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博买”（征购）政策。其中抽解是海商以舶来商品的十之一、二冲抵税金，博买则是官府以低价收购大部分舶来品，由官府把持榷运交易，低买高卖获取厚利，只余少部分舶来品允许海商自行贩易。
此规定无疑有二个弊端：一是限制了海商的私营利益，不利于海外贸易的扩大；二是由官府掌控买卖，难免出现贪腐现象。名可秀把持东南海商商会已久，深知其弊，经由政事堂出台新的市舶条法便是为了革除弊端、扩大海外贸易，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因此，名可秀八月的东南之行，表面为海商召会，实则为朝廷税赋而去。
南廷在新立后，政事堂曾下令户部统计财政收入。
赵佶当政期间，年财政收入达到八、九千万贯，堪称历代最富，但因冗官冗兵的薪俸支出，以及对辽、夏、金的巨额岁币支付，加上官吏贪污横行，以致收入虽丰却国库拮据。
南廷新立后，因无岁币支出，几近解负一半，又无庞大禁军，军饷支出又减少一大半（南方多为厢军，俸禄低于禁军），总体财政状况尚好。
但无论是卫希颜的强军计划，还是名可秀的富国政略，都离不开庞大的银钱支持。因此，增加财政收入便成了摆在名可秀面前的第一道难关。
一般而言，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四方面：一是农业两税；二是食盐、茶叶和酒的专卖所得；三是商税；四是苛捐杂税收入，例如宣和年间朝廷为联金攻辽的军费筹集设了“经制钱”，当年军税收入达一千万贯。
这四项税收中，农业税不可轻加，否则易乱民心；盐茶酒的专卖已达到五千万贯，也难有大的拓收；蔡京、王黼当政时立的苛捐杂税早引起民怨，南廷建立后，政事堂便陆续敕令废除了若干杂税和“经制钱”。这三项均不可加，唯一能开源的便是商税，尤其海外贸易前景更广。
在制订『一五国策』时，卫希颜对名可秀经略海事的想法极为赞同。当然，她脑子中转念更多的是通过海外贸易的扩展，发展海外殖民，建立东海、南海、印度洋，甚至更远海域的制海权，在荷兰、英国尚未冒头的几百年前，便确立大宋帝国的海洋霸主地位。
卫希颜不擅经济，但她脑子中积累了后世千年的经验，在海外贸易的拓展上有着更广阔的思维，遂搬出来供爱人参详。
名可秀执掌杭州商会和东南商会多年，名花流旗下的产业涉及盐、粮、茶、漕、海运、丝绸、瓷器、造船等二十多个行业，直属帮众二万余，间接关联人员更是达数十万之众，如此庞大的机构，却在她的运筹下精密运行，蒸蒸日上，其智谋手段非常人可比，在经济方面的才略自是远胜过卫希颜。
因此卫希颜只需一个提醒，名可秀便能举一反三，并结合当下实际状况思出可行措施，她的智囊团中更不乏商事奇才，抛出个大致思路自有人为她完善。不出数日，发展海事的市舶条法便呈上她的案头，由政事堂提交赵构，平章审议后颁布实施。
新的《海事市舶条法》扩大了海商私营的权利，官府只购买海货的十之二三，大部分海货均允许海商私榷交易。新条例颁布后，东南海商一片欢欣鼓舞，条例颁布当日，仅泉州一城便新增了五百商人向市舶司购买出海公凭，加入到海商行列。
名可秀值此时机，召开东南海商的联盟会议，并持有官方特批的优惠敕令，在海商会上自是一呼百应，针对商会的海外拓展计划得以顺利通过。联盟会议积聚了东南最有实力的几大海商，其意义自非中小海商可比。
新法的颁布和名可秀的东南之行，促成了海外贸易的迅猛发展。广大海商积极踊跃出洋，大宋的海船航行到更远的海域和国家，海埠流通货物更丰，广州、明州、泉州三大海港万商云集，各种肤色的人种汇聚，成为繁荣兴盛的国际都市。
到得建炎二年底，南廷的海外贸易税收便达到二百万贯，并持续高速发展。
*********
名可秀从广州回到临安时，卫希颜的兵制改革方案由枢密院编修起草完毕，正好征求她的意见。
名可秀看后提议道：“军器监的改革，放到军队整编后再施行如何？”
