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孔子是以仁为本，仁为内圣；如义，如礼，如义战，都是外王。”
内圣外王最早是庄子评儒家，后为儒家继承。意谓内有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其中，内圣是体，外王是用。
“兵家，以戈止戈，就是从儒家的平天下、内圣外王中的‘外王’延展而出。然兵家片面强调兵戈，不以仁为体，以义、礼为节，故失了中之道。”
孔子言“春秋无义战”，批评的是不义之战，而不是一杆子打翻战争。否则，何以有周武伐商纣？
卫希颜先说明，孔子不是不言战，而是因周王室和鲁国弱小，故多用礼、用说教推行仁。然后又以孔子论管仲来阐明孔子并不反对王霸之道，只要对天下之仁有利，而战争也是外王之道，只要以仁为本，以义为节，就符合儒家的中之道了。
其实卫希颜也是在偷换概念，孔子主张义战并不等于重战，还是以礼为重。不过卫希颜的主要目的是说“义战”，将其归为外王之道。
主战派的朝臣们都捋须微笑。
中立派的朝臣心忖：卫国师就算不是精通儒学，也是下力研习过的，或者是背后有人指点？
毕竟，这位的身后有位真正的儒家——尽管儒林中有很多人对一个女子有如此高的儒学水平持怀疑和贬斥态度，但在名可秀为主传注的《论语集注》正式成为官学教本和科考标准后，便无人可以再置疑她在儒学上的地位。
胡寅等人自然也想到卫希颜的论辩必有名可秀的指点，尽管他们可以举出很多经义和例证来反驳夫子是重礼不重战，但是，“义战”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孔子在任鲁国司寇时，鲁国三位大夫僭越为臣之礼，孔子主张兴兵讨伐，即使陷鲁国于内战，也不惜以战维护礼。他们毫不怀疑卫希颜会拿此说事——既然夷狄无礼如禽兽，兴兵讨伐就是维护礼。胡寅等人思考着不能让卫希颜牵着话头走，必须掌握论辩的主动权。
但卫希颜为这场论辩可以说比他们准备得更充分。早在建炎年间出兵柴历亭时，她就知道，对外扩张之路必会遭到儒家的反对和攻击，她必须找到理论支持。但是，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是说不通的，这是弱肉强食之道，不合儒家的人道思想。但名可秀对儒家仁义礼和中庸的诠释让她豁然开朗——原来儒学是这样的。趁对手还在思索，她已接着说下去。
“对蛮夷，为何要言战？因为蛮夷畏威而不怀德。何也？盖因威者，决其生死，不得不惧，不得不从。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众生各自挣命，弱肉强食——强制弱，弱从强。恰如狼群，最强最凶狠的那只狼为狼王，狼王之下，其余弱者无不听命。
“中国怀柔以远的德治，则会被认为是软弱可欺。因为在自然之中，只有弱者，才会期待与其他种群和平共处。譬如麋鹿会希望与虎豹和平共处，但虎豹绝不会视麋鹿为可以对话的强者——它们只是食物而已。而蛮夷心如禽兽，则视中国亦如禽兽。面对弱者，他们唯一会做的，就是欺上门来，打杀抢占，而且不会有半点愧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弱者就应该被强者吃。
“如大宋，以前送辽、夏、金岁币，想用钱买和平，但买来和平了吗？实际是饲虎之肉，盼它吃饱了就不吃人——丛林虎狼之心，绝不会因为饲肉而消，只会因为你软弱而更加凶狠。即使有一时的和平，那也是将大宋当成备用粮，饿了就来咬一口，打饥荒了就来抢一番。除非这只虎自己虚弱了，比如辽国因上层奢侈腐化而弱，于是被丛林女真狼扑倒啃食，跟着扑向了更肥的大宋羊。不管他们是将大宋当成打饥荒时的备用粮，还是想彻底将大宋变成他们的领地，都证明了他们丛林虎狼的本性——不可能与非同一种群的中国和平共处。这就是蛮夷的法则。”
卫希颜的譬喻生动，赵昚听得入神，身子不由微微前倾。虽然这譬喻让人听得为汴宋朝廷汗颜，但露骨地道明了以前大宋与辽金夏的关系，让人深刻明白其中的道理。赵昚却觉得，他更喜欢听到这样露骨的譬喻批评，而不是空谈仁礼说不到点子上。
