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滔天的愤怒和激烈的情绪，可在场的每个人都感觉到沉重的压力，纷纷垂下了眼皮，不敢与那双毫无波动又冷酷异常的眼神对视，就连一向自诩直言敢谏的高攀龙也心脏乱跳冷汗直流。
他和某些官员们确实愿意为了信念付出代价，甚至生命，可问题是面对的这位皇帝根本不给扬名千古的机会，不光要从肉体上毁灭一切反对者，连精神也一并蹂躏摧残。
现在他突然发现了一件事，原本并不能左右朝堂分毫，只是像苍蝇一样有些讨厌的《半月谈》，竟然成了皇帝打击政敌的杀手锏。
往常官员们被罢官、被抄家、被流放乃至被杀头，真实情况仅仅能在朝堂里面传播，还不是很全面。绝大部分人，包括很多外地官员并不知情，只能人云亦云。
这时候由士人们掌控的话语权就能发挥大作用了，想让谁当忠臣谁就是忠臣，哪怕是家里有万亩良田那也叫清廉奉公。
谁损害了士人阶层的利益，谁就是奸佞，哪怕为官时做过一百件好事，只要有一件做错了就会被扣上误国殃民的帽子。
不光官员，连皇帝也一样。顺着士人阶层的意思办事，不管办好没办好都是明君。但凡赶上有几年风调匀顺，百姓们稍微没饿肚子，必须是某某盛世降临。
反之就是昏君，哪怕全国百姓都吃饱穿暖了，只要损害了士人阶层的利益，就算执政期间没出任何大错，无法扣帽子，也得编一大堆故事，从民间把其名声搞臭。
可是这个千年来百试不爽大杀招，愣是被皇帝一个看似无意的小举动给破了。眼下士人阶层不光不能用话语权来胁迫皇帝，倒是被皇帝反客为主，用《半月谈》和《商报》反过来猛烈打击。
而报纸这个看上去很不入流，一贯被士人阶层唾弃的俗物，杀伤力却如此之大，把皇帝的意志跳过了士人阶层直接传达到民间。
怪不得当年顾宪成、沈鲤等人要坚持创办《东林旬讲》和《半月谈》抗衡呢，而皇帝在破获养心殿谋反案之后，也第一时间把这份报纸给查封了，原来是为了堵嘴。
只可惜当年没人能看到这一步，也不屑于在专供市井小民传看的报纸上口诛笔伐，以至于现在想用了、想写了、想说话了，却发现两手空空、无的放矢。
重新打鼓另开张从头再来？怕是难于上青天。即便皇帝不横加阻拦，新报纸也斗不过经营多年《半月谈》和《商报》。无它，已成气候。
只要谈起报纸两个字，长江流域及其以北，世人只知也只信《半月谈》，而到了两广、福建地区，《商报》则一枝独秀，人气颇高。想打败这两份报纸，恐怕非一朝一夕之功，如果再加上个皇帝的因素，基本就没有可能了。
御前会议散了，一众朝臣们全像被霜打过的茄子，蔫头耷拉脑袋的走了。此次的打击最为沉痛，甚至可以说从此以后朝堂上除了皇帝之外再没有第二种声音。
而各部尚书、内阁大学士也不再有能力左右皇帝的意志，说好听点叫辅佐，说难听点就是傀儡。皇帝说往东，大家就全得往东。
唯一能做出的改变就是迈步的速度，但只要不想被挂在城头，再遭到报纸的口诛笔伐，成为遗臭万年的奸佞，就不能故意磨蹭。
从掌握着权力过渡到被人施舍权力，滋味还是非常难受的。有些人已经后悔了，当初不该与新政作对，应早点投靠到皇帝身边。有些人则在默默盘算，还有没有机会投靠。也有些人心灰意冷，打算找个合适的理由辞官。
“陛下，高尚书之言也不是全无道理。自古以来为君者都以任、孝、爱为尊，不宜过于锋芒毕露。”
但有一个人既不失望也不灰心，还沾沾自喜。因为他自始至终都站在皇帝一边，皇权越大收益越高。不过越是这样就越要直谏，随时提醒皇帝注意分寸，不要把大好局面搞得无法收拾。
“大来啊，唐宋元，包括我大明，曾经有多位皇帝和大臣都进行过改革，可无一能成功，知道是为什么吗？”
