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在我少年的时候，这首悲壮的歌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牵动着我的心。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改变了我们年青一代的命运，升学的路被堵死了，就业的路也被关闭了，只要一条路在等着我们：上山下乡，农村去到边疆去，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省里给我们县下达了支援边疆的任务，去向是：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在支援边疆的任务没有完成之前，知青们不准在本地上山下乡，唯一的出路是支援边疆。
边疆是非去不可了，选择去哪里呢？
1967年，我瞒着家里人偷偷地报名要去新疆兵团，可是，当我听说马上要批下来的时候，我傻眼了，一股恋乡之情猛烈地撞击着我这颗稚嫩的心，离开家乡、亲人，我感到害怕和痛苦，我硬着头皮到报名处撤回了自己的报名表格。后来，我下定决心不去支边，打算到杭州萧山老家插队务农。我给老家的伯父写了一封信，托人换了几十斤全国粮票，盼望着伯父的来信，过了一段时间，接到一封拒绝的信，其原因，伯父怕我去了分走祖上留下的那份属于我父亲的家产。
镇里高压的动员工作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锣鼓声和高音喇叭声在鼓动着我们，压迫着知青的家长。我父亲朋友的儿子在镇里工作，姓金，他也是我家唯一在官场上的熟人，他的官不大，股所级干部，是他帮助我在镇办的工艺美术工厂找了一份月薪18元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在那时已经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我们全家很感激他。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挨了斗，其罪状是用国旗做裤衩，被罢了官，到“四个面向”办公室工作。
有一天，他特意到我们家，关照我们说：“这批支边青年是到黑龙江一个农场，发工资，吃米饭，还有鱼吃。以后几批都是到黑龙江农村去插队，很苦，我看，要去的话还是这次去为好。”
我们觉得他在做动员工作，但是，他的话不无道理，去不去呢？
谁也拿不定注意，去找小舅舅商量，他是我们家族中，学问最高，大专文凭，是中学老师，平常有什么重大事情都和他商量，连写个申请、证明都找他。
他说：“我要是支持你去，到了那里，又远又苦，我挨埋怨；要是反对你去，那里又是不错，失去了机会，你也会埋怨我，所以，我也很难表态。”
我父亲平常话不多，他说：“我是在你这般年纪离家的，在异乡几十年了，依我看，去也好。”
我母亲信佛，遇到疑难的事情只能去求菩萨。母亲和少年时候的朋友——已还俗的英尼姑商量。
她指点说：“听响卜(卦)！很灵验的。不过，必须有三位异姓妇女一起求菩萨才行。”
一天深夜，她们俩和我外婆，不同姓氏的三位妇女在我外婆家的镬灶前，给镬灶佛烧香磕头，求菩萨显灵，祈祷之后，在装满水的镬里用饭桨把水搅成漩儿，然后放手，让饭桨自由漂浮、旋转，慢慢地，它停住了，方向指的是西南方向，她们俩就朝着它所指的方向去寻找、去探听。
夜深人静，到了西门外的木器加工厂的时候，发现里面灯火天通明，在开会，一位领导在讲话：“这次外出包工，肯定能赚到钱！”
她们听到之后，还不放心，继续往前走，走不了多远，路旁有一窗户里还亮着灯，她们屏息站在窗外，竖起耳朵听，父亲在催促儿子：“太晚了，赶紧睡觉吧，明天还得起早赶路去喝喜酒呢！”
她们听了，记住了，回来分析之后，英尼姑坚定地劝我母亲说：“这是上上卦！让孩子去吧。”
翌日，母亲很庄重地告诉我，好像在传达佛的旨意：“孩子，我们求菩萨了，还是去的好！”
我面临着人生一次重大的抉择。
在我的心中，困扰着我的是当时的家境，哥哥因为文化大革命站错了队，被工厂解雇了，失业在家，小妹还得上学，父母做小生意收入低微，难以维持全家五口的生计，我要是还在家闲着，感到非常难受，我要为这个家做出贡献，再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出去闯闯，见见世面也好，想到这些，我对母亲说：“那我就去吧。”
我和母亲去找金同志，对他说：“我想去，不过请你帮忙，这批报名已经结束，如果能去上，就这批，要是这批去不了，往后，我哪儿都不去了！”
支边要走后门，让人哭笑不得。
从决意不去到决然要去，实在出于无奈。选择去松花江畔的农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召唤我的是那一支悲壮的歌和早已在我胸中汹涌澎湃的那一条遥远的江！
初夏，知青专列火车经过几天的颠簸，跨长江、过黄河，出山海关，行程万里，终于到了佳木斯。在佳木斯的码头，我见到了魂牵梦绕的松花江：波涛汹涌，浪遏飞舟，竟然是那么的宽阔，那么的壮观！
澹兮，其若海！
迎接我们的是梧桐河农场的运输船队，船儿不小，都在百吨以上驳船。我们都坐在甲板上，一览无余，可以尽情地欣赏着松花江两岸美丽的风光，起伏的山丘和广袤而肥沃的原野。
深夜，寒冷的江风把我们冻得无处躲藏。有人只好把行李打开，铺在甲板上，大家顾不上“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扎堆儿往里挤，彼此从中取暖，也有人浑水摸鱼，乘机零距离靠近异性。我钻进船舱底部去避风寒，里面黢黑，散发出浑浊的气味，我摸索着，找一个旮旯坐下来。在黑暗和寒冷之间，我选择了黑暗。我没有想的到的是：夏夜的松花江竟然是这样的冷酷无情，要是到了隆冬季节，那将是怎样的寒冷？我不敢去多想，只是感到一种隐隐的忧虑。难熬的夜晚，我无法入眠，只能去聆听波涛拍打船体的声音，像一位老人在絮絮叨叨，叙述着一个没完没了的故事。
在黑暗和寂寞中，我盼望着光明。
当第一缕曙光在天边闪现的时候，从甲板上传来欢呼声，把我从恍惚中惊醒。船舱下面一阵骚动，我这才发现在这肮脏而黑暗的船舱底部，竟然还有那么多的难友在享受这微弱的温暖。我从舱里钻出来的时候，一股清新的江风扑面而来，我贪婪地呼吸着，遥望着天际灿烂的朝霞，刚刚苏醒的松花江蜿蜒而去，曙光落在波涛上，江面上闪烁着粼粼的波光。
岸边，肥沃的原野，无边无际，展露出诱人的风光，野岸平沙合，连山远雾浮。
船到农场的码头，靠岸了。说是码头，其实是一处稍微坚实些的自然江岸，水深些罢了，船还是靠不了岸，搭上跳板，能走人，能卸货就成，码头随着季节、水位变化而变动。
梧桐河农场，原来是黑龙江第一劳改农场，坐落在梧桐河和松花江交汇的湿地里。这里，沼泽密布，河汊纵横，地势较低。其地形独特，是三角地区，南面是宽阔的松花江，西北面是湍急的梧桐河，东北面是荒绝的沼泽地，构成了无法穿越的天然屏障，这里是关押重犯的绝佳“天牢”
据说原来关押的犯人都是国民党团级以上的军官。为了安排知青，特地把劳改犯迁移别处，把一批已经改造好的犯人留场作技术工人。
有一位体魄彪悍的老职工，年纪在六十开外，一脸的横肉，一只深陷的伤眼，我们都叫他：独眼龙。他勤勤恳恳，每天打扫厕所，很冷的天，还赤裸着上身在干活。他是蒋介石的贴身保镖，精通武术，身怀绝技。听说，上台表演过气功，粗麻绳套在他脖子上，两边十多个人使劲地勒，他都没事。他高兴的时候，背地里，偷偷地给我们耍套拳术。
到了农场，我被分配到二分场二连一排。
连队的领导都是从部队转业到劳改农场当管教，现在成了我们知青的领导。吴排长是佳木斯市知青，赵班长是鹤岗市知青，我们来了之后和他们住在一起，长长的大土炕，睡着十多个人。由于一路奔波的疲劳，我们打开行李，倒在炕上就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发现天特别亮，我以为是第二天早晨，到屋外一看，太阳高悬，一打听才晓得还是当天的中午。这里的夏天，昼长而夜短。
这里的蚊子、跳蚤、虱子特别多。
白天，在野外劳动，蚊子成群，女知青戴上防蚊帽，不怕咬，男知青光头露脸，只能挨咬。夜晚，睡觉需要蚊帐，我们南方知青有蚊帐，东北知青有蚊帐的很少，捂着被子才能睡觉。这里的蚊子不怕人，轰它不跑，赶它不走，前赴后继，叮着你，猛吸鲜血，直到肚子撑得溜圆才滚蛋，它们不怕死，吸饱了任你处置。因为它们太多了，你打不过来，一巴掌下去是一手的鲜血。大瞎虻更厉害，咬上后，扯它都不愿意下来。
晚上，老知青坐在被窝里，脱了内衣、裤子，用指甲盖捕杀虱子、虱子卵，那“噼啪”的脆响，吓得我们南方知青不敢入睡，紧捂被子，怕它们爬过来，有的干脆拒绝和东北知青同屋睡觉。这事情，农场里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我们同乡集体挨了批斗，说我们太讲究卫生，吃的太挑剔是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
俗话说：虱多不痒，债多不愁。
时间长了，我们都和这些烦人的小动物：虱子、跳蚤、蚊子都有了密切的接触和交往。习以为常，有了它们的青睐和光顾，在寂寞、艰苦的生活中多了一份痛楚和情趣。
有一天早上，和我挨着睡的小王突然发现褥子下面的塑料布底下有一群欢蹦乱跳的跳蚤！
“天哪！有那么多。”我们异口同声地惊叫着。
大伙好奇地围了过来。我和小王急忙按住每一个出口，伸手捕捉着，它们在里面跳着、蹦着，异常地敏捷，高速的运动，捕捉它们确实很难，即使捉住了，捏不住它，只能用口水涂在手指上沾它，稍不留神，就让它蹦走了，整死它更难，只能用指甲盖碾杀。忙得我俩满头大汗，人虫大战，战绩平平。
看热闹的同伴兴奋地直嚷嚷：“在这里，喏，在那里！按住它，快！”
大家都忘了吃早餐，一直到上工的哨响，我们才放弃这场歼灭战。
珍宝岛上的战火还没有完全熄灭，硝烟仍然在三江原野上空弥漫。
一天凌晨，急促的哨声响起，我们从睡梦中惊醒。
吴排长第一个反应过来：“有紧急情况，快起来！”说着，披上衣服，冲出门去。赵班长也快速地离开了房间。
赵指导员骂骂咧咧的声音渐渐近了。
我也不敢怠慢，慌慌张张地冲了出来。这时候，指导员已经到了门外，见我冲出来，他急忙往门边一闪，我没有看见他，一脚踩在他的脚掌上，转身要跑，他被我踩痛了，抬起另一只脚，对着我的屁股狠狠地踹了一脚，踹得突然，我被踹懵了，身体踉跄，险些摔倒，到底是谁踹我？为什么踹我？！
我义愤填膺，转过身来，一看是指导员，我更加来气了，大声地指责他：“你为什么踹我？”
“老子有枪毙了你！”他恶狠狠地骂道，仿佛面对的是战场上的逃兵。
我也被他的异常神态所激怒，我毫不退却，怒不可遏，上前一步和他理论：“当领导的怎么可以欺负人！”
房间里还有大部分人没有出来，他们吓得不敢吭声，都为我捏一把汗。僵持了片刻，他已经意识到和我纠缠会破坏这次特殊的训练，他缄默了。我以为他理亏了，再说现在情况紧急，要是真有敌情，贻误战机那还得了，我跑到集合的地点，看见分场领导贾副主任站在那里，就到了他的面前，想找他告状，我刚张口：“我——”
他把我推了一把，压低声音说：“快去，紧急集合。”
我只得忍气吞声，不甘心地入了队列。
在微明的晨曦之中，队伍悄然而迅速地向荒原深处前进。
蜿蜒的小路潜伏在莽草之中，两边是接连不断的水泡、草泽。远处，荒草甸里莽草如麻，沼泽地里危机四伏。前面带路的人对这一带的地形很熟，他疾步而去，我们的队伍在急行军，要是谁掉了队，迷了路，肯定有生命危险。队伍是朝边境线的方向前进，上级告诉我们这次紧急行动是抓捕苏联特务。大家神色紧张，紧闭着嘴巴，谁也不敢吭声，只听见此起彼伏的喘气声和急促的脚步声。渐渐地，太阳高悬，在一处茅草棚里，队伍稍做休息，然后又开始赶路，等我们转回到场部的时候，才知道是一场军训演习。这次军事行动是假的，而我被领导踹了一脚倒是真的。
军训之后不久，指导员给我“小鞋穿”把我调到一个最差的班，班里都是调皮捣蛋、无事生非的知青。那时，农场参照部队建制，组织机构设立班、排、连、营、团；人员分民兵和基干民兵两种，基干民兵都是出身好，表现好的人员组成，可以发枪，可以参加重要的会议，是受人羡慕和尊敬，是一种资格和荣誉。我的基干民兵资格被剥夺了，领导的报复像一股寒流向我袭来，我预感到前途坎坷、渺茫。虽然，班长对我很好，重用我，经常让我写批判文章、通讯稿子，干些轻松的活，可是，我不想在此久留了，要摆脱前进道路上的羁绊和障碍。
夜晚，从南方知青的房间里，飘出那首催人泪下凄婉的歌声：
望断云山
不见妈妈的慈颜
漏残更尽
难耐襟衾寒
往日的欢乐
只换得眼前的孤单
梦魂何所依？
空有泪满襟
几时归来呦
妈妈呦！——
异常艰苦的生存环境，浓厚的思乡之情，加上我受伤的心，我真想寻找爱情来抚慰自己，可是她在哪里呢？
夏天，在洪水来临之前，都要加固、修补江堤。
虽然，防洪劳动很累，可是，我很愿意上堤干活。因为可以看到松花江的美丽景色：江堤两边的柳树丛郁郁葱葱，荒草甸里茂密的绿草在风中起伏像大海的波涛在翻滚，水塘中毛茸茸的小天鹅、小野鸭在自由地戏水，在草丛中追逐。松花江上的轮船，有着异国情调，高耸着大烟囱，冒着浓烟，尾部带着一个大转轮，悠闲地转动着，推动着轮船前进，一看到它，我就想起家乡的水碓房里的大木轮，水推动它不知疲倦地工作，发出“咿呀”的声音。每次上堤，我都期待着江轮的出现，一直目送着轮船远去，消失在大江的尽头，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沿防洪堤有一条小路，从总场到六分场。
有一天，我们在防洪堤上劳动，几位女知青从我们身边路过，从外表可以判断是我们六分场的同乡。一问果然是瑞安县的同乡，她们到医院去探望落水受伤的同乡，回来路过此处。我们早有耳闻：几天前在六分场旁边的江上，发生了沉船事故，落水的是我们同乡，救人的英雄也是我们宁波知青。我们围上去询问情况，她们详细地把事故的经过讲给我们听，其中，有一位叫阿华的女同乡也是遇险者之一，她会游泳，毫发未损，而且，还救了人。我端详着她，清秀而端庄，特别对她的勇敢行为我肃然起敬。我给她们端来茶水，也许是我问得很多，她冲我嫣然一笑，我的心好像被什么牵动了一下，告别了，在握手再见的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地问：“我还能见到你吗？”
