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完年假之后，汉军政府立即迎来了两件大事，限这两件大事的严重性和严肃性，在汉王相李光地的强烈要求下，在外视察军队的林风不得不赶回了北京。
对于这时代的地方官员来说，他们是否胜任职位，一般都从“政”和“学”两个方面来考核，“政”的意思一般被认为是“钱谷刑名”，意思就是地方收入和司法治安状况，而“学”的意思就是关于对治下百姓的人心教化问题，当然这个东西相对前者来说比较抽象，所谓人心隔肚皮，谁也也不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所以政绩的考核一般都确立在“劝学”上，也就是看这个地方读书士子的情况如何。
现在这两件重要的事情就被李光地政府提上了工作日程。这年头政府抓收入主要还是集中在农业上，所以这个春耕工作绝对是重要无比，本来“劝农”这个事情是儒生的老本行，几千年固定不变的农桑政策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参考经验，所以其中大部分工作早已程序化了，官吏们干起来那都是驾轻就熟，只需要按照节气规律操作就是，不过今年这个工作又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而变得困难重重。
这个问题主要是出在林风倡导的农业改革上，根据汉王的命令，今年汉军治下的大农民都必须按照政府规定大量种植“金薯”、“洋芋”和“玉米”，本来林风以为这项利国利民的举措一定会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却没想到当李光地政府真正去执行的时候却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抵制。实际上当汉军政府的各个地方衙门贴出告示之后，立即就遭到了当地的地主的非难，然后在他们的发动和调唆下，不少地方的农民也开始进行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具体的表现方式就是对官府的律令置若罔闻，或者我行我素不理那一套，总之就是你说你的我种我的，官差一来就说老子不识字，看不懂告示。
实际上就传统来看，这次大汉政府的行政行为的确是有点越权嫌疑，一般来说官府在农业方面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兴修水利或者大修龙王庙上面，至于农民具体怎么种田那确实是管不着的，而且农民对老爷们突然跑来对自己的田地指手画脚也是在是有点莫明其妙，作为被压迫阶级，大伙儿从本能上感觉此事不妙，也不知道官府这次是想了一个什么新招来折磨人、
而地主阶级反对则更是大有原因，在中国北方，传统的主要粮食作物都是粟和小麦，虽然经过去年的观察，红薯土豆等东西也不象起先那么陌生，但到底也是一个新生事物，还搞不清楚规律，所以现在要是种这个东西确实算得上是“风险投资”，万一出了什么岔子那可就亏大了，而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从去年的粮食行市来分析，红薯土豆这个东西虽然产量大，但却是粗粮，大部分人都很不习惯吃这个东西，所以价格方面一直上不去，而且也很不好卖，相对来说小麦之类细粮和这玩意比起来那可就真的算得上是“经济作物”了，所以从自身利益来考虑，他们也极力反对推广种植。
了解了真实情况之后，林风这回也有点恼火，去年的经验表明，在这个时代粮食那就是原子弹加氢弹，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震慑性武器，而且如果一旦没有粮食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但这个农业生产的事情却似乎不能用非常粗暴的方式来解决，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林风也从来没采取强力手段介入生产领域，用自己的意志指导别人来造什么东西，而且更令人为难的是，这件事情就算用强也不是那么容易，要知道反对这个事情的农民几百上千万，总不能在派出军队在田里地里监视吧？！
春耕是不能拖的，到底一年的饭碗就靠这几天，包括林风在内也没有哪个有胆子将这个事情搁起来，于是经过激烈的辩论，大汉政府最终不得不和地主、农民妥协，把限令种植改成“自愿种植”，发出布告通令全境，表明今年官府征粮将以红薯土豆等粗粮为主，而且数量也要增加，反正各位看着办，至于交不交得出那就与政府无关了。
