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得有趣，不由大笑起来。
那宋商咋嘴道：“所以说，这传统也要分适合不适合，适合的保持，不适合的就要改——像‘美妆颜’，也得与时俱进呀。不然，不但不是美人，还很吓人。”
“哈哈哈——”兄弟俩趣笑不止。
“听闻这倭国的皇族、公卿贵族都是以涂白脸为风雅。后来，派出遣宋使出使咱大宋后，方见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风雅，那些皇族贵族往脸上抹的白粉就少了些，至少不是白无常，出来就吓人……”那宋商压低了嗓子嘿嘿笑着，说起平安京的风闻轶事来头头是道，显然是经常来往倭国的熟客。
三人说笑了阵，又互相通报姓名，结识话契，不一会就熟悉得称兄道弟了。
郑七郎转头望了望东边海面上的水师舰队，有些期待地叹了声，“不知卫国师会不会登岸……”他们这些商人，虽然从海门码头就一路跟随舰队，却从未觑见过那位传说中的国师枢密使真容，心中不免抱憾。
他族兄的消息十分灵通，闻言就欣羡道：“听说，卫国师会在舰上接见通州、秀州和明州的大商，像通州舶商行的邓行首，和昌帛号的吴行老，福兴棉布号的刘十四官人，盛隆茶号的李二官人，九珍阁的胡十七官人……哎，我等虽然谋了些家财，但和这些绿服缙商、行老、纲首相比，就好比河里的虾蟹，没的身份谒见国师。”
他说的绿服缙商是指前两年江南、两淮大旱时，响应朝廷诏令踊跃捐输粮食的通州大商户，事后都得了朝廷赐封的“缙商”称号，见绿服官员可以不拜，并赐这些缙商“服绿”——按大宋服制，庶民不得穿着赭红、赭黄、正紫、正朱和正绿的服色——“服绿”是九品至七品官员的服色，所以这些缙商又被人们称为绿服缙商。
据说，济灾最得力的共济会中还有不少“赐绯”的绯服缙商，而那位名大会首就是最高的紫服缙商，见相公都可以不拜。
郑七郎艳羡地叹了口气。
他家里原是经营丝帛铺的帛商，这两年棉花行业兴起，他果断结束营事多年但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丝帛铺，转而经营棉布行，不到两年就将原来的家资翻了两番，以前和他交往的商人都啧啧羡慕不已，但这样的身家在海州城仍只算中等商人而已。
那些行首行老，以及拥有海船的纲首，才是垛脚可闻声的豪商巨贾，而这些人多半都是被朝廷赐服的缙商。可以说，江南、两淮路能从大旱和蝗灾中很快回复生机，大半都是得力于商贾的积极援灾。就像郑七郎，虽然没那个财力挣个绿服缙商，却也向官府捐了三百贯交子——在城中大商都捐献的景况下，不捐就是“为富不仁”，更何况，很多商人都是如郑七郎这般，自认还是有良心的善商。
那叫魏东福的宋商消息更灵通，眨巴着眼道：“卫国师接见的也不尽是大商大贾，某听说，咱们通州寻常书坊的米大官人就在谒见之内……”
“啊？”郑氏兄弟俩都吃惊了。
他们听说过“寻常书坊”的大名，就在通州城东的文林坊。
书坊主姓米名希孟，据说是翰林书画院的院士米友仁（米芾之子）的族弟，和米翰林一样写得一手好字，是解试举子出身，可惜未能得中进士。
听说他落第回到通州后，不久就卖了家中经营的一个香料铺子，换得银钱开了家书坊，取了个怪异的名字叫“寻常书坊”，书坊里面的书籍可售可借阅，售价比别家便宜，《论语》《孟子》等儒家经籍，只售百文一部，还是全国闻名的杭刻本，而借阅一书所花不过十文，可带回家誊抄三日，惠及不少贫寒学子，米希孟因之在通州士子中享有很高德望。但论财力，米家在通州大商贾中是排不上号的。
魏东福道：“米大官人财力虽不及那些行首纲首，惠及读书人的德行却是有口皆碑，这次能得国师接见应该不是偶然……听说他这次带的货除了湖笔、苏墨、建砚、竹纸外，还有开蒙书、名家词集、朝廷允许外销的经史子集类——都是元边纸建本。”
大宋的湖笔、苏墨远没有宣笔、徽墨出名，在文房用具中，和建州陶砚、竹纸一样价格不高，但质量却不差，很受中下家庭的读书人喜爱，远销日本自然是卖给日本的中等贵族。
