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问我：“业余时间你喜欢干什么？”
我说：“看看书，写写文章。”
“搞文学有意思吗？”
我半开玩笑地说：“对文学的欣赏和创作就像人类生孩子一样，不能不认真。”
友人嘴角露出一丝苦笑，对我这个近乎荒诞的回答似乎感到有些意外和不解。
常常从报刊电视上看到煤矿爆炸，死伤矿工多少多少人；酗酒司机驾车出事，死伤乘客多少多少名；公安局端掉特大黑恶势力团伙，该团伙曾杀害无辜百姓多少多少人；人贩子拐骗和贩卖妇女儿童多少多少个；花季少女堕胎多少多少次等等的新闻旧说在这种精神已经退场、生命又极其脆弱的环境中，生命的价值早已贬值，人们对生命的态度也变得麻木和冷淡，还哪有心思去关注文学呢？
鲁枢元先生说：“文学，无疑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但我更倾向于认为：当前文学的危机更是现代人类的生存危机，而拯救人类的生存危机，恐怕还正期待文学呢！”
我非常认同先生的这种观点。难道不是吗？开创现实主义传统的诗经，领启浪漫主义精神的庄子、楚辞，以及后来的刚健朗畅的魏晋风骨，启人心智的“童心说”“性灵说”黄钟大吕般的盛唐诗风，暴风骤雨似的新文化运动，它们都曾将纯真的性情注入民族的血液，将生命的激情植入民族的基因，将时代的精神和意志嵌入民族的灵魂深处。
还有周易那“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乾坤二德，李白那“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冲天豪言，苏东坡那“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的大彻大悟，王实甫那“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善良祝福，曹雪芹那“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人生百味，鲁迅那“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铮铮铁骨，都生动地呈现出民族历史上一颗颗高贵的心灵，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并且生生不息地扎根于民族的魂魄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不朽诗章。
生育延续种族的生命，而文学延续民族的精神，凝聚国民的意志，反映社会的生命智慧的状态。
被称为“国魂”的鲁迅，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骨头最硬灵魂最真头脑最为清醒思想最为深刻的文化英雄。他燃烧自己的生命与激情，用尽毕生的心力试图唤醒国民麻木的灵魂，拯救民族日益衰退的精神。可是铁屋子太黑，中国人睡得太沉，鲁迅用尽了全部的心血呐喊也无济于事；而且我们这个民族又太健忘，还没过多久，就又把自身的劣根性连同这位文化的英雄遗忘在了时间的河流里。
如今，鲁迅反倒成了饱受污蔑的作家，他的著作也被标上了打四折出售的标签被随便抛在书店的角落里。鲁迅被嘲弄被冷落，国之魂魄又何所依存？先生在二十一世纪的遭遇，是当代民族精神的一个缩影，是中国文化的悲哀，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
现代人情感上的冷漠和精神上的堕落，反映出现代文化的堕落。现代文化的堕落一方面是由于物质主义思想统治了人们的精神，越来越膨胀的物质欲望把人变成了纯粹的经济动物和消费机器，人的心灵被物质和金钱填充，与审美、意义这些本属于精神领域的东西越来越疏远。人们普遍为生活所累，整天忙于赚钱，已经没有时间再为精神、灵魂、信仰这些遥远的神圣做额外的支出了。
其次是一些平庸的作家和见利忘义的出版商相互勾结，高举文化的旗帜，心怀金钱的鬼胎，贩卖低俗的货色，亵渎了社会良知，污染了文化空气，败坏了读者口味。况且口味这东西，一旦被惯坏，再想恢复过来就显得非常地困难，就像人吸食了鸦片白面之后，就很难再抛开它来喜欢茶饮咖啡一样。
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首先是文学的觉醒，文学的觉醒促进了人的觉醒，促进了各类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高举人文主义的大旗，把人性从神性中拯救出来，把人权从神权中解放出来，使西方跨越黑暗的中世纪，进而步入一个新的文明的时代。
