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前漆案上的小钟，表示主讲发言已结束，开始辩议。
记者们目光一亮，每届论学会最精彩的就是辩难了。
讲经台上的稷下先生们对主讲的论点必定有的持赞同，有的反对，辩难时往往形成两派，群体舌战，一人话落，就有人立时反驳，妙语连珠，精彩绝伦，听者只觉耳朵不够用。若是学问不深的，很可能反应不过来那些典故掌故什么的，要理解辩议的精义就难了。但有资格参与学会的，包括殿内的记者们在内，都是甄选出来的精英，至少知识面的广博是不用担心的。
稷下学者、国史馆编修朱跸当先发难：
“夏不行霸道，何以家天下？成汤，夏诸侯也，十一征而为强国，伐夏立商；姬西伯，商诸侯也，代商立周。商汤、周武王天下，非假以力乎？王道为霸道之体，霸道为王道之用，二者非对立也。”
成汤以武力陆续灭掉邻近的葛、韦﹑顾﹑昆吾等诸侯、部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成为当时的诸侯强国，而后伐夏立商。姬周在立朝前也是商朝的属国。他们难道不是用武力推翻夏、商的吗？难道这是以仁德服人的王道而不是霸道？
儒家中并非所有学者都推崇三代，朱跸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在河南路转运使任上因年满离任后，就因史学功底深厚，被召入国史馆主持修撰欧阳修、范镇等人合撰的《新唐书》——定名《唐史》，完成第一卷即被稷下学宫聘为“稷下学者”。在他史笔下评论帝王的一大特色就是王霸并行。在他看来，不存在没有霸道的王道，即使夏禹、商汤、周文王这“三王”也是有行霸道的。而霸道必须去成就王道，没有王道的霸道也不会久远。
他话音一落，延平先生李侗当即反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桀纣残暴，商汤、周文吊民伐罪，此为义战。保民而王，非为私也。夫仁义，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汉唐，假之也。岂有类焉？”
论王道仁义，尧舜是天性，从心所欲自然而然；汤武是修养，身体力行反身而诚；春秋五霸及汉唐诸帝是假借仁义之名作幌子。一个是自身的修养，一个是假仁假义，怎能相同呢？
睢阳书院山长王大宝立即驳道：
“汉高、唐宗禁暴戢乱，爱民利物，察其真心，均发于仁政，岂是假仁义之名而济私？”
他话音方落，国子祭酒胡宪便犀利反驳：
“汉高祖见始皇出巡，感慨云‘大丈夫当如是’，其推翻暴秦，非为天下公心，而是成个人功业之私。唐太宗诛李建成得天下，亦为私欲使然。若以其立国家、开盛世，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正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羞其诡心不出于正也。”
白鹿洞书院山长郑刚中辩驳道：
“霸道固本之于王也。汉唐之君，以其立国长治，而百姓赖以生息，国家富强，则王道行之矣。故王霸可以杂用，而天理人欲亦可以并行矣。”
北周稷下学者、恒山书院山长王去非驳斥郑刚中道：
“国家富强乃行王道之必然，然则富强未必皆因行王道而得，霸道亦可得之。但不以王道，而以富强论之，则是以成败论英雄，失了仁义之准则。若人人以成败论，则功利之心大焉，道德何复存？”
这位来自北周的稷下学者也是反对扩张战争的。
他认为国家富强是行王道的必然结果，但霸道也能让国家一时富强，如果以国家富强这个结果来作为帝王的评断，那就是以成败论英雄，这是趋于功利的评判，而非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如果天下人人都以成败论，那就会陷于功利，为了成功而人人不择手段了，遂道德沦丧。
大宋太学祭酒金安节驳王去非道：
“先生以为三代以前都无功利私欲，都无要富贵的人？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革道止于革面，亦有不尽概圣人之心者。自三代圣人始，固已不讳其为家天下矣。”
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就已不否定人欲的正当性，而三王正是以霸道的手段行王道的。
金安节并不是要否定三代，而是说明人欲、霸道存在的正当性。
