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的奉天城官邸叫做“将军府”，这是他在做大元帅之前的虎穴、大本营、指挥部。
今天小六子的表现让他心情很好，这甚至比他自己得了嘉奖还要高兴。从段督军的表情，他知道他是满意的。小六子的讲话，既向大总统表了忠心，又将一场危机化解于无形，也给督军这位项头上司吃了一颗定心丸。要知道，段芝贵走马上任，随带卫队一团，但留在京畿滦东一带，只带少数人来奉。到奉天时，就下榻于张作霖第二十七师的司令部，以表示对张作霖的信任。反常即为妖，欲盖迷彰：焉知这小子不在暗地里防着老子呢！
晚饭时，张汉卿又向张作霖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
他说：“父亲想在将军的位置上再动动吗？眼前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张作霖迷着眼睛，盯了张汉卿一阵。让张汉卿身上发了毛：难道自己附体在张学良身上有什么反常让这老狐狸发觉了？历史上少帅应该还算颇有能力，不然偌大的奉军基业也难顺利承接下来啊？还是他的表现不符合这个年龄段的张学良？
张作霖半晌说：“说说看？”
张汉卿说：“袁大总统应该是做腻了总统了，父亲是否有意扶他一把？”根据历史，段芝贵8月入主东北，12月袁世凯就称帝了。
张作霖虎目一闪，却又长息说：“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可是从奉天民意即可看出，大总统行的是一招败棋。”张汉卿微微一笑说：“大总统胜败，跟父亲有什么关系？天作孽，犹可恕；自做孽，不可活。他身边的人利令智昏，行此败棋，将民国以来好不容易形成的国家局面搅得危机四伏。但是目前，大总统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只要抢先一步，在中央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对下独占得奉天，将来谁做了天下也不能不顾忌父亲的势力。”一席说醒梦中人，张作霖霍然而起，抚着张汉卿的头，轻声说：“小六子长大了。”
在一帮有心人的“撮和”下，各省旅京人士组织公民“请愿团”，请愿于参政院代行参政院立法院，要求变更国体。
文韬必有武略。政客们的激昂若没有将军们的附合，顶多只能是一场闹剧，掀不出什么花样来。但是当晚9时，袁世凯接到的一封发自奉天第二十七师的密电，却让他欣喜若狂：“总统钧鉴：自清帝逊位，国体共和。然人心思定，以大总统为不世之主，曷其能世代永受君恩？君主比之共和，以大总统不世之才，当可以法自上意，民主其下。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如帝制不成，死不再生。”
类似的表态，袁世凯已收到很多，但是作为军队地方要员明目张胆地提出的，张作霖是第一个。
8月，在奉天举行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国体问题时，张作霖带着大队人马，荷枪实弹，监视投票，结果“全部”投票赞成君主制。
另一位同城大佬冯德麟见张作霖如此，为讨好袁世凯，配合段芝贵，也不得已和张作霖联名以东北军和政商各界名流的名义向北京参政院提出“变更国体请愿书”，为袁世凯称帝大造舆论。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9月，段芝贵联合广东龙济光等24省将军，密呈袁世凯“速登大位”。
9月，驻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许兰洲通电劝进。
9月，驻奉天、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劝进。
驻黑龙江、镇安右将军朱庆澜劝进。
驻吉林、督军孟恩远劝进。
驻湖南岳州、长江上游警备司令、虎威将军曹锟劝进。
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阎锡山首先向筹安会提供经费银币二万元，接着又连电劝进，把辛亥革命贬低为“新旧弟嬗时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并恳求袁登基称帝“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
……
在各地争先恐后表态后，12月10日，参政院公布由各代表投票决定的国体为主张君主立宪，全数共1993票全票通过。
有了“民意”基础，袁世凯得意忘形，申令：“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数表决，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望另行推戴”。在确定无人被“推戴”后，他宣布，他将于1916年1月1日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取义为“弘扬宪法”。总统府改为新华宫，接受皇帝的称号。
不是所有的人都发了昏。
