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利益，如果不是有名可秀以道为首，估计殖民主义她都弄出来了。
但是，走后世西方扩张的路对大宋中国就真的好吗？除了打造一个如美国那位的霸权主义大国，又有什么意义呢？
卫希颜觉得她应该摒弃来自后世的那些利益主义的观念想法，好好做一个学生——儒家的政治文明或许比起后世的政治更加高明，名可秀就是她最好的老师，也可以说，是卫希颜这匹物欲野马的辔头。
☆、稷下盛会（五）
“治国,当以道为首。”
“道有二,仁与不仁而已。”名可秀阐论道，“孟子云：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若不外覆，必自颓也。”
她引用孟子的话说，只有心怀仁道的人才应该处在治国治政的高位。不仁的人处在高位,这会使他把追利从恶之欲传播给众人。于是，在上的不依照义理度量事物，在下的不用法度约束自己，国家不讲道义，官员不讲求诚信，君子冒犯理义，小人触犯刑律，这样的国家还能存在的，只是侥幸罢了，若不被外邦倾覆，就必定自我倾颓。
名可秀道：“故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
天下有道时，道德低的受道德高的役使，才智少的受才智多的役使；天下无道时，力量小的受力量大的役使，势力弱的受势力强的役使。这两种情况，都符合天理。
后一种，便正是卫希颜所提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物欲社会的天理。所以，现代社会一切向钱看，钱多就是力量，有钱人就有势力，有道德而无钱的遭人耻笑，见义勇为、不为利益的被人嗤为傻冒……这种事情卫希颜真是见的太多了。
名可秀论道：“必以形而上之道，统刑而下之器，才可以仁道之天理，降物欲之天理。”
故而，治理国家必须是以道义为首，来行使权力、制度、法律等，这样才能建成以道德良知为自律的社会，而不是成为以权钱物欲为衡量准则的社会。
所以，以“形而下为器”的西方及现代政治其实就是一种“生物本能”的政治。衡量其政治成功与否在于物质利益的占有，表现为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占有。而其政治形式又有两种：其一，如美国这种向外拓展又内里宽松的则成为民主政治；其二，如一战后的德国这种向外受挫而国内资源紧张的则会成为专/制政治。
无论民主还是专/制，讲的都是“国与国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与森林里的动物一样，为了食物和资源自相残杀，最后把地球玩坏了大家就一起玩玩——除非走向太空，占据新的资源星球。
名可秀道：“王道，徳礼也。霸道，政刑也。以徳礼为道，则民有耻且格，道德自觉。以政刑为道，则万民惧罚而慎行，无廉耻自格。”
卫希颜心说，后世傍大款、小三盛行，不就是因为笑贫不笑娼？没有这方面的道德廉耻心，法律也约束不了。现代中国的经济文明远远高于古代，法律也远远比古代完备，但现代社会的犯罪率却远远高于古代。比起法律这种外在的强制力，道德自觉的力量要比法律强得多——当然道德养成也艰难得多。
一个社会的风气很重要。
而儒家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道德社会。
名可秀道：“管子曰：‘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当以天下为天下，如地如天，何私何亲？’正如《尚书》曰：协和万邦。”
按照治理国家的要求去治理天下，天下不可能治好。必须按照治天下的要求治理天下，就像天地对待万物，没有什么偏私偏爱。这就是《尚书》所说的，协和万邦。
这是不主张兵伐？！
胡宏等反战派学者的脸色变得和缓了。
赵昚目光有些古怪地瞥了卫希颜一眼，陛下那眼色就似在说“你后院起火了”。
卫希颜的表情仍是天光云影的柔和，眸光温润，唇边漾着微微笑意。
皇帝陛下撇过眼去：情啊爱的真可怕。
陛下私心觉得可以对皇后更好一点：伴侣，一生之伴。齐家之后，才能治国，才能平天下。
卫希颜此时想起名可秀曾经说的：天下观与国族观。
儒家是天下观，这源自于《易》的思想。
《易》是天、地、人之道，讲“共生长存”——“天人合一、依正不二、三才互动”，非以人为中心。故《易》有曰：“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
所以，儒家讲“协和万邦”，讲天人和谐。
故而儒家治世强国，讲的是内部发展而不是侵略扩张，讲的是自我稳定而不是将危机转嫁到外国。
所以，历代中原王朝即使是在最强盛的时代也没有侵略扩张，除非是抵御外族的侵扰，如汉之匈奴，唐之突厥。而唯一的例外，正是来自于“生物本能”文明的蒙古族入主中原后才出现。
与天下观对立的，就是国族观：以一国、一个民族为中心。
西方及现代的政治文明就是国族观，虽然也讲“世界主义”和“普世价值”，但都是推行国家利益。不是儒家所追求的仁德光耀四方，天下万物和谐共存。
名可秀在大量阅读了秘书省国译馆与凤凰书院译书楼翻译出来的来自于大食智慧宫的哲学和历史著作后，就评论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的政治是“国族观”。
她对卫希颜道：文明与地域很有关系。
——泰西之地国邦多，而地狭、资源少，国强必是求诸于外而非求诸于己，“物竞天择”的自然掠夺性必然造成国族观。
故，一方面中国要讲修睦邻邦，协和天下；但另一方面，也必须强大，才不会为国族观的文明侵蚀。
她在讲经台上宣讲道：“王道于邦，讲信修睦，和平共处。然人性有私欲，道德有高低。吾中国之民，久沐圣贤德化，以道为治，仁礼为宪，故人心向善，讲信修睦。外邦之国，无我儒家之光辉洒照，文明深陷生物相竞之天理。其性，欲，恶也。唯以一国、一族之利，而不忌天人之和道。”