以前日本学习大唐时，公卿贵族都以使用大唐商品为荣，现在日本学习大宋，上下贵族都以使用大宋商品为荣，视本国出产的为“土货”，包括文房用品。比如，日本纸在大宋很受欢迎，尤以但马纸为贵，但倭人却以用宋纸为荣。
像元边纸在大宋就卖不起价，它是竹纸中较脆又较粗糙的纸张，所以价钱便宜，当然印书的元边纸比书写元边纸稍厚，但纸价也很低，贩到日本后即使起价四五倍，也不过三四百文一刀。虽然比起同等质量的日本纸价钱略高一点，但很多有余钱的倭人宁肯多花几十文买宋纸，而不买国产纸。所以，不少宋商卖文房用品到倭国其获利翻了几番。
并且，日本国的书价尤贵。以前都是公卿贵族才拥有藏书，识字读书也是贵族的特权——虽然日本后来学习大唐兴办官学，但官学只收贵族子弟，到平安时代前期兴办私学，才开始招收庶民，但私学在数量和规模上都不及官学，庶民子弟能上学的仍是少数。而日本的印刷术远不如大宋发达，使得书贵如金，即使中等贵族的家里藏书量也是不多的。
南廷允许外销书籍后，很多海商看中了日本的书市。而宋版书比日版书印刷更精美，字体排版更清晰工整，很快便占据了日本大半书市。有财力的宋商从书肆批买印刷精贵的官刻本和杭刻本卖给公卿贵族，而中等财力的宋商则批售价格较低的建刻书。所谓建刻是指福建建阳的刻本，世称建本，以量大价廉而闻名。所以“元边纸建本”在大宋意味着低价书——当然绝不是坊间的劣刻本——销到日本的价格虽比本国贵了好几倍，但比起日版书还是便宜的。
无形中，使得能买得起书的日本平民多了起来，如商人、坊市民，还有那些拥有“士”的身份却被排斥在贵族圈外的中下层武士。而这些人，有可能最先接触的就是来自大宋的蒙学书，接受的是大宋的文化……
这位米大官人将“寻常书”卖到倭国，也想让更多的倭人读得起书？——郑七郎脑海中突然蹦出这个念头。
便听魏东福道：“……现下会说大宋官话的倭人越来越多了，七郎就算头回来倭国，也不怕出门没了方
那宋商咋嘴道：“所以说，这传统也要分适合不适合，适合的保持，不适合的就要改——像‘美妆颜’，也得与时俱进呀。不然，不但不是美人，还很吓人。”
“哈哈哈——”兄弟俩趣笑不止。
“听闻这倭国的皇族、公卿贵族都是以涂白脸为风雅。后来，派出遣宋使出使咱大宋后，方见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风雅，那些皇族贵族往脸上抹的白粉就少了些，至少不是白无常，出来就吓人……”那宋商压低了嗓子嘿嘿笑着，说起平安京的风闻轶事来头头是道，显然是经常来往倭国的熟客。
三人说笑了阵，又互相通报姓名，结识话契，不一会就熟悉得称兄道弟了。
郑七郎转头望了望东边海面上的水师舰队，有些期待地叹了声，“不知卫国师会不会登岸……”他们这些商人，虽然从海门码头就一路跟随舰队，却从未觑见过那位传说中的国师枢密使真容，心中不免抱憾。
他族兄的消息十分灵通，闻言就欣羡道：“听说，卫国师会在舰上接见通州、秀州和明州的大商，像通州舶商行的邓行首，和昌帛号的吴行老，福兴棉布号的刘十四官人，盛隆茶号的李二官人，九珍阁的胡十七官人……哎，我等虽然谋了些家财，但和这些绿服缙商、行老、纲首相比，就好比河里的虾蟹，没的身份谒见国师。”
他说的绿服缙商是指前两年江南、两淮大旱时，响应朝廷诏令踊跃捐输粮食的通州大商户，事后都得了朝廷赐封的“缙商”称号，见绿服官员可以不拜，并赐这些缙商“服绿”——按大宋服制，庶民不得穿着赭红、赭黄、正紫、正朱和正绿的服色——“服绿”是九品至七品官员的服色，所以这些缙商又被人们称为绿服缙商。
据说，济灾最得力的共济会中还有不少“赐绯”的绯服缙商，而那位名大会首就是最高的紫服缙商，见相公都可以不拜。
郑七郎艳羡地叹了口气。