而面对这个人的劝告，皇帝还真能听进去，不过看样子是不打算采纳，又摆出要上课的架势。冲着王承恩伸出了两根手指，后者马上从腰带上挂着的银盒子里抽出一根黑褐色的小棍子，并随手点燃了打火机。
“呃……臣以为各具特点，不能一概而论。”
如果要讨论新政的大方向，袁应泰必须俯首帖耳字字斟酌，但要谈古论今，别说这位连童生水平都不够的皇帝，就算把袁可立和李贽都叫来，他也不怵。
“他们确实所处时代不同，内部和外部条件也不同，但同样的事情又是同样的后果，次数多了之后总能找到相同点的，而这个相同点就是关键点。
历朝历代的改革和变革都疏忽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要改革和变革？不理清楚这个问题，就等于出门没有目的地。走了半天全是无用功，说不定越走越远，还不如坐在家里哪儿都别去。”
接过雪茄烟，就着打火机点燃，紧吧嗒两口，洪教授的历史课正式开讲了。别看朝中有这么多大臣，可能让洪教授讲课的人几乎没有。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洪教授整天都在琢磨如何把人家弄死，肯定不会讲为什么要弄死，又该怎么弄死。而王承恩、王安之流讲了也听不懂，反倒会把已有的认知体系搞乱，不如不讲。
但有几个人能听明白，也必须听明白。比如袁可立、袁应泰、马经纶，以后可能还会加上金世俊、左光斗、庄元臣、孙承宗等正在新政事业里摸索前进的年轻一代官员。
他们做为新政的接班人，要比老一辈先行者的任务更重，不光要把皇帝的想法逐一付诸实施，还得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一边继续向前摸索，一边回头对漏洞缝隙贴贴补补。
(本章完)
他和某些官员们确实愿意为了信念付出代价，甚至生命，可问题是面对的这位皇帝根本不给扬名千古的机会，不光要从肉体上毁灭一切反对者，连精神也一并蹂躏摧残。
现在他突然发现了一件事，原本并不能左右朝堂分毫，只是像苍蝇一样有些讨厌的《半月谈》，竟然成了皇帝打击政敌的杀手锏。
往常官员们被罢官、被抄家、被流放乃至被杀头，真实情况仅仅能在朝堂里面传播，还不是很全面。绝大部分人，包括很多外地官员并不知情，只能人云亦云。
这时候由士人们掌控的话语权就能发挥大作用了，想让谁当忠臣谁就是忠臣，哪怕是家里有万亩良田那也叫清廉奉公。
谁损害了士人阶层的利益，谁就是奸佞，哪怕为官时做过一百件好事，只要有一件做错了就会被扣上误国殃民的帽子。
不光官员，连皇帝也一样。顺着士人阶层的意思办事，不管办好没办好都是明君。但凡赶上有几年风调匀顺，百姓们稍微没饿肚子，必须是某某盛世降临。
反之就是昏君，哪怕全国百姓都吃饱穿暖了，只要损害了士人阶层的利益，就算执政期间没出任何大错，无法扣帽子，也得编一大堆故事，从民间把其名声搞臭。
可是这个千年来百试不爽大杀招，愣是被皇帝一个看似无意的小举动给破了。眼下士人阶层不光不能用话语权来胁迫皇帝，倒是被皇帝反客为主，用《半月谈》和《商报》反过来猛烈打击。
而报纸这个看上去很不入流，一贯被士人阶层唾弃的俗物，杀伤力却如此之大，把皇帝的意志跳过了士人阶层直接传达到民间。
怪不得当年顾宪成、沈鲤等人要坚持创办《东林旬讲》和《半月谈》抗衡呢，而皇帝在破获养心殿谋反案之后，也第一时间把这份报纸给查封了，原来是为了堵嘴。
