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港口驻兵，这和他之前想的“雇佣”有所出入，稍稍有些麻烦，转念一想，是租借又不是卖，就算朝廷问起他也有话说。
便见张公裕又摇头说：“不过，这事还是令人作难啊……”对马守唯恐他反悔，赶紧叫来文书起草租借条约，就着地图商榷地点，大笔一挥，签下租借三十年，至少他这代不用发愁了，再之后他已闭眼，谁爱管谁管去。
一切手续办理妥当后，张公裕留下二百水师官兵驻守对马岛，按照条约上约定的地点在高丽海峡和对马海峡两边海岸的良湾处分别修建军港，筑起石墙防线，又招募当地武士和山民入伍……到卫希颜率舰访日时，对马岛水师所辖的日籍服役兵已超过八百人。
随着第二舰队的武威展示，日本朝廷对宋朝的态度也起了变化。
建炎四年，日本雇用宋商的船队，先后两次派出“遣宋使”出使大宋，正式确立外交关系，在以前半官方的贸易上，确立稳定的“朝廷采购”，宋朝用锦缎绫罗、瓷器、茶叶、香料、蔗糖换取日本的硫磺、水银、日本刀、关东马——宋日双方都很满意。
日方遣宋使团满载而归，除了用优惠的价格购买的宋朝奢侈品外，最醒目的是一抬抬的樟木箱子，里面是精工雕版印刷的汉文书籍，有《诗经》、《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和《孟子》，其中《礼记》的《中庸》单独成书，同时还有精心编选的大宋诗词集，有名家合集，也有个人专集，如《柳屯田词选》《苏学士词选》《淮海公词选》《易安词选》，等等——都是用上等的药潢纸印刷，不虫不蛀，足以保障百年不腐。
礼部侍郎宋藻给使臣赠书时，说：“这些圣贤经著，乃是天朝上国千年文明的精髓，吾朝士大夫无不通晓，以为修身、齐家、治国之道；这些诗词集作，乃是大宋最负盛名的大家之作，吾朝士大夫无不流传吟诵，以为雅致……。今宋日两国已书契立约为友好之国，吾朝陛下仁德，愿将天朝上国最精髓的文化赠予贵国，以作交流。”
日本使臣匍匐拜地，感激不已，大呼“天朝仁德！陛下仁德！”
宋藻半眯着眼，想起早前朝殿上争议的一幕。
卫希颜奏议赠书，道：“……大宋既为天朝文明上国，当使这些邻国番邦知礼仪，懂廉耻，温文尔雅，此为大宋教化之任。”
反对的朝臣道：“儒家经集是治国精要，怎能为倭夷所学？”
事实上，宋朝的君臣一直在办一件蠢事——当年辽国和高丽的使臣都求取经著书籍，被宋廷谨慎拒绝，然而却任由《武经总要》这样的军事器械专著流入辽国，因为这是“末技”。
直到名可秀和卫希颜掌持南廷，才改变了朝廷忽视“末技”外流的思想，凡是军工技术、造船和航海技术、冶铁冶钢技术等都被列为国家之秘，不得外传，相关著作也把控得很严格，兵法书籍倒是在书坊能看到，卫希颜对此倒不禁止，所谓防敌不如强己，除了涉及国防的技术外，其他的都要禁那就是因噎废食了，不利于民间的汲取创造。
总之，卫希颜是要用圣贤经著去影响邻邦。
为什么汉人谦和讲礼仪，而胡人却野蛮好斗？这跟生存环境当然有关，但不可置疑的是，中原千年以来的儒家文化是要教养出温文尔雅的君子，而君子“动口不动手”。
问题是，周围的邻居很爱动手，只有宋人读经书讲礼仪，那就只有被打脸的份。
所以，既要拿经书，也要拿板砖，遇上好斗的，先用板砖敲老实了，再上诗书谈礼仪，培养谦谦儒雅的君子，即使本性是狼，也要磨掉他们的狼性。
日本使臣回国后，对天皇朝廷大大渲染天朝见闻，天朝的京师是多么的繁荣，人烟密集，百舸争流，酒楼茶肆店铺林立，士大夫的生活是多么雅致，他们都通读圣贤经书，吟诗作词，品茶斗茶，绘画书字，围棋投壶……
又特别说明，在天朝上国做官，只有通晓经书并会诗词的士大夫才能做到高官，他们在天朝最受尊敬，他们的生活最雅致，引领了上国风尚。
这个时代的日本公卿贵族，追求的就是“雅致”，上国士大夫的雅致如同当年的大唐风尚一般，成为风靡了平安京，并影响到各个属国。