和袁克定热衷于帝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字寒云)却对此漠不关心。不仅如此，这位“皇二子”甚至还写了首讽父诗，可算是民国古体诗中难得的佳品：
“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骄阳黯九城。
驹隙存身争一瞬，蛩声警夜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诗的最后两句是重点，无外乎劝老头子千万“莫到琼楼最上层”，否则站得高，跌得重，老本全赔光光。苏东坡在《水调歌头amp;#8226；中秋》中也说，“高处不胜寒”。可惜的是，袁世凯书读得不够多，而他头脑一时发热，竟已忘却了。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其帝制活动日益公开，作为一名有十足影响力的军阀，段祺瑞却坚决反对称帝，并坚辞陈情“此事危及国家安危和原价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可做”。段祺瑞反袁称帝的态度坚决，但基于当年的知遇之恩，在开始时依然苦口相劝：“总统，祺瑞自小站跟随总统，鞍前马后将近20年，总统知遇之恩，祺瑞没齿难忘。如今，国势危殆，倘有变动，后果不堪设想。祺瑞无知，赤诚可鉴，望大总统三思。”
走火入魔的袁世凯一心想要当皇帝，对段祺瑞的劝阻根本听不进去。段祺瑞的苦口婆心与虔诚表现被袁世凯认为是背叛。于是，在1915年5月31日段祺瑞称病请假，袁世凯正愁没有借口赶他，他一请假，老袁赶忙答应，同意段祺瑞去西山养玻
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中，段祺瑞进行了消极抵制，没有参加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的百官朝贺。只是在公馆里对自己的亲信徐树铮慨叹“项城作孽啊1段祺瑞反帝立场从未动摇，这一点对于倍受袁提拔，受袁照顾的段祺瑞尤为难得。后来，段祺瑞曾两次要求晋见袁，皆被袁世凯拒绝，直至最后被袁夺回兵权。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真正忠诚的人，却常常忠而见疑；而把他往绝路上引的，却总是受到重用。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恰恰是段对袁世凯忠诚和负责的表现。可惜袁世凯不但不领情，反倒想算计他，真是让人叹气又可笑。
在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后，袁世凯揖让再三，最终接受了国民的“拥戴”，真的要改制当皇帝了。正式登基的黄道吉日定在1916年1月1日，在此之前，袁世凯决定先举行一次百官朝贺会，日子让袁克定来挑。袁克定急不可耐，说：“就明天，12月13日就是个好日子1
次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举行百官朝贺会。由于时间仓促，事前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前来朝贺的官员只包括在京的官员，地方大员们都没有参加。滑稽的是，这次朝拜既没有统一服装，也没有规定程序，来贺的官员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则身着西装礼服，武官更是戎装入贺，而有的闲职人员干脆穿着便服就来了。可以说，这个登基仪式，就是一场古今中外的服装大联展。
仪式由袁皇上的“御干儿”段芝贵主持，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皇上竟然命朝贺时行三鞠躬礼，他想象中的三叩九拜竟然无从施展，令他懊恼不已。当天9点整，在四名武官的引导下，袁世凯来到居仁堂，但他并没有穿上大家所猜想的那身价值百万的龙衮服和皇冠，而是身着大元帅戎装，甚至连帽子都没有戴 (因为他素来讨厌那顶插羽毛的元帅军帽)。不过，这反显得他那大脑袋更加油光锃亮，仿佛紫气东来，洪福齐天。
尽管文武百官已经分成班次，但段芝贵是个武人，也不懂得什么司仪的规矩，还没有等袁皇上就座，他自己抢先拜了下去。而旁人也因无人指挥，参拜时乱七八糟，有鞠躬的，有下拜的，也有喊“皇帝万岁”的，参差不齐，反弄得袁皇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踌躇半天，只是左手扶着御座龙椅，右手还手掌向上，频频向鞠躬叩拜者点头示意。
朝贺仪式结束后，袁皇上便让大家散去，各自回去上班，就连筵席都没有请大家吃一顿。等大家走出居仁堂后，这才回过神来：这朝贺仪式也未免太简陋、太节约了吧！就跟平常一样，好像是关门做皇帝，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似的……这算怎么回事吗？
