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者，也有不少败类和小人，但总体而论，是天下的精英。他们掌握着天下最多的知识，掌握了天下最多的权力，占据了天下最多的财富，天下可以说是大部分是他们的天下。皇帝也必须依靠这个精英阶层来治理国家。
“是以，普通百姓也不能过份地，或者强行地要求精英阶层做出更多的退让。”
殿内的人都微微点头。
能坐在这里的，都是精英阶层。
名可秀又说道：“这块大饼只分两块，没计入皇帝。因为皇帝是执天下，左右平衡，不计入利益。如果皇帝也参与到分饼中，那就不是执天下，而是执皇家。”
学者们纷纷点头，这个观点他们是认可的。
赵昚流露出深思的表情。如今，两府的政务皇帝已经很少直接插手，但是御史台、廉政台、监法院这三个监督百官行政、廉洁和执法公正的衙署却是由皇帝亲掌，两府不得涉入，这就是帝王“执天下”监督以“平衡”吗？
“儒家主张宽刑。”名可秀这才说到有关论刑的主题，“《礼记》云：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因为大夫是国家或君主以贤德为标准选出来治理天下人的，故而不会有对大夫的刑法；但是，若大夫犯了法，则此人已不配为‘大夫’，故要去其资格，即刑人不在君侧，再论以刑法。这句话被有些士大夫和权贵理解为‘豁免刑法的特权’，故违法乱纪，贪赃枉法，还要求国家对其施以仁，宽刑以待——这是谬解！靖康之前，朝廷对贪官是只解其官职，除了士大夫的资格，而后不再论以刑法，故吏治越来越*，几乎无官不贪。而这种不合宜的‘宽刑’——对士大夫过度的宽刑，就是对普通百姓的苛政，进一步严重的，就是暴.政。”
“汉儒主张宽刑是对士大夫，这绝非孔孟儒学的本义。”名可秀道，“孔子曰仁，难道是只仁及士大夫？孟子讽‘窃国者侯，窃钩者诛’，难道是主张严刑于庶民？令人欣慰的是，我朝重视仁治为前朝历代不及，儒家宽刑思想也渐渐越过汉儒，回归先秦儒家之本义，由士及之庶民。”
正因为大宋人文气息越来越浓厚，这才造成一些士大夫宽刑思想的产生，而这种宽刑并非是汉朝那种宽刑，仅仅只针对士大夫与权贵这个精英阶层，而是对所有百姓都宽刑。
但是，仍然有很多士大夫强烈维护原来的秩序。阿云案和阿湖案都算是勉强的蓄意杀夫案，之所以一定要处死阿云和阿湖，乃是维护三纲之制。那怕是勉强地触犯了这种三纲，也让一些士大夫隐隐感到最终会破坏这种精英治理天下的秩序，以及精英的地位。
这才是阿云案或阿湖案产生严重争执的深层次原因。
而名可秀认为，普通百姓必须拥有更多的作为人的权利，否则，精英阶层和庶民阶层的鸿沟越来越大，同样造成高低两极的分化，国家不可能“和”，不和则不稳，不稳则乱，乱则覆。
“国家不仅是士大夫的国，也是所有百姓的国。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唐太宗有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要小看了普通百姓，他们如果被压迫到没有活路，就会把整艘船都倾翻。曾经强大到不可一世的大秦朝，毁于陈胜、吴广之手，汉高祖立基前也只是乡中的氓民，倾覆汉、唐的张角、黄巢，他们同样出身不高贵。”
名可秀道：“正好先前所譬喻的，国家的利益就是一张饼，精英占了大部分，适度地分一些给普通百姓，这没有错。当然，不能强行分配，否则天下必然骚乱。”
名可秀曾对卫希颜论过王莽，说他：“死读儒经，以为尖顶宝塔可以倒砌。”
王莽的新政想推行周朝的井田制，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想以此来抑制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但是，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大地主豪强，也就是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利益。而王莽的新政又没有切实的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这使朝廷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和少地农民，使他们对新政失去了信心。那些侥幸分到土地的，也是最糟糕的田地，对王莽新政也不满。于是，天下大乱，王莽这位皇帝没当多久就被砍了脑袋。
