧皱着眉头问道：“科技，何谓科技？”
跟一个古人聊科学技术，这难度可想而知。可是不说清楚，崇祯皇帝是不会打算支持朱慈烺的想法的。
于是，朱慈烺只好耐着性子说道：“父皇，儿臣从来都不是天资聪颖，从来都不是如有神助。因为儿臣学过科技，所以能改进火器，所以能改进大炮改进火药。”
崇祯一愣，对于火器威力的改进他是知道的。这东西，开山裂石威不可当。
当下，崇祯皇帝的脸上掠过了一丝惊喜：“哦原来如此，这个科技，当真如此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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