可不就是这样，等到蔡锷、唐继尧等人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袁世凯只好将登基日期后推，说要等平定了叛乱再行登基，不料这一推就遥遥无期，而护国战争也非一时半会能结束的，结果袁世凯至死都没有正式登基，充其量也就是个“关门皇帝”。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这“牺牲”祭品变不变倒无关紧要，国都也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此“徙居处”也就大可不必；但在“改正朔”上还是需要做做文章的，那就是在1916年后废民国五年而改行洪宪元年，历法也改用《洪宪元年历书》；至于“易服色”，按今文经学的“夏黑商白周赤”的三统循环理论，洪宪王朝应崇尚红色，因而登基三大殿的廊柱都要刷成红色，瓦也要换成红瓦，以示喜庆。
除此之外，皇帝登基得对有功之臣封王赏爵，好处均沾，但这里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那就是之前的故人旧友，袁皇上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称臣，于是便想出列入旧侣(计有载沣、奕劻、世续、那桐、锡良等数人，均为前清王公或者名督)、故友(计有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即后来的“嵩山四友”)、耆硕(王闿运、马相伯等)三类，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至于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分别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见者有份，一口气就封了128个，就连已故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追封了一等公。
在这欢快的日子里，也有不和谐音，譬如朝贺仪式上，前陆军总长、老部下段祺瑞和前副总统黎元洪(袁世凯做了皇帝，黎副总统当然就成了前副总统)就不曾前来。袁世凯给黎元洪封了个“武义亲王”，不料这前副总统却屡加拒绝，不肯接受。这事传出去后，一首童谣也不胫而走：“好江山，做不牢；好江山，坐不牢；亲王奉送没人要1
对此，中国一位哲学家已预料到反对派极其强烈的反应，当时他这样写道：“我们用木头或泥土雕塑出一个人的偶像，称它为神。把它放在美丽的庙宇里，让它坐在辉煌的神龛里；人民崇拜它，认为它是不可思议地强有力的。但是，假如有个疯子把它推倒、踩在脚下，并把它抛进肮脏的池塘里，假如有人发现了它，再把它捡回来，放在原来神圣的地方，那么，你将发现它的魅力已经失去”。
今天小六子的表现让他心情很好，这甚至比他自己得了嘉奖还要高兴。从段督军的表情，他知道他是满意的。小六子的讲话，既向大总统表了忠心，又将一场危机化解于无形，也给督军这位项头上司吃了一颗定心丸。要知道，段芝贵走马上任，随带卫队一团，但留在京畿滦东一带，只带少数人来奉。到奉天时，就下榻于张作霖第二十七师的司令部，以表示对张作霖的信任。反常即为妖，欲盖迷彰：焉知这小子不在暗地里防着老子呢！
晚饭时，张汉卿又向张作霖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
他说：“父亲想在将军的位置上再动动吗？眼前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张作霖迷着眼睛，盯了张汉卿一阵。让张汉卿身上发了毛：难道自己附体在张学良身上有什么反常让这老狐狸发觉了？历史上少帅应该还算颇有能力，不然偌大的奉军基业也难顺利承接下来啊？还是他的表现不符合这个年龄段的张学良？
张作霖半晌说：“说说看？”
张汉卿说：“袁大总统应该是做腻了总统了，父亲是否有意扶他一把？”根据历史，段芝贵8月入主东北，12月袁世凯就称帝了。
张作霖虎目一闪，却又长息说：“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可是从奉天民意即可看出，大总统行的是一招败棋。”张汉卿微微一笑说：“大总统胜败，跟父亲有什么关系？天作孽，犹可恕；自做孽，不可活。他身边的人利令智昏，行此败棋，将民国以来好不容易形成的国家局面搅得危机四伏。但是目前，大总统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只要抢先一步，在中央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对下独占得奉天，将来谁做了天下也不能不顾忌父亲的势力。”一席说醒梦中人，张作霖霍然而起，抚着张汉卿的头，轻声说：“小六子长大了。”
在一帮有心人的“撮和”下，各省旅京人士组织公民“请愿团”，请愿于参政院代行参政院立法院，要求变更国体。
文韬必有武略。政客们的激昂若没有将军们的附合，顶多只能是一场闹剧，掀不出什么花样来。但是当晚9时，袁世凯接到的一封发自奉天第二十七师的密电，却让他欣喜若狂：“总统钧鉴：自清帝逊位，国体共和。然人心思定，以大总统为不世之主，曷其能世代永受君恩？君主比之共和，以大总统不世之才，当可以法自上意，民主其下。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如帝制不成，死不再生。”
