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王学和程学的沉伏起落，却都是因为政治因素而非是在真正的思想领域。其实推崇王学的人，未必真正淸楚新学的真实内容，而信奉程学的人，也不一定就完全明白洛学的精蕴。不过无一例外都是为政治服务。
到了靖康之后，随着赵构继位，对前朝的得失也进行了反思，出于为尊者讳的传统，不能说是宋徽宗的过错，只好把责任都推到蔡京一干人等身上。而蔡京又是凭新法上位的，王安石自然也脱不了这个干涉。因此不仅把王安石迁出了孔庙，而且他的新学基本被彻底否定了。而程氏兄弟的洛学在绍兴初年，赵鼎当政的时候，虽然曾活跃一时，但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权力扶持的结果，并非是对学术的尊重。等到秦桧当政之后，又开始大力禁黜程氏的洛学。政治对学术的压制，可见一斑了。
而直等到秦桧死后，政治风气才稍有好转，许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用权力强行扶持学术的危害性，在绍兴以后，孝宗隆兴时期当政的宰相张浚就极力主张，对于学术派別应该一视同仁，而不当一切摒弃，在张浚之后，执政的虞允文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因此在孝宗当政的时期，基本也都是秉承着这个思路，这才有了如今大宋学术的另一个繁荣时期。
赵忱继位之后，也仍然延续对学术派別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态度。因此在创建钟山书院的时候，规定朝廷的任何官员都不许干涉书院的教学。而赵忱虽然也经常去书院听学术争辩，但也从不在公众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听完就走，偶尔发言，也是对论辩双方都笼统的夸讲一番。
不过在赵忱心里，还有所偏向的，因此在私下里经常和杨炎讨论论辩的内容。因为一来他和杨炎的关糸较为特殊，没有那么多顾忌，二来杨炎虽然是武将，文章材学不算出色，但看待事物却有独道之处，往往能够一言切中要害。
如朱熹和二陆有关“教人之法，成德工夫”的论战，杨炎就认为两方所学的都有道理，但又各自走向了极端。
陆九渊的方法虽然看似不无道理，但在现实中显然是不可行的。因为书籍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把所有的书籍都放弃了，那么试问人们又怎么去获取知识，了解历史，了解天下，那么“发明人之本心”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从这一点看，朱熹的方法才是最基本的学习方法。但完全按照朱熹的方法也不行，只能成为苦读死书，寻章摘句的书呆子，循规蹈矩，墨守旧成的腐儒。不会有丝毫的创新和突破。
因此只有将双方的思想结合起来，在从古代圣贤的书籍中吸取经验的同时，但又不受书籍的限制，加以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去认真客观的分柝书中的观点，才是最正确的学习方法。在朱熹和二陆论辩之后，双方互相借鉴，也都吸收了对方的一些优点,做出了一定的改变，从而也证明了杨炎的看法是正确的。
而在两人议论朱熹和陈亮的这场“王霸义利”之辩时，杨炎曾道：“臣以为如果朱熹的理论作为某一个人或是聊备一家而容与修政，到也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典范，但要做为朝政和社会范畴里的一切行为准则却是极端有害的。”
赵忱有些奇怪道：“为何对某一人或一家有益，但对朝廷和天下有害呢？”
杨炎道：“朱元晦太过重视人对自身的修养要求，因此在他看来，所谓修行之德，在乎于存天理而去人欲，非圣贤而即禽兽，內无妄想，外无妄动，方不失为立于天地之人。从大道理来说，到是不失为一个伟大而高尚的典范，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定是可以达到圣贤的标准。”
赵忱笑道：“难到姐夫以为做一个圣贤之人，又有什么不好吗？”