王莽认为自己更有能力做皇帝，也更有义务拯救天下苍生，但他的新政失败了。史家也因他篡权，将他以前的一切仁德行为都斥为虚伪。所以名可秀论王莽说：这是个书呆子，读死书，妄图去推翻天下统治的阶层，让宝塔倒置，怎么可能成功呢？孔子说复周礼，那是针对春秋的情况，西汉末年那种情形，还能回到井田制吗？扯淡！——后面两字是卫希颜加的。
无论是谁，想以过分激烈的、强制的手段去大幅削减精英阶层的利益，只会让天下动乱，最终普通百姓也得不到好处。即使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统治国家的是谁呢？——新的精英阶层！
☆、稷下盛会（八）
卫希颜很认同名可秀的看法，就算是社会主义,那也是精英政治,难道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么？哦,人民当家作主？——人人有票选举权就算当家作主么？
卫希颜认为，不可能出现人人当家作主，不管你是什么社会。人人都作主,就意味人人都作不了主,国家怎么管理？社会怎么进步？真当物质丰富得大家混吃等死就行了？
名可秀道,政治家应该理想远大，但执政必须切合实际。有为国为民的仁心，有施政的能力，有变革时弊的魄力,但是不着眼于实际的执政者，对于国家的危害很可能比没有仁心但识实务的执政者危害更大。
“故儒家提倡仁治，德化。”名可秀继续发言。
“儒家之仁德，是泽及天下之仁德，而天下，非为一家之天下，亦非士大夫之天下。天下如塔，普通百姓是塔基，其上是士，士之上是大夫卿，大夫卿之上是天子。塔基是天下的根，塔基倒了，天下不复存在。百年大树为何能长得高大，因为它的根向地下扎得深，它知道不忘本，才能汲取到成长的水分和养料。”
名可秀声音微微提高，“今天的士，可是百年前的士？可是千年前的士？大多数人，在很多年前，祖先都是民，黎庶之民。但一朝成了士，他们就忘了自己曾经是黎庶。范文正公（范仲淹）、王荆公、司马温公三位都是君子大儒，他们当政都讲仁。但三者之仁，各有不同。
“范文正公出身寒微，少时读书，一
“是以，普通百姓也不能过份地，或者强行地要求精英阶层做出更多的退让。”
殿内的人都微微点头。
能坐在这里的，都是精英阶层。
名可秀又说道：“这块大饼只分两块，没计入皇帝。因为皇帝是执天下，左右平衡，不计入利益。如果皇帝也参与到分饼中，那就不是执天下，而是执皇家。”
学者们纷纷点头，这个观点他们是认可的。
赵昚流露出深思的表情。如今，两府的政务皇帝已经很少直接插手，但是御史台、廉政台、监法院这三个监督百官行政、廉洁和执法公正的衙署却是由皇帝亲掌，两府不得涉入，这就是帝王“执天下”监督以“平衡”吗？
“儒家主张宽刑。”名可秀这才说到有关论刑的主题，“《礼记》云：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因为大夫是国家或君主以贤德为标准选出来治理天下人的，故而不会有对大夫的刑法；但是，若大夫犯了法，则此人已不配为‘大夫’，故要去其资格，即刑人不在君侧，再论以刑法。这句话被有些士大夫和权贵理解为‘豁免刑法的特权’，故违法乱纪，贪赃枉法，还要求国家对其施以仁，宽刑以待——这是谬解！靖康之前，朝廷对贪官是只解其官职，除了士大夫的资格，而后不再论以刑法，故吏治越来越*，几乎无官不贪。而这种不合宜的‘宽刑’——对士大夫过度的宽刑，就是对普通百姓的苛政，进一步严重的，就是暴.政。”
“汉儒主张宽刑是对士大夫，这绝非孔孟儒学的本义。”名可秀道，“孔子曰仁，难道是只仁及士大夫？孟子讽‘窃国者侯，窃钩者诛’，难道是主张严刑于庶民？令人欣慰的是，我朝重视仁治为前朝历代不及，儒家宽刑思想也渐渐越过汉儒，回归先秦儒家之本义，由士及之庶民。”
正因为大宋人文气息越来越浓厚，这才造成一些士大夫宽刑思想的产生，而这种宽刑并非是汉朝那种宽刑，仅仅只针对士大夫与权贵这个精英阶层，而是对所有百姓都宽刑。
但是，仍然有很多士大夫强烈维护原来的秩序。阿云案和阿湖案都算是勉强的蓄意杀夫案，之所以一定要处死阿云和阿湖，乃是维护三纲之制。那怕是勉强地触犯了这种三纲，也让一些士大夫隐隐感到最终会破坏这种精英治理天下的秩序，以及精英的地位。