在平安京内刮起了一股“学经”风，涂着白脸出席宴会的公卿贵族们，左手《论语》，右手折扇，宴会上不讲几句“之乎者也”那就是落后风尚，不雅致了。
就在公卿贵族们高声吟诵《论语》《中庸》时，民间交流也在积极发展着。
宋日贸易高扬后，就有很多日本国的商人搭乘宋船前往大宋贸易，有些倭商被明州和华亭的繁华迷了眼，使出浑身解数想留在大宋，拿到“宋民户贯”，成为大宋人。
另一厢，也有越来越多的宋商在日本国居住。
起先是国内大商会在经常贸易的港口留驻亲信仆从，渐渐形成了群体；有些随纲首搭货的散商，货物没有售完便在当地临时租屋住下，随着贸易发展，商品越来越多，暂时停留的宋商便也越来越多；有些宋商因为往返频繁，索性在当地买地建屋，既方便居住又能安全储货；又有些宋商接受当地贵族的雇佣，成为他们往宋贸易的代理纲首。
日本朝廷并没有禁止本国商人外出贸易，但受限于造船技术，倭商很少能够组船到大宋，即使组船出行，也没有宋人的远航技术，海上遭难的危险高，一般都是先到高丽，再到大宋，如此繁琐花费反而更高，于是便有国司、大寺院和庄园主找到有信誉的宋商作为代理纲首，许以商货减税、便利置田、授封领主等诸般条件，代理他们到宋朝购货，这些宋商被称为“代置纲首”……后来，随着“代置纲首”的增多和势力发展，渐渐成了日本沿海属国的新兴阶层，并成为日本对宋贸易的实际掌握者。
而随着宋商在日本买地建屋的越来越多，族以群聚，很自然便形成了宋商的聚居地，房屋的建造风格都是宋式，倭人称为“宋房”，又将宋商聚居的地段称为“大宋街”，将宋商吟唱的词曲称为“宋乐”……大宋，渐渐地被日本国的民众所熟悉，并取代了“唐人”“唐物”的称呼，成为繁荣强大的天朝上国的代称。
大宋文明，正在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慢慢渗透进这个岛国。
当卫希颜率领的大宋水师舰队抵达博多时，倭人口中“威武强大的天朝上国军队”立
便见张公裕又摇头说：“不过，这事还是令人作难啊……”对马守唯恐他反悔，赶紧叫来文书起草租借条约，就着地图商榷地点，大笔一挥，签下租借三十年，至少他这代不用发愁了，再之后他已闭眼，谁爱管谁管去。
一切手续办理妥当后，张公裕留下二百水师官兵驻守对马岛，按照条约上约定的地点在高丽海峡和对马海峡两边海岸的良湾处分别修建军港，筑起石墙防线，又招募当地武士和山民入伍……到卫希颜率舰访日时，对马岛水师所辖的日籍服役兵已超过八百人。
随着第二舰队的武威展示，日本朝廷对宋朝的态度也起了变化。
建炎四年，日本雇用宋商的船队，先后两次派出“遣宋使”出使大宋，正式确立外交关系，在以前半官方的贸易上，确立稳定的“朝廷采购”，宋朝用锦缎绫罗、瓷器、茶叶、香料、蔗糖换取日本的硫磺、水银、日本刀、关东马——宋日双方都很满意。
日方遣宋使团满载而归，除了用优惠的价格购买的宋朝奢侈品外，最醒目的是一抬抬的樟木箱子，里面是精工雕版印刷的汉文书籍，有《诗经》、《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和《孟子》，其中《礼记》的《中庸》单独成书，同时还有精心编选的大宋诗词集，有名家合集，也有个人专集，如《柳屯田词选》《苏学士词选》《淮海公词选》《易安词选》，等等——都是用上等的药潢纸印刷，不虫不蛀，足以保障百年不腐。
礼部侍郎宋藻给使臣赠书时，说：“这些圣贤经著，乃是天朝上国千年文明的精髓，吾朝士大夫无不通晓，以为修身、齐家、治国之道；这些诗词集作，乃是大宋最负盛名的大家之作，吾朝士大夫无不流传吟诵，以为雅致……。今宋日两国已书契立约为友好之国，吾朝陛下仁德，愿将天朝上国最精髓的文化赠予贵国，以作交流。”
日本使臣匍匐拜地，感激不已，大呼“天朝仁德！陛下仁德！”
宋藻半眯着眼，想起早前朝殿上争议的一幕。