便听卫希颜道：“蛮夷只讲自然之道，不讲人之道。占据更多的财富，掠夺更多的资源，这是自然之道下的本能。只有占据更多，才能生存；只有占据更多，才能生存得更好。蛮夷多半地处苦寒或不宜农耕之地，境况恶劣，一旦发生天灾，就要面临生存之危机。而中国地处中原，利于农耕，物产丰富，成为蛮夷争抢的挣命之地。此乃中国与蛮夷不可调和之矛盾。一旦中国势弱，必成蛮夷口中食。强如大唐，以武力震慑四夷咸服，然一旦国弱，则四夷虎狼之性复起。只有彻底的征服，将夷地归入中国，实行中央统治而非羁縻，兴办教育，导以礼义，渐变其俗，化夷为夏，则百年后，夷地与中国无异。”
简单地讲，卫希颜就是主张实现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而不是如汉唐般在边疆设立都护府，以羁縻的方式管理，即因俗而治——结果如何呢，汉朝之后西域可曾安定了，唐朝之后北疆、西疆可曾安定了？
后世中国正是因为边疆与内地一体化推行得太晚了，自治的结果就是边疆不稳定的因素始终存在，民国时期不仅蒙古被分裂，险些连西藏也没保住。卫希颜接了西藏喇嘛的任务后，就觉得“民族自治”是面双刃剑，虽然初期有利于化政为简，迅速稳定统治，但从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边疆民族对内地产生向心力和归属感，边疆与内地，人为地划了一条鸿沟。
当然，对眼前的大宋帝国来说，唐朝安西、安北、安东、安南都护府的失败就是最现成的例子。
卫希颜道：“不言战，以礼仪说教蛮夷？那是空话。辽国汉化够多了吧？西夏汉化够多了吧？——说汉话，用汉字，学儒学，用中国礼乐制度，任用汉官……结果如何呢，可曾成了大宋的睦邻友邦？”
她冷然道：“蛮夷学汉制，是为了变强，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其虎狼本性没变。辽国，西夏，金国，交趾，吐蕃，大理，高丽，乃至倭国在内，都是遵循‘物竞天择’的丛林虎狼。当他们弱小时，会表现出对强者的恭顺服从。一旦强大了，就反口撕咬你，并认为理所当然。不要奢望这些奉行丛林法则的虎狼会被德治礼教感化得失去了动物本性——-如果它们表现出是睦邻是友邦，那一定是比中国弱。”
武官们听得眼神大亮：没错，就是这
内圣外王最早是庄子评儒家，后为儒家继承。意谓内有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其中，内圣是体，外王是用。
“兵家，以戈止戈，就是从儒家的平天下、内圣外王中的‘外王’延展而出。然兵家片面强调兵戈，不以仁为体，以义、礼为节，故失了中之道。”
孔子言“春秋无义战”，批评的是不义之战，而不是一杆子打翻战争。否则，何以有周武伐商纣？
卫希颜先说明，孔子不是不言战，而是因周王室和鲁国弱小，故多用礼、用说教推行仁。然后又以孔子论管仲来阐明孔子并不反对王霸之道，只要对天下之仁有利，而战争也是外王之道，只要以仁为本，以义为节，就符合儒家的中之道了。
其实卫希颜也是在偷换概念，孔子主张义战并不等于重战，还是以礼为重。不过卫希颜的主要目的是说“义战”，将其归为外王之道。
主战派的朝臣们都捋须微笑。
中立派的朝臣心忖：卫国师就算不是精通儒学，也是下力研习过的，或者是背后有人指点？
毕竟，这位的身后有位真正的儒家——尽管儒林中有很多人对一个女子有如此高的儒学水平持怀疑和贬斥态度，但在名可秀为主传注的《论语集注》正式成为官学教本和科考标准后，便无人可以再置疑她在儒学上的地位。
胡寅等人自然也想到卫希颜的论辩必有名可秀的指点，尽管他们可以举出很多经义和例证来反驳夫子是重礼不重战，但是，“义战”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孔子在任鲁国司寇时，鲁国三位大夫僭越为臣之礼，孔子主张兴兵讨伐，即使陷鲁国于内战，也不惜以战维护礼。他们毫不怀疑卫希颜会拿此说事——既然夷狄无礼如禽兽，兴兵讨伐就是维护礼。胡寅等人思考着不能让卫希颜牵着话头走，必须掌握论辩的主动权。
但卫希颜为这场论辩可以说比他们准备得更充分。早在建炎年间出兵柴历亭时，她就知道，对外扩张之路必会遭到儒家的反对和攻击，她必须找到理论支持。但是，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是说不通的，这是弱肉强食之道，不合儒家的人道思想。但名可秀对儒家仁义礼和中庸的诠释让她豁然开朗——原来儒学是这样的。趁对手还在思索，她已接着说下去。