这才是阿云案或阿湖案产生严重争执的深层次原因。
而名可秀认为，普通百姓必须拥有更多的作为人的权利，否则，精英阶层和庶民阶层的鸿沟越来越大，同样造成高低两极的分化，国家不可能“和”，不和则不稳，不稳则乱，乱则覆。
“国家不仅是士大夫的国，也是所有百姓的国。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唐太宗有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要小看了普通百姓，他们如果被压迫到没有活路，就会把整艘船都倾翻。曾经强大到不可一世的大秦朝，毁于陈胜、吴广之手，汉高祖立基前也只是乡中的氓民，倾覆汉、唐的张角、黄巢，他们同样出身不高贵。”
名可秀道：“正好先前所譬喻的，国家的利益就是一张饼，精英占了大部分，适度地分一些给普通百姓，这没有错。当然，不能强行分配，否则天下必然骚乱。”
名可秀曾对卫希颜论过王莽，说他：“死读儒经，以为尖顶宝塔可以倒砌。”
王莽的新政想推行周朝的井田制，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想以此来抑制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但是，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大地主豪强，也就是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利益。而王莽的新政又没有切实的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这使朝廷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和少地农民，使他们对新政失去了信心。那些侥幸分到土地的，也是最糟糕的田地，对王莽新政也不满。于是，天下大乱，王莽这位皇帝没当多久就被砍了脑袋。
王莽认为自己更有能力做皇帝，也更有义务拯救天下苍生，但他的新政失败了。史家也因他篡权，将他以前的一切仁德行为都斥为虚伪。所以名可秀论王莽说：这是个书呆子，读死书，妄图去推翻天下统治的阶层，让宝塔倒置，怎么可能成功呢？孔子说复周礼，那是针对春秋的情况，西汉末年那种情形，还能回到井田制吗？扯淡！——后面两字是卫希颜加的。
无论是谁，想以过分激烈的、强制的手段去大幅削减精英阶层的利益，只会让天下动乱，最终普通百姓也得不到好处。即使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统治国家的是谁呢？——新的精英阶层！
☆、稷下盛会（八）
卫希颜很认同名可秀的看法，就算是社会主义,那也是精英政治,难道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么？哦,人民当家作主？——人人有票选举权就算当家作主么？
卫希颜认为，不可能出现人人当家作主，不管你是什么社会。人人都作主,就意味人人都作不了主,国家怎么管理？社会怎么进步？真当物质丰富得大家混吃等死就行了？
名可秀道,政治家应该理想远大，但执政必须切合实际。有为国为民的仁心，有施政的能力，有变革时弊的魄力,但是不着眼于实际的执政者，对于国家的危害很可能比没有仁心但识实务的执政者危害更大。
“故儒家提倡仁治，德化。”名可秀继续发言。
“儒家之仁德，是泽及天下之仁德，而天下，非为一家之天下，亦非士大夫之天下。天下如塔，普通百姓是塔基，其上是士，士之上是大夫卿，大夫卿之上是天子。塔基是天下的根，塔基倒了，天下不复存在。百年大树为何能长得高大，因为它的根向地下扎得深，它知道不忘本，才能汲取到成长的水分和养料。”
名可秀声音微微提高，“今天的士，可是百年前的士？可是千年前的士？大多数人，在很多年前，祖先都是民，黎庶之民。但一朝成了士，他们就忘了自己曾经是黎庶。范文正公（范仲淹）、王荆公、司马温公三位都是君子大儒，他们当政都讲仁。但三者之仁，各有不同。
“范文正公出身寒微，少时读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