杨炎苦笑道：“不是不好，而是做不做得到的问题。如果人人都是圣贤，那么这世上早就天下大同了。只是在现实中，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朱熹提出的标准呢？古往今来，能够成为圣贤的永远都是曲指可数，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贪生怕死，贪财好利。虽然不算是衣冠禽兽，但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圣贤的标准。对于他们难以晓之以理，唯有动之以利，止之以法。因此朱熹的观点，作为某一个人或是一家学派，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到是可以值得称道，但作为整个朝廷，天下的行为准则，就是一个荒谬而永远不可实现的目标。到头来只会变成为说一套，做一套，糊弄世人罢了。”
顿了一顿，杨炎接着又道：“放眼二十朝更替变化，又有那个时候能够达到朱元晦所说的标准呢。事实上连朱元晦本人也列举不出一个这样的实际例子来。只好硬扯到传说中虚无缥缈的上三代去。”
赵忱沉吟了片刻，尽管从传统的思想和说法都把上三代说成是天下大同的美好时代，而且把“德比尧舜”做为对皇帝的最高评价。但真正的有识之士都清楚，所谓的上三代其实更像是一个传说，既没有有据可查的史料记录，也没有可以证明实物证据。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学派为了证明自己的学说是正确的，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编造出许多上三代的故事来，在这方面尤其以儒家做得最多，几乎达到言必称上三代的地步。
因此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前，流传的上三代只是几则更像是神话的故事。才只是由司马迁本人根据传说和神话，加以分析整理和取舍，才有了关于上三代较为系统的历史说法。但［史记］写成的年代，距离所谓上三代的年代，几乎以经过去两千多年了，很难说在［史记］中记载的上三代，还有多少真实可信的地方。
而在秦汉以来，所有王朝也没有再把上三代做为自己的治世标准。在宋神宗变法开始的时候，曾自比为唐太宗，而王安石却道：“陛下当上法尧舜，何必念极唐太宗。”神宗也不禁道：“卿可谓责难于君矣。”
杨炎接着道：“而陈同甫之说，却是切中实际，针对时事。我大宋如果想要北伐中原，恢复失地，陛下如果想要成就一番伟业，就必须按照陈同甫所说，行霸者之道，求实利于天下。”
赵忱点点头，这一点他和杨炎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果是天下统一，社稷太平，讲讲道德论论天理，或许还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在大宋面临的形势是只剩下这半壁江山，虽然不算是危在旦夕，但也绝对是逆水行舟，不进自退。
如果按朱熹的说法，只要人主能够坚守圣德，克己复礼，则财用自足，中国自强，天下归仁。到那个时候就能凭圣德打败金国，不仅赵忱不信，恐怕就连朱熹自己也不会相信。唯有按陈亮杨炎所说，只有倡农桑之厚、矿山之产、商贾之利以资国用，治兵甲，选将材，修城池，进奇技之材以谋敌国，行霸者之道，以求功利，才是收复失地，中兴大宋的唯一办法。
赵忱又问道：“但如果以陈同甫的学法，如果凡事不论道德，只问后果，不计手段，岂不是成了胜者王候败者贼了吗？诚如陈博良所言，便是‘上无兢畏之君’了。”
杨炎摇摇头道：“陈博良所说的，是一种最极端的情况。一般时候是不会出现。正如陆九渊认为的那样，人皆有天赋道德之心，只在于能不能坚守，而不在于采用什么行为。何况陈同甫所说，也并不是完全抛弃道德之心，为所欲所。而是不能放开功利，而去一味追求道德。”
赵忱又问道：“那么按姐夫的说法，如果功利与道德发生冲突，只能选其一而行的时候，又当如何来选呢？”
杨炎道：“那就看孰大孰小了，舍小德而求大利，或是舍小利而求大德。比如唐太宗，是弑兄逼父而上位，从道徳层面上来，绝对不算是一个好人，然而唐太宗在登上皇位之后，却能够开明致治，体恤民生、纳谏如流，设六学以教化，兴科举以选材，薄赋敛以养民，修唐律以明典。遂使政通人和，国家太平，天下大稔，百姓安居乐业，蕃夷朝圣来供。才有贞观大治。故此唐太宗虽然失德，失的却是李氏一家之小德，而求利却是大利于天下百姓，故此仍可称为一代贤明之君。试问如果这样定四海、安万民、扬国威于环宇之中者都不算是“有德君子”，那么天下也就没有什么真的“有德君子”了。”
赵忱又点点头，也许唐太宗在道德上，还有指责的地方，但他所建立的功业确实以经成为后世帝王效仿的一个标尺，事实上在唐太宗之后，也还没有任何一个帝王能够达到他那个高度。对于赵忱来说，能够做到唐太宗那个地步，以经就能够满意了，至于尧舜禹汤，还是算了吧。
