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意识到这道诏令将会给儒学带来怎样的冲击，但已从新制举的十五科目中隐隐感觉到方技商工等杂学或会被抬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使两位儒学大家产生了某种不安。
如果任制举扩大发展下去，或许将会悖乱道统，让读书人不再以经义科考为“清贵”，更多去选择制科出身，甚至走向背离孔孟经学的“歧路”……
这是杨时和罗从彦师徒强烈反对制举变革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他们两人的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
在制举诏令下达后，士子们初始是惊诧疑虑，但回过味来后却是暗自欢喜多于明面的抨击。
这起因于朝廷制诏曰：制举及第，其名载入《进士录》。
在这道诏令前，“制举”只所以不被士子们青睐，很大原因在于制举的及第者虽有着进士名份，却不能载入《进士录》。因为《进士录》是按年份记，而制举是临时应诏，不在正常的科举年，所以对及第者不作专门录册。
但读书人对科举趋之若鹜，除了图做官的地位利益外，更渴望的是留名千古、光宗耀祖，而《进士录》就是留名千古的一个机会，是以一般士子除非考贡举没了希望，否则不会舍贡举而去应“制科”。
就以苏轼、苏辙兄弟俩言，当年苦读的目标也是奔着进士科而去，两人在仁宗嘉祐二年同时高中进士科并入《进士录》，却因母亲突然病逝，不得不回蜀服丧而错过了进士授官，当服丧完恰遇仁宗诏开制举，兄弟俩遂应诏报考其中的“直言极谏科”，在中进士后再考制科当属更上一层楼。
二苏若非中进士科在前，以兄弟俩的志向才华，断不会舍进士科而考制举这类“恩科”。二苏尚以进士科为重，更遑论一般士子？
但南廷的改革却将制举纳入了常科，即与贡举一样，三年为一大考。
如此，制举成为常科，则制举出身与贡举出身一致，都将载入《进士录》，留名千古。
这相当于在贡举外又给读书人开辟了一条金光大道。由于贡举的进士科和明经科竞争皆极其激烈，可以想见，更多的士子宁愿选择相对不激烈的制科。这也正是杨时和罗从彦所担心的。
然而，对士子们来讲，摆在眼前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是以，尽管儒学大家们担忧并反对，跃跃欲试奔赴临安的读书人却是一波接着一波。
当然，对于多数士子来讲，新制举的十五科目中，有一些科目——如“商科”、“水利土建科”、“农科”、“算科”等——他们多是白眼相向，但对“直言极谏科”、“博通籍典科”、“才识兼茂体用科”这类科目却青眼相加——士子选报的也多是这几科目。
由这几科目及第，可望进入台谏、秘书阁、弘文馆、太学等官署，所授的职官与将作监、少府监、都水监、司农寺这类“浊官系统”相比，那可是正经的“清官”出身——自然被这些自谓“清贵”的儒生们青睐。抱持此心的士人如过江之鲫般涌向京城。
于是，在南廷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景况，一边是儒学大家上书朝廷的反对抨击声浪，一边却是各地儒生士子涌向京城报考的狂潮。
最初，丁起在担心制举变革遇阻时，名可秀却如智珠在握，淡雅笑道：“读书人十年寒窗苦读，求的就是一朝高中名闻天下；但王荆公变法废止科考，以太学的上中下三舍法取代，其后蔡京又推出学选法代科举，不知被多少士子扼腕诟病……如今我朝重开科举，这就是天降甘霖，虽说首推制举，但变革并未损士子之利，反而给了一条仕途大道。如此机会，又有几个读书人能忍得住不动心？”
“……擎升，这就是造势，势成潮流便无可阻挡！为政者只要把持住利益的多数群体，纵然前方有反对声浪，也阻不住大势所趋！”
名可秀眸色幽深。
