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往门下省审核,被给事中驳回,道“不合祖制”。

    丁起早料到通诏不会顺利,于是遣吏约来给事中的长官朱敦儒到都堂议事。

    朱敦儒出身于洛阳朱家,因志行高洁且博学多文,虽未入仕在朝野的名望却甚高。靖康时赵桓召他入京师,欲授以国子祭酒的官职,朱敦儒却道:“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辞诏回洛阳。此事传开后,洛阳朱希真不慕仕途的高洁品性更得朝野赞誉。

    名可秀曾道:“朱希真此人以清高自许,他不出仕是不屑于白时中、李邦彦同朝为官,虽说有些孤高,但声望倒可一用。”

    南廷初立,赵构三次诏请朱敦儒到临安,朱敦儒均辞诏不至。其后,丁起去了封言辞恳切的长信,这位洛阳贤士被丁相公信中的一句“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之语打动,遂南下赴任。

    因朱郭儒的声望,原在南北廷间观望踌躇的一些名士也先后出仕南廷,如有“湖湘儒学第一人”之称的胡安国、被称为“三范修史”的史学名家范冲、又有“黄鲁直(黄庭坚)之后,吟诗当看陈简斋”的诗歌大才子陈与义,以及儒学名家朱震、名流才子汪藻、程俱、张嵲等等……

    但朱敦儒位居门下省都给事中之职,也给丁起行事带来了一些不便。

    都给事中下属六部的给事中,掌持诏令的封驳之权,无论是政事堂的敕令,还是皇帝的诏书,均要经门下省审核。朱敦儒又是个只看事不看人的主,但觉有疑义,必是封驳打回。丁起为得政令通行,不知在这位认理不认人的都给事中面前费了多少口水。

    这般来回,自然损了效率。宰相大人在枫阁时也不免生出几句抱怨。

    他曾提议用名花流的人替下朱敦儒。同奉一个主君,自然更好说话。

    名可秀却不允。

    “以郑彀之才代朱希真不是不可以,但我等不是神人,为政虽是出自公心,又焉知每政出来必是良策?”

    “我们需要一个反对者,这人要品行高洁、不附朋党,他的意见未必每次都正确,但这些异议可以警醒我等行事,避免发生一叶障目的错误。”

    也如一道紧箍咒,让宰相不能滥行权力。

    丁起在为名可秀胸襟广阔钦服的同时,也暗中生出凛然,自此再不提更换都给事中之议。

    幸而朱敦儒确如名可秀所言,是个清高的君子,却也不迂腐。

    他曾求学于苏学。苏学在政治上属于调和派,既直言抨击王安石新法之弊,却也肯定国家兴盛必行变革。在学术上强调务实,苏学的开创者苏东坡就是制举状元,其弟苏辙也是制举出身,并长于会计,曾亲自主持改革神宗朝的税赋会计帐目——和儒学其他学派相比,苏学更长于经济民生。

    丁起知道,朱敦儒出身苏门,不会反对制举,但对其中一些条款必有疑虑。是以,被封驳后,他并不气怒。

    官袍轻飘、颇有山野贤士之风的都给事中—朱敦儒迈着方步,不疾不徐走进都堂。

    众属官一见,均起身见礼,心道:丁相公又约朱都事“喝茶”了!

    这一道茶足足饮了两个多时辰。

    直到下午申时三刻,都给事中大人方迈出内堂,依然紫袍飘飘,丁相公亲送至都堂大门。两人谈笑风生,极为热络。

    众都堂官员却面无喜色,对望一眼,均暗叹摇头,心道:事未成矣。

    ——根据众人经验,丁相公若亲送朱都事出门,必是事不成!

    果然第二日,都给事中再度被请入都堂“喝茶”。

    内堂,时而传出激烈的语声……间中,似乎还有茶盏重重落桌的声音。

    看来情况激烈!

    ——诸官却面露喜色,暗道:事成有望。

    依这位朱大人的行事风格,心下越认同,越会诘词激烈;若断然否决,必语声温雅,谦廉有礼。

    大半时辰后,朱敦儒徐步行出内堂,面上端严,看不出任何喜色,拂袖冷然自去。

    丁起未送。

    众官均抚额笑庆。

    ——相公不送,事成矣!

    次日,制举诏令门下省审核通过。

    但这道诏命下发后,又在台谏中引起了风潮。

    左右谏议大夫和御史台官均上言反对,道:“太祖诏命,官员不可从事商易,以防与民争利。今朝廷制举允许商人报考,岂非开了‘与民争利’的祸头?”

    紫宸殿朝议上,两位谏议大夫愤言疾色,唾沫星子几乎喷到当朝宰相的脸上。御史台的一干侍御史因赵鼎的谨慎态度,虽有驳论,出语尚还温和。

    丁起一反平日圆融,对台谏一一驳斥。吏部、礼部、户部、工部均站在宰相一边,兵部中立,刑部和翰林学士却支持台谏。以卫希颜为首的枢府则直接抽身事外,不予置词,任得朝堂上吵吵嚷嚷闹去。

    如此这般吵了三天,政事堂终于退了一步。

    台谏的建言被部分采纳,朝廷又下一道诏命,限定:商人报考科举必须脱离商事——或变卖商产于他家,或传子传戚——总之本人勿得再从商事;若是海商报考,则必须完全脱离海贸,并且其家人亲戚者也不得从事海外贸易。

    “其家人亲戚也不得从事海贸,这太苛刻了吧?”

    “希颜,这一条不是台谏的创举。”

    名可秀笑着对卫希颜解释,“太宗曾下诏:文武官僚敢遣亲信于化外贩鬻(yu)者,以姓名闻。”

    皇帝当初发这道诏令,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海贸,防止官员与民争利……

    不仅明令禁止官员本人参与外贸,并且禁止官员的亲戚、亲信参与海外贸易,否则官员的姓名将登在邸报上通报各州。

    卫希颜啧啧叹了一阵,心忖这宋朝皇帝在廉政上倒是比后世的政治官僚更有觉悟,制订的法则也更严厉。

    名可秀对太宗此举也颇为赞许,道:“当年,即使是蔡京这样的权相,从海贸收得贿赂不下千万贯,却也不敢遣出亲信经营海贸,否则必被史官们狠狠记上一笔,作为归入“奸臣”的有力证笔。”

    卫希颜撇撇唇。这古代官员好歹还怕遗臭万年,行事尚有几分顾忌,后世的贪官却是已经无耻到“大无畏”的地步。

    当然,宋太宗一道诏命杜绝不了官员们的“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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