翌年夏天，分场成立篮球队。我爱打篮球，自然被选拔上来，练习了几天，就拉到六分场去友谊赛。球赛虽然输了，令我高兴的是碰到了阿华，她邀请我到她的宿舍，请我喝茶。我们闲聊了一会，就告辞了，因为，我们的球队要开拔了。我们彼此有了一些了解，多了一种思念，希望还能见到她，这种感觉到底是友情？乡情？还是别的什么？？
又是一个夏天，我们二分场为了迎接从宁波来的新知青，把我们老知青调到别的分场，我被调到九分场。去了不久，六分场的宣传队来演出。那时候，文艺活动太少，为了看一场朝鲜电影，跑上十几里路也不嫌累，文艺演出更少。阿华不知道我调动的情况，我也不知道她来演出。那天晚上，我在观看中，发现了她，那熟悉的身影，虽然经过化妆，我一眼就能认出来，我目不转睛地看她表演，也许是感情的色彩，我觉得她跳得美极了。等到谢幕之后，我在后台见到了她，我们都为这次不期而遇感到高兴。她化了妆，看起来更美丽，短促的相见，又是匆匆地告别。我们彼此没有再约，也没有通信，像两颗流星在天空划过，也许，彼此都以为两地相距不远，又是同乡，以后相交的机会甚多。可是，谁也没有想的到，几个月之后，我被选拔到哈尔滨上学去了，从此，我们天各一方，再也无缘相见了，只有她的倩影留在我的心中，永远不老。
端午节在南方很热闹，赛龙舟，洒雄黄酒，吃粽子、鸡蛋，可是，在荒僻的农场，人又多，过节食品短缺，我不敢奢望在这里能吃上好东西，可是，真没想到，每个人竟然分到两个大小不一的蛋，其形状比鸭蛋大而比鹅蛋小，其味道非常鲜美，我感到好奇，是啥蛋呢？知青们谁也说不上来，后来，从留场职工的嘴里打听到：“那是鸟蛋，是从很远的老嶝山拣来的。”
那座鲜为人知的神秘小山，其实是一个孤岛。
小岛在沼泽深处，四周是茫茫的沼泽地，人烟罕至，就连野狼、狐狸都不敢涉足的绝境，倒成了鸟类的天堂。春暖花开，候鸟在那里歇脚、繁殖，那里到处是鸟和鸟蛋，那里的鸟的种类很多，有天鹅、大雁、东方白鹤、野鸭、鸳鸯很少有人敢去冒险，只有那些凭着经验，敢冒着生命的危险的人才能去。他们蹚水，踏着根须盘结的野草丛，小心翼翼地探索着，绕过深深的沼泽，他们上了岛，赶跑了鸟群，挑着拣个大的鸟蛋，可是，随时要防着鸟的攻击。分场领导不许知青去冒险，而是派留场的职工去，其原因是他们的命贱，另外，他们有经验。那年代，人们根本没有保护自然生态的意识，祸害鸟类，捕食野生动物，司空见惯，有谁还去可怜那些既不会动又不会叫的鸟蛋呢。现在，回忆往事，我仿佛感到：在自己的肚子里，有两只小天鹅在里面游动、悲鸣。在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那座神秘而美丽的小岛，我一直想去，哪怕在梦里，去呵护那些小生命，去赎回因误食了鸟蛋而留在心中的歉疚！
那年的夏天，8月18日，我们奉命到依兰县清河镇的植树岛去采煤。我们坐上运煤的货船，逆流而上，航行了将近一天，在19日的中午11点到达岛上。
植树岛在松花江中，是一个小孤岛，岛上，有几幢简易的茅草棚屋，住着全是男性，我们戏谑称之为：和尚岛。其面积不大，夜里，谁要是放一个响屁，全岛人都能听见。岛上没有居民，都是我们农场的职工，有少数技工是劳改过来的留场就业人员，这次上岛采煤的大部分是我们二、九分场的知青。岛的中央是露天煤矿，挖了一个很大的坑，形状像一个倒扣的金字塔。白天，有好几百人在挖煤、运输。
到了了黄昏，夕阳西下，晚霞染红了江水，劳动了一天的岛民，唯一的享受是到松花江里洗澡、裸泳。江边搭着几块木板，作为简易码头，有人把它当作跳板，在上面展示一下优美的跳水动作，而且是裸体跳水表演。我欢喜游泳，不巧，我的胸膛上长了一个疖子，不能下水，只能望江兴叹，坐在江边的茅草屋前，欣赏着光棍们的精彩表演和江上绝妙的景色。
因为我长了疖子，请了病假，休息两天。
排长老叶是我同乡，又是同学，他照顾我的身体，安排我到食堂当会计，我欣然接受，食堂工作人员只有三五个，所谓的会计不是专职的，记流水账、打杂、卖饭，什么都干。
我翻阅老日记：
炊事员的生活已深感其味，给予的只是怨骂，留下的只是忧郁。
70年9月10日
有一天，我在卖饭，窗口前，排着长长的队伍，有一位赖皮者抢先，他歪斜着头，敲着碗：“打菜！”一脸蛮横的神情，鄙夷的目光咄咄逼人，仿佛在威胁我：多给些菜，不然的话收拾你！我看了他一眼，他是九分场的一位摔跤好手，叫阿胜，在知青中有些坏名气，周围有一帮狐朋狗友，谁也不敢招惹他，我最瞧不起这种人，我没理他那一套，给打的菜不多也不少，他嫌少，气汹汹地伸出拳头从窗口打了进来，顿时，我被激怒了，顺手把一个碗儿朝他扔去，碗从窗口飞了出来，吓得他闪身躲在一边，他被我的气势镇住了。同乡们目睹一切，大快人心，为了保护我，怕我吃亏，都围了上来，他们那一帮人觉得理亏，拉着阿胜走了。开始，我担心他们暗中报复，我期待着，可是，接下来的时间里倒很太平。
在岛上，只有短暂的一个月，过了中秋节之后的第五天即9月20日，我们撤离了美丽的小岛，因为成熟的水稻在等待我们去收割。
虽然，农场处在水乡泽国，周边有松花江、梧桐河，有数不清的水泡、苇荡，还有纵横交错的人工沟渠，可是，可以游泳的地方很少。我很喜欢游泳，记得游过一次，可是在那又浅又窄的沟渠里，水又凉，下了水，热情就被浇灭了，到处是泥，连一块踩脚的石头都难以寻到。还有一次为了照相趴在齐腰深的沟渠里，假装的泳姿照了相，不过，效果甚佳。令我难以忘怀的一次游泳，那是在松花江边，我们从驳船上卸煤，累了大半天才卸完煤，身上脏，又出了大汗。虽然，精疲力竭，可是，能在松花江里游泳，机会难得，我兴奋地跳进江里，沿着江边，顶着波涛，逆流而上，耗尽了最后的一点气力，又被冷水刺激，等我爬上岸的时候，才感到浑身发软，像得了一场大病，瘫在岸上，不能动弹，在那里躺了多久我浑然不知！
二
秋天，梧桐河水格外清澈、平静。
极目远望，碧空万里，归雁匆匆，远方的西伯利亚的山脉清晰可见。辽阔的原野一片枯黄，草儿在秋风中瑟瑟发抖。
在天黑的时候，我们到防洪堤上散步，经常可以看到远处火光，那燎原之火，特别耀眼，像一道美丽的风景吸引着我们。荒原经常起火，有的是雷击而起，有的是人为所至，也有的是开垦烧荒。
有一天，分场下达紧急动员令：全体人员到分场外东北方向的草原去救火！火光就是命令，大家急匆匆朝着火光的方向奔跑，到了火场，火苗随着秋风，舔着高高的枯草，席卷而去，只留下黑黑的灰尘。我们奋力用湿衣服、柳条扑打着火焰，经过很长时间的奋斗，火被我们扑灭了，看到过火的焦土，我感到非常惋惜，我想起唐人白居易的诗：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九分场的渔寮子坐落在松花江边的一条江湾里，我的一位同乡朋友在捕鱼队当头，他邀请我们仨人去做客，我很高兴去，因为我爱松花江。我们沿着一条长长的被野草遮掩的羊肠小道向江边走去，两边是茂密的柳树丛，洋溢着原野的芳香。
来到了江边，那里有一座小草棚，边上系着一叶小舟，在波浪中摇摆着，像一片树叶漂浮在江面上，宽阔的江面，微风逐浪，涛声如歌。同乡姓陈，为人豪爽，他早在那里恭候我们，非常热情地把我们带到小草棚里，边上有一座土灶，锅里鱼香扑鼻，他揭开锅盖，用勺子搅了搅，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气泡，浓郁的鱼香升腾，向四处飘散。
他告诉我们：“这炖鱼的汤汁从支锅开始到现在一直用它，老汤原汁炖出来的鱼才好吃呢，用的又是江水，那味道，嘿！吃了你就知道。”
我听了他的话，闻着馋人的鱼香，口水直淌。时间快到中午，我们在江边的草地上，席地而坐，中间放着一大盆又肥又鲜的大鲫鱼、江鲤鱼，还有鲇鱼。这里的鲫鱼头小、肉厚、肥美，没有一点儿土腥味，再加上老汤汁炖出来，其味道堪称一绝。平日里，我们很少吃鱼，这次，我们就像馋猫见到鱼，吃鱼、喝汤。
“鱼管够，放开肚皮吃，吃完了再上。”他豪爽地举杯相碰“来，干一杯！”
我们仰脖一口闷，喝的是烈性的北大荒白酒，酒香鱼鲜，畅怀酣饮。我们醺然，薄醉之中感到飘然如仙，面对清澈的苍穹、广袤的荒原和美丽的松花江，江风徐徐，涛声悦耳，我们思绪万千，畅想着未卜的前途，叙说着纷纭的世事。在这荒野的深处，在这静谧的江湾里，天高皇帝远，我们无拘无束，犹如野鹤闲云。
借着酒兴，有人朗诵范仲淹的诗：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浪里。
有人低吟柳宗元的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我哼起那首熟悉的乌克兰民歌：
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
在那清清的小河旁
长着两棵美丽的白扬
那是我美丽的故乡
雁啼红叶天，人醉黄花地。
唱累了，喝醉了，醉卧芳草地，松软的草地比东北的热炕头舒服。饿了再吃，醒了再喝，江边的鱼宴，鱼是菜，鱼当饭。
“放开吃，鱼管够，锅里没了，船里有，船里没了，池里有，池里没了，江里还有。”他自豪地嚷着。仿佛，他是这里的土皇帝，这条江湾成了他的渔场。他是这里的头，手下有几位留场职工，都被他派去打鱼去了，我们并不是怕他们监督，而是嫌他们碍事。
梦回酒醒人何处？
夕阳西坠，碧波荡漾，江水倒映着灿烂绚丽的晚霞，一抹斜阳，晚霞满江，风微浪息，扁舟一叶，轻摆悠闲。柳条在江风中摇曳，波涛拍打着江岸，浪花爬上岸来，亲吻着小草
虽然，在这里生活非常艰苦，可是，有一个小家庭，日子过得也很舒服。
在我们连队，同乡中，结婚成家的只有老刘一家，独门独户，门前有一块小菜园，里面长满了豆角、西红柿、茄子、辣椒、黄瓜，还有一只可爱的小黄狗，见到主人回来，摇着尾巴，老远跑去迎接。
那年秋天，主人老刘夫妻回家探亲去了，委托我们俩给照看房子、菜园和小狗。我们很高兴住进了这温暖的家，虽然我们俩都是男的，他爱好古诗词，朗诵古诗抑扬顿挫，能写几首绝句，我们尊称他为“陈老夫子”我俩都爱好音乐，借一把胡琴拉上一曲，自娱自乐。在离家万里之遥的荒野，有这么一个自由的天地，我们感到其乐无穷。
黄昏，暮色四合，绿色的小菜园里，豆蔓爬满了架子，茄子花、黄瓜花吐着淡淡的芳香。我们把小炕桌搬到小菜园里，从菜园里摘来鲜嫩的豆角，加上老家带过来的猪油、虾皮，烧出来的菜，味道特别好。虾皮烧豆角、凉拌西红柿、肉片炒辣椒，摆满了小桌子，坐在小炕桌前，捏着小酒盅，细品慢咽，此情此景，我们尽情地享受小家庭的温馨。吃罢，我坐在小板凳上，拉上一曲良宵，优美的旋律在暮色中、在旷野里飘飞；小狗安静地趴在我的脚边，眯缝着眼睛，耷拉着耳朵，它好像也被这种特殊的声音所吸引。小黄狗很逗人喜欢，我们常常带着它到荒郊野地去玩耍。晚上，我们躺在热炕头，海阔天空，在猜想着主人恩爱的生活，憧憬着自己幸福的未来。
老刘回来了，我们俩的“蜜月”生活就结束了。
我们“两口子”谁是丈夫？谁是妻子？
两年之后，我在哈尔滨上学，突然从辽宁的部队寄来一封信，拆开一看，原来是“陈老夫子”寄来的。我感到惊讶，他什么时候“混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看完了信，使我更加惊讶的是他提出了一个请求：做他的未婚妻子！而且，定期给他写信。我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没有追问，他也不作解释，像一个军事秘密。我按时以他未婚妻的名义给他写信，内容表达的是惜别之情，分离之苦，缠绵委婉，催人泪下。
两年之后，我接到他从老家寄来的信，他高兴地告诉我：“终于回到老家了！我们也该离婚了，感谢你的无私的帮助和密切的配合。按规定：退伍兵，那里来回那里去。但是，可以照顾婚姻关系。由于你的配合，我把你每封信都给连队的领导看，他们都被深深地打动了！感动之余，对来信的文学水平也很赞赏。”我这才明白，我所扮演的角色的真正意义，我这位男性的未婚妻已经胜利地完成历史使命。我佩服这位迂腐的“陈老夫子”他竟然有这样别出心裁的创意。
后来我问他：“你策划的‘阴谋’是怎么想出来的？”
他笑了，在我耳边神秘地说：“还不是来源于咱俩那段‘蜜月’生活。”
第二年的春天，我调到九分场，我们一个排几十号人，都是温州同乡，住在一幢土坯房子里，两对面是长长的土炕。晚上，可热闹了，大家在长长的炕上嬉闹，临熄灯前，听温州同乡老周说书，他读过好多世界名著，如：战争与和平、红与黑这些书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过，他讲得津津有味，我们听得如痴如醉，讲到生动之处，他嘎然而止，宣布睡觉，明晚再听下回分解，让人欲罢不能，让你馋着、期待着。有时候听到色情之处，有几个站起来起哄，要验证效果如何，挨个掀被子，扒裤子，检查那‘玩意儿’勃立了没有。到了后来，不用挨个检查，有感觉的举手声明就成，只检查不举手的人。其实，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男儿，那有不激动的，个个都“顶天立地”其实都不需查验。
在我去哈尔滨上学前夕，在这房子的东边那间小房子里，两位好友光和志在那里为我饯行，杯觞交错，开怀畅饮。酒醉之后，彼此倾述掏心窝的话，他俩讲了自己隐秘、幸福的恋爱的故事，我好羡慕，可是我不曾有过，心里像一片不长草的荒漠。我隐约地感到有我喜欢的女孩，但是，没有勇气去表达、追求；我也隐约感觉到有女孩子在爱我，可是我没法去接受，因为前途渺茫，没有心思去迎接美好而沉重的情感。
刚到农场的时候，我最烦的是洗衣服，井水太冷，冰冷刺骨，下不了手，水含铁成分很高，加温后水的颜色变红，洗衣服染色；水渠离得较远，河堤是泥垒的，连一块搓洗衣服的石头都没有。这时候，女同乡帮助男同乡洗衣服，男女之间的故事很自然地产生了。渐渐地，同乡中私下里流言多了：谁和谁是一对啦刚刚建立的友情被好心的流言淹没了，互助的现象大多消失了，个别的转入地下。有一位女同乡，给我洗了几次衣服，我们的互助关系也终止了。
不知道哪位同乡开了一个玩笑：“梁山伯与周（祝）英台，天生一对。”
我们几位同乡都觉得他们很般配，随即大肆宣传，想热心促成这桩美事。没想到，有一天，小周把我请到她们的宿舍，刚一进门，就指责我，言下之意：无事生非，毁人名声！要追查造谣者，我很尴尬地承受着，好心成了驴肝肺。
