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坤今日算是豁出去了，也不管严嵩怎么示意，直接将所有事情都抖了出来，他这个户部堂官，实在是做的太过于窝囊了，他今日也做好了罢官不做的准备了。
没想到嘉靖听后，静静的在御座上思索着，并未发怒。严嵩、徐阶等人跪伏于地，嘉靖长久默然，才问道：“户部所言，可确实否？”
严嵩作为首辅，自然得上来回话，严嵩说道：“王府恣意妄为，由来已久，非一日之寒，而今盐法败坏，诸王确实在其中获取巨额银两，可是其中事情错综复杂，未可轻动。”
嘉靖说道：“现在国用不足，尔等只知道开内帑以济国用，全然不思开源节流，尔等就是这么报答君恩的吗？”
嘉靖指着马坤说道：“你刚刚不是说得挺慷慨吗？而今该怎么做，明白回话！”
马坤跪在地上说道：“陛下，国朝每岁用度，除田赋、折色、商税等外，最重要的就是盐税了。食盐不仅关系到国库收入，更关系到关河宁定。”
大明的盐法，承袭于宋元，实行的是开中法，所谓开中法，就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出榜召商。而商人则围绕朝廷的需要，先将粮食及其他军需物资输送到朝廷指定的边防卫所，以换取贩盐的专业执照“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朝廷指定的盐场支盐，最后在朝廷指定的行盐地区销售，通过这样的途径以获取应得的利润。
早期的开中法多是实物开中，也就是商人将等朝廷需要的物资运抵边关，交给卫所，然后换取盐引，用以销售食盐，获取利润。
而自从成化时起，出现了开中纳粮向开中纳银转变的趋势，即商人直接向朝廷缴纳购买盐引的银两，然后买盐销售。弘治五年（1492）八月，户部尚书叶淇进一步创新开中制的实现形式，令各地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从制度上确定了开中纳引银的制度。
刚开始实行纳银开中时对政府还是对商人来说，都更为有利。从政府方面来考量，开中纳银可以使政府获得比过去更多的利润，从而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从商人方面来审视，商人避远就近，在产盐地附近的盐运司纳银，虽然在价格上稍微高了一点，但却大大节省了往返边防卫所运输粮饷所花时间和费用，可谓利远大于弊。
但是食盐重利，一向是被权贵们所觊觎的，他们都以权势作为后盾，处心积虑、想方设法弄到非正常途径的盐引，然后，高价倒卖，攫取巨利，加之朝廷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用增发以至乱发盐引的方式敛财，导致盐引壅积，许多开中商人手中的盐引难以及时兑现，开中制日趋崩坏，盐商分化为输粟报中的边商和守场候支的内商。
更为要命的是私盐的横行。原本大明对于私盐是严厉打击的，大明律规定：守御官吏巡获私盐犯人，绞；有军器者斩，盐货车船马匹没官。常人捉获者，赏银一十两。仍追究是何场分所卖，依律处断。
明初由于对私盐进行严厉打击，同时实行恤灶政策，对灶户的生活多方照顾，给灶户们较高的政治待遇，灶户杂犯死罪以上，止予杖，计日煎盐以赎。私盐现象还不太突出。
正是由于明初灶户们生活上比较有保障，再加上政府的严格管理，使得这一时期的私盐问题尚不突出。
但是，到了后来，由于宝钞贬值，杂役优免多不能实行，灶户生活贫困化，只得多产私盐私卖以糊口。
政府定例以米麦收买余盐。但由于朝廷财政困难，并无充分之米麦准备。余盐私卖无法杜绝。盐课折银，灶户只要交纳银钱就可以自由买卖私盐，盐不必入官仓，官府无从稽查。盐业生产失控，私盐泛滥。
