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题记
永兴场其实是个很有历史和不断盛产传奇的地方。
因为时间的久远，故乡很多的人和事就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一般，既清晰竟又渐渐模糊不清起来。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就想起那个名叫永兴场的地方来。永兴场现在早已经不叫永兴场了，现在叫海田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改成海田乡这个名字的。原先很长时间都叫永兴场。永兴场的周围有三块很大的平坝，一块叫康家坝，一块叫五通坝，另一块就叫海田坝，三块大坝包围之中，一条小河蜿蜒流淌其间，小河两岸竹林茂盛，青翠碧绿，连绵起伏，三三两两的人家便依山傍水临河而居。当地盛产火纸，竹山观村和三清沟的人很多人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就用竹子生产火纸贴补家计聊以为生。康家坝和五通坝上住着的大多是康姓人家。乡场所在的地方其实是五通村。也不知什么原因，乡场最终却选择了海田作为乡名。听老人们讲，永兴场这个名字其实是很有历史和来历的。据说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八大王张献忠带领农民军经过这里时顺便所起的名字。真实的历史究竟是否就如传说一样，因为时间久远，自然也就无从查证。如果传说属实，那么永兴场得名的历史也就有将近三百四五十多年的历史了。
从小就记得在距永兴场附近二十多里地的地方有一座很有名气的山，位于高坪、岳池、蓬安三县交界之地，地势险要，人称金城山。附近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说是当年八大王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后，自称大西皇帝，后来兵败，一气之下将个好端端的成都烧了个一干二净，然后率军仓皇逃窜，逃至顺庆时，派手下人四处去寻觅有王气的风水宝地准备重新建都，建都之地说是必须要有一百个山头方可。派出去的手下人站在金城山顶数山头，数去数来，由于忘记了数站在脚下的金城山，因此只数出了九十九个山头，于是只好悻悻而去。后来八大王张献忠只好引军而去，被尾追而至的清军一箭射死在了西充凤凰山。因为蓬安境内也有一个名叫凤凰山的地方，在蓬安境内的凤石乡，因此也有人力争张献忠其实是被清军射死在蓬安境内凤石乡的凤凰山上的。据说当地还有一个名叫盘丝洞的地方，传说这里还留有当年张献忠兵败撤退时的藏宝洞。多年来一直都有众多好事者前往盘丝洞探秘寻宝，以期寻找到当年张献忠留下的蛛丝马迹。前几年，我也亲自去过盘丝洞实地踏勘，山路险要，峭壁林立，几不可行，由于下雨山石坍塌堵塞了洞口，又有人传闻洞中深不可测，有大蟒蛇出没，听后我们便望而生畏望而却步了。万一宝藏没寻到，反而不幸把小命丢于深山老林之中，我觉得非常划不来，宝贝虽好，但生命更为珍贵。因为毕竟人生中还有很多很多同样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杀人魔王张献忠究竟与蓬安有何关系，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也许也只有当年的那些历史的亲历者才能说得清道得明了。而我们这些穿梭于历史时光隧道中的匆匆过客及其后来之人，我们所作出一切的一切的推测也许都是犹如盲人摸象一般的瞎猜甚至扯淡而已。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在我的记忆中，永兴场还是走出过一些享誉全县全省甚至全国的名人的。一个是江牧岳，原名叫蒋慕岳，1915年出生在海田乡，1936年参加革命，解放后担任过中国记者协会书记处书记，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新闻学家、著名记者，徐霞客研究会会长，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蒋慕岳老先生的儿子蒋杭生先生曾经在网上联系过我，据蒋杭生先生告诉我，其家父已于前几年在北京去世了，享年九十余岁，也算是积德积福的长寿老人了。
