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3轰炸机机身侧面的舱门缓缓开启，一名士兵从上面放下了扶梯。
颜容手提着两个小皮箱率先走了下来，其中一个皮箱跟颜容之间用手铐连在了一起，两名士兵紧跟在他的身后，一步也不远离。
四名特工抬着担架从机舱出来，早川久美子被约束带紧紧地绑住，双手双脚和头部也都被固定在了担架上面，嘴里面还塞上了布团，只有一双眼睛直盯盯的注视着前方。
安怡和梅九渊最后才从机舱里出来出来，安怡在前，梅九渊拎着一大一小两个箱子跟在安怡身后，小箱子同样也是用手铐靠在了手腕上面。
安怡和梅九渊从进入军统之后就一直外派，从来没有到过总部，也不认识位高权重的毛其伍是何等模样的人物。这次能够回重庆述职，除了拜战事紧急，军统正在急剧扩张、急需人才的要求，他们二人又是老资历，才有机会被抽调回总部述职的。
在tb-3轰炸机上，因为有着特工和士兵的守卫，颜容、安怡和梅九渊单独坐在机舱的一角。
他们几人与管中校一起由宜昌查案联系在了一起，又由宜昌查案知道了对方的为人，虽然没有正式说什么，但在他们几人的心中已经把对方都当做了自己事实上的盟友。
颜容就反复跟两人叮嘱，军统总部不像在外面任职，规矩十分的严格，这次到了重庆，两人从飞机上下来后便紧紧跟随了颜容身后，就像是林黛玉初次进贾府一样，始终是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敢轻易多说出一句话、多走一步路，唯恐被别人耻笑。
安怡作为大姐，从小就寄人篱下，一直保持着细心、多虑和自尊的特点。做事优势十分的谨慎，常常冷静细心地观察周围的一切，尽量以适当得有理有度得应对方式来应对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问题，举止上也一直都没有什么毛病。
虽然身为女人在军统的情报处从事更为艰难，但一向聪慧的她不仅能在一潭浑水的军统中游刃有余，还得到了上司的赏识和提拔，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功劳，位居梅九渊之上。
更为年轻血性的梅九渊，在姐姐安怡的小心护翼下，从开始时的极度不适应，到逐渐接受了自己成为了一个特务的事实，心中的历程也是分外地艰辛。
特务，本来是一个专指特殊任务的中性词。但在这个纷乱的大时代中，已经因为各国、各个势力将其当做刺探机密、情报或进行破坏活动的密探而广为人知。
在百姓的心目中，特务和汉奸一样，名称前面都得特别加上一个“狗”字。仿佛不说一句“狗汉奸”或是“狗特务”，心中就不痛快，这个词的原本含义和中性的立场已经被浓厚的意识形态所完全淹没。
梅九渊刚从警校毕业，就跟着姐姐安怡被当时称为“力行社”的特务处所吸纳，还没等他适应特务处，就被卷入了一场纷乱的政治事件中。
那是梅九渊和安怡正式加入特务处后的第一个夏天，他们才刚从警校毕业，都还是最底层的小特务，手里面十分的拮据，每月在有限的薪水之外，却已经能跟着上司一起拿到相对很是丰厚的固定收入了。
在外飘荡多年的姐弟二人，因为手里面特然增多的钱财，一时间都有些飘然起来，过了一个“肥年”。
但好日子没过几天，随着天津日租界《国权报》社长和《振报》社长相继被刺杀，姐弟二人就赶上了日本军部与关东军意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的“河北事件”。
其时，最高领袖正在成都督促各部加紧围剿长征中的红军，未能参与南京的会议。
为了解决问题，最高领袖曾一再表示难以接受日本人咄咄逼人的态度。
如果依照协议执行下去，不仅华北不保，给两广的地方势力提供指责国民政府的口实，还将使民众对国民政府更加失去信心，使得中国军队在华北一带处于战略上的绝对劣势。自平津南下直至黄河，一路上一马平川，没有任何的险关要隘，中国军队在日本人飞机大炮的进攻下，是很难坚守住现在的防线的。
汪院长为息事宁人，在日本人的步步紧逼下，屡次指示贺长官与日方代表签订屈辱的卖国协议。