同时，贵富豪依靠特权获得大量盐引，这些权贵富豪获得盐引以后，自己并不卖盐，而是高价转手卖与盐商，挣取巨额利润，使正当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当然，私盐泛滥的根本原因还是余盐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余盐者，灶户正课外所余之盐也。本来大明对于余盐是有一套收购标准的，余盐二百斤为一引，每引给米一石，明初之时，政治清明，国家尚能保证灶户能够获得相应报酬，但是虽然盐法崩坏，朝廷根本拿不出如此众多的粮食给灶户，转而支给灶户宝钞，这东西毫无价值，灶户不愿接受。
灶户把自己生产的食盐直接卖给盐商和向政府交纳正盐的利润相比，灶户能获得比以往更高的利润。同样，由于私盐生产成本低、价格便宜，故商人大多直接从灶户手中购买私盐。省去中间环节和政府税收，商人往往获利丰厚。
这样就余盐成为私盐的重要来源，使得私盐盛行，挤占了正盐的销售市场使正盐滞销；同时也使盐场的产量受到影响，开中领到盐引的商人久候难以支到场盐，造成正引的壅积。导致的结果是正盐未派，先估余盐，商灶俱困。奸黠者借口官买余盐，夹贩私煎。法禁无所施，盐法大坏。
这样的结果就是朝廷的收入大减，国用不足。户部之引卖不出去引价收不回来，严重影响了财政收入。场盐脱漏不仅造成如此盐枭贩私，而且还出现了引商以手持行盐执照（盐引）为幌子（作掩护）而暗中贩运私盐———偷运余盐而不纳税的现象。
盐税的流失已经十分严重，洪武年间，盐税尚有二百余万两，而到了今日，不足一百万两，一百年间人口不断滋生，食盐的销量应该是不断上升，盐税也应该是不断上涨的，怎么会出现盐税逐年下降的咄咄怪事。
马坤说完后就不再言语，嘉靖又不是傻子，当然知道马坤的意思，要整顿盐税，增加国家收入。可是嘉靖对此有些犹豫，盐税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轻易动不得的，嘉靖现在只想好好修仙，根本没了刚即位时的雄心壮志，对此事故而有些犹豫。
没想到嘉靖听后，静静的在御座上思索着，并未发怒。严嵩、徐阶等人跪伏于地，嘉靖长久默然，才问道：“户部所言，可确实否？”
严嵩作为首辅，自然得上来回话，严嵩说道：“王府恣意妄为，由来已久，非一日之寒，而今盐法败坏，诸王确实在其中获取巨额银两，可是其中事情错综复杂，未可轻动。”
嘉靖说道：“现在国用不足，尔等只知道开内帑以济国用，全然不思开源节流，尔等就是这么报答君恩的吗？”
嘉靖指着马坤说道：“你刚刚不是说得挺慷慨吗？而今该怎么做，明白回话！”
马坤跪在地上说道：“陛下，国朝每岁用度，除田赋、折色、商税等外，最重要的就是盐税了。食盐不仅关系到国库收入，更关系到关河宁定。”
大明的盐法，承袭于宋元，实行的是开中法，所谓开中法，就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出榜召商。而商人则围绕朝廷的需要，先将粮食及其他军需物资输送到朝廷指定的边防卫所，以换取贩盐的专业执照“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朝廷指定的盐场支盐，最后在朝廷指定的行盐地区销售，通过这样的途径以获取应得的利润。
早期的开中法多是实物开中，也就是商人将等朝廷需要的物资运抵边关，交给卫所，然后换取盐引，用以销售食盐，获取利润。
而自从成化时起，出现了开中纳粮向开中纳银转变的趋势，即商人直接向朝廷缴纳购买盐引的银两，然后买盐销售。弘治五年（1492）八月，户部尚书叶淇进一步创新开中制的实现形式，令各地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从制度上确定了开中纳引银的制度。
