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他们之前被解职在家，之后被统一召集到该片区的重点州学，接受卫希颜说的“蒙学教习入职教育”。
“教育”的内容是大宋普及的幼学发蒙三课本，学塾统称“三百千”的，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千字文》是由一千字组成的蒙学韵文，由南朝梁武帝时期的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一千字，编纂成文，文中一千字均不重复，四字一句，句句押韵，前后贯通，而且文笔优美，辞藻华丽，为其他蒙书所不能比，从南梁起就一直成为幼蒙课本。《百家姓》是宋初在吴越流行的蒙学册子，四言押韵，却不需要理解文理，而且有利于宗亲血缘的归属感，于是渐渐成为国中蒙学普及课本之二。但是，“千百”二蒙书也有缺点，前者因文采斐然，即使六岁孩童理解起来也很困难，来自于六岁以下的孩童发蒙；而《百家姓》因为不具文理，虽然押韵上下文却不贯通，不好记诵，而且姓氏作为常用字的很少。因此，建炎朝编写了《三字经》，三字一句押韵，琅琅上口，容易记诵，而且很多句子文理浅显，容易孩童理解，其中包含的儒家义理、道德教育非“千百”能及。这些年在朝廷大力推行下，《三字经》已经取代《千字文》和《百家姓》，成为国中蒙学第一课本，包括官学、书院、家馆、塾师设馆、乡村学塾在内，可谓无人不读、无人不晓《三字经》。
继《三字经》推广后，时任礼部侍郎的宋藻又推动礼部对《千字文》和《百家姓》进行编修。其中，新《千字文》以宋韵为准，将一些“不合时宜”的文句进行修改——
比如，有关女子的文句，将“女慕贞洁，男效才良”的前半句改为“女慕淑贤”，“淑”为“善良，美好”，“贤”为“德行，才能”，亦有“良，美善”之意；又有“上和下睦，夫唱妇随”，下半句改为“夫唱妇偕”，“偕”为“共同”，与“妇随”的“跟随，顺从”是有差异的。又如，《千字文》中宣扬官员富贵的文句：“府罗将相，路侠槐卿。……高冠陪辇，驱毂振缨。世禄侈富，车驾肥轻”等均作删改，代之以宣扬官员廉洁、奉公守法的文句。又如，“妾御绩纺，侍巾帷房。纨扇圆絜，银烛炜煌。……蓝笋象床。弦歌酒宴，接杯举觞”等描述妾婢服侍、华屋美居、享乐富奢的文句尽皆删改，代之以描述华夏山川的壮阔、美丽等等。
儒生们对于删掉原文中描述富贵、华奢、享乐的文句，提倡廉洁、奉公、节俭，大多是赞同的；对于“女慕淑贤”和“夫唱妇偕”的文字之改，反对之声并不是那么多。虽然大宋的风气不及盛唐那般开放，但还是相对宽容的，对女子贞洁不像明清那么看重。否则被金人掳去j□j的韦贤妃早就羞愤自尽，或者“被殉节”了，哪还能安稳回朝做太后？而“女慕淑贤”、“夫唱妇偕”与大宋士大夫们普遍认同的“女德”也并不相悖，一个家族的主母最重要的是贤德，既能安定后院，又能辅助丈夫繁盛家族，而不是一味的顺从丈夫，尤其当丈夫不具备才德时，更需要有“贤内助”教夫教子，才是家族之幸。
相较于《千字文》修改之多，《百家姓》的编修比较简单，仅仅是在“赵钱孙李”的首句之前增加了两句——“伏羲女娲，神农轩辕”。这是上古四氏，华夏族的四大始祖，伏羲氏和女娲氏都是燧人氏的分支，这两个氏族的男女首领联姻，始创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立家姓宗族之始；神农氏是指炎帝的氏族，轩辕氏则是黄帝的氏族。因炎黄二族分支、演化出来的姓氏即先秦百家姓氏。故，“伏羲女娲，神农轩辕”乃华夏姓氏的起源，放入《百家姓》之首有溯祖之意义。但列入女娲引起了很大争议，虽然《史记》将其列入上古三皇，乃华夏祖先之一，但儒生们很难接受将女子的氏列入百姓之首，在报纸上吵得天翻地覆，赞同的少，反对的多。
儒生们为什么反对这么大呢？
因为姓氏代表了父系宗族。