孔子的学说经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后，成为“儒”，而墨子的学说则被迫远离庙堂，一支流于江湖成为“侠”，一支流于民间成为“技”。宋室以儒学治国，江湖不容于朝廷，明面看起来是文官阶层忌惮江湖人任侠不服法令，但从根子里去挖，何尝不是居于正朔地位的儒学对墨家的排斥？
她的心志，不仅仅只在于一场科举的变革！她想撼动的，是自汉以来就以儒学为独尊的大一统思想！
这份深藏的心思，或许仅有卫希颜能揣摸得一二。
杨时和罗从彦等人自然不知晓朝局的背后有这么一位“隐主”在遥控，更不知道制举变革的深处竟然隐藏着这般惊悚撼世的心思，但随着涌向京城的报考人潮越来越猛，儒学大家们的担忧也因之越来越浓重。
***
或许，士子们的踊跃应诏只是杨时和罗从彦等儒士忧虑的一个方面，更让这些大儒们不安的是：科考中涌现出了另外一股潮流——商人。
当朝廷诏令下达、士子们还在惊诧疑虑的时候，大宋的豪商们就已有了动作。
这群市场嗅觉最灵敏的阶层很快从这道诏令嗅出背后蕴藏的莫大利益，并以果决的魄力和积极的行动掀起了一股应诏潮流。
内陆的豪商们因无太宗诏命的限制反而比海商行动更快。几乎是在看到诏令的次日，各豪商当家的家主们便下了决断，考虑着从家族中选派哪一位优秀子弟脱离商事、赴京应考。
这些选中的青年多半对儒家经义并无精深研读，但对商事运作却是圆通擅长，他们被家族选中必定是在行商谋算和交际应对上均得赞誉，当得同类子弟的佼佼者之称。
这些优秀子弟一旦及第，并在茶马司、漕运司、盐、酒、织纺等部署谋得要职，既对本家商事经营有利，更能由此步入士大夫阶层，脱离商籍光耀门庭。这对古代商人来讲，是比银钱更大的诱惑！
宋代商人经商有成后，多半会四方活动走门路想谋个一官半职傍身。蔡京、王黼当政时期卖官鬻爵就极为猖獗，不少豪商花数千数万贯钱为子孙谋得个通判、直秘阁之类的低品职官，但买来的官终究是虚的、没有底气，说出去大家都心里有数，面子上也没甚么光采，怎能比不上正正经经的科考进士出身？
但商户子弟十个中九个都不通诗赋，对经义也多半不精，又怎能在竞争激烈的科考中拼得过那些十年寒窗苦读的书生们？因此，科举对豪商们来讲，是一条金光灿烂的独木桥——好看但难
如果任制举扩大发展下去，或许将会悖乱道统，让读书人不再以经义科考为“清贵”，更多去选择制科出身，甚至走向背离孔孟经学的“歧路”……
这是杨时和罗从彦师徒强烈反对制举变革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他们两人的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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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举诏令下达后，士子们初始是惊诧疑虑，但回过味来后却是暗自欢喜多于明面的抨击。
这起因于朝廷制诏曰：制举及第，其名载入《进士录》。
在这道诏令前，“制举”只所以不被士子们青睐，很大原因在于制举的及第者虽有着进士名份，却不能载入《进士录》。因为《进士录》是按年份记，而制举是临时应诏，不在正常的科举年，所以对及第者不作专门录册。
但读书人对科举趋之若鹜，除了图做官的地位利益外，更渴望的是留名千古、光宗耀祖，而《进士录》就是留名千古的一个机会，是以一般士子除非考贡举没了希望，否则不会舍贡举而去应“制科”。
就以苏轼、苏辙兄弟俩言，当年苦读的目标也是奔着进士科而去，两人在仁宗嘉祐二年同时高中进士科并入《进士录》，却因母亲突然病逝，不得不回蜀服丧而错过了进士授官，当服丧完恰遇仁宗诏开制举，兄弟俩遂应诏报考其中的“直言极谏科”，在中进士后再考制科当属更上一层楼。
二苏若非中进士科在前，以兄弟俩的志向才华，断不会舍进士科而考制举这类“恩科”。二苏尚以进士科为重，更遑论一般士子？
但南廷的改革却将制举纳入了常科，即与贡举一样，三年为一大考。
如此，制举成为常科，则制举出身与贡举出身一致，都将载入《进士录》，留名千古。