政令发出去之后，原本巨大的争议渐渐平息了下去，出乎意料，这样稍微变通一下农民们似乎一下子就明白了过来，而且也立即在历史上找到了借鉴——原来官府也是要限令家家户户种什么桑树之类，看来这个新玩意也跟原来的那些东西差不多，都是官府要的，反正凑合着种几亩应付公粮就是。
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科举的问题。因为军事上的巨大胜利，大汉政府的政权从风雨飘摇至逐渐巩固，为了巩固“国本”，这个鼓励学问的项目当然也得从清朝政府手里接过来，实际上这个事情广大士林也早已士期盼已久，虽然去年汉军政府就弄过一次科举，但那个时候形势不明，大家伙谁也没把握大汉的旗帜到底能打多久，而且就算考上进士之后，万一大清再打过来岂不是糟糕之至？！所以那个时候大部分士人都还保持观望态度，但随着汉军的节节胜利，鞑子们一批一批的被跺掉脑袋，大汉的威望如日中天，眼看新朝就要鼎立了，这个时候再不去分一杯羹那可就真的没机会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汉军上下个个明里安里受到了诸多压力，时下又是春至，这个春闺当然不宜再拖。
由于今年的政治形势与去年大不相同，大汉小朝廷在以枪杆子为后盾的情况下，悍然宣布取消“伪清”的一切功名，大汉政权将重建科举制度，也就是说如果之前在清朝那边是举人、秀才什么的，那就全部被废掉了，退回到“童生”状态，若是想出人头地的话那就得重新再考。
本来林风以为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会引起士林的轩然大波，因为人家辛辛苦苦忙活了大半辈子，这么一下就全没了肯定是群情激奋，在林风自己看来，如果当年自己好不容易考上清华大学之后，国家突然宣布高考不作数了，而且大学生的文凭一律以初中毕业证对待，那自己也绝对会怒不可遏，所以针对这个问题他在很早之前就准备了诸多说辞，而且秘密调动了都察院和军统的大批军警特务，随时准备镇压**。
出人意料，士林对这道命令的反应相当平静，实际上当诏书颁布之后不少有名望的“大儒”还拍手叫好，根据他们的说法清朝的那种“夷狄之学”简直是对圣人的侮辱，所以就算考出来的那不一定会学问精纯，而广大士子虽然愤怒但也一时之间找不到什么借口，根据历代王朝的规律，从古到今那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人家是干掉了满清朝廷上位的，不认满清士人那也是正常得很。
为了把这件事情尽可能办得更隆重，汉军小朝廷新设了“国子监”衙门，并且重立“太学”和“律算”两座国家级大学，林风在李光地的建议下，亲自三请四接，礼聘顾炎武出山，担任大汉国子监祭酒，并在顾炎武的推荐下，远远发出诏书，征聘黄宗羲为大汉太学博士、总知学事，由此自上而下，直至各地府、州、县，汉军各地衙门纷纷重修孔庙，礼祭圣贤，给那帮子读书人发腊肉。
这一连串活动搞得林风焦头烂额，这些所谓“祭圣”、“礼贤”、“开学”等虽然都是一些表面功夫，但却是不折不扣的体力活，除了反反复复绕着圈子跑路之外，哪些子狗屁祭文一般又臭又长，弄得汉王殿下一跪就是大半天，而且还绝对不能叫苦，必须得装得盛意拳拳兴高采烈，否则就是不敬、不诚，而若是出了一点什么岔子，那之前收买人心的功夫就全白费了。
就在汉军上下大搞学问运动的时候，奴尔干却是大动干戈，破虏将军马英在肃清本地的流寇土匪之后，根据林风事前的交代，趁着鸭绿江封冻的机会大举杀到朝鲜，大肆掠夺朝鲜边境数道的金银、布匹、粮食和人口，而朝鲜王国驻防在边境的大军虚弱已极，义州、新义州、昌城一线的边军只接了一仗就被马英击溃，数万大军落荒而逃，而汉军铁骑纵横，前锋营数百骑兵竟差点杀到平壤，最开始马英还如林大敌，郑而重之的布置军队，以迎接朝鲜的反攻大军，不料等了半个多月连兵毛也没见到一根，却等到了朝鲜王李淳的使节。
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当朝鲜使者询问出兵原因时，马英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虽然他是绿林出身，打家劫舍是家常便饭，但这个时候到底也还是当了这么久的将军，明白国家之间的战争跟出去打劫还是大有不同的，何况咱们中华上国从古到今都是号称“礼仪之邦”，所以就算出去抢也得找个名头不是？！
在使者的追问之下，马英想了半天，最终决定把这个问题推给主公，说到底这件事情也属于国家级的外交大政，而他只是一方大将，这种“结交外邦”的事情最好还是好搀合的好，何况林风当初跟他交代得也很含糊，事情过去这么久了，现在林风是个什么想法也难说得很，所谓祸从口出，作人不能不谨慎一点。于是当下非常爽快的下令把军队退回到鸭绿江一侧，要朝鲜使者自己去北京找原因。