类似的表态，袁世凯已收到很多，但是作为军队地方要员明目张胆地提出的，张作霖是第一个。
8月，在奉天举行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国体问题时，张作霖带着大队人马，荷枪实弹，监视投票，结果“全部”投票赞成君主制。
另一位同城大佬冯德麟见张作霖如此，为讨好袁世凯，配合段芝贵，也不得已和张作霖联名以东北军和政商各界名流的名义向北京参政院提出“变更国体请愿书”，为袁世凯称帝大造舆论。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9月，段芝贵联合广东龙济光等24省将军，密呈袁世凯“速登大位”。
9月，驻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许兰洲通电劝进。
9月，驻奉天、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劝进。
驻黑龙江、镇安右将军朱庆澜劝进。
驻吉林、督军孟恩远劝进。
驻湖南岳州、长江上游警备司令、虎威将军曹锟劝进。
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阎锡山首先向筹安会提供经费银币二万元，接着又连电劝进，把辛亥革命贬低为“新旧弟嬗时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并恳求袁登基称帝“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
……
在各地争先恐后表态后，12月10日，参政院公布由各代表投票决定的国体为主张君主立宪，全数共1993票全票通过。
有了“民意”基础，袁世凯得意忘形，申令：“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数表决，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望另行推戴”。在确定无人被“推戴”后，他宣布，他将于1916年1月1日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取义为“弘扬宪法”。总统府改为新华宫，接受皇帝的称号。
不是所有的人都发了昏。
和袁克定热衷于帝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字寒云)却对此漠不关心。不仅如此，这位“皇二子”甚至还写了首讽父诗，可算是民国古体诗中难得的佳品：
“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骄阳黯九城。
驹隙存身争一瞬，蛩声警夜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诗的最后两句是重点，无外乎劝老头子千万“莫到琼楼最上层”，否则站得高，跌得重，老本全赔光光。苏东坡在《水调歌头amp;#8226；中秋》中也说，“高处不胜寒”。可惜的是，袁世凯书读得不够多，而他头脑一时发热，竟已忘却了。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其帝制活动日益公开，作为一名有十足影响力的军阀，段祺瑞却坚决反对称帝，并坚辞陈情“此事危及国家安危和原价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可做”。段祺瑞反袁称帝的态度坚决，但基于当年的知遇之恩，在开始时依然苦口相劝：“总统，祺瑞自小站跟随总统，鞍前马后将近20年，总统知遇之恩，祺瑞没齿难忘。如今，国势危殆，倘有变动，后果不堪设想。祺瑞无知，赤诚可鉴，望大总统三思。”
走火入魔的袁世凯一心想要当皇帝，对段祺瑞的劝阻根本听不进去。段祺瑞的苦口婆心与虔诚表现被袁世凯认为是背叛。于是，在1915年5月31日段祺瑞称病请假，袁世凯正愁没有借口赶他，他一请假，老袁赶忙答应，同意段祺瑞去西山养玻
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中，段祺瑞进行了消极抵制，没有参加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的百官朝贺。只是在公馆里对自己的亲信徐树铮慨叹“项城作孽啊1段祺瑞反帝立场从未动摇，这一点对于倍受袁提拔，受袁照顾的段祺瑞尤为难得。后来，段祺瑞曾两次要求晋见袁，皆被袁世凯拒绝，直至最后被袁夺回兵权。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真正忠诚的人，却常常忠而见疑；而把他往绝路上引的，却总是受到重用。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恰恰是段对袁世凯忠诚和负责的表现。可惜袁世凯不但不领情，反倒想算计他，真是让人叹气又可笑。