遗憾的是，高唱着人是“万物的尺度”、“万物的灵长”、“万物的主宰”主旋律的人文主义，刚刚用左手把人性从神性中拯救出来，就又用右手把人类推入了物质主义的泥淖。西方如此，改革开放的中国也以类似的情况未能幸免于这场灵魂迷失精神堕落的灾难。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从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到满足不断膨胀的享受欲望，人们对生活越来越追求档次，越来越追求排场。穿着，从皮鞋皮裤，到锦帽貂裘；吃饭，从鱼翅燕窝，到熊掌猴脑；住宿，从高楼大厦，到豪华别墅；行路，从简单的自行车到几百万的小轿车在这个过程中，人性逐渐被物质化，变得惟财是求，惟利是图；人格逐渐被技术化，个性刻板僵化，成了社会大机器上的一块铁片，一斑锈迹；精神逐渐被边缘化，创造让位于享受，信仰让位于拜物，自由让位于规范；人生逐渐被数字化，从生到死，从家庭到工作单位，被贴上了一个又一个的标签，随着标签的变换而不断转换身份，不断转换角色总之，人完全被物质异化，被科学技术格式化。物质没有成为养育人的母亲，反而成了腐蚀人性的毒药；科学没有成为解救人的“神明”反而成了束缚人的绳索。
我的耳畔时常响起达芬奇的声音，这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天才忧心忡忡地说：“人类真不愧为百兽之王，因为他的残暴超过一切野兽。我们是靠其它动物的灭亡而生存的，我们真是万物的坟场。总有一天，人们会像我一样，将屠杀动物看成是与屠杀人类同等残暴的事情。”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把自然看成了被征服的对象，破坏了与自然平等相处的关系，造成了土地沙化、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自然灾害频发等一系列的生态问题，成了名副其实的经济动物；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失去了心灵，失去了个性，失去了性情，失去了精神，失去了灵魂，失去了信仰，失去了正常的情感，失去了思考的功能，成了货真价实的消费机器。
我有时候甚至想，是否真的会有那么一天，地球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那儿只有一台电脑在掌管着人们的命运呢？人是否就成了这台电脑控制下的一台台规规矩矩的机器人，在电脑的指令下生育，生产，消费，死亡，埋葬，甚至连吃喝拉撒都设定了程序，严格按照程序运行，并且分秒不差
现代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精神问题。贝塔朗菲认为：“在生活富裕和高标准的时代里，生活会变得没有目标和意义”一个“病态社会”的主要症候就是：“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生物需要，但却使人的精神需要挨饿。”生活质量的高低与拥有金钱的多少并不成正比，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也许，只有让人们远离喧嚣的、过度的物质消费，才能找回已逝的宁静，发现生活的意义，执著地去追求使心灵充实的精神和价值。
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
庄子乐逍遥，宁为曳涂之龟而不做宗庙神器。
陶渊明悦性辞官，归园田居，找到了生活的“真意”
苏东坡仰慕清风高节，鄙弃物欲俗骨，发出了“宁可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的感慨。
文学艺术是自由生动的人格，是鲜活饱满的生命；是敏感心灵的震颤，是善良人性的升华；是苦闷和烦恼的润滑油，是轻松与快意的催化剂；更是生命峰顶盛开的雪莲花，结出的智慧果每当读到那一句句优美的诗词，听到那一曲曲动人的旋律，看到那一幅幅充满诗意的生活画面，我总是禁不住心驰神往，手舞足蹈。“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艺术的魅力不仅在于能够愉悦我们的精神，她甚至能够经久不衰，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使人的生命质量不断升值。
我在读书时发现，一颗伟大的心灵，就是一个高贵的灵魂；阅读大师的作品，其实就是和大师对话，和伟大的心灵沟通，向高贵的灵魂学习。因此，读书和写作，可以使我们超越狭小的空间，超越生命的局限，忘却身心的疲惫与烦恼，自由自在地去感受“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美妙境界。