揣着这个糊涂，莫明其妙的朝鲜大使安智星走向北京。
对于这时代的地方官员来说，他们是否胜任职位，一般都从“政”和“学”两个方面来考核，“政”的意思一般被认为是“钱谷刑名”，意思就是地方收入和司法治安状况，而“学”的意思就是关于对治下百姓的人心教化问题，当然这个东西相对前者来说比较抽象，所谓人心隔肚皮，谁也也不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所以政绩的考核一般都确立在“劝学”上，也就是看这个地方读书士子的情况如何。
现在这两件重要的事情就被李光地政府提上了工作日程。这年头政府抓收入主要还是集中在农业上，所以这个春耕工作绝对是重要无比，本来“劝农”这个事情是儒生的老本行，几千年固定不变的农桑政策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参考经验，所以其中大部分工作早已程序化了，官吏们干起来那都是驾轻就熟，只需要按照节气规律操作就是，不过今年这个工作又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而变得困难重重。
这个问题主要是出在林风倡导的农业改革上，根据汉王的命令，今年汉军治下的大农民都必须按照政府规定大量种植“金薯”、“洋芋”和“玉米”，本来林风以为这项利国利民的举措一定会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却没想到当李光地政府真正去执行的时候却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抵制。实际上当汉军政府的各个地方衙门贴出告示之后，立即就遭到了当地的地主的非难，然后在他们的发动和调唆下，不少地方的农民也开始进行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具体的表现方式就是对官府的律令置若罔闻，或者我行我素不理那一套，总之就是你说你的我种我的，官差一来就说老子不识字，看不懂告示。
实际上就传统来看，这次大汉政府的行政行为的确是有点越权嫌疑，一般来说官府在农业方面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兴修水利或者大修龙王庙上面，至于农民具体怎么种田那确实是管不着的，而且农民对老爷们突然跑来对自己的田地指手画脚也是在是有点莫明其妙，作为被压迫阶级，大伙儿从本能上感觉此事不妙，也不知道官府这次是想了一个什么新招来折磨人、
而地主阶级反对则更是大有原因，在中国北方，传统的主要粮食作物都是粟和小麦，虽然经过去年的观察，红薯土豆等东西也不象起先那么陌生，但到底也是一个新生事物，还搞不清楚规律，所以现在要是种这个东西确实算得上是“风险投资”，万一出了什么岔子那可就亏大了，而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从去年的粮食行市来分析，红薯土豆这个东西虽然产量大，但却是粗粮，大部分人都很不习惯吃这个东西，所以价格方面一直上不去，而且也很不好卖，相对来说小麦之类细粮和这玩意比起来那可就真的算得上是“经济作物”了，所以从自身利益来考虑，他们也极力反对推广种植。
了解了真实情况之后，林风这回也有点恼火，去年的经验表明，在这个时代粮食那就是原子弹加氢弹，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震慑性武器，而且如果一旦没有粮食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但这个农业生产的事情却似乎不能用非常粗暴的方式来解决，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林风也从来没采取强力手段介入生产领域，用自己的意志指导别人来造什么东西，而且更令人为难的是，这件事情就算用强也不是那么容易，要知道反对这个事情的农民几百上千万，总不能在派出军队在田里地里监视吧？！
春耕是不能拖的，到底一年的饭碗就靠这几天，包括林风在内也没有哪个有胆子将这个事情搁起来，于是经过激烈的辩论，大汉政府最终不得不和地主、农民妥协，把限令种植改成“自愿种植”，发出布告通令全境，表明今年官府征粮将以红薯土豆等粗粮为主，而且数量也要增加，反正各位看着办，至于交不交得出那就与政府无关了。
政令发出去之后，原本巨大的争议渐渐平息了下去，出乎意料，这样稍微变通一下农民们似乎一下子就明白了过来，而且也立即在历史上找到了借鉴——原来官府也是要限令家家户户种什么桑树之类，看来这个新玩意也跟原来的那些东西差不多，都是官府要的，反正凑合着种几亩应付公粮就是。
