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起一边看着折子，一边回思起名可秀在枫阁论说的当朝官考之弊。
大宋官员的考核总起来说分为“述职”和“考课”，前者为自述其绩，县令的述职报给郡守具评，郡守的述职报与本路转运使具评，评出等级后报给吏部，吏部再作磨勘，即审查复核。
但州县述职往往虚报治事绩效，或只写劳绩，不记拖欠等等；而吏部的复核又易流于形式。譬如“德清公勤”这“四善”不好考，而“治事、劝课、抚养”这“三最”除了农田增辟、和户口增减有户部籍册可查外，其余多难查实。
对此，名可秀道：“……吏部考课，到后来已是循年资而论。因绩难考，而任官的年头却是摆在明处的，且年资长者被升迁中外少异论，又不得罪人，吏部何不乐得轻松？因是，无能者可熬年头到高位，而有能者却因年资被压下……吏部考课要改，首要便得改了这论年资之弊。”
她语带嘲讽：“地方考课，以转运使评守臣，守臣评县令，这些地方考课官大多舒服躺在自家衙门里，哪清楚底下县治的好坏？或者有些守臣连治下县的方位都还未弄清楚罢？
“……且不论上官评属臣，同为地方治事，孰肯破情面、秉至公？其中更有钻营奔走、行贿买等的，其舞弊事难以道尽……不独如此，因利益而结党营私，互相遮掩打招呼的，亦不在少数。”
李纲在章折中也尖锐指出：“朝廷考课多行姑息之政，当罪不罪，当谪不谪……”州县只要不捅出朝廷尽知的大篓子，守令一般都能顺顺当当的按序升迁他任。“……由是，持侥幸之心虚报政绩者愈众。”
纵览李纲的章折，贯穿两大原则：一是申严，即从严考课；二是监察，即地方除转运司考评外，另以路级三司（提刑司、常平司、安抚司）和当地武安军提侧评，以备吏部参考；又以御史台在各路的监察御史为督核，数管齐下，并提考课案，归总吏部磨勘。
下朝班后，丁起揣着这份章折去了枫阁。作为政事堂的宰相，他有自已的打算。
***
枫阁内，名可秀正在听今科知贡举的礼部侍郎禀报进士科春闱之事。
“……今科共取了五百四十七名贡士，两浙籍、江西籍、荆湖路举子上榜人数居前三；另外，福建籍的举子有五十七人入榜，为历年之最。”
名可秀一笑，道：“杨龟山、罗豫章、李延平三位程门儒者相继在福建设馆授学，往之求学者众，受此影响，福建路的书院之风较往时为盛。”她说着想起希颜说的名人效应，随口笑道：“此即名士效应。”
宋之意不欲夸大杨时、罗从彦和李侗师生三人在士林的影响力，道：“虽说有杨龟山等人的带动，但更与朝廷的南迁大有干系。譬如市舶司所在的泉州，受海贸影响历来仕风不振，今科竟亦有五人上贡榜，当是朝廷定都杭州后，邻近京师之地的影响。”
名可秀说这话却不是为了夸杨时三人，她道：“朝廷每年有劝农制，礼部亦可兴劝学制。”
宋之意神情一怔，“地方州县写劝学篇？”心忖州县长官躬耕田地的劝农仪式早已荒废，而守令书劝农篇也多为应制文章，走过场罢了，这劝学篇又能起甚么用？
名可秀道：“这劝学是劝士商兴学、办学。朝廷虽在州县设有州学、县学，但官学毕竟是少数，有名额限制，育才不能遍惠地方，必以私学为补。地方上致仕官员多，其中不乏有才学者，亦有因种种缘由未中进士的文人，这些都是兴学的师资；且地方豪富者不缺钱，却缺了名望和地位。朝廷可出鼓励兴办书院的诏令，凡富者出钱办学的可免部分商税，同时州府赠匾额嘉奖其德行，以此鼓兴私学。”
宋之意忖思一阵，道：“此法确是好！不过，亦有桩为难处。商贾图利，办学恐良莠不齐，或学费高，或教学低劣，反坏了私学的风气。”
名可秀笑道：“这确是一弊，是以礼部必须立《兴办私学法》，一则规定书院山长必须是士籍，出资者不得兼任私学职事；二则，商人办学必须在官府签立办学条约，条约要约定办学的启动银钱为多少，今后每年投入的办学钱额为多少，除非官府宣告书院停办，否则商人不得中途停资——此约可避免山长为书院的经费而受制于商富。
“另外，要规定办学的前三年，出资的商富不得从书院获利，学生束修尽归于书院；至第四年，若无亏蚀，方可逐年返利给出资者——首年不得超过出资的三成，次年不得超过五成……你们核算后确立细节，原则是不影响书院的发展。”