蒋姓人家解放前在永兴场曾是大姓，蓬安县志里有一卷里曾有一段是这样记载的：“罗家的锣（罗）儿打不得，济渡的牛（刘）儿牵不得，永兴场的道理讲（蒋）不清。”这些顺口溜其实反映了解放前蓬安境内的各个地方的大家族的势力。永兴场的道理讲（蒋）不清这一句记载，其实也充分印证了蒋姓人家解放前在永兴场一带的显赫和盛极一时。
小时候，我常常听我父亲给我讲述海田蒋姓人家中另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此人名叫蒋日千，是国民党时期永兴场的乡长，也是当地的大地主，身材高大魁梧，用我父亲的话说，此人生得牛高马大，胆子也大。解放初被共产党人民政府镇压。枪毙蒋日千的地方就在现在的海田初中的操场下边的一片小竹林边。枪毙蒋日千的时候，被五花大绑的蒋日千竟丝毫不惧，一个解放军士兵端起步枪一枪打去，由于一时紧张，子弹竟然打着了蒋日千的耳朵，打得蒋的一只耳朵鲜血淋漓。蒋日千竟回过头来恶狠狠地瞪了一眼行刑士兵道：“打不打得来枪嘛，打不来枪就换个人来打嘛！”据说，换了个连长上去，将子弹在鞋子上擦了几擦，然后一枪打出，当场就将蒋日千的脑壳打爆了。脑壳盖子被掀开半边，人栽倒在地上，脑浆、血浆淌了一地。蒋的族人和亲戚朋友竟无一人敢来收尸。最后竟是其儿媳妇哭哭涕涕前来收的尸。这个女人跪在地上，将一根手帕铺在地上，一点一点地将地上的脑浆和着沾着脑浆的泥巴逐一捧进手帕，花钱请人将公公的尸体抬回了村里安葬。大地主蒋日千被共产党人民政府镇压后，其在永兴街上的众多房产被当地农民一分而空。如今，我每次回老家，在永兴老街上，依旧可以看见当年大地主蒋日千被瓜分的房子，一座房子分给了邓君用，另一座房子分给了邓胜财，还有对面的一座房子分给了邓武生，老街两边是长长的两排长房子，青瓦屋面，穿斗木结构，铺板门，屋中有小天井，屋后还有吊脚楼，有地道通往屋后小溪的竹林地里，房屋檐下雪白的粉墙上至今还清晰可见文革期间书写的鲜红的毛主席语录大字标语，这些毛主席语录标语据说是供销社里一个名叫李坤的人写的，整个房屋古色古香，古韵盎然，虽然接近半个世纪风雨沧桑时光的洗礼，但这些老房子至今依旧保存得较为完好。
另外，小时候也常常听父亲给我讲述，永兴场还出了一个大土匪，名叫肖英，是永兴场太平那边的人，此人参加了扇子匪，手下带有悍匪数十人。解放初，肖英率悍匪数十人从永兴场太平村出发，攻打柳树乡，也就是去袭击当时驻扎在柳滩乡政府的解放军征粮队，当场杀死了解放军征粮队战士数人，其中就有来自山东鱼台的解放军班长张德文。张德文等几位烈士后葬在锦屏镇境内。我曾数次前往锦屏镇烈士墓地拜谒几位为了共和国而壮烈牺牲的烈士。前几年，由于修建嘉陵江二桥，据说张班长等几位烈士的遗骸又迁往了蓬安殡仪馆附近的公墓。解放后，悍匪肖英等人被解放军捉住，经过公审后，当即押到海田坝罗道理先生房子对面的小山上执行了公开枪决。据说，肖英被枪毙的时候也是凶顽异常，至死都拒不认罪悔罪。
从永兴场走出去的乡友中，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人是张兴吉，是雷锋班首任班长，也是唯一在雷锋生前给雷锋当过班长的人。曾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接见，并和他们合影留念。张兴吉先生1940年出生在海田乡三村七社，我父亲是海田乡三村八社人，两家只相隔几根田埂，张兴吉的妹妹张碧英是我的幺妈，因此，张兴吉算起来是我隔房的舅父。张兴吉先生1972年转业到南充土产果品公司当司机，1988年停薪留职买了一辆旧大巴客车，常常跑南充到兴旺到海田一线，他开车立下了一个规矩，凡是老弱病残坐他的车一律不收车费。他那时候，开车开到海田常常到我家歇脚喝水，和我父母聊天。并给我们讲述一些他在部队里当兵的故事，听得我们常常如痴如醉。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少联系，只知道张兴吉有个儿子名叫张亚春，在济渡中学读过书，有个女儿名叫张亚（晓）兰，如今大致都住在南充吉庆巷里。