有一次，我们几位热心肠的为“陈老夫子”的婚姻着急，我们分析同乡中叫翠的女同乡和他很般配，我们去找她，同去的还有小周，谈笑中我们提及此事。
她不屑一顾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笑着说：“那用枪把你打下来。”
我这句话，早以忘却，在知青支边卅年的聚会上，重提旧事，那位小周提醒我说：“你说过的那句话，还记得吗？”
我摇摇头。
她说：“那用枪把你打下来。”
现在“天鹅”飞上了天堂，而“癞蛤蟆”还在地上蹦达，活得很滋润。
婚姻是一种缘分，仿佛是命中“注定”的。
爱情就像荒野的草，越是荒凉地方长得越茂盛。
当年，在我们一百多位同乡知青中间，只有一、二对是结婚了的大龄知青，还有几对是订婚了的，其他的都是自由人。在艰苦的环境里，小家庭的温暖生活在诱惑着我们。
有爱情未必有婚姻，有婚姻未必有爱情。
有的人为了爱而舍弃了生命，也有的人为了爱而痛苦一生。在那里，我曾经为自己在爱情方面的清白而骄傲，直到现在，我才悔悟，在那时候，没有婚姻未必是坏事，但是，没有爱情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事，那怕是曲折、失败的爱情。爱情，在那极其寒冷的天地里孳生，将会给人带来多少温暖！在莽莽的荒原上，有一片爱的绿洲该多好，能给孤单的人带来慰藉和希望。面对苍凉的荒原，我内心像荒原一样空寂，在那段苍白的岁月里，我为自己浪费了青春、压抑了的激情而追悔末及。
记得1973年寒假，我从哈尔滨建工学校回农场探友，老刘在总场宣传科工作，我住在招待所他的房间里，九分场的小朱和八分场的小王过来看我，我们在一起特别高兴，几杯酒下肚之后，有人提议把留在总场的女同乡：商店的郑姑娘和广播室的陈姑娘请过来，一起乐呵，派谁去呢？最后以赌博的形式商定：由小朱邀请郑姑娘，同她言明，请不来，小朱输，请来了，老刘必须吻她，否则，老刘输；由老刘邀请陈姑娘，同她言明，请不来，老刘输，请来了，小朱必须吻她，否则，小朱输。输者，不光承担饭局费用，还得罚酒。
我们放下筷子，分头去请，我陪同小朱去邀请郑姑娘，到了商店，小朱有些胆怯，小心翼翼地说明了来意，也许是理由的奇特，她没有接受邀请。我们回来之后，不一会，他俩也回来了，小朱看了看他们的身后，她也没来，松了一口气。
突然，一个严厉的声音响起：“我来了，谁找我，要干吗？！”话音刚落，小陈出现在门口，只见她，杏眼微瞋，目光直射小朱。
他愣在那里没有吭声，几分钟的尴尬和沉默之后，她飘然而去。她一走，我们又回到原来的热烈气氛之中。小朱彻底输了，该他请的姑娘没有来，别人请来的姑娘又不敢去吻。
我问老刘：“你是怎样把她请过来的？是骗来的吗？”
他喝了一口酒，笑着说：“我和她说了真话，要她一定给我面子，否则我就输惨了。”
输者罚酒，赢者开心。输赢已见分晓，我们开怀畅饮。
在我们这一批知青同乡中，小朱和小王他俩的年纪最小，才十六、七岁，酒后吐真言，没想他们都爱恋着同一位姑娘，其实，在我们连队的男同乡，暗恋她的何止他们俩。
诗经首篇关雎中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出众的姑娘甚少而追求者甚多，这很自然，在年青男女之间，爱之不易，放弃爱，更不易。他俩借着酒兴，表白爱上了同一位姑娘，因此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老刘见此情景突发奇想，提议用摔跤的胜负来决定谁放弃爱，双方下的赌注：放弃对一位姑娘的暗恋。近乎荒谬的赌博，只能在此时此刻才能发生。在冰天雪地之中，在遥远的天涯，能使人热血沸腾的只有烈酒和爱情。两位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他们欣然接受这种建议，像普希金那样勇敢迎接为爱情而“决斗”老刘当裁判，我是唯一的观众，兼保卫，当他们撞向土炕和墙的时候，我把他们推开。我不停地给他们加油、呐喊，他们在奋力拼搏，被酒醉得踉跄的身体互相搂抱着、推拉着、翻滚着他们的身影在我的醉眼去晃动，一直到他们筋疲力尽，倒在炕上不能动弹了为止。裁判老刘也被转迷糊了，他数不清摔了几个回合，他判断不了谁赢谁输，他更不会把爱她的“专利”轻易判给谁，他没有这样的权利，更没有这样愿望。
我调到九分场不到半年，总场分配给九分场三个上学的名额，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这是第二批工农兵学员。分场把推荐名单交给下面，以排为单位，投票表决，百里挑一，没有想到的是我也在名单中。其实，我刚到那里，人生地不熟，领导对我也不甚了解，不过，温州同乡倒不少，有七八十吧。那时候，我在排里做宣传工作，出黑板报，相比之下，有点知名度。结果，很幸运，各个排都投了我的票，经过分场同意上报，总场批准，等待学校录取。
双喜临门，上学又入团，团支部发展我为共青团员，入团那天，我作为新团员代表在大会上发言，那时，我的心情很激动。
俗话说：乐极生悲。
开完会后，我很亢奋，到宿舍西头小贮藏室里找一双晾干的鞋，里面很黑，我摸索着进去，不小心踩在倒地的钉耙上，把我的左前脚掌扎透了，我一摸，尖锐的钉尖已经从两脚指头的骨头缝里戳穿，我吓得大声呼喊，惊动了宿舍里的人们。
他们急忙跑进来，看我蹲在地上，双手紧按着，他们以为我抓住什么小动物，围过来问我：“抓住啦，什么东西？”
我哭笑不得，说：“扎脚了！”
我松开双手，一抬腿，钉耙也跟着起来了，他们这才知道情况严重。有一个人拔钉耙，没有拔下来，两个温州同乡用力才把它拔下来。那时，我没有感觉痛，也许是心情紧张，又担心出血，拔下来之后，赶紧用手捂住伤口，他们把我送到医务所。那钉耙很脏，伤口几乎没流血，很容易感染，医生用刀把被污染的肉刮去，这时候，我感到揪心地痛，处理了好长时间，打了防破伤风的针，包扎好以后，被抬回了宿舍。从那时开始，我失去行动的自由。每天吃、喝、拉、撒、睡都得靠别人伺候，幸好有温州同乡在旁，大家轮着照顾我，我躺在炕上，像孕妇坐月子。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上面通知体检，我还不能走动，分场用拖拉机送我们，连队派两位同乡护送我去总场医院去体检。下了拖拉机，同乡罗建中背着我到了医院门口，我不好意思让同乡背我进去，只好单腿跳着进去。检查结果下来，其它正常，惟独血压稍高。
后来，到了学校，偶然中碰到我们农场招生的那位老师，他在图书馆工作，告诉我：“招生时候，发现你的血压有些高，我犹豫了一阵，看你是南方人，没门没路的，就把你收下了。”幸亏是这位菩萨心肠的老师，否则，我的命运轨迹将是别样的曲线。那次招生，没有面试，甚至连报考的学校和专业都是组织上安排的。
三
冬天到了，西伯利亚的寒流毫无阻挡地闯了进来，肆虐这片土地。这里的冬天来的早，皑皑的白雪覆盖着广袤的荒原。松花江封江了，梧桐河冻透了，变成冰的巨龙，僵卧在辽阔的雪原上。
翻阅老日记：
今天仍旧劳动，割稻子已经一个星期了，为了庆祝节日，晚上，我们
十位乐清同乡和两位温州同乡在一起举行小型宴会，菜肴有：粉糊、丸
子、鱼、肉猜拳行令，气氛热烈，别开生面。
70年国庆节
在那蛮荒之地，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每逢过节，同乡们在一起聚餐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约几位知己，从食堂里打几样菜，每个人从箱底拿出从老家带过来的特产，供大家享用，把南北的饮食习惯、酒文化融合在一起。
今天是70年最后一天，旧的一年转瞬即逝，它是时间的步履，历史长河
的浪花，随着奔腾而去的巨浪从我们身边卷走了，永不复返。
为了忘却不会夺去这有意义的一年，写上一笺记念，将它存在自己的记
忆里。
在这艰苦的岁月里，我们酣战在祖国反修前哨，为祖国的平安、人类的彻
底解放而奋斗，我们在广阔的荒野里，在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的熔炉里，磨砺
自己的革命意志，锤炼一颗忠于毛主席的红心。
忆往昔，峥嵘岁月。
望未来，风光无限。
沉重的时辰脚步留下深深的履痕，用欢悦的心情来迎接将要赴任的时辰大
使——元旦的光临。
70年元旦前夕
从日记里，充满着那个年代青年人的豪情，那可是支撑我们在冰天雪地里生存的精神力量。
俗话说：三九四九，棒打不走！
在这里，最寒冷的时段是从元旦至春节。春节将临，留在农场的同乡们很早就筹备隆重的年夜团圆饭，早早地派人到梧桐河北岸的屯里去买年货：鹅、牛肉、鸡等。那里离我们连队很远。
除夕之夜，是家人团聚的时候。在万里之外的游子们相聚在一起，共同来欢度难忘的夜晚。除夕团圆饭，我们邀请了十、九分场回不了家的同乡前来团圆，我们24位同乡和一位东北友人，欢聚在一起，在这清冷的天地里，盛宴进行得特别热闹。
团圆饭之后，我们七位同乡借着酒兴，在小小的成衣铺里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店主小蔡是我们同乡。连队宣传班班长老王也是同乡。我们借用了一些乐器：扬琴、二胡、笛子、手风琴等。虽然，我们的演奏水平一般，但是，大家都很投入，节目有合奏、独奏、独唱，内容丰富，演奏的风格独特，脸盆、茶杯、饭盒都成了打击乐器，优美的声音掩盖住了风雪的喧哗，在这冰雪世界里，把欢乐留给自己。
翻开纸已发黄的日记：
今宵欢乐经历是将来甜蜜的回忆之泉。
当我们到了年迈的时候，今宵盛况是否依然历历在目？多么值得记载
对于梧桐河的点点琐事我都不会吝啬放过，何况今宵，不眠之夜。
姗姗而来的春节，轻盈而明媚的姿态，来得又是何等仓促。我们这些来
自东海之滨的年轻人，欢喜如狂，满炕的美味佳肴：肉炖黄豆、白菜豆腐
皮、桂花糊、牛肉包子、肉片、水饺、家乡带过来的鱼虾还有各种
美酒。同乡、战友们欢聚一堂，频频举杯，为祖国的未来，为我们的前途
大家相互祝愿。
女同伴猜拳行令，巾帼不让须眉。
小小的音乐会更是别开生面。
深夜，我们奉命执勤，在巡逻中，脚踏着白雪，仰望满天星斗，依稀的
月色中，迎接新的一年降临，仿佛感到晶莹的雪原更白了，阑干星斗，月
色朦胧，我感觉到自己结实了一些。在两年的间隙里，我涂上这一笺。
71年春节前夕
除夕之夜，我们奉命执勤，手握钢枪，守卫在祖国的边疆。那是一个极为寒冷的夜，仿佛万物凝固，只有在寒风凛冽。在寒夜里巡逻，脚踏冰雪，雄赳赳，气昂昂，有一种无上荣光的豪迈感觉，冰雪的光在刺刀上闪烁，大头鞋踩在雪路上发出“嘎吱”的声音。我们每隔一小时巡逻分场一周，我们希望能发现点情况，争取立功的机会，大约在三更天的时候，我发现在女排宿舍那边有动静，漆黑的夜色，我老远用手电筒光扫射着，去寻找可疑的目标，在一束白光中，发现是一个女知青蹲在那里，只看见一团白花花的东西，我意识到她在干什么，我赶紧掐灭了手电筒，心里咯噔一下：坏了，照的不是地方。
同伙好奇地问我：“发现了啥？”
我神秘地说：“有敌情，可能是一只白狐狸。”
“那赶紧追啊！”
我拉住他“早跑了。”
工农商学兵五行，我这一辈子，唯一没有干过的职业是当兵，但是，我当过民兵，扛过大枪，也打过几发子弹，最重要的是为祖国守卫过一夜的边疆。
白茫茫的雪原在月光下闪烁着骇人的寒光，周天寒峭，万物寂静，仿佛凝固了一样。
履带式拖拉机拉着大爬犁在坚硬而光滑的冰雪道路上奔驰，大爬犁上面堆着小山似地稻谷垛子。
惟独脱谷场上，在惨白的水银灯下，一群不畏寒冷的知青们仍在战天斗地。深夜，那是最寒冷的时候，我们去接班。脱谷场虽然离场部只有四、五华里路程，可是它却是我人生走过最为痛苦而漫长历程。我把能御寒的装备全部用上：风雪帽外套狗皮帽，短棉衣外套长大衣，毛线裤子外套大棉裤，大头鞋里塞满乌拉草，手上戴着手套外加棉手闷，腰里系着绳子，脖子缠着围巾，脸上带着厚厚的口罩，整个人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步履艰难地前进。雪虐风饕，寒风中夹着刀片似的雪花，刮在脸上，好像刀子在割，火辣辣的痛。我感到受不了，就背过身体，倒退着走，强劲的寒风推着你，白毛风，像一群蜜蜂钻进我的袖口、裤腿和脖领的缝隙，像无数枚针在刺，痛得我直打哆嗦。同伴们稀稀拉拉，像一支溃败的队伍，在微弱的雪光中，磨磨蹭蹭、跌跌撞撞地前进。快要到场院的时候，我转身面对着寒风，只感到一股奇冷的风像锋利的刀子在我的鼻尖上割了一下，我感到钻心地疼，预感到鼻子已经被冻掉了！平日里，当地的老知青告诫我们南方知青：要当心冻掉鼻子。我们不以为然，以为是危言耸听，逗我们南方人玩的。没想到，这时候，竟然出现在自己的身上。顿时，我感到非常的恐惧，捂住自己的鼻子，向场院的管理房狂奔，嘴里惊慌地嚷着：“我的鼻子，我的鼻子冻掉了！”
小小的管理房里挤满了人，在冰冷而宽畅的场院里，惟独这里有些温暖，人群紧紧地围绕着屋子中间的火炉，在烤火取暖。班长老赵听到我的慌张而害怕的喊叫，急忙从人群里挤出来，他查看了我的鼻子，赶紧把我拉到屋外，抓了一把雪，在我的鼻子上使劲地搓起来，冰冷的雪在搓动中渐渐变热，我失去知觉的鼻子尖渐渐感到麻木，然后感到疼痛，我终于从惊恐中解脱出来，我感激的地向老班长道谢。
他告诉我说：“冻伤之后，赶紧用雪搓，千万不能热疗，否则将会冻掉！”
场院里，脱谷机在雪原上孤独地轰鸣着，水银灯发出惨白的光芒和雪光交融在一起，高高的稻草垛像座小山似地高耸着。安排中等体力知青的农活是背草，这道工序，很难监督，开始，人多不累，到了后来，溜走一多半，有的人躲到场院管理房火炉边烤火去了，有的人躲在草堆里偷懒，更有甚者在草堆里睡过去了，人被埋在草堆里面，找不到人了，幸亏有人在草垛上面撒尿，才把他浇醒。背草的农活，人越少越累，还没等你喘过气来，又轮到你了，老实人吃亏。有时候，稻草堆在机器边上，越积越多，脱谷机只好停下来，领导把背草的伙计全找回来搞突击。重活，拿叉子送料的活我干不了，轻的活，抬谷子的活不让我干，我经常去干背草的农活，背驮着大捆稻草在又陡又滑的木跳板上艰辛地挪动着，淌着汗水的脸去面对寒冷而漫长的冬夜，汗水熔化了脸颊的雪花，流到下巴在胡子上结成了冰茬。累了，倒在草垛里歇息；饿了，嚼一把生黄豆，开始，不敢吃，其味道生而涩，也许是饥饿，后来，竟然越嚼越香。
69年春节临近，思乡之情与日俱增，南方来的知青纷纷请假回去探亲，有理由请假的知青都获准了。