他家里原是经营丝帛铺的帛商，这两年棉花行业兴起，他果断结束营事多年但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丝帛铺，转而经营棉布行，不到两年就将原来的家资翻了两番，以前和他交往的商人都啧啧羡慕不已，但这样的身家在海州城仍只算中等商人而已。
那些行首行老，以及拥有海船的纲首，才是垛脚可闻声的豪商巨贾，而这些人多半都是被朝廷赐服的缙商。可以说，江南、两淮路能从大旱和蝗灾中很快回复生机，大半都是得力于商贾的积极援灾。就像郑七郎，虽然没那个财力挣个绿服缙商，却也向官府捐了三百贯交子——在城中大商都捐献的景况下，不捐就是“为富不仁”，更何况，很多商人都是如郑七郎这般，自认还是有良心的善商。
那叫魏东福的宋商消息更灵通，眨巴着眼道：“卫国师接见的也不尽是大商大贾，某听说，咱们通州寻常书坊的米大官人就在谒见之内……”
“啊？”郑氏兄弟俩都吃惊了。
他们听说过“寻常书坊”的大名，就在通州城东的文林坊。
书坊主姓米名希孟，据说是翰林书画院的院士米友仁（米芾之子）的族弟，和米翰林一样写得一手好字，是解试举子出身，可惜未能得中进士。
听说他落第回到通州后，不久就卖了家中经营的一个香料铺子，换得银钱开了家书坊，取了个怪异的名字叫“寻常书坊”，书坊里面的书籍可售可借阅，售价比别家便宜，《论语》《孟子》等儒家经籍，只售百文一部，还是全国闻名的杭刻本，而借阅一书所花不过十文，可带回家誊抄三日，惠及不少贫寒学子，米希孟因之在通州士子中享有很高德望。但论财力，米家在通州大商贾中是排不上号的。
魏东福道：“米大官人财力虽不及那些行首纲首，惠及读书人的德行却是有口皆碑，这次能得国师接见应该不是偶然……听说他这次带的货除了湖笔、苏墨、建砚、竹纸外，还有开蒙书、名家词集、朝廷允许外销的经史子集类——都是元边纸建本。”
大宋的湖笔、苏墨远没有宣笔、徽墨出名，在文房用具中，和建州陶砚、竹纸一样价格不高，但质量却不差，很受中下家庭的读书人喜爱，远销日本自然是卖给日本的中等贵族。
以前日本学习大唐时，公卿贵族都以使用大唐商品为荣，现在日本学习大宋，上下贵族都以使用大宋商品为荣，视本国出产的为“土货”，包括文房用品。比如，日本纸在大宋很受欢迎，尤以但马纸为贵，但倭人却以用宋纸为荣。
像元边纸在大宋就卖不起价，它是竹纸中较脆又较粗糙的纸张，所以价钱便宜，当然印书的元边纸比书写元边纸稍厚，但纸价也很低，贩到日本后即使起价四五倍，也不过三四百文一刀。虽然比起同等质量的日本纸价钱略高一点，但很多有余钱的倭人宁肯多花几十文买宋纸，而不买国产纸。所以，不少宋商卖文房用品到倭国其获利翻了几番。
并且，日本国的书价尤贵。以前都是公卿贵族才拥有藏书，识字读书也是贵族的特权——虽然日本后来学习大唐兴办官学，但官学只收贵族子弟，到平安时代前期兴办私学，才开始招收庶民，但私学在数量和规模上都不及官学，庶民子弟能上学的仍是少数。而日本的印刷术远不如大宋发达，使得书贵如金，即使中等贵族的家里藏书量也是不多的。
南廷允许外销书籍后，很多海商看中了日本的书市。而宋版书比日版书印刷更精美，字体排版更清晰工整，很快便占据了日本大半书市。有财力的宋商从书肆批买印刷精贵的官刻本和杭刻本卖给公卿贵族，而中等财力的宋商则批售价格较低的建刻书。所谓建刻是指福建建阳的刻本，世称建本，以量大价廉而闻名。所以“元边纸建本”在大宋意味着低价书——当然绝不是坊间的劣刻本——销到日本的价格虽比本国贵了好几倍，但比起日版书还是便宜的。
无形中，使得能买得起书的日本平民多了起来，如商人、坊市民，还有那些拥有“士”的身份却被排斥在贵族圈外的中下层武士。而这些人，有可能最先接触的就是来自大宋的蒙学书，接受的是大宋的文化……
这位米大官人将“寻常书”卖到倭国，也想让更多的倭人读得起书？——郑七郎脑海中突然蹦出这个念头。
便听魏东福道：“……现下会说大宋官话的倭人越来越多了，七郎就算头回来倭国，也不怕出门没了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