我说：“看看书，写写文章。”
“搞文学有意思吗？”
我半开玩笑地说：“对文学的欣赏和创作就像人类生孩子一样，不能不认真。”
友人嘴角露出一丝苦笑，对我这个近乎荒诞的回答似乎感到有些意外和不解。
常常从报刊电视上看到煤矿爆炸，死伤矿工多少多少人；酗酒司机驾车出事，死伤乘客多少多少名；公安局端掉特大黑恶势力团伙，该团伙曾杀害无辜百姓多少多少人；人贩子拐骗和贩卖妇女儿童多少多少个；花季少女堕胎多少多少次等等的新闻旧说在这种精神已经退场、生命又极其脆弱的环境中，生命的价值早已贬值，人们对生命的态度也变得麻木和冷淡，还哪有心思去关注文学呢？
鲁枢元先生说：“文学，无疑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但我更倾向于认为：当前文学的危机更是现代人类的生存危机，而拯救人类的生存危机，恐怕还正期待文学呢！”
我非常认同先生的这种观点。难道不是吗？开创现实主义传统的诗经，领启浪漫主义精神的庄子、楚辞，以及后来的刚健朗畅的魏晋风骨，启人心智的“童心说”“性灵说”黄钟大吕般的盛唐诗风，暴风骤雨似的新文化运动，它们都曾将纯真的性情注入民族的血液，将生命的激情植入民族的基因，将时代的精神和意志嵌入民族的灵魂深处。
还有周易那“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乾坤二德，李白那“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冲天豪言，苏东坡那“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的大彻大悟，王实甫那“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善良祝福，曹雪芹那“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人生百味，鲁迅那“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铮铮铁骨，都生动地呈现出民族历史上一颗颗高贵的心灵，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并且生生不息地扎根于民族的魂魄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不朽诗章。
生育延续种族的生命，而文学延续民族的精神，凝聚国民的意志，反映社会的生命智慧的状态。
被称为“国魂”的鲁迅，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骨头最硬灵魂最真头脑最为清醒思想最为深刻的文化英雄。他燃烧自己的生命与激情，用尽毕生的心力试图唤醒国民麻木的灵魂，拯救民族日益衰退的精神。可是铁屋子太黑，中国人睡得太沉，鲁迅用尽了全部的心血呐喊也无济于事；而且我们这个民族又太健忘，还没过多久，就又把自身的劣根性连同这位文化的英雄遗忘在了时间的河流里。
如今，鲁迅反倒成了饱受污蔑的作家，他的著作也被标上了打四折出售的标签被随便抛在书店的角落里。鲁迅被嘲弄被冷落，国之魂魄又何所依存？先生在二十一世纪的遭遇，是当代民族精神的一个缩影，是中国文化的悲哀，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
现代人情感上的冷漠和精神上的堕落，反映出现代文化的堕落。现代文化的堕落一方面是由于物质主义思想统治了人们的精神，越来越膨胀的物质欲望把人变成了纯粹的经济动物和消费机器，人的心灵被物质和金钱填充，与审美、意义这些本属于精神领域的东西越来越疏远。人们普遍为生活所累，整天忙于赚钱，已经没有时间再为精神、灵魂、信仰这些遥远的神圣做额外的支出了。
其次是一些平庸的作家和见利忘义的出版商相互勾结，高举文化的旗帜，心怀金钱的鬼胎，贩卖低俗的货色，亵渎了社会良知，污染了文化空气，败坏了读者口味。况且口味这东西，一旦被惯坏，再想恢复过来就显得非常地困难，就像人吸食了鸦片白面之后，就很难再抛开它来喜欢茶饮咖啡一样。
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首先是文学的觉醒，文学的觉醒促进了人的觉醒，促进了各类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高举人文主义的大旗，把人性从神性中拯救出来，把人权从神权中解放出来，使西方跨越黑暗的中世纪，进而步入一个新的文明的时代。