我让家里发份电报：爷爷病故，速回！其实，我爷爷在我没有出世之前就亡故了。我没有被批准，我心里明白：并不是领导识破了我的谎言，而是被我踩了一脚的指导员是不会放我走的，即使是我亲爹出事也不会准假的。我和另外两位同乡决定逃离。那年月，中、苏边境还弥漫着战争的硝烟，出入农场是需要边境通行证，农场和外面的交通，每天只有一趟公共汽车，没有边境通行证既进不来又出不去。我们只能偷渡松花江，到江南岸的马虎力小镇，再坐公共汽车到佳木斯。
那天，我们仓促逃离农场。
那天的情景犹如诗经中北风篇里所描述：
北风起喈，雪雨起霏。
惠而好我，携手同归。
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同乡们偷偷地用大马车把我们仨送到松花江边。
我被眼前的奇景震撼了，宽阔的松花江，像一条巨大的冰龙，凝固的惊涛骇浪，气势磅礴。前面没有路，马车是过不去了，同乡们卸下我们的包袱，再三催促下，才把我从惊奇的思绪中唤醒，我们是在逃亡的路上，后面也许有追兵，要是被押回农场，那后果令人不寒而栗！我们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踏上冰封的江面，背着沉重的包袱，带着惶恐的心情蹒跚前进。江面上没有路，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蜿蜒在巨大的冰块缝隙之间，身临其境，宛如冰雕的艺术长廊展现在我的面前；进入其中，仿佛置身于冰的迷宫之中，冰上很滑，崎岖不平，我们跌跌撞撞，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累得我浑身冒汗，终于到了江的南岸。
我站在高处回首望去，大江东去，松花江像一条冰龙僵卧在大地之上，雪原茫茫，雪花纷飞，眼前景色使我想起伟大诗人毛泽东的那首诗：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山舞银蛇
原驰蜡像，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沁园春雪
从马虎力小镇坐汽车到了佳木斯火车站，由于慌乱，我们误把出站口当成进站口，耽误了上车。等了好久，才坐上一趟慢车，火车里又挤又乱。在火车上，同行的“陈老夫子”被小偷偷去了钱包，后来，在餐车的遗失玻璃柜里，他发现了自己的钱包，他去认领。
乘警问他：“钱包里有什么东西？”
他回答说：“有钱、照片、还有火车票。”
乘警检查之后，包里只有火车票，怀疑地问：“火车票多少钱买的？”
他结巴，说不上来，因为是我买的票，他本来就有点口吃，经盘问，就更慌了，乘警以为他是小偷，要扣留他。
他害怕了，慌忙解释说：“不相信，你可以去找他们。”
“你还有同伙？”他点点头，带着乘警来找我们。
我知道是一场误会，我准确地把火车票的价钱、起点站和终点站说了一遍，经过解释，乘警相信了，把火车票还给了我们。
坐了几天的火车，我们终于到了杭州。已经是晚上，我们没有介绍信，不敢住旅馆，只能在火车站里游荡，因为这里是通宵不关门的。我们把大件的手提袋寄存了，余下的行李各自带着。我感到困了，只得躺在火车售票处的长椅上休息，由于颠簸的疲劳，不一会儿就睡着了，等我被惊醒的时候，发现一名警察站在我的面前。
他很严肃地说：“起来！这里不是睡觉的地方。出示你的证件。”
我迷迷糊糊地，一听说查证件，被吓醒了，我那有什么证件，介绍信没有，边防通行证也没有，这如何是好？售票厅里静悄悄的，已经打烊，我无奈地拍拍自己的黄棉衣，意思是：我是支边青年，这就是证明！他瞪着眼睛，打量着我，好像在审视一位流窜犯。我不由地打了一个冷战，担心被收容，被押送回去。我突然想起口袋里，还有一份护身符——支边证。我用颤抖的手赶紧把它掏出来，递到他的面前，红彤彤的证件，他没有接，看到它之后，紧绷的脸上绽放出一丝宽容、同情的笑容，也许，他的家族中有支边青年，他挥了一下手，转身走了。我长吁了一口气，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去候客大厅，里面候车的人熙熙攘攘，我找到了那两位同伴，他们也困了，蜷缩在旮旯里，我叫他们起来，把所有的包裹拢在一起，套在自己的手臂上，用身体压在上面说：“放心吧，我看着，你们去转转，找个地方眯盹一会儿。”
第二天早晨，我被他们喊醒了，爬起来一看，他俩买的蛋糕，打算回家孝敬父母的，都让我给压瘪了，大家都感到可惜。天大亮了，我们该分手了，我要去萧山伯父家“陈老夫子”回老家，小蔡去杭州市郊的钢铁厂，我把寄存的牌子分了，临走的时候，去取自己的东西就行了。“陈老夫子”是最先去取寄存的东西。
突然他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找我“东西取不回来，还问我有几个钱包？”
我一听就明白了“牌子分错了，又是一场误会，他们以为你是小偷呢！”
我们来到寄存处，我向那里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对不起，这牌子是我们仨的，搞乱了，现在请你们检查，我们分别说出里面的东西，说对了，请你们还我，说的不对，那就不是我们的东西，你说对不？”我稍停了一下，看着她们疑惑的目光，我继续辩白说：“每个手提袋里都没有钱包，不相信的话，我们倒出来让你们查。”
她们同意了，按照我们指的东西拿过来，逐个查验，然后还给我们。
那年，我在萧山老家过的年。
四
在萧山老家过了春节之后，回到家里。
那时候，请假回去的知青，加上逃回去的知青很多，回来了都不愿意再回去，主要的原因是东北的气候太恶劣，生活条件太差。我们的归来引起了社会的震动，给老家的政府压力很大，政府还要动员大批的知青到黑龙江去支援边疆建设，政府为了继续做好支边工作，必须劝说我们回去，并且许诺：敲锣打鼓再一次欢送我们，回去的路费政府负责，并且派专人护送，保证回去之后不受任何处分。
我们在老家游荡了几个月，也没有别的出路，呆腻了，只能回去。我们的行程，走水路，从温州经上海至大连，既省钱，又可以欣赏东海、黄海和勃海。
同行的有十多位同乡，我们坐温州至上海的轮船，四等舱。在船上，我们几位玩扑克游戏：打四十分，对面两人配对。我的对面是一位年少貌美的女同乡，我们俩配合默契，手气也不错，战绩斐然，比对手遥遥领先。站在边上一位朋友按捺不住对她的爱慕之情，硬把我拽起来，我只好让位给了他。晚上，我睡在她的上铺，他又过来，硬缠着要和我换铺位，我也舍不得这个特殊的铺位，但是，我佩服他的勇气，成人之美吧，我和他换了铺位。
几年之后，他俩——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是否感谢我的两次礼让呢？
在大连火车站，我和另外几位胆大的同乡为了省钱，决定冒险：逃票！那年头，知青还有一些红卫兵的遗风，坐火车逃票，涂改票期，利用时间差重复用票，买短途票上长途火车，这些是我们惯用伎俩，铁路部门对这事情也没有办法，既怕知青闹事，又同情知青的艰难处境，遇到此类事情，发现了劝下车也就算了，往往是从前面车厢赶下去，后面车厢爬上来，他们也只能开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
火车过了大石桥站，我买的票已经到头，坐立不安，就成了惊弓之鸟，此刻，我才明白：作贼心虚。
赶巧，查票的时候，我在厕所里，避过去了。
不巧的是，我刚从厕所里出来的时候，却被检票员堵住了“验票。”
我只得壮着胆，把票递给他，想蒙混过关。
他仔细地看了看，说：“你的票，过站了。”
我假装糊涂“过站了，现在到哪儿啦？”
这时候，车厢里的女同乡小赵用土话冲我大声喊着：“快过来，给你票！”她把里面夹着车票的扑克牌递过来。
我哭笑不得，无奈地说：“已被查到了。”
检票员要我跟他到餐车去接受处理，餐车里有一小队人等候处理，其中有我们同乡仨，一个是岁数最大的“老五头”另一个是最有钱的“华侨佬”
列车长挨个训斥那些逃票的屯里人，他们怪可怜的，挨了骂，还的得补票、罚款，没有钱的可能还得拘留做劳工。最后，才处理我们仨，都穿着黄色军棉衣，在他们眼睛里就是“黄马褂”是‘皇上’亲赐的，知道惹不起。
“你们的票呢？”这时候，列车长像换了个人似的，笑着问我们。
“买了。”我争辩着。
“那后一段呢？没钱了？”他好像给我们找个理由。
我用家乡土话征求他俩的意见：“不补票，被赶下去，再爬上来，你们看，行不行？”他们没有回答我。
“华侨佬”从鼻孔里发出藐视的声音“哼！”同时从口袋里拽出一大把十元的大票“啪！”地甩在餐桌上。
列车长愣了，我也被他的举动迷惑了。他摆阔，爽快地补了票。我俩继续装穷，当着列车长的面向“华侨佬”借了钱，补了到沈阳的票，然后，我郑重声明：“我俩只能补那么远了，后面那一段（沈阳至哈尔滨），我们实在没有钱了，你都看到了，是借的钱。”
列车长无奈地笑了。
列车在东北的原野上飞驰，远处山冈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路边的白杨树在春风里抖落冬雪舒展着挺拔的枝条，星星点点的嫩芽争先恐后地钻出来呼吸着春天的气息。
浙江知青慰问团来的时候，我反映了自己被踹的遭遇，慰问团和农场交涉过此事，引起农场领导的关注。我回到农场之后，领导对我的态度大变。不久，从温州来了一大批知青，我当上了班长。后来，农场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活动”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讲，感动了别人，从班里开始讲，到排里、连队、分场讲，最后被推选为分场代表，去参加总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那里，过了几天舒心的日子，难得看了几场电影和演出。
春天，姗姗来迟。
松花江开江了，融化后的江面，巨大的冰块在急流中撞击着，挤压着，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下游冲去，发出雷鸣般地巨响，唤醒了这片沉睡的原野。在厚厚的冰层下寂寞了漫长的冬天之后，鱼儿争先恐后地逆流而上，十多斤重的江鲤子，游到我们的水田里、水沟里，看水的知青，常常用铁锹拍它，打晕了，扛回来改善伙食。
有一天，几位同乡不畏水冷刺骨，下水沟抓鱼，刚刚融化的冰水之中，鱼儿在迟缓地游动，不一会儿功夫，就用手捕捉了满满一铁桶的鱼，足有几十斤。初春，地里新蔬菜还没有长出来，冻白菜、土豆，我们都吃腻了，大家都嘴馋。那时，我们吃的是大锅饭，为了加工这些鱼，只能在炕洞口，垒上几块砖头，没有炊具，只能用铝面盂煮鱼，那面盂白天洗脸，夜里撒尿，现在炖鱼，倒扣一个面盂当锅盖，而后，加一把辣椒，加一把盐，等到飘出鱼香的时候，大家就你一碗，我一勺地抢着吃，其味道独特，气氛热烈，欢乐和笑声充满了低矮而破旧的土坯房子，穿过窄小的窗户，飞扬在静寂的荒原。
淅淅沥沥的春雨，把大地浇透了。
泥泞的土路，穿着长雨靴在上面行走，十分累人，每迈一步都费好大的劲，一脚踩下去，烂泥埋到腿肚子，要是用劲过猛，脚拔出来了，而靴子仍埋在泥里，人失去重心，就会跌倒，屁股啃泥。有坡度的地方很滑，不小心就会摔跤。从总场到二分场的路程只有两公里左右，有好体力的人也得花上个把钟头才走完。
泥泞的路，使我想起小时候赶海的情景。
那年头，遭受连续的自然灾害，家乡闹饥荒，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家乡紧挨着乐清湾，退潮了，我跟随母亲到海涂上捡螺蛳、小螃蟹、蛏子。我人小腿短，湾里的涂泥又烂又深，有的地方都没到大腿根，迈动一步，深陷到大腿，常常需要母亲拉我。等到涨潮了，我们才往回走，海水追赶着我们，人走三步，海水跟着涨一步。可是，我人小步子也小，海浪追逐着我，要不是母亲牵着我的手，我肯定被海水吞没。
在那荒芜的边陲，总场算得上繁华之地了，上总场逛逛，也是难得的享受。那里虽然不大，逛一圈用不了抽一根烟的工夫，可是，那里有宽阔的马路，道路旁长着高高的白杨树，有商店、学校、电影院、照相馆、办公楼、招待所、医院等设施，连监狱都有。在总场的边上，还有一片绿色的沙果林，开花的时候，芳香飘飞，到了挂果的时候，红彤彤的果子，令人垂涎。
弹指一挥间，在二十二年之后的春天，即1991年5月22日，我和老梁、老刘和佳木斯的几位老知青重返农场，大家都是政府工作人员，西装革履，衣锦还乡，志高气昂，专车前往农场。沿途看的景象比原来荒凉，泥土路坑坑洼洼，土房子更加破旧，听说码头塌了，梧桐河上那座雄伟的百米大桥也跨了，运输船队也解散了，农场最大的企业造纸厂因为亏损而停产，只是总场的一片空地上多了个农贸市场。农场欠债几百万元，职工们好长时间没有发工资了，买油买粮都记账，农场的情况堪忧。
我们的到来，受到农场老领导的热烈欢迎，彼此分别几十年，他们都已经退休，留在农场的知青很少，留下的都当上了领导。我们掏钱设宴请他们，还给他们每人一份礼品：一个铁壳热水瓶。
宴席之上，踹我一脚的赵指导员挨着我坐着，我俩都会回忆起那段令人心酸的往事，幸亏他当时没有枪，留下了我的生命，幸亏他踹我一脚，留给我的曲折教育，使我受益终身。觥筹交错，他昏花的眼窝里含着泪花，颤巍巍的双手高举酒杯，难以表达的话语全溶在酒里，我也高高地举起酒杯，彼此碰杯，为我们的过去，仰脖子，一口闷！
春天，梧桐河依旧蜿蜒在原野上。
辽阔的原野上，野花盛开，青草遍野，黄花菜开着金黄色的喇叭花在春风里摇曳；狍子在草地上撒欢地奔跑着；草泽里鱼儿在自由地游动着；天鹅、大雁、野鸭在蓝天尽情地飞翔着
二十二年之后，我又一次站在松花江边，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我的思绪万千，在松花江畔生活了十二年，喝的是松花江的水，吃的是黑土地的粮。
这里哺育了，也教育了我：
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
我感悟到：那时候的坎坷经历和风雪的磨难，决定了我日后平凡而知足的命运。