但在消息泄露，全国上下一片哗然，沈、邹等著名人士响应中共发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并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抗日政权等。
这些举动却让国府的最高领袖雷霆大怒，命令特务处派人严密监视，还要特务处择机抓几个常常发表对国府有不满言论的社会名流。
安怡和梅九渊虽然没有亲身参与其中，但江湖经验十分的丰富，甚至这件事非同小可。抓人好办，但是万一闹出来了大动静，如果上面翻脸，他们这些小特务就成了替罪羊。
抓捕社会名流会得罪人，抓捕示威游行的穷学生会坑死人。
只有抓捕那些有头有脸的高官子弟，有家里面扛着，想必也不会被太过针对，很快就能被家人从牢里捞出来了。
为了避开可能会面对的危险，姐弟二人费尽心思，最终只能选择了几名国府高官的子女作为抓捕的目标报了上去。
安怡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梅九渊还对自己说过：“姐啊，那些名流在报上随便发上一篇文章，这些年轻热血的学生们就一个个都跟打了鸡血似的热情昂扬着游行了，一场又一场的。
这个世上，谁都不容易，你说咱们能抓谁呢？咱们总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吧！所以，唯一能不被牵连的办法，只能是避重就轻，找几个家里面是国府高官的孩子进来了。”
随着抓捕行动的开始，一夜之间，姐弟二人好处没享受到多少，却因为抓了几个学生被光荣地戴上了“狗特务”的帽子，在市面上屡屡遭人白眼，被特务处的同事视为另类。
姐弟二人有苦说不出来，谁能相信一个“狗特务”的解释啊，更何况他们也不敢！为了避难，这才不得不主动向上司申请远走武汉，避开了深陷政治漩涡中心的国都南京。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仅仅两年，自己就会以这么一种方式再次回到了国府陪都的所在地——重庆。
颜容手提着两个小皮箱率先走了下来，其中一个皮箱跟颜容之间用手铐连在了一起，两名士兵紧跟在他的身后，一步也不远离。
四名特工抬着担架从机舱出来，早川久美子被约束带紧紧地绑住，双手双脚和头部也都被固定在了担架上面，嘴里面还塞上了布团，只有一双眼睛直盯盯的注视着前方。
安怡和梅九渊最后才从机舱里出来出来，安怡在前，梅九渊拎着一大一小两个箱子跟在安怡身后，小箱子同样也是用手铐靠在了手腕上面。
安怡和梅九渊从进入军统之后就一直外派，从来没有到过总部，也不认识位高权重的毛其伍是何等模样的人物。这次能够回重庆述职，除了拜战事紧急，军统正在急剧扩张、急需人才的要求，他们二人又是老资历，才有机会被抽调回总部述职的。
在tb-3轰炸机上，因为有着特工和士兵的守卫，颜容、安怡和梅九渊单独坐在机舱的一角。
他们几人与管中校一起由宜昌查案联系在了一起，又由宜昌查案知道了对方的为人，虽然没有正式说什么，但在他们几人的心中已经把对方都当做了自己事实上的盟友。
颜容就反复跟两人叮嘱，军统总部不像在外面任职，规矩十分的严格，这次到了重庆，两人从飞机上下来后便紧紧跟随了颜容身后，就像是林黛玉初次进贾府一样，始终是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敢轻易多说出一句话、多走一步路，唯恐被别人耻笑。
安怡作为大姐，从小就寄人篱下，一直保持着细心、多虑和自尊的特点。做事优势十分的谨慎，常常冷静细心地观察周围的一切，尽量以适当得有理有度得应对方式来应对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问题，举止上也一直都没有什么毛病。
虽然身为女人在军统的情报处从事更为艰难，但一向聪慧的她不仅能在一潭浑水的军统中游刃有余，还得到了上司的赏识和提拔，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功劳，位居梅九渊之上。