——题记
永兴场其实是个很有历史和不断盛产传奇的地方。
因为时间的久远，故乡很多的人和事就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一般，既清晰竟又渐渐模糊不清起来。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就想起那个名叫永兴场的地方来。永兴场现在早已经不叫永兴场了，现在叫海田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改成海田乡这个名字的。原先很长时间都叫永兴场。永兴场的周围有三块很大的平坝，一块叫康家坝，一块叫五通坝，另一块就叫海田坝，三块大坝包围之中，一条小河蜿蜒流淌其间，小河两岸竹林茂盛，青翠碧绿，连绵起伏，三三两两的人家便依山傍水临河而居。当地盛产火纸，竹山观村和三清沟的人很多人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就用竹子生产火纸贴补家计聊以为生。康家坝和五通坝上住着的大多是康姓人家。乡场所在的地方其实是五通村。也不知什么原因，乡场最终却选择了海田作为乡名。听老人们讲，永兴场这个名字其实是很有历史和来历的。据说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八大王张献忠带领农民军经过这里时顺便所起的名字。真实的历史究竟是否就如传说一样，因为时间久远，自然也就无从查证。如果传说属实，那么永兴场得名的历史也就有将近三百四五十多年的历史了。
从小就记得在距永兴场附近二十多里地的地方有一座很有名气的山，位于高坪、岳池、蓬安三县交界之地，地势险要，人称金城山。附近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说是当年八大王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后，自称大西皇帝，后来兵败，一气之下将个好端端的成都烧了个一干二净，然后率军仓皇逃窜，逃至顺庆时，派手下人四处去寻觅有王气的风水宝地准备重新建都，建都之地说是必须要有一百个山头方可。派出去的手下人站在金城山顶数山头，数去数来，由于忘记了数站在脚下的金城山，因此只数出了九十九个山头，于是只好悻悻而去。后来八大王张献忠只好引军而去，被尾追而至的清军一箭射死在了西充凤凰山。因为蓬安境内也有一个名叫凤凰山的地方，在蓬安境内的凤石乡，因此也有人力争张献忠其实是被清军射死在蓬安境内凤石乡的凤凰山上的。据说当地还有一个名叫盘丝洞的地方，传说这里还留有当年张献忠兵败撤退时的藏宝洞。多年来一直都有众多好事者前往盘丝洞探秘寻宝，以期寻找到当年张献忠留下的蛛丝马迹。前几年，我也亲自去过盘丝洞实地踏勘，山路险要，峭壁林立，几不可行，由于下雨山石坍塌堵塞了洞口，又有人传闻洞中深不可测，有大蟒蛇出没，听后我们便望而生畏望而却步了。万一宝藏没寻到，反而不幸把小命丢于深山老林之中，我觉得非常划不来，宝贝虽好，但生命更为珍贵。因为毕竟人生中还有很多很多同样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杀人魔王张献忠究竟与蓬安有何关系，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也许也只有当年的那些历史的亲历者才能说得清道得明了。而我们这些穿梭于历史时光隧道中的匆匆过客及其后来之人，我们所作出一切的一切的推测也许都是犹如盲人摸象一般的瞎猜甚至扯淡而已。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在我的记忆中，永兴场还是走出过一些享誉全县全省甚至全国的名人的。一个是江牧岳，原名叫蒋慕岳，1915年出生在海田乡，1936年参加革命，解放后担任过中国记者协会书记处书记，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新闻学家、著名记者，徐霞客研究会会长，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蒋慕岳老先生的儿子蒋杭生先生曾经在网上联系过我，据蒋杭生先生告诉我，其家父已于前几年在北京去世了，享年九十余岁，也算是积德积福的长寿老人了。