我老了，而松花江依旧，波涛汹涌，骇浪拍岸。我又回到它的身边，此时此刻，心中又响起那一首震撼心灵的歌：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在我少年的时候，这首悲壮的歌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牵动着我的心。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改变了我们年青一代的命运，升学的路被堵死了，就业的路也被关闭了，只要一条路在等着我们：上山下乡，农村去到边疆去，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省里给我们县下达了支援边疆的任务，去向是：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在支援边疆的任务没有完成之前，知青们不准在本地上山下乡，唯一的出路是支援边疆。
边疆是非去不可了，选择去哪里呢？
1967年，我瞒着家里人偷偷地报名要去新疆兵团，可是，当我听说马上要批下来的时候，我傻眼了，一股恋乡之情猛烈地撞击着我这颗稚嫩的心，离开家乡、亲人，我感到害怕和痛苦，我硬着头皮到报名处撤回了自己的报名表格。后来，我下定决心不去支边，打算到杭州萧山老家插队务农。我给老家的伯父写了一封信，托人换了几十斤全国粮票，盼望着伯父的来信，过了一段时间，接到一封拒绝的信，其原因，伯父怕我去了分走祖上留下的那份属于我父亲的家产。
镇里高压的动员工作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锣鼓声和高音喇叭声在鼓动着我们，压迫着知青的家长。我父亲朋友的儿子在镇里工作，姓金，他也是我家唯一在官场上的熟人，他的官不大，股所级干部，是他帮助我在镇办的工艺美术工厂找了一份月薪18元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在那时已经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我们全家很感激他。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挨了斗，其罪状是用国旗做裤衩，被罢了官，到“四个面向”办公室工作。
有一天，他特意到我们家，关照我们说：“这批支边青年是到黑龙江一个农场，发工资，吃米饭，还有鱼吃。以后几批都是到黑龙江农村去插队，很苦，我看，要去的话还是这次去为好。”
我们觉得他在做动员工作，但是，他的话不无道理，去不去呢？
谁也拿不定注意，去找小舅舅商量，他是我们家族中，学问最高，大专文凭，是中学老师，平常有什么重大事情都和他商量，连写个申请、证明都找他。
他说：“我要是支持你去，到了那里，又远又苦，我挨埋怨；要是反对你去，那里又是不错，失去了机会，你也会埋怨我，所以，我也很难表态。”
我父亲平常话不多，他说：“我是在你这般年纪离家的，在异乡几十年了，依我看，去也好。”
我母亲信佛，遇到疑难的事情只能去求菩萨。母亲和少年时候的朋友——已还俗的英尼姑商量。
她指点说：“听响卜(卦)！很灵验的。不过，必须有三位异姓妇女一起求菩萨才行。”
一天深夜，她们俩和我外婆，不同姓氏的三位妇女在我外婆家的镬灶前，给镬灶佛烧香磕头，求菩萨显灵，祈祷之后，在装满水的镬里用饭桨把水搅成漩儿，然后放手，让饭桨自由漂浮、旋转，慢慢地，它停住了，方向指的是西南方向，她们俩就朝着它所指的方向去寻找、去探听。
夜深人静，到了西门外的木器加工厂的时候，发现里面灯火天通明，在开会，一位领导在讲话：“这次外出包工，肯定能赚到钱！”
她们听到之后，还不放心，继续往前走，走不了多远，路旁有一窗户里还亮着灯，她们屏息站在窗外，竖起耳朵听，父亲在催促儿子：“太晚了，赶紧睡觉吧，明天还得起早赶路去喝喜酒呢！”
她们听了，记住了，回来分析之后，英尼姑坚定地劝我母亲说：“这是上上卦！让孩子去吧。”
翌日，母亲很庄重地告诉我，好像在传达佛的旨意：“孩子，我们求菩萨了，还是去的好！”
我面临着人生一次重大的抉择。
在我的心中，困扰着我的是当时的家境，哥哥因为文化大革命站错了队，被工厂解雇了，失业在家，小妹还得上学，父母做小生意收入低微，难以维持全家五口的生计，我要是还在家闲着，感到非常难受，我要为这个家做出贡献，再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出去闯闯，见见世面也好，想到这些，我对母亲说：“那我就去吧。”
我和母亲去找金同志，对他说：“我想去，不过请你帮忙，这批报名已经结束，如果能去上，就这批，要是这批去不了，往后，我哪儿都不去了！”
支边要走后门，让人哭笑不得。
从决意不去到决然要去，实在出于无奈。选择去松花江畔的农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召唤我的是那一支悲壮的歌和早已在我胸中汹涌澎湃的那一条遥远的江！
初夏，知青专列火车经过几天的颠簸，跨长江、过黄河，出山海关，行程万里，终于到了佳木斯。在佳木斯的码头，我见到了魂牵梦绕的松花江：波涛汹涌，浪遏飞舟，竟然是那么的宽阔，那么的壮观！
澹兮，其若海！
迎接我们的是梧桐河农场的运输船队，船儿不小，都在百吨以上驳船。我们都坐在甲板上，一览无余，可以尽情地欣赏着松花江两岸美丽的风光，起伏的山丘和广袤而肥沃的原野。
深夜，寒冷的江风把我们冻得无处躲藏。有人只好把行李打开，铺在甲板上，大家顾不上“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扎堆儿往里挤，彼此从中取暖，也有人浑水摸鱼，乘机零距离靠近异性。我钻进船舱底部去避风寒，里面黢黑，散发出浑浊的气味，我摸索着，找一个旮旯坐下来。在黑暗和寒冷之间，我选择了黑暗。我没有想的到的是：夏夜的松花江竟然是这样的冷酷无情，要是到了隆冬季节，那将是怎样的寒冷？我不敢去多想，只是感到一种隐隐的忧虑。难熬的夜晚，我无法入眠，只能去聆听波涛拍打船体的声音，像一位老人在絮絮叨叨，叙述着一个没完没了的故事。
在黑暗和寂寞中，我盼望着光明。
当第一缕曙光在天边闪现的时候，从甲板上传来欢呼声，把我从恍惚中惊醒。船舱下面一阵骚动，我这才发现在这肮脏而黑暗的船舱底部，竟然还有那么多的难友在享受这微弱的温暖。我从舱里钻出来的时候，一股清新的江风扑面而来，我贪婪地呼吸着，遥望着天际灿烂的朝霞，刚刚苏醒的松花江蜿蜒而去，曙光落在波涛上，江面上闪烁着粼粼的波光。
岸边，肥沃的原野，无边无际，展露出诱人的风光，野岸平沙合，连山远雾浮。
船到农场的码头，靠岸了。说是码头，其实是一处稍微坚实些的自然江岸，水深些罢了，船还是靠不了岸，搭上跳板，能走人，能卸货就成，码头随着季节、水位变化而变动。
梧桐河农场，原来是黑龙江第一劳改农场，坐落在梧桐河和松花江交汇的湿地里。这里，沼泽密布，河汊纵横，地势较低。其地形独特，是三角地区，南面是宽阔的松花江，西北面是湍急的梧桐河，东北面是荒绝的沼泽地，构成了无法穿越的天然屏障，这里是关押重犯的绝佳“天牢”
据说原来关押的犯人都是国民党团级以上的军官。为了安排知青，特地把劳改犯迁移别处，把一批已经改造好的犯人留场作技术工人。
有一位体魄彪悍的老职工，年纪在六十开外，一脸的横肉，一只深陷的伤眼，我们都叫他：独眼龙。他勤勤恳恳，每天打扫厕所，很冷的天，还赤裸着上身在干活。他是蒋介石的贴身保镖，精通武术，身怀绝技。听说，上台表演过气功，粗麻绳套在他脖子上，两边十多个人使劲地勒，他都没事。他高兴的时候，背地里，偷偷地给我们耍套拳术。
到了农场，我被分配到二分场二连一排。
连队的领导都是从部队转业到劳改农场当管教，现在成了我们知青的领导。吴排长是佳木斯市知青，赵班长是鹤岗市知青，我们来了之后和他们住在一起，长长的大土炕，睡着十多个人。由于一路奔波的疲劳，我们打开行李，倒在炕上就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发现天特别亮，我以为是第二天早晨，到屋外一看，太阳高悬，一打听才晓得还是当天的中午。这里的夏天，昼长而夜短。
这里的蚊子、跳蚤、虱子特别多。
白天，在野外劳动，蚊子成群，女知青戴上防蚊帽，不怕咬，男知青光头露脸，只能挨咬。夜晚，睡觉需要蚊帐，我们南方知青有蚊帐，东北知青有蚊帐的很少，捂着被子才能睡觉。这里的蚊子不怕人，轰它不跑，赶它不走，前赴后继，叮着你，猛吸鲜血，直到肚子撑得溜圆才滚蛋，它们不怕死，吸饱了任你处置。因为它们太多了，你打不过来，一巴掌下去是一手的鲜血。大瞎虻更厉害，咬上后，扯它都不愿意下来。
晚上，老知青坐在被窝里，脱了内衣、裤子，用指甲盖捕杀虱子、虱子卵，那“噼啪”的脆响，吓得我们南方知青不敢入睡，紧捂被子，怕它们爬过来，有的干脆拒绝和东北知青同屋睡觉。这事情，农场里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我们同乡集体挨了批斗，说我们太讲究卫生，吃的太挑剔是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
俗话说：虱多不痒，债多不愁。
时间长了，我们都和这些烦人的小动物：虱子、跳蚤、蚊子都有了密切的接触和交往。习以为常，有了它们的青睐和光顾，在寂寞、艰苦的生活中多了一份痛楚和情趣。
有一天早上，和我挨着睡的小王突然发现褥子下面的塑料布底下有一群欢蹦乱跳的跳蚤！
“天哪！有那么多。”我们异口同声地惊叫着。
大伙好奇地围了过来。我和小王急忙按住每一个出口，伸手捕捉着，它们在里面跳着、蹦着，异常地敏捷，高速的运动，捕捉它们确实很难，即使捉住了，捏不住它，只能用口水涂在手指上沾它，稍不留神，就让它蹦走了，整死它更难，只能用指甲盖碾杀。忙得我俩满头大汗，人虫大战，战绩平平。
看热闹的同伴兴奋地直嚷嚷：“在这里，喏，在那里！按住它，快！”
大家都忘了吃早餐，一直到上工的哨响，我们才放弃这场歼灭战。
珍宝岛上的战火还没有完全熄灭，硝烟仍然在三江原野上空弥漫。
一天凌晨，急促的哨声响起，我们从睡梦中惊醒。
吴排长第一个反应过来：“有紧急情况，快起来！”说着，披上衣服，冲出门去。赵班长也快速地离开了房间。
赵指导员骂骂咧咧的声音渐渐近了。
我也不敢怠慢，慌慌张张地冲了出来。这时候，指导员已经到了门外，见我冲出来，他急忙往门边一闪，我没有看见他，一脚踩在他的脚掌上，转身要跑，他被我踩痛了，抬起另一只脚，对着我的屁股狠狠地踹了一脚，踹得突然，我被踹懵了，身体踉跄，险些摔倒，到底是谁踹我？为什么踹我？！
我义愤填膺，转过身来，一看是指导员，我更加来气了，大声地指责他：“你为什么踹我？”
“老子有枪毙了你！”他恶狠狠地骂道，仿佛面对的是战场上的逃兵。
我也被他的异常神态所激怒，我毫不退却，怒不可遏，上前一步和他理论：“当领导的怎么可以欺负人！”
房间里还有大部分人没有出来，他们吓得不敢吭声，都为我捏一把汗。僵持了片刻，他已经意识到和我纠缠会破坏这次特殊的训练，他缄默了。我以为他理亏了，再说现在情况紧急，要是真有敌情，贻误战机那还得了，我跑到集合的地点，看见分场领导贾副主任站在那里，就到了他的面前，想找他告状，我刚张口：“我——”
他把我推了一把，压低声音说：“快去，紧急集合。”
我只得忍气吞声，不甘心地入了队列。
在微明的晨曦之中，队伍悄然而迅速地向荒原深处前进。
蜿蜒的小路潜伏在莽草之中，两边是接连不断的水泡、草泽。远处，荒草甸里莽草如麻，沼泽地里危机四伏。前面带路的人对这一带的地形很熟，他疾步而去，我们的队伍在急行军，要是谁掉了队，迷了路，肯定有生命危险。队伍是朝边境线的方向前进，上级告诉我们这次紧急行动是抓捕苏联特务。大家神色紧张，紧闭着嘴巴，谁也不敢吭声，只听见此起彼伏的喘气声和急促的脚步声。渐渐地，太阳高悬，在一处茅草棚里，队伍稍做休息，然后又开始赶路，等我们转回到场部的时候，才知道是一场军训演习。这次军事行动是假的，而我被领导踹了一脚倒是真的。
军训之后不久，指导员给我“小鞋穿”把我调到一个最差的班，班里都是调皮捣蛋、无事生非的知青。那时，农场参照部队建制，组织机构设立班、排、连、营、团；人员分民兵和基干民兵两种，基干民兵都是出身好，表现好的人员组成，可以发枪，可以参加重要的会议，是受人羡慕和尊敬，是一种资格和荣誉。我的基干民兵资格被剥夺了，领导的报复像一股寒流向我袭来，我预感到前途坎坷、渺茫。虽然，班长对我很好，重用我，经常让我写批判文章、通讯稿子，干些轻松的活，可是，我不想在此久留了，要摆脱前进道路上的羁绊和障碍。
夜晚，从南方知青的房间里，飘出那首催人泪下凄婉的歌声：
望断云山
不见妈妈的慈颜
漏残更尽
难耐襟衾寒
往日的欢乐
只换得眼前的孤单
梦魂何所依？
空有泪满襟
几时归来呦
妈妈呦！——
异常艰苦的生存环境，浓厚的思乡之情，加上我受伤的心，我真想寻找爱情来抚慰自己，可是她在哪里呢？
夏天，在洪水来临之前，都要加固、修补江堤。
虽然，防洪劳动很累，可是，我很愿意上堤干活。因为可以看到松花江的美丽景色：江堤两边的柳树丛郁郁葱葱，荒草甸里茂密的绿草在风中起伏像大海的波涛在翻滚，水塘中毛茸茸的小天鹅、小野鸭在自由地戏水，在草丛中追逐。松花江上的轮船，有着异国情调，高耸着大烟囱，冒着浓烟，尾部带着一个大转轮，悠闲地转动着，推动着轮船前进，一看到它，我就想起家乡的水碓房里的大木轮，水推动它不知疲倦地工作，发出“咿呀”的声音。每次上堤，我都期待着江轮的出现，一直目送着轮船远去，消失在大江的尽头，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沿防洪堤有一条小路，从总场到六分场。
有一天，我们在防洪堤上劳动，几位女知青从我们身边路过，从外表可以判断是我们六分场的同乡。一问果然是瑞安县的同乡，她们到医院去探望落水受伤的同乡，回来路过此处。我们早有耳闻：几天前在六分场旁边的江上，发生了沉船事故，落水的是我们同乡，救人的英雄也是我们宁波知青。我们围上去询问情况，她们详细地把事故的经过讲给我们听，其中，有一位叫阿华的女同乡也是遇险者之一，她会游泳，毫发未损，而且，还救了人。我端详着她，清秀而端庄，特别对她的勇敢行为我肃然起敬。我给她们端来茶水，也许是我问得很多，她冲我嫣然一笑，我的心好像被什么牵动了一下，告别了，在握手再见的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地问：“我还能见到你吗？”