这相当于在贡举外又给读书人开辟了一条金光大道。由于贡举的进士科和明经科竞争皆极其激烈，可以想见，更多的士子宁愿选择相对不激烈的制科。这也正是杨时和罗从彦所担心的。
然而，对士子们来讲，摆在眼前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是以，尽管儒学大家们担忧并反对，跃跃欲试奔赴临安的读书人却是一波接着一波。
当然，对于多数士子来讲，新制举的十五科目中，有一些科目——如“商科”、“水利土建科”、“农科”、“算科”等——他们多是白眼相向，但对“直言极谏科”、“博通籍典科”、“才识兼茂体用科”这类科目却青眼相加——士子选报的也多是这几科目。
由这几科目及第，可望进入台谏、秘书阁、弘文馆、太学等官署，所授的职官与将作监、少府监、都水监、司农寺这类“浊官系统”相比，那可是正经的“清官”出身——自然被这些自谓“清贵”的儒生们青睐。抱持此心的士人如过江之鲫般涌向京城。
于是，在南廷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景况，一边是儒学大家上书朝廷的反对抨击声浪，一边却是各地儒生士子涌向京城报考的狂潮。
最初，丁起在担心制举变革遇阻时，名可秀却如智珠在握，淡雅笑道：“读书人十年寒窗苦读，求的就是一朝高中名闻天下；但王荆公变法废止科考，以太学的上中下三舍法取代，其后蔡京又推出学选法代科举，不知被多少士子扼腕诟病……如今我朝重开科举，这就是天降甘霖，虽说首推制举，但变革并未损士子之利，反而给了一条仕途大道。如此机会，又有几个读书人能忍得住不动心？”
“……擎升，这就是造势，势成潮流便无可阻挡！为政者只要把持住利益的多数群体，纵然前方有反对声浪，也阻不住大势所趋！”
名可秀眸色幽深。
孔子的学说经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后，成为“儒”，而墨子的学说则被迫远离庙堂，一支流于江湖成为“侠”，一支流于民间成为“技”。宋室以儒学治国，江湖不容于朝廷，明面看起来是文官阶层忌惮江湖人任侠不服法令，但从根子里去挖，何尝不是居于正朔地位的儒学对墨家的排斥？
她的心志，不仅仅只在于一场科举的变革！她想撼动的，是自汉以来就以儒学为独尊的大一统思想！
这份深藏的心思，或许仅有卫希颜能揣摸得一二。
杨时和罗从彦等人自然不知晓朝局的背后有这么一位“隐主”在遥控，更不知道制举变革的深处竟然隐藏着这般惊悚撼世的心思，但随着涌向京城的报考人潮越来越猛，儒学大家们的担忧也因之越来越浓重。
***
或许，士子们的踊跃应诏只是杨时和罗从彦等儒士忧虑的一个方面，更让这些大儒们不安的是：科考中涌现出了另外一股潮流——商人。
当朝廷诏令下达、士子们还在惊诧疑虑的时候，大宋的豪商们就已有了动作。
这群市场嗅觉最灵敏的阶层很快从这道诏令嗅出背后蕴藏的莫大利益，并以果决的魄力和积极的行动掀起了一股应诏潮流。
内陆的豪商们因无太宗诏命的限制反而比海商行动更快。几乎是在看到诏令的次日，各豪商当家的家主们便下了决断，考虑着从家族中选派哪一位优秀子弟脱离商事、赴京应考。
这些选中的青年多半对儒家经义并无精深研读，但对商事运作却是圆通擅长，他们被家族选中必定是在行商谋算和交际应对上均得赞誉，当得同类子弟的佼佼者之称。
这些优秀子弟一旦及第，并在茶马司、漕运司、盐、酒、织纺等部署谋得要职，既对本家商事经营有利，更能由此步入士大夫阶层，脱离商籍光耀门庭。这对古代商人来讲，是比银钱更大的诱惑！
宋代商人经商有成后，多半会四方活动走门路想谋个一官半职傍身。蔡京、王黼当政时期卖官鬻爵就极为猖獗，不少豪商花数千数万贯钱为子孙谋得个通判、直秘阁之类的低品职官，但买来的官终究是虚的、没有底气，说出去大家都心里有数，面子上也没甚么光采，怎能比不上正正经经的科考进士出身？
但商户子弟十个中九个都不通诗赋，对经义也多半不精，又怎能在竞争激烈的科考中拼得过那些十年寒窗苦读的书生们？因此，科举对豪商们来讲，是一条金光灿烂的独木桥——好看但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