到了靖康之后，随着赵构继位，对前朝的得失也进行了反思，出于为尊者讳的传统，不能说是宋徽宗的过错，只好把责任都推到蔡京一干人等身上。而蔡京又是凭新法上位的，王安石自然也脱不了这个干涉。因此不仅把王安石迁出了孔庙，而且他的新学基本被彻底否定了。而程氏兄弟的洛学在绍兴初年，赵鼎当政的时候，虽然曾活跃一时，但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权力扶持的结果，并非是对学术的尊重。等到秦桧当政之后，又开始大力禁黜程氏的洛学。政治对学术的压制，可见一斑了。
而直等到秦桧死后，政治风气才稍有好转，许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用权力强行扶持学术的危害性，在绍兴以后，孝宗隆兴时期当政的宰相张浚就极力主张，对于学术派別应该一视同仁，而不当一切摒弃，在张浚之后，执政的虞允文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因此在孝宗当政的时期，基本也都是秉承着这个思路，这才有了如今大宋学术的另一个繁荣时期。
赵忱继位之后，也仍然延续对学术派別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态度。因此在创建钟山书院的时候，规定朝廷的任何官员都不许干涉书院的教学。而赵忱虽然也经常去书院听学术争辩，但也从不在公众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听完就走，偶尔发言，也是对论辩双方都笼统的夸讲一番。
不过在赵忱心里，还有所偏向的，因此在私下里经常和杨炎讨论论辩的内容。因为一来他和杨炎的关糸较为特殊，没有那么多顾忌，二来杨炎虽然是武将，文章材学不算出色，但看待事物却有独道之处，往往能够一言切中要害。
如朱熹和二陆有关“教人之法，成德工夫”的论战，杨炎就认为两方所学的都有道理，但又各自走向了极端。
陆九渊的方法虽然看似不无道理，但在现实中显然是不可行的。因为书籍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把所有的书籍都放弃了，那么试问人们又怎么去获取知识，了解历史，了解天下，那么“发明人之本心”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从这一点看，朱熹的方法才是最基本的学习方法。但完全按照朱熹的方法也不行，只能成为苦读死书，寻章摘句的书呆子，循规蹈矩，墨守旧成的腐儒。不会有丝毫的创新和突破。
因此只有将双方的思想结合起来，在从古代圣贤的书籍中吸取经验的同时，但又不受书籍的限制，加以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去认真客观的分柝书中的观点，才是最正确的学习方法。在朱熹和二陆论辩之后，双方互相借鉴，也都吸收了对方的一些优点,做出了一定的改变，从而也证明了杨炎的看法是正确的。
而在两人议论朱熹和陈亮的这场“王霸义利”之辩时，杨炎曾道：“臣以为如果朱熹的理论作为某一个人或是聊备一家而容与修政，到也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典范，但要做为朝政和社会范畴里的一切行为准则却是极端有害的。”
赵忱有些奇怪道：“为何对某一人或一家有益，但对朝廷和天下有害呢？”
杨炎道：“朱元晦太过重视人对自身的修养要求，因此在他看来，所谓修行之德，在乎于存天理而去人欲，非圣贤而即禽兽，內无妄想，外无妄动，方不失为立于天地之人。从大道理来说，到是不失为一个伟大而高尚的典范，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定是可以达到圣贤的标准。”
赵忱笑道：“难到姐夫以为做一个圣贤之人，又有什么不好吗？”
杨炎苦笑道：“不是不好，而是做不做得到的问题。如果人人都是圣贤，那么这世上早就天下大同了。只是在现实中，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朱熹提出的标准呢？古往今来，能够成为圣贤的永远都是曲指可数，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贪生怕死，贪财好利。虽然不算是衣冠禽兽，但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圣贤的标准。对于他们难以晓之以理，唯有动之以利，止之以法。因此朱熹的观点，作为某一个人或是一家学派，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到是可以值得称道，但作为整个朝廷，天下的行为准则，就是一个荒谬而永远不可实现的目标。到头来只会变成为说一套，做一套，糊弄世人罢了。”