宋之意心头略一计算后，笑道：“如此，商人兴学不仅无利，反而可能是填钱进去。”
名可秀面色冷然，说道：“办学自然要有利可图，不然如何吸引得来商贾之辈？但这利绝非银钱之利。因钱而办学者，宁缺不可取之！”能有钱办学的豪富之商，图的也不是收那学费之利。
宋之意微笑点头，宗主的意思是找那有钱办学的，而不是为钱办学的。
名可秀沉吟道：“仅仅是这样，还不足以鼓励私学兴盛。太宗至仁宗年间，朝廷曾对有声望的书院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并召见德望山长、封官嘉奖，使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睢阳书院、太室书院声闻于天、风化于下，私学因之大兴。”
礼部侍郎也清楚这段书院兴盛史。其后，因书院盛于官学，朝廷自庆历四年起，先后大兴官学，颁布诏令，如：规定应试科举者须在官学读满三百日；神宗时实施太学三舍法，以官学的考试升舍取代科举应试。这些诏令无疑将士子推进官学就读，对民间书院是一个沉重打击。
在当时官府眼中，各地应有州县学，却不一定要有书院，因而索性将书院改为州学。
譬如，学佑三年（1036年），衡州官府便将私立的石鼓书院改为州学。就连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也差点被改作鼓铸冶炼所，侥幸得存；后来朝廷行“三舍法”，潭州官府便在岳麓书院外又设湘西书院，以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为官学三舍，学生依太学升舍之法递升，由此将岳麓书院与州学“合而为一”。
因朝廷兴官学抑私学之策，民间书院兴办渐颓。有些书院因无人为继而废弃，譬如宋初四大书院的睢阳书院（应天书院）在创学者戚同文死后，其子孙便把屋舍入官，从朝廷换取官职而不是继续办书院。
大宋官员的考核总起来说分为“述职”和“考课”，前者为自述其绩，县令的述职报给郡守具评，郡守的述职报与本路转运使具评，评出等级后报给吏部，吏部再作磨勘，即审查复核。
但州县述职往往虚报治事绩效，或只写劳绩，不记拖欠等等；而吏部的复核又易流于形式。譬如“德清公勤”这“四善”不好考，而“治事、劝课、抚养”这“三最”除了农田增辟、和户口增减有户部籍册可查外，其余多难查实。
对此，名可秀道：“……吏部考课，到后来已是循年资而论。因绩难考，而任官的年头却是摆在明处的，且年资长者被升迁中外少异论，又不得罪人，吏部何不乐得轻松？因是，无能者可熬年头到高位，而有能者却因年资被压下……吏部考课要改，首要便得改了这论年资之弊。”
她语带嘲讽：“地方考课，以转运使评守臣，守臣评县令，这些地方考课官大多舒服躺在自家衙门里，哪清楚底下县治的好坏？或者有些守臣连治下县的方位都还未弄清楚罢？
“……且不论上官评属臣，同为地方治事，孰肯破情面、秉至公？其中更有钻营奔走、行贿买等的，其舞弊事难以道尽……不独如此，因利益而结党营私，互相遮掩打招呼的，亦不在少数。”
李纲在章折中也尖锐指出：“朝廷考课多行姑息之政，当罪不罪，当谪不谪……”州县只要不捅出朝廷尽知的大篓子，守令一般都能顺顺当当的按序升迁他任。“……由是，持侥幸之心虚报政绩者愈众。”
纵览李纲的章折，贯穿两大原则：一是申严，即从严考课；二是监察，即地方除转运司考评外，另以路级三司（提刑司、常平司、安抚司）和当地武安军提侧评，以备吏部参考；又以御史台在各路的监察御史为督核，数管齐下，并提考课案，归总吏部磨勘。
下朝班后，丁起揣着这份章折去了枫阁。作为政事堂的宰相，他有自已的打算。
***
枫阁内，名可秀正在听今科知贡举的礼部侍郎禀报进士科春闱之事。
“……今科共取了五百四十七名贡士，两浙籍、江西籍、荆湖路举子上榜人数居前三；另外，福建籍的举子有五十七人入榜，为历年之最。”