最初，即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不是统称，而是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妊人（女子）称姓。姓代表的是血统，统其祖考之所出。氏是姓的分支，别其子孙之所分（与代表氏族称号的氏不同），比如《百家姓》中的“齐”姓就是从“姜”姓分支出来的氏。而《百家姓》中超过九成的姓都是先秦时代的“氏”，并且多数是从“姜、姬、姞、姚、姒、妫、嬴、妘”这上古八姓中分支演化而来。
“姓表征了起源于母系血统，氏则从父系而名。”名可秀这句话点破了儒生们反对女娲列入祖姓的根源，因为女娲氏是母系姓氏，这与宗族姓氏传承于父系是完全相悖的，当然不能接受。
因为反对之声过大，这使《百家姓》的编修还未付梓就已闹得沸沸扬扬。无论结局如何，对始作俑者的名可秀而言，目的已达成了一半，至少播下了一枚种子。
由于有《百家姓》在前面吸引火力，加之《千字文》的修订争议不大，很快通过，颁印天下，原《千字文》被诏止禁学，各私学和书肆中的旧《千字文》均被回收。一部旧本可换两部新本，书商和私塾都没意见，学童可用旧书换新书也无损失，新版《千字文》很快得到普及，民间旧本渐渐只能在收藏家的书阁中见到了。
至于《百家姓》的编修则因儒生意见太大，争吵了大半年仍未获得政事堂通过，如今安南路官学用的，仍然是原版《百家姓》。
卫希颜为何要重新起用越族夫子？盖因安南路多达一百多所官学，要想在短期内全部配上大宋教谕不现实，而官学不可因缺夫子停学太久，此种景况下，起用越族夫子就很必要了。
当然，要择而用之，对大宋怀有仇恨之心的不能用，没有德行的不能用，学识不行的也不能用——考核的内容即大宋的“三百千”。
用这些越族夫子接受“三百千”的教育后再来教学“三百千”，难度不高，毕竟只是蒙学课本，而且教学本都有详细注释，偏难字都有同音字标声韵，只要照本宣科，就不会出现误读误解的情况；想故意歪解也不容易，若被随时巡查的督学发现，不仅前途没了还要入罪，敢拿身家冒险的是少数。
卫希颜以“三百千”为始并非一时主意，早在打下华宋州后名可秀就定下了《以夷入夏教化方略》，经过华宋、瑞宋二州的施行、修改，已经比较成熟了，如今在安南路使用当然是驾轻就熟。
而推行“三百千”的意义不仅仅是推广
“教育”的内容是大宋普及的幼学发蒙三课本，学塾统称“三百千”的，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千字文》是由一千字组成的蒙学韵文，由南朝梁武帝时期的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一千字，编纂成文，文中一千字均不重复，四字一句，句句押韵，前后贯通，而且文笔优美，辞藻华丽，为其他蒙书所不能比，从南梁起就一直成为幼蒙课本。《百家姓》是宋初在吴越流行的蒙学册子，四言押韵，却不需要理解文理，而且有利于宗亲血缘的归属感，于是渐渐成为国中蒙学普及课本之二。但是，“千百”二蒙书也有缺点，前者因文采斐然，即使六岁孩童理解起来也很困难，来自于六岁以下的孩童发蒙；而《百家姓》因为不具文理，虽然押韵上下文却不贯通，不好记诵，而且姓氏作为常用字的很少。因此，建炎朝编写了《三字经》，三字一句押韵，琅琅上口，容易记诵，而且很多句子文理浅显，容易孩童理解，其中包含的儒家义理、道德教育非“千百”能及。这些年在朝廷大力推行下，《三字经》已经取代《千字文》和《百家姓》，成为国中蒙学第一课本，包括官学、书院、家馆、塾师设馆、乡村学塾在内，可谓无人不读、无人不晓《三字经》。
继《三字经》推广后，时任礼部侍郎的宋藻又推动礼部对《千字文》和《百家姓》进行编修。其中，新《千字文》以宋韵为准，将一些“不合时宜”的文句进行修改——
比如，有关女子的文句，将“女慕贞洁，男效才良”的前半句改为“女慕淑贤”，“淑”为“善良，美好”，“贤”为“德行，才能”，亦有“良，美善”之意；又有“上和下睦，夫唱妇随”，下半句改为“夫唱妇偕”，“偕”为“共同”，与“妇随”的“跟随，顺从”是有差异的。又如，《千字文》中宣扬官员富贵的文句：“府罗将相，路侠槐卿。……高冠陪辇，驱毂振缨。世禄侈富，车驾肥轻”等均作删改，代之以宣扬官员廉洁、奉公守法的文句。又如，“妾御绩纺，侍巾帷房。纨扇圆絜，银烛炜煌。……蓝笋象床。弦歌酒宴，接杯举觞”等描述妾婢服侍、华屋美居、享乐富奢的文句尽皆删改，代之以描述华夏山川的壮阔、美丽等等。