白鹿洞书院山长郑刚中顺着金安节的话道：“不可尽以成败论英雄，但也不可不看成败。宋襄公假仁失众，便是此证。 ”
宋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水之上。楚人正渡河，宋军统将说，敌众我寡，趁楚军正渡河时出击。宋襄公说这不是君子的做法，不听。楚人渡河毕，尚未列队，宋将又说，可出击。宋襄公说，君子不攻不成列之军。待楚军列队完毕，宋襄公这才发令进攻。结果宋军大败。
郑刚中举这个典故，即是说讲仁义不能迂腐，以德服人也要分时宜。如果霸道可以让国家、百姓得利，行霸道也是合宜的。
北周稷下学者、太学祭酒晁公武反驳他道：
“宋楚之战非义战，争利之战也，无谓仁。夫王道，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夫霸道，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
王道是使天下之人亲近尊贵我，使敌人畏惧我，达到不战而臣服天下。行霸道是让国家富强，同邻国修睦和平，以友相待，不是去兼并别人。
这一位在北周也是反战派。
邙山书院山长富直柔绕过战争不谈，说道：“若夫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则王霸二道，如德泽有深浅耳，非若白黑之相反也。”
如果王霸均本于仁义，都能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那么二者的不同仅在于对仁义践行的程度上的深浅差异，而不是白与黑的对立。
富直柔从户部侍郎职任上致仕后，便回祖籍洛阳的邙山书院执教，他认同以义取利，义利是可以统一的，王霸也是可以统一的，并不一定是对立。
但他的辩议立即遭到了胡宏的反驳，说道：
“王霸之别，在心不在迹。太宗诛建成，比于周公诛杀管蔡，只消以公私断之。周公是以周家天下为心，太宗则是假公义以济私欲也。”
唐太宗杀李建成是为自己做皇帝，这是私欲。周公出兵剿灭管叔、蔡叔等前商公侯之乱，是为周家天下，出于公心。虽然两者都成就了国家功业，但周公是以德为出发，是王道，而唐太宗是以私为出发，是霸道。故而王霸是德与私的对立，而非是仁义的深浅程度不同。
主
记者们目光一亮，每届论学会最精彩的就是辩难了。
讲经台上的稷下先生们对主讲的论点必定有的持赞同，有的反对，辩难时往往形成两派，群体舌战，一人话落，就有人立时反驳，妙语连珠，精彩绝伦，听者只觉耳朵不够用。若是学问不深的，很可能反应不过来那些典故掌故什么的，要理解辩议的精义就难了。但有资格参与学会的，包括殿内的记者们在内，都是甄选出来的精英，至少知识面的广博是不用担心的。
稷下学者、国史馆编修朱跸当先发难：
“夏不行霸道，何以家天下？成汤，夏诸侯也，十一征而为强国，伐夏立商；姬西伯，商诸侯也，代商立周。商汤、周武王天下，非假以力乎？王道为霸道之体，霸道为王道之用，二者非对立也。”
成汤以武力陆续灭掉邻近的葛、韦﹑顾﹑昆吾等诸侯、部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成为当时的诸侯强国，而后伐夏立商。姬周在立朝前也是商朝的属国。他们难道不是用武力推翻夏、商的吗？难道这是以仁德服人的王道而不是霸道？
儒家中并非所有学者都推崇三代，朱跸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在河南路转运使任上因年满离任后，就因史学功底深厚，被召入国史馆主持修撰欧阳修、范镇等人合撰的《新唐书》——定名《唐史》，完成第一卷即被稷下学宫聘为“稷下学者”。在他史笔下评论帝王的一大特色就是王霸并行。在他看来，不存在没有霸道的王道，即使夏禹、商汤、周文王这“三王”也是有行霸道的。而霸道必须去成就王道，没有王道的霸道也不会久远。
他话音一落，延平先生李侗当即反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桀纣残暴，商汤、周文吊民伐罪，此为义战。保民而王，非为私也。夫仁义，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汉唐，假之也。岂有类焉？”
论王道仁义，尧舜是天性，从心所欲自然而然；汤武是修养，身体力行反身而诚；春秋五霸及汉唐诸帝是假借仁义之名作幌子。一个是自身的修养，一个是假仁假义，怎能相同呢？
睢阳书院山长王大宝立即驳道：