名可秀一笑，道：“杨龟山、罗豫章、李延平三位程门儒者相继在福建设馆授学，往之求学者众，受此影响，福建路的书院之风较往时为盛。”她说着想起希颜说的名人效应，随口笑道：“此即名士效应。”
宋之意不欲夸大杨时、罗从彦和李侗师生三人在士林的影响力，道：“虽说有杨龟山等人的带动，但更与朝廷的南迁大有干系。譬如市舶司所在的泉州，受海贸影响历来仕风不振，今科竟亦有五人上贡榜，当是朝廷定都杭州后，邻近京师之地的影响。”
名可秀说这话却不是为了夸杨时三人，她道：“朝廷每年有劝农制，礼部亦可兴劝学制。”
宋之意神情一怔，“地方州县写劝学篇？”心忖州县长官躬耕田地的劝农仪式早已荒废，而守令书劝农篇也多为应制文章，走过场罢了，这劝学篇又能起甚么用？
名可秀道：“这劝学是劝士商兴学、办学。朝廷虽在州县设有州学、县学，但官学毕竟是少数，有名额限制，育才不能遍惠地方，必以私学为补。地方上致仕官员多，其中不乏有才学者，亦有因种种缘由未中进士的文人，这些都是兴学的师资；且地方豪富者不缺钱，却缺了名望和地位。朝廷可出鼓励兴办书院的诏令，凡富者出钱办学的可免部分商税，同时州府赠匾额嘉奖其德行，以此鼓兴私学。”
宋之意忖思一阵，道：“此法确是好！不过，亦有桩为难处。商贾图利，办学恐良莠不齐，或学费高，或教学低劣，反坏了私学的风气。”
名可秀笑道：“这确是一弊，是以礼部必须立《兴办私学法》，一则规定书院山长必须是士籍，出资者不得兼任私学职事；二则，商人办学必须在官府签立办学条约，条约要约定办学的启动银钱为多少，今后每年投入的办学钱额为多少，除非官府宣告书院停办，否则商人不得中途停资——此约可避免山长为书院的经费而受制于商富。
“另外，要规定办学的前三年，出资的商富不得从书院获利，学生束修尽归于书院；至第四年，若无亏蚀，方可逐年返利给出资者——首年不得超过出资的三成，次年不得超过五成……你们核算后确立细节，原则是不影响书院的发展。”
宋之意心头略一计算后，笑道：“如此，商人兴学不仅无利，反而可能是填钱进去。”
名可秀面色冷然，说道：“办学自然要有利可图，不然如何吸引得来商贾之辈？但这利绝非银钱之利。因钱而办学者，宁缺不可取之！”能有钱办学的豪富之商，图的也不是收那学费之利。
宋之意微笑点头，宗主的意思是找那有钱办学的，而不是为钱办学的。
名可秀沉吟道：“仅仅是这样，还不足以鼓励私学兴盛。太宗至仁宗年间，朝廷曾对有声望的书院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并召见德望山长、封官嘉奖，使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睢阳书院、太室书院声闻于天、风化于下，私学因之大兴。”
礼部侍郎也清楚这段书院兴盛史。其后，因书院盛于官学，朝廷自庆历四年起，先后大兴官学，颁布诏令，如：规定应试科举者须在官学读满三百日；神宗时实施太学三舍法，以官学的考试升舍取代科举应试。这些诏令无疑将士子推进官学就读，对民间书院是一个沉重打击。
在当时官府眼中，各地应有州县学，却不一定要有书院，因而索性将书院改为州学。
譬如，学佑三年（1036年），衡州官府便将私立的石鼓书院改为州学。就连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也差点被改作鼓铸冶炼所，侥幸得存；后来朝廷行“三舍法”，潭州官府便在岳麓书院外又设湘西书院，以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为官学三舍，学生依太学升舍之法递升，由此将岳麓书院与州学“合而为一”。
因朝廷兴官学抑私学之策，民间书院兴办渐颓。有些书院因无人为继而废弃，譬如宋初四大书院的睢阳书院（应天书院）在创学者戚同文死后，其子孙便把屋舍入官，从朝廷换取官职而不是继续办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