儒生们对于删掉原文中描述富贵、华奢、享乐的文句，提倡廉洁、奉公、节俭，大多是赞同的；对于“女慕淑贤”和“夫唱妇偕”的文字之改，反对之声并不是那么多。虽然大宋的风气不及盛唐那般开放，但还是相对宽容的，对女子贞洁不像明清那么看重。否则被金人掳去j□j的韦贤妃早就羞愤自尽，或者“被殉节”了，哪还能安稳回朝做太后？而“女慕淑贤”、“夫唱妇偕”与大宋士大夫们普遍认同的“女德”也并不相悖，一个家族的主母最重要的是贤德，既能安定后院，又能辅助丈夫繁盛家族，而不是一味的顺从丈夫，尤其当丈夫不具备才德时，更需要有“贤内助”教夫教子，才是家族之幸。
相较于《千字文》修改之多，《百家姓》的编修比较简单，仅仅是在“赵钱孙李”的首句之前增加了两句——“伏羲女娲，神农轩辕”。这是上古四氏，华夏族的四大始祖，伏羲氏和女娲氏都是燧人氏的分支，这两个氏族的男女首领联姻，始创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立家姓宗族之始；神农氏是指炎帝的氏族，轩辕氏则是黄帝的氏族。因炎黄二族分支、演化出来的姓氏即先秦百家姓氏。故，“伏羲女娲，神农轩辕”乃华夏姓氏的起源，放入《百家姓》之首有溯祖之意义。但列入女娲引起了很大争议，虽然《史记》将其列入上古三皇，乃华夏祖先之一，但儒生们很难接受将女子的氏列入百姓之首，在报纸上吵得天翻地覆，赞同的少，反对的多。
儒生们为什么反对这么大呢？
因为姓氏代表了父系宗族。
最初，即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不是统称，而是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妊人（女子）称姓。姓代表的是血统，统其祖考之所出。氏是姓的分支，别其子孙之所分（与代表氏族称号的氏不同），比如《百家姓》中的“齐”姓就是从“姜”姓分支出来的氏。而《百家姓》中超过九成的姓都是先秦时代的“氏”，并且多数是从“姜、姬、姞、姚、姒、妫、嬴、妘”这上古八姓中分支演化而来。
“姓表征了起源于母系血统，氏则从父系而名。”名可秀这句话点破了儒生们反对女娲列入祖姓的根源，因为女娲氏是母系姓氏，这与宗族姓氏传承于父系是完全相悖的，当然不能接受。
因为反对之声过大，这使《百家姓》的编修还未付梓就已闹得沸沸扬扬。无论结局如何，对始作俑者的名可秀而言，目的已达成了一半，至少播下了一枚种子。
由于有《百家姓》在前面吸引火力，加之《千字文》的修订争议不大，很快通过，颁印天下，原《千字文》被诏止禁学，各私学和书肆中的旧《千字文》均被回收。一部旧本可换两部新本，书商和私塾都没意见，学童可用旧书换新书也无损失，新版《千字文》很快得到普及，民间旧本渐渐只能在收藏家的书阁中见到了。
至于《百家姓》的编修则因儒生意见太大，争吵了大半年仍未获得政事堂通过，如今安南路官学用的，仍然是原版《百家姓》。
卫希颜为何要重新起用越族夫子？盖因安南路多达一百多所官学，要想在短期内全部配上大宋教谕不现实，而官学不可因缺夫子停学太久，此种景况下，起用越族夫子就很必要了。
当然，要择而用之，对大宋怀有仇恨之心的不能用，没有德行的不能用，学识不行的也不能用——考核的内容即大宋的“三百千”。
用这些越族夫子接受“三百千”的教育后再来教学“三百千”，难度不高，毕竟只是蒙学课本，而且教学本都有详细注释，偏难字都有同音字标声韵，只要照本宣科，就不会出现误读误解的情况；想故意歪解也不容易，若被随时巡查的督学发现，不仅前途没了还要入罪，敢拿身家冒险的是少数。
卫希颜以“三百千”为始并非一时主意，早在打下华宋州后名可秀就定下了《以夷入夏教化方略》，经过华宋、瑞宋二州的施行、修改，已经比较成熟了，如今在安南路使用当然是驾轻就熟。
而推行“三百千”的意义不仅仅是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