“汉高、唐宗禁暴戢乱，爱民利物，察其真心，均发于仁政，岂是假仁义之名而济私？”
他话音方落，国子祭酒胡宪便犀利反驳：
“汉高祖见始皇出巡，感慨云‘大丈夫当如是’，其推翻暴秦，非为天下公心，而是成个人功业之私。唐太宗诛李建成得天下，亦为私欲使然。若以其立国家、开盛世，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正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羞其诡心不出于正也。”
白鹿洞书院山长郑刚中辩驳道：
“霸道固本之于王也。汉唐之君，以其立国长治，而百姓赖以生息，国家富强，则王道行之矣。故王霸可以杂用，而天理人欲亦可以并行矣。”
北周稷下学者、恒山书院山长王去非驳斥郑刚中道：
“国家富强乃行王道之必然，然则富强未必皆因行王道而得，霸道亦可得之。但不以王道，而以富强论之，则是以成败论英雄，失了仁义之准则。若人人以成败论，则功利之心大焉，道德何复存？”
这位来自北周的稷下学者也是反对扩张战争的。
他认为国家富强是行王道的必然结果，但霸道也能让国家一时富强，如果以国家富强这个结果来作为帝王的评断，那就是以成败论英雄，这是趋于功利的评判，而非以仁义道德为标准。如果天下人人都以成败论，那就会陷于功利，为了成功而人人不择手段了，遂道德沦丧。
大宋太学祭酒金安节驳王去非道：
“先生以为三代以前都无功利私欲，都无要富贵的人？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革道止于革面，亦有不尽概圣人之心者。自三代圣人始，固已不讳其为家天下矣。”
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就已不否定人欲的正当性，而三王正是以霸道的手段行王道的。
金安节并不是要否定三代，而是说明人欲、霸道存在的正当性。
白鹿洞书院山长郑刚中顺着金安节的话道：“不可尽以成败论英雄，但也不可不看成败。宋襄公假仁失众，便是此证。 ”
宋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水之上。楚人正渡河，宋军统将说，敌众我寡，趁楚军正渡河时出击。宋襄公说这不是君子的做法，不听。楚人渡河毕，尚未列队，宋将又说，可出击。宋襄公说，君子不攻不成列之军。待楚军列队完毕，宋襄公这才发令进攻。结果宋军大败。
郑刚中举这个典故，即是说讲仁义不能迂腐，以德服人也要分时宜。如果霸道可以让国家、百姓得利，行霸道也是合宜的。
北周稷下学者、太学祭酒晁公武反驳他道：
“宋楚之战非义战，争利之战也，无谓仁。夫王道，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夫霸道，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
王道是使天下之人亲近尊贵我，使敌人畏惧我，达到不战而臣服天下。行霸道是让国家富强，同邻国修睦和平，以友相待，不是去兼并别人。
这一位在北周也是反战派。
邙山书院山长富直柔绕过战争不谈，说道：“若夫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则王霸二道，如德泽有深浅耳，非若白黑之相反也。”
如果王霸均本于仁义，都能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那么二者的不同仅在于对仁义践行的程度上的深浅差异，而不是白与黑的对立。
富直柔从户部侍郎职任上致仕后，便回祖籍洛阳的邙山书院执教，他认同以义取利，义利是可以统一的，王霸也是可以统一的，并不一定是对立。
但他的辩议立即遭到了胡宏的反驳，说道：
“王霸之别，在心不在迹。太宗诛建成，比于周公诛杀管蔡，只消以公私断之。周公是以周家天下为心，太宗则是假公义以济私欲也。”
唐太宗杀李建成是为自己做皇帝，这是私欲。周公出兵剿灭管叔、蔡叔等前商公侯之乱，是为周家天下，出于公心。虽然两者都成就了国家功业，但周公是以德为出发，是王道，而唐太宗是以私为出发，是霸道。故而王霸是德与私的对立，而非是仁义的深浅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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