只可惜当年没人能看到这一步，也不屑于在专供市井小民传看的报纸上口诛笔伐，以至于现在想用了、想写了、想说话了，却发现两手空空、无的放矢。
重新打鼓另开张从头再来？怕是难于上青天。即便皇帝不横加阻拦，新报纸也斗不过经营多年《半月谈》和《商报》。无它，已成气候。
只要谈起报纸两个字，长江流域及其以北，世人只知也只信《半月谈》，而到了两广、福建地区，《商报》则一枝独秀，人气颇高。想打败这两份报纸，恐怕非一朝一夕之功，如果再加上个皇帝的因素，基本就没有可能了。
御前会议散了，一众朝臣们全像被霜打过的茄子，蔫头耷拉脑袋的走了。此次的打击最为沉痛，甚至可以说从此以后朝堂上除了皇帝之外再没有第二种声音。
而各部尚书、内阁大学士也不再有能力左右皇帝的意志，说好听点叫辅佐，说难听点就是傀儡。皇帝说往东，大家就全得往东。
唯一能做出的改变就是迈步的速度，但只要不想被挂在城头，再遭到报纸的口诛笔伐，成为遗臭万年的奸佞，就不能故意磨蹭。
从掌握着权力过渡到被人施舍权力，滋味还是非常难受的。有些人已经后悔了，当初不该与新政作对，应早点投靠到皇帝身边。有些人则在默默盘算，还有没有机会投靠。也有些人心灰意冷，打算找个合适的理由辞官。
“陛下，高尚书之言也不是全无道理。自古以来为君者都以任、孝、爱为尊，不宜过于锋芒毕露。”
但有一个人既不失望也不灰心，还沾沾自喜。因为他自始至终都站在皇帝一边，皇权越大收益越高。不过越是这样就越要直谏，随时提醒皇帝注意分寸，不要把大好局面搞得无法收拾。
“大来啊，唐宋元，包括我大明，曾经有多位皇帝和大臣都进行过改革，可无一能成功，知道是为什么吗？”
而面对这个人的劝告，皇帝还真能听进去，不过看样子是不打算采纳，又摆出要上课的架势。冲着王承恩伸出了两根手指，后者马上从腰带上挂着的银盒子里抽出一根黑褐色的小棍子，并随手点燃了打火机。
“呃……臣以为各具特点，不能一概而论。”
如果要讨论新政的大方向，袁应泰必须俯首帖耳字字斟酌，但要谈古论今，别说这位连童生水平都不够的皇帝，就算把袁可立和李贽都叫来，他也不怵。
“他们确实所处时代不同，内部和外部条件也不同，但同样的事情又是同样的后果，次数多了之后总能找到相同点的，而这个相同点就是关键点。
历朝历代的改革和变革都疏忽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要改革和变革？不理清楚这个问题，就等于出门没有目的地。走了半天全是无用功，说不定越走越远，还不如坐在家里哪儿都别去。”
接过雪茄烟，就着打火机点燃，紧吧嗒两口，洪教授的历史课正式开讲了。别看朝中有这么多大臣，可能让洪教授讲课的人几乎没有。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洪教授整天都在琢磨如何把人家弄死，肯定不会讲为什么要弄死，又该怎么弄死。而王承恩、王安之流讲了也听不懂，反倒会把已有的认知体系搞乱，不如不讲。
但有几个人能听明白，也必须听明白。比如袁可立、袁应泰、马经纶，以后可能还会加上金世俊、左光斗、庄元臣、孙承宗等正在新政事业里摸索前进的年轻一代官员。
他们做为新政的接班人，要比老一辈先行者的任务更重，不光要把皇帝的想法逐一付诸实施，还得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一边继续向前摸索，一边回头对漏洞缝隙贴贴补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