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高考发榜的日子。这一天，牵动着多少学子和家长的心呵！
山东的高考成绩揭晓，是昨天下午16时开始。自此时间，查询电话和网络查询，立时进入了白热化。几家欢喜几家忧。成绩进入本科线的，欢呼雀跃，举家欢庆；名落孙山的，阴云密布。
往年，发榜的当晚，县城的几所中学，礼花漫天，炮声隆隆，一片欢庆的景象。翌日清晨，火红的条幅挂满城区显眼的街道。这家本科一榜入线全县第一，那家应届一本入线全县第一，某校某某入线全县第一到处欢呼，到处是第一。若不是这条幅上热情洋溢甚至于夸张至极的提示，眼花缭乱的喜庆景象，还真让你分不清是高考揭榜，还是欢度佳节，抑或是庆贺某某宝岛的回归。
受喜庆气氛的感染，我也为朋友孩子的金榜提名而兴奋不已。
放下祝贺的电话，遥想当年自己高考发榜的日子，留下一串感慨。
也是高考发榜的日子。七十年代末，那时还没有网络、电话查询，发榜是在县城一中礼堂的西墙上，用大红纸张榜。
那天天气阴沉，燥热。一早，心揣兔子的我，并没按父亲的指示去县城看榜，而是早早肩扛着锄镢下了田。宁愿在闷热不透风的玉米地里锄地、拔草，也不愿去现场经受那眩目的刺激。毕竟前年受过一次心理伤害。至今想来，还为自己当时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而羞愧。
下午，我正在村东锄草，母亲老远叫着我的小名喊，回来，回来，考上了。我抹了把汗，没敢应声。谁知道是二弟考上了，还是我（当时，二弟属于应届学生里的尖子生，他考中的把握性最大）。当母亲扭着小脚兴冲冲跑来地头上，看她那极度兴奋的样子，我心里有数了。光着膀子赶紧往家跑，衣服、锄头统统不要了。
进门，父亲正在院子里转悠。那放光的大眼睛，一扫平日的抑郁。“你俩终于让我放心了！”父亲的这句话，是压抑着激动、伴着一声轻松发出的。望着父亲日渐苍老的面容，我禁不住眼睛湿了。父母，为孩子的学习真是操碎了心。特别是对我这参加过两次高考的长子。
我是恢复高考后高中毕业的。那时高中阶段的学习，受到读书无用论的毒害，纯粹是种形式。我记的，除了拉沙、搬砖、平操场的建校劳动，就是去校办工厂车间劳动。当然，排练演出节目，也是必修科。全年级6个班，被分作机电班、测绘班、文艺班等等，仿佛就是现在的职业学校。我所在的班级，便是文艺班。每次年底，我都不无忧虑地问校长（我父亲的朋友），平时不学习，期末考不好怎么办？校长笑着回答，我告诉你班主任，给你划上个分就是（面对当时的形势，作为校长的他，也是一脸无奈）。
恢复高考时，早早下学的我，因为家庭困难，还有会登台演出的一技之长（当时，各个部门都高度重视文艺宣传），被安排到供销社，当了月薪30元（其中18元交大队，可买一个整劳力的工分，生产队再按工分的多少分配粮食）的临时工。78年的高考，我在县化肥厂机修车间当学徒，错过了。
79年，我考上曲阜师院数学系的同桌好友贾兴德来信，鼓励我参加高考，甚至可以辞职回母校复读（当时的母校，虽建校很晚，但却考出了南开、复旦等尖子生）。我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参加高考，脱离农村的苦日子，这是最基本的目的。就目前的学习基础，尤其是数理化基础差，不复读，恐怕没有希望。可是，在家我是长子，除了我和母亲能争一个半劳力的工分，分的口粮还不够一家人吃半年的。若再辞职去复读，那给家庭带来怎样的负担。远在外地教书的父亲怎会安心工作？
为了不给家庭再增加负担，我心一横，决定边工作，边复习准备高考。我在校时的班主任董世荣老师（曲师数学系毕业），教语文的马耀林老师（山师中文系毕业），都来供销社做我的工作，让我回校复读。校长也给我父亲电话，让我父亲不能浪费了儿子的才能（其实，我除了曾写出几篇被封作范文的作文外，还没发现自己的长处）。
周日回家，父亲征求我的意见。想到两个弟弟、两个妹妹都在读书上学，家中父母整天为吃不上饭而犯愁，我还是打消了复读的念头。
晚上，我在职工宿舍复习功课到很晚，白天上班，时常打盹。有时，还出现了技术失误。尽管我小心检讨、赔罪，但还是有人向供销社主要领导打了报告，将我扫出后厂（其实，当时就有人在与我争车工的岗位），发配到了乡下一个有着3名职工的代销店，从事保管和售货员工作。
也就是这一年参加了文科高考，仅以离大专分数录取线2。5分之差（当时的高考规定：考大学的，不能进入中专），而名落孙山。
我的老班主任安慰我，你只要把数学成绩提到30分以上(后来高考考了47分），就能高考如愿。说来惭愧，当时的高考数学成绩仅仅得了19分，其中涉及到的对数、立体几何、韦达定理，根本就没学过。
该吸取教训了。春节后，我开始请假，回母校学习数学、历史等课程。高考前4个月，索性辞职回了母校。学校没有文科班，校长便专门请外校的历史等学科的老师，来为我们5位补习生开小灶。
周日回家拿饭，晚上时间，父亲请来在县一中任历史老师的刘老师为我补习。
古人云：梅花香自苦寒来。而高考金榜提名的背后，又蕴涵着老师、家长等多少人的心血和汗水。
参加高考快30年了，回想发榜的日子，依然感慨万千。