军器监的改革涉及到武备制造和火器研发，经手的物件、银钱不在少数，随手捞一点便是大数目，涉及利益方极广，名可秀顾虑的是出现利益纠扯或会对整个兵制改革泼入污水，不若放在大局既定后再推行，以减少变革压力。
卫希颜思忖后明了其中之理，点头笑道：“你考虑得比我周详。”
她想了想，又道：“军器监未改革前，火器研发仍放在名花流下为好。前几天，沈元传讯回千机阁，道是火炮研制大有进展，但还有些关键问题尚需克服。我琢磨着兵改方略颁行后，便抽空往洞庭一趟。”
“到时你可得与我同行。”她将方案折子往案上一搁，伸手揽住名可秀纤腰，凑近她耳边低笑，“可秀，我们很久未见……”
名可秀轻笑，两人相拥深吻，一解相思。
*********
九月十五，卫希颜提交兵制变革方略，由皇帝与两府宰执平章（即商议）通过，再递交给事中审议，返归皇帝“批可”。
九月下旬，朝廷下达政令施行。
如此重大的变革，按常例没有几个月批不下来，其间若涉及争议便更耗时日；但卫希颜主导的兵制改革从平章、给事中审议到下达政令，前后不出半月，可谓雷厉风行。
这既得益于丁起为首的政事堂全力支持，更缘于卫希颜在军事上的极高威望。
东京保卫战、翟固大战、洛阳战役、郾师战役，这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为她戴上了一重“无敌统帅”的光环，甚至有评论说当年东京兵败城破，皆因最后无卫希颜统军——该评论自然偏颇，却获得了相当多人的赞同，除了何庆言等“卫系”将领外，最积极的支持者却是朝中的文官士大夫，还有皇帝赵构在内。
这起因于陈东在《西湖时报》上发表的一篇尖锐评论，指出靖康之耻致祸于“君不明、臣不贤，方使国溃于虏骑之下”，其批判矛头直指皇帝和文官误国，自然不讨喜；因此，《西湖时报》随后登出的“卫氏致胜论”便立时赢得了皇帝和大臣们的赞赏，顺势为卫希颜的兵改方案聚拢了支持人气，使方案迅速通过。
此规定无疑有二个弊端：一是限制了海商的私营利益，不利于海外贸易的扩大；二是由官府掌控买卖，难免出现贪腐现象。名可秀把持东南海商商会已久，深知其弊，经由政事堂出台新的市舶条法便是为了革除弊端、扩大海外贸易，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因此，名可秀八月的东南之行，表面为海商召会，实则为朝廷税赋而去。
南廷在新立后，政事堂曾下令户部统计财政收入。
赵佶当政期间，年财政收入达到八、九千万贯，堪称历代最富，但因冗官冗兵的薪俸支出，以及对辽、夏、金的巨额岁币支付，加上官吏贪污横行，以致收入虽丰却国库拮据。
南廷新立后，因无岁币支出，几近解负一半，又无庞大禁军，军饷支出又减少一大半（南方多为厢军，俸禄低于禁军），总体财政状况尚好。
但无论是卫希颜的强军计划，还是名可秀的富国政略，都离不开庞大的银钱支持。因此，增加财政收入便成了摆在名可秀面前的第一道难关。
一般而言，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四方面：一是农业两税；二是食盐、茶叶和酒的专卖所得；三是商税；四是苛捐杂税收入，例如宣和年间朝廷为联金攻辽的军费筹集设了“经制钱”，当年军税收入达一千万贯。
这四项税收中，农业税不可轻加，否则易乱民心；盐茶酒的专卖已达到五千万贯，也难有大的拓收；蔡京、王黼当政时立的苛捐杂税早引起民怨，南廷建立后，政事堂便陆续敕令废除了若干杂税和“经制钱”。这三项均不可加，唯一能开源的便是商税，尤其海外贸易前景更广。
在制订『一五国策』时，卫希颜对名可秀经略海事的想法极为赞同。当然，她脑子中转念更多的是通过海外贸易的扩展，发展海外殖民，建立东海、南海、印度洋，甚至更远海域的制海权，在荷兰、英国尚未冒头的几百年前，便确立大宋帝国的海洋霸主地位。
卫希颜不擅经济，但她脑子中积累了后世千年的经验，在海外贸易的拓展上有着更广阔的思维，遂搬出来供爱人参详。