刚开始实行纳银开中时对政府还是对商人来说，都更为有利。从政府方面来考量，开中纳银可以使政府获得比过去更多的利润，从而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从商人方面来审视，商人避远就近，在产盐地附近的盐运司纳银，虽然在价格上稍微高了一点，但却大大节省了往返边防卫所运输粮饷所花时间和费用，可谓利远大于弊。
但是食盐重利，一向是被权贵们所觊觎的，他们都以权势作为后盾，处心积虑、想方设法弄到非正常途径的盐引，然后，高价倒卖，攫取巨利，加之朝廷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用增发以至乱发盐引的方式敛财，导致盐引壅积，许多开中商人手中的盐引难以及时兑现，开中制日趋崩坏，盐商分化为输粟报中的边商和守场候支的内商。
更为要命的是私盐的横行。原本大明对于私盐是严厉打击的，大明律规定：守御官吏巡获私盐犯人，绞；有军器者斩，盐货车船马匹没官。常人捉获者，赏银一十两。仍追究是何场分所卖，依律处断。
明初由于对私盐进行严厉打击，同时实行恤灶政策，对灶户的生活多方照顾，给灶户们较高的政治待遇，灶户杂犯死罪以上，止予杖，计日煎盐以赎。私盐现象还不太突出。
正是由于明初灶户们生活上比较有保障，再加上政府的严格管理，使得这一时期的私盐问题尚不突出。
但是，到了后来，由于宝钞贬值，杂役优免多不能实行，灶户生活贫困化，只得多产私盐私卖以糊口。
政府定例以米麦收买余盐。但由于朝廷财政困难，并无充分之米麦准备。余盐私卖无法杜绝。盐课折银，灶户只要交纳银钱就可以自由买卖私盐，盐不必入官仓，官府无从稽查。盐业生产失控，私盐泛滥。
同时，贵富豪依靠特权获得大量盐引，这些权贵富豪获得盐引以后，自己并不卖盐，而是高价转手卖与盐商，挣取巨额利润，使正当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当然，私盐泛滥的根本原因还是余盐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余盐者，灶户正课外所余之盐也。本来大明对于余盐是有一套收购标准的，余盐二百斤为一引，每引给米一石，明初之时，政治清明，国家尚能保证灶户能够获得相应报酬，但是虽然盐法崩坏，朝廷根本拿不出如此众多的粮食给灶户，转而支给灶户宝钞，这东西毫无价值，灶户不愿接受。
灶户把自己生产的食盐直接卖给盐商和向政府交纳正盐的利润相比，灶户能获得比以往更高的利润。同样，由于私盐生产成本低、价格便宜，故商人大多直接从灶户手中购买私盐。省去中间环节和政府税收，商人往往获利丰厚。
这样就余盐成为私盐的重要来源，使得私盐盛行，挤占了正盐的销售市场使正盐滞销；同时也使盐场的产量受到影响，开中领到盐引的商人久候难以支到场盐，造成正引的壅积。导致的结果是正盐未派，先估余盐，商灶俱困。奸黠者借口官买余盐，夹贩私煎。法禁无所施，盐法大坏。
这样的结果就是朝廷的收入大减，国用不足。户部之引卖不出去引价收不回来，严重影响了财政收入。场盐脱漏不仅造成如此盐枭贩私，而且还出现了引商以手持行盐执照（盐引）为幌子（作掩护）而暗中贩运私盐———偷运余盐而不纳税的现象。
盐税的流失已经十分严重，洪武年间，盐税尚有二百余万两，而到了今日，不足一百万两，一百年间人口不断滋生，食盐的销量应该是不断上升，盐税也应该是不断上涨的，怎么会出现盐税逐年下降的咄咄怪事。
马坤说完后就不再言语，嘉靖又不是傻子，当然知道马坤的意思，要整顿盐税，增加国家收入。可是嘉靖对此有些犹豫，盐税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轻易动不得的，嘉靖现在只想好好修仙，根本没了刚即位时的雄心壮志，对此事故而有些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