顿了一顿，杨炎接着又道：“放眼二十朝更替变化，又有那个时候能够达到朱元晦所说的标准呢。事实上连朱元晦本人也列举不出一个这样的实际例子来。只好硬扯到传说中虚无缥缈的上三代去。”
赵忱沉吟了片刻，尽管从传统的思想和说法都把上三代说成是天下大同的美好时代，而且把“德比尧舜”做为对皇帝的最高评价。但真正的有识之士都清楚，所谓的上三代其实更像是一个传说，既没有有据可查的史料记录，也没有可以证明实物证据。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学派为了证明自己的学说是正确的，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编造出许多上三代的故事来，在这方面尤其以儒家做得最多，几乎达到言必称上三代的地步。
因此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前，流传的上三代只是几则更像是神话的故事。才只是由司马迁本人根据传说和神话，加以分析整理和取舍，才有了关于上三代较为系统的历史说法。但［史记］写成的年代，距离所谓上三代的年代，几乎以经过去两千多年了，很难说在［史记］中记载的上三代，还有多少真实可信的地方。
而在秦汉以来，所有王朝也没有再把上三代做为自己的治世标准。在宋神宗变法开始的时候，曾自比为唐太宗，而王安石却道：“陛下当上法尧舜，何必念极唐太宗。”神宗也不禁道：“卿可谓责难于君矣。”
杨炎接着道：“而陈同甫之说，却是切中实际，针对时事。我大宋如果想要北伐中原，恢复失地，陛下如果想要成就一番伟业，就必须按照陈同甫所说，行霸者之道，求实利于天下。”
赵忱点点头，这一点他和杨炎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果是天下统一，社稷太平，讲讲道德论论天理，或许还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在大宋面临的形势是只剩下这半壁江山，虽然不算是危在旦夕，但也绝对是逆水行舟，不进自退。
如果按朱熹的说法，只要人主能够坚守圣德，克己复礼，则财用自足，中国自强，天下归仁。到那个时候就能凭圣德打败金国，不仅赵忱不信，恐怕就连朱熹自己也不会相信。唯有按陈亮杨炎所说，只有倡农桑之厚、矿山之产、商贾之利以资国用，治兵甲，选将材，修城池，进奇技之材以谋敌国，行霸者之道，以求功利，才是收复失地，中兴大宋的唯一办法。
赵忱又问道：“但如果以陈同甫的学法，如果凡事不论道德，只问后果，不计手段，岂不是成了胜者王候败者贼了吗？诚如陈博良所言，便是‘上无兢畏之君’了。”
杨炎摇摇头道：“陈博良所说的，是一种最极端的情况。一般时候是不会出现。正如陆九渊认为的那样，人皆有天赋道德之心，只在于能不能坚守，而不在于采用什么行为。何况陈同甫所说，也并不是完全抛弃道德之心，为所欲所。而是不能放开功利，而去一味追求道德。”
赵忱又问道：“那么按姐夫的说法，如果功利与道德发生冲突，只能选其一而行的时候，又当如何来选呢？”
杨炎道：“那就看孰大孰小了，舍小德而求大利，或是舍小利而求大德。比如唐太宗，是弑兄逼父而上位，从道徳层面上来，绝对不算是一个好人，然而唐太宗在登上皇位之后，却能够开明致治，体恤民生、纳谏如流，设六学以教化，兴科举以选材，薄赋敛以养民，修唐律以明典。遂使政通人和，国家太平，天下大稔，百姓安居乐业，蕃夷朝圣来供。才有贞观大治。故此唐太宗虽然失德，失的却是李氏一家之小德，而求利却是大利于天下百姓，故此仍可称为一代贤明之君。试问如果这样定四海、安万民、扬国威于环宇之中者都不算是“有德君子”，那么天下也就没有什么真的“有德君子”了。”
赵忱又点点头，也许唐太宗在道德上，还有指责的地方，但他所建立的功业确实以经成为后世帝王效仿的一个标尺，事实上在唐太宗之后，也还没有任何一个帝王能够达到他那个高度。对于赵忱来说，能够做到唐太宗那个地步，以经就能够满意了，至于尧舜禹汤，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