名可秀执掌杭州商会和东南商会多年，名花流旗下的产业涉及盐、粮、茶、漕、海运、丝绸、瓷器、造船等二十多个行业，直属帮众二万余，间接关联人员更是达数十万之众，如此庞大的机构，却在她的运筹下精密运行，蒸蒸日上，其智谋手段非常人可比，在经济方面的才略自是远胜过卫希颜。
因此卫希颜只需一个提醒，名可秀便能举一反三，并结合当下实际状况思出可行措施，她的智囊团中更不乏商事奇才，抛出个大致思路自有人为她完善。不出数日，发展海事的市舶条法便呈上她的案头，由政事堂提交赵构，平章审议后颁布实施。
新的《海事市舶条法》扩大了海商私营的权利，官府只购买海货的十之二三，大部分海货均允许海商私榷交易。新条例颁布后，东南海商一片欢欣鼓舞，条例颁布当日，仅泉州一城便新增了五百商人向市舶司购买出海公凭，加入到海商行列。
名可秀值此时机，召开东南海商的联盟会议，并持有官方特批的优惠敕令，在海商会上自是一呼百应，针对商会的海外拓展计划得以顺利通过。联盟会议积聚了东南最有实力的几大海商，其意义自非中小海商可比。
新法的颁布和名可秀的东南之行，促成了海外贸易的迅猛发展。广大海商积极踊跃出洋，大宋的海船航行到更远的海域和国家，海埠流通货物更丰，广州、明州、泉州三大海港万商云集，各种肤色的人种汇聚，成为繁荣兴盛的国际都市。
到得建炎二年底，南廷的海外贸易税收便达到二百万贯，并持续高速发展。
*********
名可秀从广州回到临安时，卫希颜的兵制改革方案由枢密院编修起草完毕，正好征求她的意见。
名可秀看后提议道：“军器监的改革，放到军队整编后再施行如何？”
军器监的改革涉及到武备制造和火器研发，经手的物件、银钱不在少数，随手捞一点便是大数目，涉及利益方极广，名可秀顾虑的是出现利益纠扯或会对整个兵制改革泼入污水，不若放在大局既定后再推行，以减少变革压力。
卫希颜思忖后明了其中之理，点头笑道：“你考虑得比我周详。”
她想了想，又道：“军器监未改革前，火器研发仍放在名花流下为好。前几天，沈元传讯回千机阁，道是火炮研制大有进展，但还有些关键问题尚需克服。我琢磨着兵改方略颁行后，便抽空往洞庭一趟。”
“到时你可得与我同行。”她将方案折子往案上一搁，伸手揽住名可秀纤腰，凑近她耳边低笑，“可秀，我们很久未见……”
名可秀轻笑，两人相拥深吻，一解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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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五，卫希颜提交兵制变革方略，由皇帝与两府宰执平章（即商议）通过，再递交给事中审议，返归皇帝“批可”。
九月下旬，朝廷下达政令施行。
如此重大的变革，按常例没有几个月批不下来，其间若涉及争议便更耗时日；但卫希颜主导的兵制改革从平章、给事中审议到下达政令，前后不出半月，可谓雷厉风行。
这既得益于丁起为首的政事堂全力支持，更缘于卫希颜在军事上的极高威望。
东京保卫战、翟固大战、洛阳战役、郾师战役，这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为她戴上了一重“无敌统帅”的光环，甚至有评论说当年东京兵败城破，皆因最后无卫希颜统军——该评论自然偏颇，却获得了相当多人的赞同，除了何庆言等“卫系”将领外，最积极的支持者却是朝中的文官士大夫，还有皇帝赵构在内。
这起因于陈东在《西湖时报》上发表的一篇尖锐评论，指出靖康之耻致祸于“君不明、臣不贤，方使国溃于虏骑之下”，其批判矛头直指皇帝和文官误国，自然不讨喜；因此，《西湖时报》随后登出的“卫氏致胜论”便立时赢得了皇帝和大臣们的赞赏，顺势为卫希颜的兵改方案聚拢了支持人气，使方案迅速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