翌年夏天，分场成立篮球队。我爱打篮球，自然被选拔上来，练习了几天，就拉到六分场去友谊赛。球赛虽然输了，令我高兴的是碰到了阿华，她邀请我到她的宿舍，请我喝茶。我们闲聊了一会，就告辞了，因为，我们的球队要开拔了。我们彼此有了一些了解，多了一种思念，希望还能见到她，这种感觉到底是友情？乡情？还是别的什么？？
又是一个夏天，我们二分场为了迎接从宁波来的新知青，把我们老知青调到别的分场，我被调到九分场。去了不久，六分场的宣传队来演出。那时候，文艺活动太少，为了看一场朝鲜电影，跑上十几里路也不嫌累，文艺演出更少。阿华不知道我调动的情况，我也不知道她来演出。那天晚上，我在观看中，发现了她，那熟悉的身影，虽然经过化妆，我一眼就能认出来，我目不转睛地看她表演，也许是感情的色彩，我觉得她跳得美极了。等到谢幕之后，我在后台见到了她，我们都为这次不期而遇感到高兴。她化了妆，看起来更美丽，短促的相见，又是匆匆地告别。我们彼此没有再约，也没有通信，像两颗流星在天空划过，也许，彼此都以为两地相距不远，又是同乡，以后相交的机会甚多。可是，谁也没有想的到，几个月之后，我被选拔到哈尔滨上学去了，从此，我们天各一方，再也无缘相见了，只有她的倩影留在我的心中，永远不老。
端午节在南方很热闹，赛龙舟，洒雄黄酒，吃粽子、鸡蛋，可是，在荒僻的农场，人又多，过节食品短缺，我不敢奢望在这里能吃上好东西，可是，真没想到，每个人竟然分到两个大小不一的蛋，其形状比鸭蛋大而比鹅蛋小，其味道非常鲜美，我感到好奇，是啥蛋呢？知青们谁也说不上来，后来，从留场职工的嘴里打听到：“那是鸟蛋，是从很远的老嶝山拣来的。”
那座鲜为人知的神秘小山，其实是一个孤岛。
小岛在沼泽深处，四周是茫茫的沼泽地，人烟罕至，就连野狼、狐狸都不敢涉足的绝境，倒成了鸟类的天堂。春暖花开，候鸟在那里歇脚、繁殖，那里到处是鸟和鸟蛋，那里的鸟的种类很多，有天鹅、大雁、东方白鹤、野鸭、鸳鸯很少有人敢去冒险，只有那些凭着经验，敢冒着生命的危险的人才能去。他们蹚水，踏着根须盘结的野草丛，小心翼翼地探索着，绕过深深的沼泽，他们上了岛，赶跑了鸟群，挑着拣个大的鸟蛋，可是，随时要防着鸟的攻击。分场领导不许知青去冒险，而是派留场的职工去，其原因是他们的命贱，另外，他们有经验。那年代，人们根本没有保护自然生态的意识，祸害鸟类，捕食野生动物，司空见惯，有谁还去可怜那些既不会动又不会叫的鸟蛋呢。现在，回忆往事，我仿佛感到：在自己的肚子里，有两只小天鹅在里面游动、悲鸣。在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那座神秘而美丽的小岛，我一直想去，哪怕在梦里，去呵护那些小生命，去赎回因误食了鸟蛋而留在心中的歉疚！
那年的夏天，8月18日，我们奉命到依兰县清河镇的植树岛去采煤。我们坐上运煤的货船，逆流而上，航行了将近一天，在19日的中午11点到达岛上。
植树岛在松花江中，是一个小孤岛，岛上，有几幢简易的茅草棚屋，住着全是男性，我们戏谑称之为：和尚岛。其面积不大，夜里，谁要是放一个响屁，全岛人都能听见。岛上没有居民，都是我们农场的职工，有少数技工是劳改过来的留场就业人员，这次上岛采煤的大部分是我们二、九分场的知青。岛的中央是露天煤矿，挖了一个很大的坑，形状像一个倒扣的金字塔。白天，有好几百人在挖煤、运输。
到了了黄昏，夕阳西下，晚霞染红了江水，劳动了一天的岛民，唯一的享受是到松花江里洗澡、裸泳。江边搭着几块木板，作为简易码头，有人把它当作跳板，在上面展示一下优美的跳水动作，而且是裸体跳水表演。我欢喜游泳，不巧，我的胸膛上长了一个疖子，不能下水，只能望江兴叹，坐在江边的茅草屋前，欣赏着光棍们的精彩表演和江上绝妙的景色。
因为我长了疖子，请了病假，休息两天。
排长老叶是我同乡，又是同学，他照顾我的身体，安排我到食堂当会计，我欣然接受，食堂工作人员只有三五个，所谓的会计不是专职的，记流水账、打杂、卖饭，什么都干。
我翻阅老日记：
炊事员的生活已深感其味，给予的只是怨骂，留下的只是忧郁。
70年9月10日
有一天，我在卖饭，窗口前，排着长长的队伍，有一位赖皮者抢先，他歪斜着头，敲着碗：“打菜！”一脸蛮横的神情，鄙夷的目光咄咄逼人，仿佛在威胁我：多给些菜，不然的话收拾你！我看了他一眼，他是九分场的一位摔跤好手，叫阿胜，在知青中有些坏名气，周围有一帮狐朋狗友，谁也不敢招惹他，我最瞧不起这种人，我没理他那一套，给打的菜不多也不少，他嫌少，气汹汹地伸出拳头从窗口打了进来，顿时，我被激怒了，顺手把一个碗儿朝他扔去，碗从窗口飞了出来，吓得他闪身躲在一边，他被我的气势镇住了。同乡们目睹一切，大快人心，为了保护我，怕我吃亏，都围了上来，他们那一帮人觉得理亏，拉着阿胜走了。开始，我担心他们暗中报复，我期待着，可是，接下来的时间里倒很太平。
在岛上，只有短暂的一个月，过了中秋节之后的第五天即9月20日，我们撤离了美丽的小岛，因为成熟的水稻在等待我们去收割。
虽然，农场处在水乡泽国，周边有松花江、梧桐河，有数不清的水泡、苇荡，还有纵横交错的人工沟渠，可是，可以游泳的地方很少。我很喜欢游泳，记得游过一次，可是在那又浅又窄的沟渠里，水又凉，下了水，热情就被浇灭了，到处是泥，连一块踩脚的石头都难以寻到。还有一次为了照相趴在齐腰深的沟渠里，假装的泳姿照了相，不过，效果甚佳。令我难以忘怀的一次游泳，那是在松花江边，我们从驳船上卸煤，累了大半天才卸完煤，身上脏，又出了大汗。虽然，精疲力竭，可是，能在松花江里游泳，机会难得，我兴奋地跳进江里，沿着江边，顶着波涛，逆流而上，耗尽了最后的一点气力，又被冷水刺激，等我爬上岸的时候，才感到浑身发软，像得了一场大病，瘫在岸上，不能动弹，在那里躺了多久我浑然不知！
二
秋天，梧桐河水格外清澈、平静。
极目远望，碧空万里，归雁匆匆，远方的西伯利亚的山脉清晰可见。辽阔的原野一片枯黄，草儿在秋风中瑟瑟发抖。
在天黑的时候，我们到防洪堤上散步，经常可以看到远处火光，那燎原之火，特别耀眼，像一道美丽的风景吸引着我们。荒原经常起火，有的是雷击而起，有的是人为所至，也有的是开垦烧荒。
有一天，分场下达紧急动员令：全体人员到分场外东北方向的草原去救火！火光就是命令，大家急匆匆朝着火光的方向奔跑，到了火场，火苗随着秋风，舔着高高的枯草，席卷而去，只留下黑黑的灰尘。我们奋力用湿衣服、柳条扑打着火焰，经过很长时间的奋斗，火被我们扑灭了，看到过火的焦土，我感到非常惋惜，我想起唐人白居易的诗：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九分场的渔寮子坐落在松花江边的一条江湾里，我的一位同乡朋友在捕鱼队当头，他邀请我们仨人去做客，我很高兴去，因为我爱松花江。我们沿着一条长长的被野草遮掩的羊肠小道向江边走去，两边是茂密的柳树丛，洋溢着原野的芳香。
来到了江边，那里有一座小草棚，边上系着一叶小舟，在波浪中摇摆着，像一片树叶漂浮在江面上，宽阔的江面，微风逐浪，涛声如歌。同乡姓陈，为人豪爽，他早在那里恭候我们，非常热情地把我们带到小草棚里，边上有一座土灶，锅里鱼香扑鼻，他揭开锅盖，用勺子搅了搅，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气泡，浓郁的鱼香升腾，向四处飘散。
他告诉我们：“这炖鱼的汤汁从支锅开始到现在一直用它，老汤原汁炖出来的鱼才好吃呢，用的又是江水，那味道，嘿！吃了你就知道。”
我听了他的话，闻着馋人的鱼香，口水直淌。时间快到中午，我们在江边的草地上，席地而坐，中间放着一大盆又肥又鲜的大鲫鱼、江鲤鱼，还有鲇鱼。这里的鲫鱼头小、肉厚、肥美，没有一点儿土腥味，再加上老汤汁炖出来，其味道堪称一绝。平日里，我们很少吃鱼，这次，我们就像馋猫见到鱼，吃鱼、喝汤。
“鱼管够，放开肚皮吃，吃完了再上。”他豪爽地举杯相碰“来，干一杯！”
我们仰脖一口闷，喝的是烈性的北大荒白酒，酒香鱼鲜，畅怀酣饮。我们醺然，薄醉之中感到飘然如仙，面对清澈的苍穹、广袤的荒原和美丽的松花江，江风徐徐，涛声悦耳，我们思绪万千，畅想着未卜的前途，叙说着纷纭的世事。在这荒野的深处，在这静谧的江湾里，天高皇帝远，我们无拘无束，犹如野鹤闲云。
借着酒兴，有人朗诵范仲淹的诗：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浪里。
有人低吟柳宗元的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我哼起那首熟悉的乌克兰民歌：
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
在那清清的小河旁
长着两棵美丽的白扬
那是我美丽的故乡
雁啼红叶天，人醉黄花地。
唱累了，喝醉了，醉卧芳草地，松软的草地比东北的热炕头舒服。饿了再吃，醒了再喝，江边的鱼宴，鱼是菜，鱼当饭。
“放开吃，鱼管够，锅里没了，船里有，船里没了，池里有，池里没了，江里还有。”他自豪地嚷着。仿佛，他是这里的土皇帝，这条江湾成了他的渔场。他是这里的头，手下有几位留场职工，都被他派去打鱼去了，我们并不是怕他们监督，而是嫌他们碍事。
梦回酒醒人何处？
夕阳西坠，碧波荡漾，江水倒映着灿烂绚丽的晚霞，一抹斜阳，晚霞满江，风微浪息，扁舟一叶，轻摆悠闲。柳条在江风中摇曳，波涛拍打着江岸，浪花爬上岸来，亲吻着小草
虽然，在这里生活非常艰苦，可是，有一个小家庭，日子过得也很舒服。
在我们连队，同乡中，结婚成家的只有老刘一家，独门独户，门前有一块小菜园，里面长满了豆角、西红柿、茄子、辣椒、黄瓜，还有一只可爱的小黄狗，见到主人回来，摇着尾巴，老远跑去迎接。
那年秋天，主人老刘夫妻回家探亲去了，委托我们俩给照看房子、菜园和小狗。我们很高兴住进了这温暖的家，虽然我们俩都是男的，他爱好古诗词，朗诵古诗抑扬顿挫，能写几首绝句，我们尊称他为“陈老夫子”我俩都爱好音乐，借一把胡琴拉上一曲，自娱自乐。在离家万里之遥的荒野，有这么一个自由的天地，我们感到其乐无穷。
黄昏，暮色四合，绿色的小菜园里，豆蔓爬满了架子，茄子花、黄瓜花吐着淡淡的芳香。我们把小炕桌搬到小菜园里，从菜园里摘来鲜嫩的豆角，加上老家带过来的猪油、虾皮，烧出来的菜，味道特别好。虾皮烧豆角、凉拌西红柿、肉片炒辣椒，摆满了小桌子，坐在小炕桌前，捏着小酒盅，细品慢咽，此情此景，我们尽情地享受小家庭的温馨。吃罢，我坐在小板凳上，拉上一曲良宵，优美的旋律在暮色中、在旷野里飘飞；小狗安静地趴在我的脚边，眯缝着眼睛，耷拉着耳朵，它好像也被这种特殊的声音所吸引。小黄狗很逗人喜欢，我们常常带着它到荒郊野地去玩耍。晚上，我们躺在热炕头，海阔天空，在猜想着主人恩爱的生活，憧憬着自己幸福的未来。
老刘回来了，我们俩的“蜜月”生活就结束了。
我们“两口子”谁是丈夫？谁是妻子？
两年之后，我在哈尔滨上学，突然从辽宁的部队寄来一封信，拆开一看，原来是“陈老夫子”寄来的。我感到惊讶，他什么时候“混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看完了信，使我更加惊讶的是他提出了一个请求：做他的未婚妻子！而且，定期给他写信。我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没有追问，他也不作解释，像一个军事秘密。我按时以他未婚妻的名义给他写信，内容表达的是惜别之情，分离之苦，缠绵委婉，催人泪下。
两年之后，我接到他从老家寄来的信，他高兴地告诉我：“终于回到老家了！我们也该离婚了，感谢你的无私的帮助和密切的配合。按规定：退伍兵，那里来回那里去。但是，可以照顾婚姻关系。由于你的配合，我把你每封信都给连队的领导看，他们都被深深地打动了！感动之余，对来信的文学水平也很赞赏。”我这才明白，我所扮演的角色的真正意义，我这位男性的未婚妻已经胜利地完成历史使命。我佩服这位迂腐的“陈老夫子”他竟然有这样别出心裁的创意。
后来我问他：“你策划的‘阴谋’是怎么想出来的？”
他笑了，在我耳边神秘地说：“还不是来源于咱俩那段‘蜜月’生活。”
第二年的春天，我调到九分场，我们一个排几十号人，都是温州同乡，住在一幢土坯房子里，两对面是长长的土炕。晚上，可热闹了，大家在长长的炕上嬉闹，临熄灯前，听温州同乡老周说书，他读过好多世界名著，如：战争与和平、红与黑这些书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过，他讲得津津有味，我们听得如痴如醉，讲到生动之处，他嘎然而止，宣布睡觉，明晚再听下回分解，让人欲罢不能，让你馋着、期待着。有时候听到色情之处，有几个站起来起哄，要验证效果如何，挨个掀被子，扒裤子，检查那‘玩意儿’勃立了没有。到了后来，不用挨个检查，有感觉的举手声明就成，只检查不举手的人。其实，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男儿，那有不激动的，个个都“顶天立地”其实都不需查验。
在我去哈尔滨上学前夕，在这房子的东边那间小房子里，两位好友光和志在那里为我饯行，杯觞交错，开怀畅饮。酒醉之后，彼此倾述掏心窝的话，他俩讲了自己隐秘、幸福的恋爱的故事，我好羡慕，可是我不曾有过，心里像一片不长草的荒漠。我隐约地感到有我喜欢的女孩，但是，没有勇气去表达、追求；我也隐约感觉到有女孩子在爱我，可是我没法去接受，因为前途渺茫，没有心思去迎接美好而沉重的情感。
刚到农场的时候，我最烦的是洗衣服，井水太冷，冰冷刺骨，下不了手，水含铁成分很高，加温后水的颜色变红，洗衣服染色；水渠离得较远，河堤是泥垒的，连一块搓洗衣服的石头都没有。这时候，女同乡帮助男同乡洗衣服，男女之间的故事很自然地产生了。渐渐地，同乡中私下里流言多了：谁和谁是一对啦刚刚建立的友情被好心的流言淹没了，互助的现象大多消失了，个别的转入地下。有一位女同乡，给我洗了几次衣服，我们的互助关系也终止了。
不知道哪位同乡开了一个玩笑：“梁山伯与周（祝）英台，天生一对。”
我们几位同乡都觉得他们很般配，随即大肆宣传，想热心促成这桩美事。没想到，有一天，小周把我请到她们的宿舍，刚一进门，就指责我，言下之意：无事生非，毁人名声！要追查造谣者，我很尴尬地承受着，好心成了驴肝肺。
有一次，我们几位热心肠的为“陈老夫子”的婚姻着急，我们分析同乡中叫翠的女同乡和他很般配，我们去找她，同去的还有小周，谈笑中我们提及此事。