遗憾的是，高唱着人是“万物的尺度”、“万物的灵长”、“万物的主宰”主旋律的人文主义，刚刚用左手把人性从神性中拯救出来，就又用右手把人类推入了物质主义的泥淖。西方如此，改革开放的中国也以类似的情况未能幸免于这场灵魂迷失精神堕落的灾难。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从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到满足不断膨胀的享受欲望，人们对生活越来越追求档次，越来越追求排场。穿着，从皮鞋皮裤，到锦帽貂裘；吃饭，从鱼翅燕窝，到熊掌猴脑；住宿，从高楼大厦，到豪华别墅；行路，从简单的自行车到几百万的小轿车在这个过程中，人性逐渐被物质化，变得惟财是求，惟利是图；人格逐渐被技术化，个性刻板僵化，成了社会大机器上的一块铁片，一斑锈迹；精神逐渐被边缘化，创造让位于享受，信仰让位于拜物，自由让位于规范；人生逐渐被数字化，从生到死，从家庭到工作单位，被贴上了一个又一个的标签，随着标签的变换而不断转换身份，不断转换角色总之，人完全被物质异化，被科学技术格式化。物质没有成为养育人的母亲，反而成了腐蚀人性的毒药；科学没有成为解救人的“神明”反而成了束缚人的绳索。
我的耳畔时常响起达芬奇的声音，这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天才忧心忡忡地说：“人类真不愧为百兽之王，因为他的残暴超过一切野兽。我们是靠其它动物的灭亡而生存的，我们真是万物的坟场。总有一天，人们会像我一样，将屠杀动物看成是与屠杀人类同等残暴的事情。”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把自然看成了被征服的对象，破坏了与自然平等相处的关系，造成了土地沙化、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自然灾害频发等一系列的生态问题，成了名副其实的经济动物；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失去了心灵，失去了个性，失去了性情，失去了精神，失去了灵魂，失去了信仰，失去了正常的情感，失去了思考的功能，成了货真价实的消费机器。
我有时候甚至想，是否真的会有那么一天，地球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那儿只有一台电脑在掌管着人们的命运呢？人是否就成了这台电脑控制下的一台台规规矩矩的机器人，在电脑的指令下生育，生产，消费，死亡，埋葬，甚至连吃喝拉撒都设定了程序，严格按照程序运行，并且分秒不差
现代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精神问题。贝塔朗菲认为：“在生活富裕和高标准的时代里，生活会变得没有目标和意义”一个“病态社会”的主要症候就是：“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生物需要，但却使人的精神需要挨饿。”生活质量的高低与拥有金钱的多少并不成正比，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也许，只有让人们远离喧嚣的、过度的物质消费，才能找回已逝的宁静，发现生活的意义，执著地去追求使心灵充实的精神和价值。
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
庄子乐逍遥，宁为曳涂之龟而不做宗庙神器。
陶渊明悦性辞官，归园田居，找到了生活的“真意”
苏东坡仰慕清风高节，鄙弃物欲俗骨，发出了“宁可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的感慨。
文学艺术是自由生动的人格，是鲜活饱满的生命；是敏感心灵的震颤，是善良人性的升华；是苦闷和烦恼的润滑油，是轻松与快意的催化剂；更是生命峰顶盛开的雪莲花，结出的智慧果每当读到那一句句优美的诗词，听到那一曲曲动人的旋律，看到那一幅幅充满诗意的生活画面，我总是禁不住心驰神往，手舞足蹈。“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艺术的魅力不仅在于能够愉悦我们的精神，她甚至能够经久不衰，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使人的生命质量不断升值。
我在读书时发现，一颗伟大的心灵，就是一个高贵的灵魂；阅读大师的作品，其实就是和大师对话，和伟大的心灵沟通，向高贵的灵魂学习。因此，读书和写作，可以使我们超越狭小的空间，超越生命的局限，忘却身心的疲惫与烦恼，自由自在地去感受“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美妙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