2007年6月24日星期日
山东的高考成绩揭晓，是昨天下午16时开始。自此时间，查询电话和网络查询，立时进入了白热化。几家欢喜几家忧。成绩进入本科线的，欢呼雀跃，举家欢庆；名落孙山的，阴云密布。
往年，发榜的当晚，县城的几所中学，礼花漫天，炮声隆隆，一片欢庆的景象。翌日清晨，火红的条幅挂满城区显眼的街道。这家本科一榜入线全县第一，那家应届一本入线全县第一，某校某某入线全县第一到处欢呼，到处是第一。若不是这条幅上热情洋溢甚至于夸张至极的提示，眼花缭乱的喜庆景象，还真让你分不清是高考揭榜，还是欢度佳节，抑或是庆贺某某宝岛的回归。
受喜庆气氛的感染，我也为朋友孩子的金榜提名而兴奋不已。
放下祝贺的电话，遥想当年自己高考发榜的日子，留下一串感慨。
也是高考发榜的日子。七十年代末，那时还没有网络、电话查询，发榜是在县城一中礼堂的西墙上，用大红纸张榜。
那天天气阴沉，燥热。一早，心揣兔子的我，并没按父亲的指示去县城看榜，而是早早肩扛着锄镢下了田。宁愿在闷热不透风的玉米地里锄地、拔草，也不愿去现场经受那眩目的刺激。毕竟前年受过一次心理伤害。至今想来，还为自己当时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而羞愧。
下午，我正在村东锄草，母亲老远叫着我的小名喊，回来，回来，考上了。我抹了把汗，没敢应声。谁知道是二弟考上了，还是我（当时，二弟属于应届学生里的尖子生，他考中的把握性最大）。当母亲扭着小脚兴冲冲跑来地头上，看她那极度兴奋的样子，我心里有数了。光着膀子赶紧往家跑，衣服、锄头统统不要了。
进门，父亲正在院子里转悠。那放光的大眼睛，一扫平日的抑郁。“你俩终于让我放心了！”父亲的这句话，是压抑着激动、伴着一声轻松发出的。望着父亲日渐苍老的面容，我禁不住眼睛湿了。父母，为孩子的学习真是操碎了心。特别是对我这参加过两次高考的长子。
我是恢复高考后高中毕业的。那时高中阶段的学习，受到读书无用论的毒害，纯粹是种形式。我记的，除了拉沙、搬砖、平操场的建校劳动，就是去校办工厂车间劳动。当然，排练演出节目，也是必修科。全年级6个班，被分作机电班、测绘班、文艺班等等，仿佛就是现在的职业学校。我所在的班级，便是文艺班。每次年底，我都不无忧虑地问校长（我父亲的朋友），平时不学习，期末考不好怎么办？校长笑着回答，我告诉你班主任，给你划上个分就是（面对当时的形势，作为校长的他，也是一脸无奈）。
恢复高考时，早早下学的我，因为家庭困难，还有会登台演出的一技之长（当时，各个部门都高度重视文艺宣传），被安排到供销社，当了月薪30元（其中18元交大队，可买一个整劳力的工分，生产队再按工分的多少分配粮食）的临时工。78年的高考，我在县化肥厂机修车间当学徒，错过了。
79年，我考上曲阜师院数学系的同桌好友贾兴德来信，鼓励我参加高考，甚至可以辞职回母校复读（当时的母校，虽建校很晚，但却考出了南开、复旦等尖子生）。我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参加高考，脱离农村的苦日子，这是最基本的目的。就目前的学习基础，尤其是数理化基础差，不复读，恐怕没有希望。可是，在家我是长子，除了我和母亲能争一个半劳力的工分，分的口粮还不够一家人吃半年的。若再辞职去复读，那给家庭带来怎样的负担。远在外地教书的父亲怎会安心工作？
为了不给家庭再增加负担，我心一横，决定边工作，边复习准备高考。我在校时的班主任董世荣老师（曲师数学系毕业），教语文的马耀林老师（山师中文系毕业），都来供销社做我的工作，让我回校复读。校长也给我父亲电话，让我父亲不能浪费了儿子的才能（其实，我除了曾写出几篇被封作范文的作文外，还没发现自己的长处）。
周日回家，父亲征求我的意见。想到两个弟弟、两个妹妹都在读书上学，家中父母整天为吃不上饭而犯愁，我还是打消了复读的念头。
晚上，我在职工宿舍复习功课到很晚，白天上班，时常打盹。有时，还出现了技术失误。尽管我小心检讨、赔罪，但还是有人向供销社主要领导打了报告，将我扫出后厂（其实，当时就有人在与我争车工的岗位），发配到了乡下一个有着3名职工的代销店，从事保管和售货员工作。
也就是这一年参加了文科高考，仅以离大专分数录取线2。5分之差（当时的高考规定：考大学的，不能进入中专），而名落孙山。
我的老班主任安慰我，你只要把数学成绩提到30分以上(后来高考考了47分），就能高考如愿。说来惭愧，当时的高考数学成绩仅仅得了19分，其中涉及到的对数、立体几何、韦达定理，根本就没学过。
该吸取教训了。春节后，我开始请假，回母校学习数学、历史等课程。高考前4个月，索性辞职回了母校。学校没有文科班，校长便专门请外校的历史等学科的老师，来为我们5位补习生开小灶。
周日回家拿饭，晚上时间，父亲请来在县一中任历史老师的刘老师为我补习。
古人云：梅花香自苦寒来。而高考金榜提名的背后，又蕴涵着老师、家长等多少人的心血和汗水。
参加高考快30年了，回想发榜的日子，依然感慨万千。
2007年6月24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