她不屑一顾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笑着说：“那用枪把你打下来。”
我这句话，早以忘却，在知青支边卅年的聚会上，重提旧事，那位小周提醒我说：“你说过的那句话，还记得吗？”
我摇摇头。
她说：“那用枪把你打下来。”
现在“天鹅”飞上了天堂，而“癞蛤蟆”还在地上蹦达，活得很滋润。
婚姻是一种缘分，仿佛是命中“注定”的。
爱情就像荒野的草，越是荒凉地方长得越茂盛。
当年，在我们一百多位同乡知青中间，只有一、二对是结婚了的大龄知青，还有几对是订婚了的，其他的都是自由人。在艰苦的环境里，小家庭的温暖生活在诱惑着我们。
有爱情未必有婚姻，有婚姻未必有爱情。
有的人为了爱而舍弃了生命，也有的人为了爱而痛苦一生。在那里，我曾经为自己在爱情方面的清白而骄傲，直到现在，我才悔悟，在那时候，没有婚姻未必是坏事，但是，没有爱情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事，那怕是曲折、失败的爱情。爱情，在那极其寒冷的天地里孳生，将会给人带来多少温暖！在莽莽的荒原上，有一片爱的绿洲该多好，能给孤单的人带来慰藉和希望。面对苍凉的荒原，我内心像荒原一样空寂，在那段苍白的岁月里，我为自己浪费了青春、压抑了的激情而追悔末及。
记得1973年寒假，我从哈尔滨建工学校回农场探友，老刘在总场宣传科工作，我住在招待所他的房间里，九分场的小朱和八分场的小王过来看我，我们在一起特别高兴，几杯酒下肚之后，有人提议把留在总场的女同乡：商店的郑姑娘和广播室的陈姑娘请过来，一起乐呵，派谁去呢？最后以赌博的形式商定：由小朱邀请郑姑娘，同她言明，请不来，小朱输，请来了，老刘必须吻她，否则，老刘输；由老刘邀请陈姑娘，同她言明，请不来，老刘输，请来了，小朱必须吻她，否则，小朱输。输者，不光承担饭局费用，还得罚酒。
我们放下筷子，分头去请，我陪同小朱去邀请郑姑娘，到了商店，小朱有些胆怯，小心翼翼地说明了来意，也许是理由的奇特，她没有接受邀请。我们回来之后，不一会，他俩也回来了，小朱看了看他们的身后，她也没来，松了一口气。
突然，一个严厉的声音响起：“我来了，谁找我，要干吗？！”话音刚落，小陈出现在门口，只见她，杏眼微瞋，目光直射小朱。
他愣在那里没有吭声，几分钟的尴尬和沉默之后，她飘然而去。她一走，我们又回到原来的热烈气氛之中。小朱彻底输了，该他请的姑娘没有来，别人请来的姑娘又不敢去吻。
我问老刘：“你是怎样把她请过来的？是骗来的吗？”
他喝了一口酒，笑着说：“我和她说了真话，要她一定给我面子，否则我就输惨了。”
输者罚酒，赢者开心。输赢已见分晓，我们开怀畅饮。
在我们这一批知青同乡中，小朱和小王他俩的年纪最小，才十六、七岁，酒后吐真言，没想他们都爱恋着同一位姑娘，其实，在我们连队的男同乡，暗恋她的何止他们俩。
诗经首篇关雎中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出众的姑娘甚少而追求者甚多，这很自然，在年青男女之间，爱之不易，放弃爱，更不易。他俩借着酒兴，表白爱上了同一位姑娘，因此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老刘见此情景突发奇想，提议用摔跤的胜负来决定谁放弃爱，双方下的赌注：放弃对一位姑娘的暗恋。近乎荒谬的赌博，只能在此时此刻才能发生。在冰天雪地之中，在遥远的天涯，能使人热血沸腾的只有烈酒和爱情。两位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他们欣然接受这种建议，像普希金那样勇敢迎接为爱情而“决斗”老刘当裁判，我是唯一的观众，兼保卫，当他们撞向土炕和墙的时候，我把他们推开。我不停地给他们加油、呐喊，他们在奋力拼搏，被酒醉得踉跄的身体互相搂抱着、推拉着、翻滚着他们的身影在我的醉眼去晃动，一直到他们筋疲力尽，倒在炕上不能动弹了为止。裁判老刘也被转迷糊了，他数不清摔了几个回合，他判断不了谁赢谁输，他更不会把爱她的“专利”轻易判给谁，他没有这样的权利，更没有这样愿望。
我调到九分场不到半年，总场分配给九分场三个上学的名额，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这是第二批工农兵学员。分场把推荐名单交给下面，以排为单位，投票表决，百里挑一，没有想到的是我也在名单中。其实，我刚到那里，人生地不熟，领导对我也不甚了解，不过，温州同乡倒不少，有七八十吧。那时候，我在排里做宣传工作，出黑板报，相比之下，有点知名度。结果，很幸运，各个排都投了我的票，经过分场同意上报，总场批准，等待学校录取。
双喜临门，上学又入团，团支部发展我为共青团员，入团那天，我作为新团员代表在大会上发言，那时，我的心情很激动。
俗话说：乐极生悲。
开完会后，我很亢奋，到宿舍西头小贮藏室里找一双晾干的鞋，里面很黑，我摸索着进去，不小心踩在倒地的钉耙上，把我的左前脚掌扎透了，我一摸，尖锐的钉尖已经从两脚指头的骨头缝里戳穿，我吓得大声呼喊，惊动了宿舍里的人们。
他们急忙跑进来，看我蹲在地上，双手紧按着，他们以为我抓住什么小动物，围过来问我：“抓住啦，什么东西？”
我哭笑不得，说：“扎脚了！”
我松开双手，一抬腿，钉耙也跟着起来了，他们这才知道情况严重。有一个人拔钉耙，没有拔下来，两个温州同乡用力才把它拔下来。那时，我没有感觉痛，也许是心情紧张，又担心出血，拔下来之后，赶紧用手捂住伤口，他们把我送到医务所。那钉耙很脏，伤口几乎没流血，很容易感染，医生用刀把被污染的肉刮去，这时候，我感到揪心地痛，处理了好长时间，打了防破伤风的针，包扎好以后，被抬回了宿舍。从那时开始，我失去行动的自由。每天吃、喝、拉、撒、睡都得靠别人伺候，幸好有温州同乡在旁，大家轮着照顾我，我躺在炕上，像孕妇坐月子。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上面通知体检，我还不能走动，分场用拖拉机送我们，连队派两位同乡护送我去总场医院去体检。下了拖拉机，同乡罗建中背着我到了医院门口，我不好意思让同乡背我进去，只好单腿跳着进去。检查结果下来，其它正常，惟独血压稍高。
后来，到了学校，偶然中碰到我们农场招生的那位老师，他在图书馆工作，告诉我：“招生时候，发现你的血压有些高，我犹豫了一阵，看你是南方人，没门没路的，就把你收下了。”幸亏是这位菩萨心肠的老师，否则，我的命运轨迹将是别样的曲线。那次招生，没有面试，甚至连报考的学校和专业都是组织上安排的。
三
冬天到了，西伯利亚的寒流毫无阻挡地闯了进来，肆虐这片土地。这里的冬天来的早，皑皑的白雪覆盖着广袤的荒原。松花江封江了，梧桐河冻透了，变成冰的巨龙，僵卧在辽阔的雪原上。
翻阅老日记：
今天仍旧劳动，割稻子已经一个星期了，为了庆祝节日，晚上，我们
十位乐清同乡和两位温州同乡在一起举行小型宴会，菜肴有：粉糊、丸
子、鱼、肉猜拳行令，气氛热烈，别开生面。
70年国庆节
在那蛮荒之地，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每逢过节，同乡们在一起聚餐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约几位知己，从食堂里打几样菜，每个人从箱底拿出从老家带过来的特产，供大家享用，把南北的饮食习惯、酒文化融合在一起。
今天是70年最后一天，旧的一年转瞬即逝，它是时间的步履，历史长河
的浪花，随着奔腾而去的巨浪从我们身边卷走了，永不复返。
为了忘却不会夺去这有意义的一年，写上一笺记念，将它存在自己的记
忆里。
在这艰苦的岁月里，我们酣战在祖国反修前哨，为祖国的平安、人类的彻
底解放而奋斗，我们在广阔的荒野里，在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的熔炉里，磨砺
自己的革命意志，锤炼一颗忠于毛主席的红心。
忆往昔，峥嵘岁月。
望未来，风光无限。
沉重的时辰脚步留下深深的履痕，用欢悦的心情来迎接将要赴任的时辰大
使——元旦的光临。
70年元旦前夕
从日记里，充满着那个年代青年人的豪情，那可是支撑我们在冰天雪地里生存的精神力量。
俗话说：三九四九，棒打不走！
在这里，最寒冷的时段是从元旦至春节。春节将临，留在农场的同乡们很早就筹备隆重的年夜团圆饭，早早地派人到梧桐河北岸的屯里去买年货：鹅、牛肉、鸡等。那里离我们连队很远。
除夕之夜，是家人团聚的时候。在万里之外的游子们相聚在一起，共同来欢度难忘的夜晚。除夕团圆饭，我们邀请了十、九分场回不了家的同乡前来团圆，我们24位同乡和一位东北友人，欢聚在一起，在这清冷的天地里，盛宴进行得特别热闹。
团圆饭之后，我们七位同乡借着酒兴，在小小的成衣铺里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店主小蔡是我们同乡。连队宣传班班长老王也是同乡。我们借用了一些乐器：扬琴、二胡、笛子、手风琴等。虽然，我们的演奏水平一般，但是，大家都很投入，节目有合奏、独奏、独唱，内容丰富，演奏的风格独特，脸盆、茶杯、饭盒都成了打击乐器，优美的声音掩盖住了风雪的喧哗，在这冰雪世界里，把欢乐留给自己。
翻开纸已发黄的日记：
今宵欢乐经历是将来甜蜜的回忆之泉。
当我们到了年迈的时候，今宵盛况是否依然历历在目？多么值得记载
对于梧桐河的点点琐事我都不会吝啬放过，何况今宵，不眠之夜。
姗姗而来的春节，轻盈而明媚的姿态，来得又是何等仓促。我们这些来
自东海之滨的年轻人，欢喜如狂，满炕的美味佳肴：肉炖黄豆、白菜豆腐
皮、桂花糊、牛肉包子、肉片、水饺、家乡带过来的鱼虾还有各种
美酒。同乡、战友们欢聚一堂，频频举杯，为祖国的未来，为我们的前途
大家相互祝愿。
女同伴猜拳行令，巾帼不让须眉。
小小的音乐会更是别开生面。
深夜，我们奉命执勤，在巡逻中，脚踏着白雪，仰望满天星斗，依稀的
月色中，迎接新的一年降临，仿佛感到晶莹的雪原更白了，阑干星斗，月
色朦胧，我感觉到自己结实了一些。在两年的间隙里，我涂上这一笺。
71年春节前夕
除夕之夜，我们奉命执勤，手握钢枪，守卫在祖国的边疆。那是一个极为寒冷的夜，仿佛万物凝固，只有在寒风凛冽。在寒夜里巡逻，脚踏冰雪，雄赳赳，气昂昂，有一种无上荣光的豪迈感觉，冰雪的光在刺刀上闪烁，大头鞋踩在雪路上发出“嘎吱”的声音。我们每隔一小时巡逻分场一周，我们希望能发现点情况，争取立功的机会，大约在三更天的时候，我发现在女排宿舍那边有动静，漆黑的夜色，我老远用手电筒光扫射着，去寻找可疑的目标，在一束白光中，发现是一个女知青蹲在那里，只看见一团白花花的东西，我意识到她在干什么，我赶紧掐灭了手电筒，心里咯噔一下：坏了，照的不是地方。
同伙好奇地问我：“发现了啥？”
我神秘地说：“有敌情，可能是一只白狐狸。”
“那赶紧追啊！”
我拉住他“早跑了。”
工农商学兵五行，我这一辈子，唯一没有干过的职业是当兵，但是，我当过民兵，扛过大枪，也打过几发子弹，最重要的是为祖国守卫过一夜的边疆。
白茫茫的雪原在月光下闪烁着骇人的寒光，周天寒峭，万物寂静，仿佛凝固了一样。
履带式拖拉机拉着大爬犁在坚硬而光滑的冰雪道路上奔驰，大爬犁上面堆着小山似地稻谷垛子。
惟独脱谷场上，在惨白的水银灯下，一群不畏寒冷的知青们仍在战天斗地。深夜，那是最寒冷的时候，我们去接班。脱谷场虽然离场部只有四、五华里路程，可是它却是我人生走过最为痛苦而漫长历程。我把能御寒的装备全部用上：风雪帽外套狗皮帽，短棉衣外套长大衣，毛线裤子外套大棉裤，大头鞋里塞满乌拉草，手上戴着手套外加棉手闷，腰里系着绳子，脖子缠着围巾，脸上带着厚厚的口罩，整个人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步履艰难地前进。雪虐风饕，寒风中夹着刀片似的雪花，刮在脸上，好像刀子在割，火辣辣的痛。我感到受不了，就背过身体，倒退着走，强劲的寒风推着你，白毛风，像一群蜜蜂钻进我的袖口、裤腿和脖领的缝隙，像无数枚针在刺，痛得我直打哆嗦。同伴们稀稀拉拉，像一支溃败的队伍，在微弱的雪光中，磨磨蹭蹭、跌跌撞撞地前进。快要到场院的时候，我转身面对着寒风，只感到一股奇冷的风像锋利的刀子在我的鼻尖上割了一下，我感到钻心地疼，预感到鼻子已经被冻掉了！平日里，当地的老知青告诫我们南方知青：要当心冻掉鼻子。我们不以为然，以为是危言耸听，逗我们南方人玩的。没想到，这时候，竟然出现在自己的身上。顿时，我感到非常的恐惧，捂住自己的鼻子，向场院的管理房狂奔，嘴里惊慌地嚷着：“我的鼻子，我的鼻子冻掉了！”
小小的管理房里挤满了人，在冰冷而宽畅的场院里，惟独这里有些温暖，人群紧紧地围绕着屋子中间的火炉，在烤火取暖。班长老赵听到我的慌张而害怕的喊叫，急忙从人群里挤出来，他查看了我的鼻子，赶紧把我拉到屋外，抓了一把雪，在我的鼻子上使劲地搓起来，冰冷的雪在搓动中渐渐变热，我失去知觉的鼻子尖渐渐感到麻木，然后感到疼痛，我终于从惊恐中解脱出来，我感激的地向老班长道谢。
他告诉我说：“冻伤之后，赶紧用雪搓，千万不能热疗，否则将会冻掉！”
场院里，脱谷机在雪原上孤独地轰鸣着，水银灯发出惨白的光芒和雪光交融在一起，高高的稻草垛像座小山似地高耸着。安排中等体力知青的农活是背草，这道工序，很难监督，开始，人多不累，到了后来，溜走一多半，有的人躲到场院管理房火炉边烤火去了，有的人躲在草堆里偷懒，更有甚者在草堆里睡过去了，人被埋在草堆里面，找不到人了，幸亏有人在草垛上面撒尿，才把他浇醒。背草的农活，人越少越累，还没等你喘过气来，又轮到你了，老实人吃亏。有时候，稻草堆在机器边上，越积越多，脱谷机只好停下来，领导把背草的伙计全找回来搞突击。重活，拿叉子送料的活我干不了，轻的活，抬谷子的活不让我干，我经常去干背草的农活，背驮着大捆稻草在又陡又滑的木跳板上艰辛地挪动着，淌着汗水的脸去面对寒冷而漫长的冬夜，汗水熔化了脸颊的雪花，流到下巴在胡子上结成了冰茬。累了，倒在草垛里歇息；饿了，嚼一把生黄豆，开始，不敢吃，其味道生而涩，也许是饥饿，后来，竟然越嚼越香。
69年春节临近，思乡之情与日俱增，南方来的知青纷纷请假回去探亲，有理由请假的知青都获准了。