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科举的问题。因为军事上的巨大胜利，大汉政府的政权从风雨飘摇至逐渐巩固，为了巩固“国本”，这个鼓励学问的项目当然也得从清朝政府手里接过来，实际上这个事情广大士林也早已士期盼已久，虽然去年汉军政府就弄过一次科举，但那个时候形势不明，大家伙谁也没把握大汉的旗帜到底能打多久，而且就算考上进士之后，万一大清再打过来岂不是糟糕之至？！所以那个时候大部分士人都还保持观望态度，但随着汉军的节节胜利，鞑子们一批一批的被跺掉脑袋，大汉的威望如日中天，眼看新朝就要鼎立了，这个时候再不去分一杯羹那可就真的没机会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汉军上下个个明里安里受到了诸多压力，时下又是春至，这个春闺当然不宜再拖。
由于今年的政治形势与去年大不相同，大汉小朝廷在以枪杆子为后盾的情况下，悍然宣布取消“伪清”的一切功名，大汉政权将重建科举制度，也就是说如果之前在清朝那边是举人、秀才什么的，那就全部被废掉了，退回到“童生”状态，若是想出人头地的话那就得重新再考。
本来林风以为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会引起士林的轩然大波，因为人家辛辛苦苦忙活了大半辈子，这么一下就全没了肯定是群情激奋，在林风自己看来，如果当年自己好不容易考上清华大学之后，国家突然宣布高考不作数了，而且大学生的文凭一律以初中毕业证对待，那自己也绝对会怒不可遏，所以针对这个问题他在很早之前就准备了诸多说辞，而且秘密调动了都察院和军统的大批军警特务，随时准备镇压**。
出人意料，士林对这道命令的反应相当平静，实际上当诏书颁布之后不少有名望的“大儒”还拍手叫好，根据他们的说法清朝的那种“夷狄之学”简直是对圣人的侮辱，所以就算考出来的那不一定会学问精纯，而广大士子虽然愤怒但也一时之间找不到什么借口，根据历代王朝的规律，从古到今那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人家是干掉了满清朝廷上位的，不认满清士人那也是正常得很。
为了把这件事情尽可能办得更隆重，汉军小朝廷新设了“国子监”衙门，并且重立“太学”和“律算”两座国家级大学，林风在李光地的建议下，亲自三请四接，礼聘顾炎武出山，担任大汉国子监祭酒，并在顾炎武的推荐下，远远发出诏书，征聘黄宗羲为大汉太学博士、总知学事，由此自上而下，直至各地府、州、县，汉军各地衙门纷纷重修孔庙，礼祭圣贤，给那帮子读书人发腊肉。
这一连串活动搞得林风焦头烂额，这些所谓“祭圣”、“礼贤”、“开学”等虽然都是一些表面功夫，但却是不折不扣的体力活，除了反反复复绕着圈子跑路之外，哪些子狗屁祭文一般又臭又长，弄得汉王殿下一跪就是大半天，而且还绝对不能叫苦，必须得装得盛意拳拳兴高采烈，否则就是不敬、不诚，而若是出了一点什么岔子，那之前收买人心的功夫就全白费了。
就在汉军上下大搞学问运动的时候，奴尔干却是大动干戈，破虏将军马英在肃清本地的流寇土匪之后，根据林风事前的交代，趁着鸭绿江封冻的机会大举杀到朝鲜，大肆掠夺朝鲜边境数道的金银、布匹、粮食和人口，而朝鲜王国驻防在边境的大军虚弱已极，义州、新义州、昌城一线的边军只接了一仗就被马英击溃，数万大军落荒而逃，而汉军铁骑纵横，前锋营数百骑兵竟差点杀到平壤，最开始马英还如林大敌，郑而重之的布置军队，以迎接朝鲜的反攻大军，不料等了半个多月连兵毛也没见到一根，却等到了朝鲜王李淳的使节。
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当朝鲜使者询问出兵原因时，马英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虽然他是绿林出身，打家劫舍是家常便饭，但这个时候到底也还是当了这么久的将军，明白国家之间的战争跟出去打劫还是大有不同的，何况咱们中华上国从古到今都是号称“礼仪之邦”，所以就算出去抢也得找个名头不是？！
在使者的追问之下，马英想了半天，最终决定把这个问题推给主公，说到底这件事情也属于国家级的外交大政，而他只是一方大将，这种“结交外邦”的事情最好还是好搀合的好，何况林风当初跟他交代得也很含糊，事情过去这么久了，现在林风是个什么想法也难说得很，所谓祸从口出，作人不能不谨慎一点。于是当下非常爽快的下令把军队退回到鸭绿江一侧，要朝鲜使者自己去北京找原因。
揣着这个糊涂，莫明其妙的朝鲜大使安智星走向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