名可秀的声音断然铿
但是，走后世西方扩张的路对大宋中国就真的好吗？除了打造一个如美国那位的霸权主义大国，又有什么意义呢？
卫希颜觉得她应该摒弃来自后世的那些利益主义的观念想法，好好做一个学生——儒家的政治文明或许比起后世的政治更加高明，名可秀就是她最好的老师，也可以说，是卫希颜这匹物欲野马的辔头。
☆、稷下盛会（五）
“治国,当以道为首。”
“道有二,仁与不仁而已。”名可秀阐论道，“孟子云：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若不外覆，必自颓也。”
她引用孟子的话说，只有心怀仁道的人才应该处在治国治政的高位。不仁的人处在高位,这会使他把追利从恶之欲传播给众人。于是，在上的不依照义理度量事物，在下的不用法度约束自己，国家不讲道义，官员不讲求诚信，君子冒犯理义，小人触犯刑律，这样的国家还能存在的，只是侥幸罢了，若不被外邦倾覆，就必定自我倾颓。
名可秀道：“故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
天下有道时，道德低的受道德高的役使，才智少的受才智多的役使；天下无道时，力量小的受力量大的役使，势力弱的受势力强的役使。这两种情况，都符合天理。
后一种，便正是卫希颜所提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物欲社会的天理。所以，现代社会一切向钱看，钱多就是力量，有钱人就有势力，有道德而无钱的遭人耻笑，见义勇为、不为利益的被人嗤为傻冒……这种事情卫希颜真是见的太多了。
名可秀论道：“必以形而上之道，统刑而下之器，才可以仁道之天理，降物欲之天理。”
故而，治理国家必须是以道义为首，来行使权力、制度、法律等，这样才能建成以道德良知为自律的社会，而不是成为以权钱物欲为衡量准则的社会。
所以，以“形而下为器”的西方及现代政治其实就是一种“生物本能”的政治。衡量其政治成功与否在于物质利益的占有，表现为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占有。而其政治形式又有两种：其一，如美国这种向外拓展又内里宽松的则成为民主政治；其二，如一战后的德国这种向外受挫而国内资源紧张的则会成为专/制政治。
无论民主还是专/制，讲的都是“国与国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与森林里的动物一样，为了食物和资源自相残杀，最后把地球玩坏了大家就一起玩玩——除非走向太空，占据新的资源星球。
名可秀道：“王道，徳礼也。霸道，政刑也。以徳礼为道，则民有耻且格，道德自觉。以政刑为道，则万民惧罚而慎行，无廉耻自格。”
卫希颜心说，后世傍大款、小三盛行，不就是因为笑贫不笑娼？没有这方面的道德廉耻心，法律也约束不了。现代中国的经济文明远远高于古代，法律也远远比古代完备，但现代社会的犯罪率却远远高于古代。比起法律这种外在的强制力，道德自觉的力量要比法律强得多——当然道德养成也艰难得多。
一个社会的风气很重要。
而儒家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道德社会。
名可秀道：“管子曰：‘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当以天下为天下，如地如天，何私何亲？’正如《尚书》曰：协和万邦。”
按照治理国家的要求去治理天下，天下不可能治好。必须按照治天下的要求治理天下，就像天地对待万物，没有什么偏私偏爱。这就是《尚书》所说的，协和万邦。
这是不主张兵伐？！
胡宏等反战派学者的脸色变得和缓了。
赵昚目光有些古怪地瞥了卫希颜一眼，陛下那眼色就似在说“你后院起火了”。
卫希颜的表情仍是天光云影的柔和，眸光温润，唇边漾着微微笑意。
皇帝陛下撇过眼去：情啊爱的真可怕。
陛下私心觉得可以对皇后更好一点：伴侣，一生之伴。齐家之后，才能治国，才能平天下。
卫希颜此时想起名可秀曾经说的：天下观与国族观。
儒家是天下观，这源自于《易》的思想。
《易》是天、地、人之道，讲“共生长存”——“天人合一、依正不二、三才互动”，非以人为中心。故《易》有曰：“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
所以，儒家讲“协和万邦”，讲天人和谐。
故而儒家治世强国，讲的是内部发展而不是侵略扩张，讲的是自我稳定而不是将危机转嫁到外国。
所以，历代中原王朝即使是在最强盛的时代也没有侵略扩张，除非是抵御外族的侵扰，如汉之匈奴，唐之突厥。而唯一的例外，正是来自于“生物本能”文明的蒙古族入主中原后才出现。
与天下观对立的，就是国族观：以一国、一个民族为中心。
西方及现代的政治文明就是国族观，虽然也讲“世界主义”和“普世价值”，但都是推行国家利益。不是儒家所追求的仁德光耀四方，天下万物和谐共存。
名可秀在大量阅读了秘书省国译馆与凤凰书院译书楼翻译出来的来自于大食智慧宫的哲学和历史著作后，就评论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的政治是“国族观”。
她对卫希颜道：文明与地域很有关系。
——泰西之地国邦多，而地狭、资源少，国强必是求诸于外而非求诸于己，“物竞天择”的自然掠夺性必然造成国族观。
故，一方面中国要讲修睦邻邦，协和天下；但另一方面，也必须强大，才不会为国族观的文明侵蚀。
她在讲经台上宣讲道：“王道于邦，讲信修睦，和平共处。然人性有私欲，道德有高低。吾中国之民，久沐圣贤德化，以道为治，仁礼为宪，故人心向善，讲信修睦。外邦之国，无我儒家之光辉洒照，文明深陷生物相竞之天理。其性，欲，恶也。唯以一国、一族之利，而不忌天人之和道。”
名可秀的声音断然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