更为年轻血性的梅九渊，在姐姐安怡的小心护翼下，从开始时的极度不适应，到逐渐接受了自己成为了一个特务的事实，心中的历程也是分外地艰辛。
特务，本来是一个专指特殊任务的中性词。但在这个纷乱的大时代中，已经因为各国、各个势力将其当做刺探机密、情报或进行破坏活动的密探而广为人知。
在百姓的心目中，特务和汉奸一样，名称前面都得特别加上一个“狗”字。仿佛不说一句“狗汉奸”或是“狗特务”，心中就不痛快，这个词的原本含义和中性的立场已经被浓厚的意识形态所完全淹没。
梅九渊刚从警校毕业，就跟着姐姐安怡被当时称为“力行社”的特务处所吸纳，还没等他适应特务处，就被卷入了一场纷乱的政治事件中。
那是梅九渊和安怡正式加入特务处后的第一个夏天，他们才刚从警校毕业，都还是最底层的小特务，手里面十分的拮据，每月在有限的薪水之外，却已经能跟着上司一起拿到相对很是丰厚的固定收入了。
在外飘荡多年的姐弟二人，因为手里面特然增多的钱财，一时间都有些飘然起来，过了一个“肥年”。
但好日子没过几天，随着天津日租界《国权报》社长和《振报》社长相继被刺杀，姐弟二人就赶上了日本军部与关东军意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的“河北事件”。
其时，最高领袖正在成都督促各部加紧围剿长征中的红军，未能参与南京的会议。
为了解决问题，最高领袖曾一再表示难以接受日本人咄咄逼人的态度。
如果依照协议执行下去，不仅华北不保，给两广的地方势力提供指责国民政府的口实，还将使民众对国民政府更加失去信心，使得中国军队在华北一带处于战略上的绝对劣势。自平津南下直至黄河，一路上一马平川，没有任何的险关要隘，中国军队在日本人飞机大炮的进攻下，是很难坚守住现在的防线的。
汪院长为息事宁人，在日本人的步步紧逼下，屡次指示贺长官与日方代表签订屈辱的卖国协议。
但在消息泄露，全国上下一片哗然，沈、邹等著名人士响应中共发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并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抗日政权等。
这些举动却让国府的最高领袖雷霆大怒，命令特务处派人严密监视，还要特务处择机抓几个常常发表对国府有不满言论的社会名流。
安怡和梅九渊虽然没有亲身参与其中，但江湖经验十分的丰富，甚至这件事非同小可。抓人好办，但是万一闹出来了大动静，如果上面翻脸，他们这些小特务就成了替罪羊。
抓捕社会名流会得罪人，抓捕示威游行的穷学生会坑死人。
只有抓捕那些有头有脸的高官子弟，有家里面扛着，想必也不会被太过针对，很快就能被家人从牢里捞出来了。
为了避开可能会面对的危险，姐弟二人费尽心思，最终只能选择了几名国府高官的子女作为抓捕的目标报了上去。
安怡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梅九渊还对自己说过：“姐啊，那些名流在报上随便发上一篇文章，这些年轻热血的学生们就一个个都跟打了鸡血似的热情昂扬着游行了，一场又一场的。
这个世上，谁都不容易，你说咱们能抓谁呢？咱们总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吧！所以，唯一能不被牵连的办法，只能是避重就轻，找几个家里面是国府高官的孩子进来了。”
随着抓捕行动的开始，一夜之间，姐弟二人好处没享受到多少，却因为抓了几个学生被光荣地戴上了“狗特务”的帽子，在市面上屡屡遭人白眼，被特务处的同事视为另类。
姐弟二人有苦说不出来，谁能相信一个“狗特务”的解释啊，更何况他们也不敢！为了避难，这才不得不主动向上司申请远走武汉，避开了深陷政治漩涡中心的国都南京。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仅仅两年，自己就会以这么一种方式再次回到了国府陪都的所在地——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