在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后，袁世凯揖让再三，最终接受了国民的“拥戴”，真的要改制当皇帝了。正式登基的黄道吉日定在1916年1月1日，在此之前，袁世凯决定先举行一次百官朝贺会，日子让袁克定来挑。袁克定急不可耐，说：“就明天，12月13日就是个好日子1
次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举行百官朝贺会。由于时间仓促，事前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前来朝贺的官员只包括在京的官员，地方大员们都没有参加。滑稽的是，这次朝拜既没有统一服装，也没有规定程序，来贺的官员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则身着西装礼服，武官更是戎装入贺，而有的闲职人员干脆穿着便服就来了。可以说，这个登基仪式，就是一场古今中外的服装大联展。
仪式由袁皇上的“御干儿”段芝贵主持，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皇上竟然命朝贺时行三鞠躬礼，他想象中的三叩九拜竟然无从施展，令他懊恼不已。当天9点整，在四名武官的引导下，袁世凯来到居仁堂，但他并没有穿上大家所猜想的那身价值百万的龙衮服和皇冠，而是身着大元帅戎装，甚至连帽子都没有戴 (因为他素来讨厌那顶插羽毛的元帅军帽)。不过，这反显得他那大脑袋更加油光锃亮，仿佛紫气东来，洪福齐天。
尽管文武百官已经分成班次，但段芝贵是个武人，也不懂得什么司仪的规矩，还没有等袁皇上就座，他自己抢先拜了下去。而旁人也因无人指挥，参拜时乱七八糟，有鞠躬的，有下拜的，也有喊“皇帝万岁”的，参差不齐，反弄得袁皇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踌躇半天，只是左手扶着御座龙椅，右手还手掌向上，频频向鞠躬叩拜者点头示意。
朝贺仪式结束后，袁皇上便让大家散去，各自回去上班，就连筵席都没有请大家吃一顿。等大家走出居仁堂后，这才回过神来：这朝贺仪式也未免太简陋、太节约了吧！就跟平常一样，好像是关门做皇帝，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似的……这算怎么回事吗？
可不就是这样，等到蔡锷、唐继尧等人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袁世凯只好将登基日期后推，说要等平定了叛乱再行登基，不料这一推就遥遥无期，而护国战争也非一时半会能结束的，结果袁世凯至死都没有正式登基，充其量也就是个“关门皇帝”。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这“牺牲”祭品变不变倒无关紧要，国都也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此“徙居处”也就大可不必；但在“改正朔”上还是需要做做文章的，那就是在1916年后废民国五年而改行洪宪元年，历法也改用《洪宪元年历书》；至于“易服色”，按今文经学的“夏黑商白周赤”的三统循环理论，洪宪王朝应崇尚红色，因而登基三大殿的廊柱都要刷成红色，瓦也要换成红瓦，以示喜庆。
除此之外，皇帝登基得对有功之臣封王赏爵，好处均沾，但这里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那就是之前的故人旧友，袁皇上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称臣，于是便想出列入旧侣(计有载沣、奕劻、世续、那桐、锡良等数人，均为前清王公或者名督)、故友(计有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即后来的“嵩山四友”)、耆硕(王闿运、马相伯等)三类，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至于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分别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见者有份，一口气就封了128个，就连已故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追封了一等公。
在这欢快的日子里，也有不和谐音，譬如朝贺仪式上，前陆军总长、老部下段祺瑞和前副总统黎元洪(袁世凯做了皇帝，黎副总统当然就成了前副总统)就不曾前来。袁世凯给黎元洪封了个“武义亲王”，不料这前副总统却屡加拒绝，不肯接受。这事传出去后，一首童谣也不胫而走：“好江山，做不牢；好江山，坐不牢；亲王奉送没人要1
对此，中国一位哲学家已预料到反对派极其强烈的反应，当时他这样写道：“我们用木头或泥土雕塑出一个人的偶像，称它为神。把它放在美丽的庙宇里，让它坐在辉煌的神龛里；人民崇拜它，认为它是不可思议地强有力的。但是，假如有个疯子把它推倒、踩在脚下，并把它抛进肮脏的池塘里，假如有人发现了它，再把它捡回来，放在原来神圣的地方，那么，你将发现它的魅力已经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