卫希颜奏议赠书，道：“……大宋既为天朝文明上国，当使这些邻国番邦知礼仪，懂廉耻，温文尔雅，此为大宋教化之任。”
反对的朝臣道：“儒家经集是治国精要，怎能为倭夷所学？”
事实上，宋朝的君臣一直在办一件蠢事——当年辽国和高丽的使臣都求取经著书籍，被宋廷谨慎拒绝，然而却任由《武经总要》这样的军事器械专著流入辽国，因为这是“末技”。
直到名可秀和卫希颜掌持南廷，才改变了朝廷忽视“末技”外流的思想，凡是军工技术、造船和航海技术、冶铁冶钢技术等都被列为国家之秘，不得外传，相关著作也把控得很严格，兵法书籍倒是在书坊能看到，卫希颜对此倒不禁止，所谓防敌不如强己，除了涉及国防的技术外，其他的都要禁那就是因噎废食了，不利于民间的汲取创造。
总之，卫希颜是要用圣贤经著去影响邻邦。
为什么汉人谦和讲礼仪，而胡人却野蛮好斗？这跟生存环境当然有关，但不可置疑的是，中原千年以来的儒家文化是要教养出温文尔雅的君子，而君子“动口不动手”。
问题是，周围的邻居很爱动手，只有宋人读经书讲礼仪，那就只有被打脸的份。
所以，既要拿经书，也要拿板砖，遇上好斗的，先用板砖敲老实了，再上诗书谈礼仪，培养谦谦儒雅的君子，即使本性是狼，也要磨掉他们的狼性。
日本使臣回国后，对天皇朝廷大大渲染天朝见闻，天朝的京师是多么的繁荣，人烟密集，百舸争流，酒楼茶肆店铺林立，士大夫的生活是多么雅致，他们都通读圣贤经书，吟诗作词，品茶斗茶，绘画书字，围棋投壶……
又特别说明，在天朝上国做官，只有通晓经书并会诗词的士大夫才能做到高官，他们在天朝最受尊敬，他们的生活最雅致，引领了上国风尚。
这个时代的日本公卿贵族，追求的就是“雅致”，上国士大夫的雅致如同当年的大唐风尚一般，成为风靡了平安京，并影响到各个属国。
在平安京内刮起了一股“学经”风，涂着白脸出席宴会的公卿贵族们，左手《论语》，右手折扇，宴会上不讲几句“之乎者也”那就是落后风尚，不雅致了。
就在公卿贵族们高声吟诵《论语》《中庸》时，民间交流也在积极发展着。
宋日贸易高扬后，就有很多日本国的商人搭乘宋船前往大宋贸易，有些倭商被明州和华亭的繁华迷了眼，使出浑身解数想留在大宋，拿到“宋民户贯”，成为大宋人。
另一厢，也有越来越多的宋商在日本国居住。
起先是国内大商会在经常贸易的港口留驻亲信仆从，渐渐形成了群体；有些随纲首搭货的散商，货物没有售完便在当地临时租屋住下，随着贸易发展，商品越来越多，暂时停留的宋商便也越来越多；有些宋商因为往返频繁，索性在当地买地建屋，既方便居住又能安全储货；又有些宋商接受当地贵族的雇佣，成为他们往宋贸易的代理纲首。
日本朝廷并没有禁止本国商人外出贸易，但受限于造船技术，倭商很少能够组船到大宋，即使组船出行，也没有宋人的远航技术，海上遭难的危险高，一般都是先到高丽，再到大宋，如此繁琐花费反而更高，于是便有国司、大寺院和庄园主找到有信誉的宋商作为代理纲首，许以商货减税、便利置田、授封领主等诸般条件，代理他们到宋朝购货，这些宋商被称为“代置纲首”……后来，随着“代置纲首”的增多和势力发展，渐渐成了日本沿海属国的新兴阶层，并成为日本对宋贸易的实际掌握者。
而随着宋商在日本买地建屋的越来越多，族以群聚，很自然便形成了宋商的聚居地，房屋的建造风格都是宋式，倭人称为“宋房”，又将宋商聚居的地段称为“大宋街”，将宋商吟唱的词曲称为“宋乐”……大宋，渐渐地被日本国的民众所熟悉，并取代了“唐人”“唐物”的称呼，成为繁荣强大的天朝上国的代称。
大宋文明，正在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慢慢渗透进这个岛国。
当卫希颜率领的大宋水师舰队抵达博多时，倭人口中“威武强大的天朝上国军队”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