“对蛮夷，为何要言战？因为蛮夷畏威而不怀德。何也？盖因威者，决其生死，不得不惧，不得不从。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众生各自挣命，弱肉强食——强制弱，弱从强。恰如狼群，最强最凶狠的那只狼为狼王，狼王之下，其余弱者无不听命。
“中国怀柔以远的德治，则会被认为是软弱可欺。因为在自然之中，只有弱者，才会期待与其他种群和平共处。譬如麋鹿会希望与虎豹和平共处，但虎豹绝不会视麋鹿为可以对话的强者——它们只是食物而已。而蛮夷心如禽兽，则视中国亦如禽兽。面对弱者，他们唯一会做的，就是欺上门来，打杀抢占，而且不会有半点愧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弱者就应该被强者吃。
“如大宋，以前送辽、夏、金岁币，想用钱买和平，但买来和平了吗？实际是饲虎之肉，盼它吃饱了就不吃人——丛林虎狼之心，绝不会因为饲肉而消，只会因为你软弱而更加凶狠。即使有一时的和平，那也是将大宋当成备用粮，饿了就来咬一口，打饥荒了就来抢一番。除非这只虎自己虚弱了，比如辽国因上层奢侈腐化而弱，于是被丛林女真狼扑倒啃食，跟着扑向了更肥的大宋羊。不管他们是将大宋当成打饥荒时的备用粮，还是想彻底将大宋变成他们的领地，都证明了他们丛林虎狼的本性——不可能与非同一种群的中国和平共处。这就是蛮夷的法则。”
卫希颜的譬喻生动，赵昚听得入神，身子不由微微前倾。虽然这譬喻让人听得为汴宋朝廷汗颜，但露骨地道明了以前大宋与辽金夏的关系，让人深刻明白其中的道理。赵昚却觉得，他更喜欢听到这样露骨的譬喻批评，而不是空谈仁礼说不到点子上。
便听卫希颜道：“蛮夷只讲自然之道，不讲人之道。占据更多的财富，掠夺更多的资源，这是自然之道下的本能。只有占据更多，才能生存；只有占据更多，才能生存得更好。蛮夷多半地处苦寒或不宜农耕之地，境况恶劣，一旦发生天灾，就要面临生存之危机。而中国地处中原，利于农耕，物产丰富，成为蛮夷争抢的挣命之地。此乃中国与蛮夷不可调和之矛盾。一旦中国势弱，必成蛮夷口中食。强如大唐，以武力震慑四夷咸服，然一旦国弱，则四夷虎狼之性复起。只有彻底的征服，将夷地归入中国，实行中央统治而非羁縻，兴办教育，导以礼义，渐变其俗，化夷为夏，则百年后，夷地与中国无异。”
简单地讲，卫希颜就是主张实现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而不是如汉唐般在边疆设立都护府，以羁縻的方式管理，即因俗而治——结果如何呢，汉朝之后西域可曾安定了，唐朝之后北疆、西疆可曾安定了？
后世中国正是因为边疆与内地一体化推行得太晚了，自治的结果就是边疆不稳定的因素始终存在，民国时期不仅蒙古被分裂，险些连西藏也没保住。卫希颜接了西藏喇嘛的任务后，就觉得“民族自治”是面双刃剑，虽然初期有利于化政为简，迅速稳定统治，但从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边疆民族对内地产生向心力和归属感，边疆与内地，人为地划了一条鸿沟。
当然，对眼前的大宋帝国来说，唐朝安西、安北、安东、安南都护府的失败就是最现成的例子。
卫希颜道：“不言战，以礼仪说教蛮夷？那是空话。辽国汉化够多了吧？西夏汉化够多了吧？——说汉话，用汉字，学儒学，用中国礼乐制度，任用汉官……结果如何呢，可曾成了大宋的睦邻友邦？”
她冷然道：“蛮夷学汉制，是为了变强，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其虎狼本性没变。辽国，西夏，金国，交趾，吐蕃，大理，高丽，乃至倭国在内，都是遵循‘物竞天择’的丛林虎狼。当他们弱小时，会表现出对强者的恭顺服从。一旦强大了，就反口撕咬你，并认为理所当然。不要奢望这些奉行丛林法则的虎狼会被德治礼教感化得失去了动物本性——-如果它们表现出是睦邻是友邦，那一定是比中国弱。”
武官们听得眼神大亮：没错，就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