蒋姓人家解放前在永兴场曾是大姓，蓬安县志里有一卷里曾有一段是这样记载的：“罗家的锣（罗）儿打不得，济渡的牛（刘）儿牵不得，永兴场的道理讲（蒋）不清。”这些顺口溜其实反映了解放前蓬安境内的各个地方的大家族的势力。永兴场的道理讲（蒋）不清这一句记载，其实也充分印证了蒋姓人家解放前在永兴场一带的显赫和盛极一时。
小时候，我常常听我父亲给我讲述海田蒋姓人家中另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此人名叫蒋日千，是国民党时期永兴场的乡长，也是当地的大地主，身材高大魁梧，用我父亲的话说，此人生得牛高马大，胆子也大。解放初被共产党人民政府镇压。枪毙蒋日千的地方就在现在的海田初中的操场下边的一片小竹林边。枪毙蒋日千的时候，被五花大绑的蒋日千竟丝毫不惧，一个解放军士兵端起步枪一枪打去，由于一时紧张，子弹竟然打着了蒋日千的耳朵，打得蒋的一只耳朵鲜血淋漓。蒋日千竟回过头来恶狠狠地瞪了一眼行刑士兵道：“打不打得来枪嘛，打不来枪就换个人来打嘛！”据说，换了个连长上去，将子弹在鞋子上擦了几擦，然后一枪打出，当场就将蒋日千的脑壳打爆了。脑壳盖子被掀开半边，人栽倒在地上，脑浆、血浆淌了一地。蒋的族人和亲戚朋友竟无一人敢来收尸。最后竟是其儿媳妇哭哭涕涕前来收的尸。这个女人跪在地上，将一根手帕铺在地上，一点一点地将地上的脑浆和着沾着脑浆的泥巴逐一捧进手帕，花钱请人将公公的尸体抬回了村里安葬。大地主蒋日千被共产党人民政府镇压后，其在永兴街上的众多房产被当地农民一分而空。如今，我每次回老家，在永兴老街上，依旧可以看见当年大地主蒋日千被瓜分的房子，一座房子分给了邓君用，另一座房子分给了邓胜财，还有对面的一座房子分给了邓武生，老街两边是长长的两排长房子，青瓦屋面，穿斗木结构，铺板门，屋中有小天井，屋后还有吊脚楼，有地道通往屋后小溪的竹林地里，房屋檐下雪白的粉墙上至今还清晰可见文革期间书写的鲜红的毛主席语录大字标语，这些毛主席语录标语据说是供销社里一个名叫李坤的人写的，整个房屋古色古香，古韵盎然，虽然接近半个世纪风雨沧桑时光的洗礼，但这些老房子至今依旧保存得较为完好。
另外，小时候也常常听父亲给我讲述，永兴场还出了一个大土匪，名叫肖英，是永兴场太平那边的人，此人参加了扇子匪，手下带有悍匪数十人。解放初，肖英率悍匪数十人从永兴场太平村出发，攻打柳树乡，也就是去袭击当时驻扎在柳滩乡政府的解放军征粮队，当场杀死了解放军征粮队战士数人，其中就有来自山东鱼台的解放军班长张德文。张德文等几位烈士后葬在锦屏镇境内。我曾数次前往锦屏镇烈士墓地拜谒几位为了共和国而壮烈牺牲的烈士。前几年，由于修建嘉陵江二桥，据说张班长等几位烈士的遗骸又迁往了蓬安殡仪馆附近的公墓。解放后，悍匪肖英等人被解放军捉住，经过公审后，当即押到海田坝罗道理先生房子对面的小山上执行了公开枪决。据说，肖英被枪毙的时候也是凶顽异常，至死都拒不认罪悔罪。
从永兴场走出去的乡友中，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人是张兴吉，是雷锋班首任班长，也是唯一在雷锋生前给雷锋当过班长的人。曾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接见，并和他们合影留念。张兴吉先生1940年出生在海田乡三村七社，我父亲是海田乡三村八社人，两家只相隔几根田埂，张兴吉的妹妹张碧英是我的幺妈，因此，张兴吉算起来是我隔房的舅父。张兴吉先生1972年转业到南充土产果品公司当司机，1988年停薪留职买了一辆旧大巴客车，常常跑南充到兴旺到海田一线，他开车立下了一个规矩，凡是老弱病残坐他的车一律不收车费。他那时候，开车开到海田常常到我家歇脚喝水，和我父母聊天。并给我们讲述一些他在部队里当兵的故事，听得我们常常如痴如醉。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少联系，只知道张兴吉有个儿子名叫张亚春，在济渡中学读过书，有个女儿名叫张亚（晓）兰，如今大致都住在南充吉庆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