我让家里发份电报：爷爷病故，速回！其实，我爷爷在我没有出世之前就亡故了。我没有被批准，我心里明白：并不是领导识破了我的谎言，而是被我踩了一脚的指导员是不会放我走的，即使是我亲爹出事也不会准假的。我和另外两位同乡决定逃离。那年月，中、苏边境还弥漫着战争的硝烟，出入农场是需要边境通行证，农场和外面的交通，每天只有一趟公共汽车，没有边境通行证既进不来又出不去。我们只能偷渡松花江，到江南岸的马虎力小镇，再坐公共汽车到佳木斯。
那天，我们仓促逃离农场。
那天的情景犹如诗经中北风篇里所描述：
北风起喈，雪雨起霏。
惠而好我，携手同归。
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同乡们偷偷地用大马车把我们仨送到松花江边。
我被眼前的奇景震撼了，宽阔的松花江，像一条巨大的冰龙，凝固的惊涛骇浪，气势磅礴。前面没有路，马车是过不去了，同乡们卸下我们的包袱，再三催促下，才把我从惊奇的思绪中唤醒，我们是在逃亡的路上，后面也许有追兵，要是被押回农场，那后果令人不寒而栗！我们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踏上冰封的江面，背着沉重的包袱，带着惶恐的心情蹒跚前进。江面上没有路，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蜿蜒在巨大的冰块缝隙之间，身临其境，宛如冰雕的艺术长廊展现在我的面前；进入其中，仿佛置身于冰的迷宫之中，冰上很滑，崎岖不平，我们跌跌撞撞，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累得我浑身冒汗，终于到了江的南岸。
我站在高处回首望去，大江东去，松花江像一条冰龙僵卧在大地之上，雪原茫茫，雪花纷飞，眼前景色使我想起伟大诗人毛泽东的那首诗：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山舞银蛇
原驰蜡像，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沁园春雪
从马虎力小镇坐汽车到了佳木斯火车站，由于慌乱，我们误把出站口当成进站口，耽误了上车。等了好久，才坐上一趟慢车，火车里又挤又乱。在火车上，同行的“陈老夫子”被小偷偷去了钱包，后来，在餐车的遗失玻璃柜里，他发现了自己的钱包，他去认领。
乘警问他：“钱包里有什么东西？”
他回答说：“有钱、照片、还有火车票。”
乘警检查之后，包里只有火车票，怀疑地问：“火车票多少钱买的？”
他结巴，说不上来，因为是我买的票，他本来就有点口吃，经盘问，就更慌了，乘警以为他是小偷，要扣留他。
他害怕了，慌忙解释说：“不相信，你可以去找他们。”
“你还有同伙？”他点点头，带着乘警来找我们。
我知道是一场误会，我准确地把火车票的价钱、起点站和终点站说了一遍，经过解释，乘警相信了，把火车票还给了我们。
坐了几天的火车，我们终于到了杭州。已经是晚上，我们没有介绍信，不敢住旅馆，只能在火车站里游荡，因为这里是通宵不关门的。我们把大件的手提袋寄存了，余下的行李各自带着。我感到困了，只得躺在火车售票处的长椅上休息，由于颠簸的疲劳，不一会儿就睡着了，等我被惊醒的时候，发现一名警察站在我的面前。
他很严肃地说：“起来！这里不是睡觉的地方。出示你的证件。”
我迷迷糊糊地，一听说查证件，被吓醒了，我那有什么证件，介绍信没有，边防通行证也没有，这如何是好？售票厅里静悄悄的，已经打烊，我无奈地拍拍自己的黄棉衣，意思是：我是支边青年，这就是证明！他瞪着眼睛，打量着我，好像在审视一位流窜犯。我不由地打了一个冷战，担心被收容，被押送回去。我突然想起口袋里，还有一份护身符——支边证。我用颤抖的手赶紧把它掏出来，递到他的面前，红彤彤的证件，他没有接，看到它之后，紧绷的脸上绽放出一丝宽容、同情的笑容，也许，他的家族中有支边青年，他挥了一下手，转身走了。我长吁了一口气，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去候客大厅，里面候车的人熙熙攘攘，我找到了那两位同伴，他们也困了，蜷缩在旮旯里，我叫他们起来，把所有的包裹拢在一起，套在自己的手臂上，用身体压在上面说：“放心吧，我看着，你们去转转，找个地方眯盹一会儿。”
第二天早晨，我被他们喊醒了，爬起来一看，他俩买的蛋糕，打算回家孝敬父母的，都让我给压瘪了，大家都感到可惜。天大亮了，我们该分手了，我要去萧山伯父家“陈老夫子”回老家，小蔡去杭州市郊的钢铁厂，我把寄存的牌子分了，临走的时候，去取自己的东西就行了。“陈老夫子”是最先去取寄存的东西。
突然他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找我“东西取不回来，还问我有几个钱包？”
我一听就明白了“牌子分错了，又是一场误会，他们以为你是小偷呢！”
我们来到寄存处，我向那里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对不起，这牌子是我们仨的，搞乱了，现在请你们检查，我们分别说出里面的东西，说对了，请你们还我，说的不对，那就不是我们的东西，你说对不？”我稍停了一下，看着她们疑惑的目光，我继续辩白说：“每个手提袋里都没有钱包，不相信的话，我们倒出来让你们查。”
她们同意了，按照我们指的东西拿过来，逐个查验，然后还给我们。
那年，我在萧山老家过的年。
四
在萧山老家过了春节之后，回到家里。
那时候，请假回去的知青，加上逃回去的知青很多，回来了都不愿意再回去，主要的原因是东北的气候太恶劣，生活条件太差。我们的归来引起了社会的震动，给老家的政府压力很大，政府还要动员大批的知青到黑龙江去支援边疆建设，政府为了继续做好支边工作，必须劝说我们回去，并且许诺：敲锣打鼓再一次欢送我们，回去的路费政府负责，并且派专人护送，保证回去之后不受任何处分。
我们在老家游荡了几个月，也没有别的出路，呆腻了，只能回去。我们的行程，走水路，从温州经上海至大连，既省钱，又可以欣赏东海、黄海和勃海。
同行的有十多位同乡，我们坐温州至上海的轮船，四等舱。在船上，我们几位玩扑克游戏：打四十分，对面两人配对。我的对面是一位年少貌美的女同乡，我们俩配合默契，手气也不错，战绩斐然，比对手遥遥领先。站在边上一位朋友按捺不住对她的爱慕之情，硬把我拽起来，我只好让位给了他。晚上，我睡在她的上铺，他又过来，硬缠着要和我换铺位，我也舍不得这个特殊的铺位，但是，我佩服他的勇气，成人之美吧，我和他换了铺位。
几年之后，他俩——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是否感谢我的两次礼让呢？
在大连火车站，我和另外几位胆大的同乡为了省钱，决定冒险：逃票！那年头，知青还有一些红卫兵的遗风，坐火车逃票，涂改票期，利用时间差重复用票，买短途票上长途火车，这些是我们惯用伎俩，铁路部门对这事情也没有办法，既怕知青闹事，又同情知青的艰难处境，遇到此类事情，发现了劝下车也就算了，往往是从前面车厢赶下去，后面车厢爬上来，他们也只能开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
火车过了大石桥站，我买的票已经到头，坐立不安，就成了惊弓之鸟，此刻，我才明白：作贼心虚。
赶巧，查票的时候，我在厕所里，避过去了。
不巧的是，我刚从厕所里出来的时候，却被检票员堵住了“验票。”
我只得壮着胆，把票递给他，想蒙混过关。
他仔细地看了看，说：“你的票，过站了。”
我假装糊涂“过站了，现在到哪儿啦？”
这时候，车厢里的女同乡小赵用土话冲我大声喊着：“快过来，给你票！”她把里面夹着车票的扑克牌递过来。
我哭笑不得，无奈地说：“已被查到了。”
检票员要我跟他到餐车去接受处理，餐车里有一小队人等候处理，其中有我们同乡仨，一个是岁数最大的“老五头”另一个是最有钱的“华侨佬”
列车长挨个训斥那些逃票的屯里人，他们怪可怜的，挨了骂，还的得补票、罚款，没有钱的可能还得拘留做劳工。最后，才处理我们仨，都穿着黄色军棉衣，在他们眼睛里就是“黄马褂”是‘皇上’亲赐的，知道惹不起。
“你们的票呢？”这时候，列车长像换了个人似的，笑着问我们。
“买了。”我争辩着。
“那后一段呢？没钱了？”他好像给我们找个理由。
我用家乡土话征求他俩的意见：“不补票，被赶下去，再爬上来，你们看，行不行？”他们没有回答我。
“华侨佬”从鼻孔里发出藐视的声音“哼！”同时从口袋里拽出一大把十元的大票“啪！”地甩在餐桌上。
列车长愣了，我也被他的举动迷惑了。他摆阔，爽快地补了票。我俩继续装穷，当着列车长的面向“华侨佬”借了钱，补了到沈阳的票，然后，我郑重声明：“我俩只能补那么远了，后面那一段（沈阳至哈尔滨），我们实在没有钱了，你都看到了，是借的钱。”
列车长无奈地笑了。
列车在东北的原野上飞驰，远处山冈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路边的白杨树在春风里抖落冬雪舒展着挺拔的枝条，星星点点的嫩芽争先恐后地钻出来呼吸着春天的气息。
浙江知青慰问团来的时候，我反映了自己被踹的遭遇，慰问团和农场交涉过此事，引起农场领导的关注。我回到农场之后，领导对我的态度大变。不久，从温州来了一大批知青，我当上了班长。后来，农场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活动”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讲，感动了别人，从班里开始讲，到排里、连队、分场讲，最后被推选为分场代表，去参加总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那里，过了几天舒心的日子，难得看了几场电影和演出。
春天，姗姗来迟。
松花江开江了，融化后的江面，巨大的冰块在急流中撞击着，挤压着，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下游冲去，发出雷鸣般地巨响，唤醒了这片沉睡的原野。在厚厚的冰层下寂寞了漫长的冬天之后，鱼儿争先恐后地逆流而上，十多斤重的江鲤子，游到我们的水田里、水沟里，看水的知青，常常用铁锹拍它，打晕了，扛回来改善伙食。
有一天，几位同乡不畏水冷刺骨，下水沟抓鱼，刚刚融化的冰水之中，鱼儿在迟缓地游动，不一会儿功夫，就用手捕捉了满满一铁桶的鱼，足有几十斤。初春，地里新蔬菜还没有长出来，冻白菜、土豆，我们都吃腻了，大家都嘴馋。那时，我们吃的是大锅饭，为了加工这些鱼，只能在炕洞口，垒上几块砖头，没有炊具，只能用铝面盂煮鱼，那面盂白天洗脸，夜里撒尿，现在炖鱼，倒扣一个面盂当锅盖，而后，加一把辣椒，加一把盐，等到飘出鱼香的时候，大家就你一碗，我一勺地抢着吃，其味道独特，气氛热烈，欢乐和笑声充满了低矮而破旧的土坯房子，穿过窄小的窗户，飞扬在静寂的荒原。
淅淅沥沥的春雨，把大地浇透了。
泥泞的土路，穿着长雨靴在上面行走，十分累人，每迈一步都费好大的劲，一脚踩下去，烂泥埋到腿肚子，要是用劲过猛，脚拔出来了，而靴子仍埋在泥里，人失去重心，就会跌倒，屁股啃泥。有坡度的地方很滑，不小心就会摔跤。从总场到二分场的路程只有两公里左右，有好体力的人也得花上个把钟头才走完。
泥泞的路，使我想起小时候赶海的情景。
那年头，遭受连续的自然灾害，家乡闹饥荒，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家乡紧挨着乐清湾，退潮了，我跟随母亲到海涂上捡螺蛳、小螃蟹、蛏子。我人小腿短，湾里的涂泥又烂又深，有的地方都没到大腿根，迈动一步，深陷到大腿，常常需要母亲拉我。等到涨潮了，我们才往回走，海水追赶着我们，人走三步，海水跟着涨一步。可是，我人小步子也小，海浪追逐着我，要不是母亲牵着我的手，我肯定被海水吞没。
在那荒芜的边陲，总场算得上繁华之地了，上总场逛逛，也是难得的享受。那里虽然不大，逛一圈用不了抽一根烟的工夫，可是，那里有宽阔的马路，道路旁长着高高的白杨树，有商店、学校、电影院、照相馆、办公楼、招待所、医院等设施，连监狱都有。在总场的边上，还有一片绿色的沙果林，开花的时候，芳香飘飞，到了挂果的时候，红彤彤的果子，令人垂涎。
弹指一挥间，在二十二年之后的春天，即1991年5月22日，我和老梁、老刘和佳木斯的几位老知青重返农场，大家都是政府工作人员，西装革履，衣锦还乡，志高气昂，专车前往农场。沿途看的景象比原来荒凉，泥土路坑坑洼洼，土房子更加破旧，听说码头塌了，梧桐河上那座雄伟的百米大桥也跨了，运输船队也解散了，农场最大的企业造纸厂因为亏损而停产，只是总场的一片空地上多了个农贸市场。农场欠债几百万元，职工们好长时间没有发工资了，买油买粮都记账，农场的情况堪忧。
我们的到来，受到农场老领导的热烈欢迎，彼此分别几十年，他们都已经退休，留在农场的知青很少，留下的都当上了领导。我们掏钱设宴请他们，还给他们每人一份礼品：一个铁壳热水瓶。
宴席之上，踹我一脚的赵指导员挨着我坐着，我俩都会回忆起那段令人心酸的往事，幸亏他当时没有枪，留下了我的生命，幸亏他踹我一脚，留给我的曲折教育，使我受益终身。觥筹交错，他昏花的眼窝里含着泪花，颤巍巍的双手高举酒杯，难以表达的话语全溶在酒里，我也高高地举起酒杯，彼此碰杯，为我们的过去，仰脖子，一口闷！
春天，梧桐河依旧蜿蜒在原野上。
辽阔的原野上，野花盛开，青草遍野，黄花菜开着金黄色的喇叭花在春风里摇曳；狍子在草地上撒欢地奔跑着；草泽里鱼儿在自由地游动着；天鹅、大雁、野鸭在蓝天尽情地飞翔着
二十二年之后，我又一次站在松花江边，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我的思绪万千，在松花江畔生活了十二年，喝的是松花江的水，吃的是黑土地的粮。
这里哺育了，也教育了我：
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
我感悟到：那时候的坎坷经历和风雪的磨难，决定了我日后平凡而知足的命运。
我老了，而松花江依旧，波涛汹涌，骇浪拍岸。我又回到它的身边，此时此刻，心中又响起那一首震撼心灵的歌：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