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卿正式担任卫队旅副旅长后，他可以自己决定这支军队的编制、训练方式，这一点，得到了张作霖的默许。张作霖也想瞧瞧，这个鬼点子甚多的小六子还能搞出什么花样来，反正即使不好了，也搅不出什么大浪来。
少帅甫一上任，便提出政工干部这个概念，并以奉天小学校为基础，成立政工干部学校。
在张汉卿看来，一支军队的灵魂在于有灵魂，即让士官们理解为谁战、为何而战的问题，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了，军队的士气就上去了。什么武器装备、后勤补给等等不足都可以算作次要的事。张汉卿有心按照后世解放军的建军思想打造一支忠诚、不怕死、有活力的新式军队，作为奉军的样板。这样的部队，如果战略战术得当，配之以不落后的兵器，基本上可以做到无敌于天下了。
一个恰当的例子是二战中的日军。不管其存在是多么反动，其上层军官的指挥与眼光是多少落后，下层士兵的作战勇气是令人佩服的。虽然可能有人说他们作为“皇军”，有愚忠的成分在，但不可否认其战斗力，这就是有了灵魂的巨大能量。
同是民国军阀，吴佩孚的部队战斗力普遍要比其它直系、皖系的要强，当然更强于奉系。但是就这样的部队，遇到蒋介石的党军，却一败涂地。同样弱小的八一南昌起义的军队，在党领导下变为工农红军后，斩将夺旗，摇身一变，所向无敌。正史上经常看到一种现象：同样的一个国民党兵，可能之前畏敌如虎，但一旦被gc党改编后，立即像吃了激素，变得浑不畏死，这就是灵魂的力量。
卫队旅的成立，不但扩充了大量的兵员，还逐渐引进了一批受过讲武堂培训的青年血液----这些学生军官有别于传统的兵油子，不是为穿衣吃饭而参军，而是真正以报效国家为己任。作为补充，张汉卿还大量接收社会上落魄的知识分子，组建卫队旅下第四团----军政干部教导团，以年轻的王以哲为团长，他要培养这些人成为未来新式军队的种子。
原来卫队有一个团，新入6个营另组建两个团后，便成为一旅三团制。张汉卿不怕新兵多，而担心符合他心目中新军的军官少。为了弥补中下级军官的差额，张汉卿果断地将还在学习中的学生军官纷纷简拔在营连级军官的位置上，还特别规定卫队旅今后凡班排级及以上军官之升迁必须认识基本汉字，以改造原有军官。
此外又让军政干部教导团组成了十数个夜校识字班，在业余时间教授士兵学字学文化。
为了最大限度不妨碍学生军官们的学业，张汉卿下令全部卫队旅逢单日进行军事训练，逢双日则进行文化、政治、内务培训。让学生军官与政工干部们合理调配时间。
随着张汉卿所结识与了解的学员特别是文化程度颇高的一批见习军官纷纷在学余入职卫队旅，有别于当时一般军队的新式军队渐有雏形，也使得张作霖的卫队旅成为当时民国军队里唯一的“文化兵”。特别是张汉卿以讲武堂学员的身份兼职团长再兼旅副旅长（主持工作，因为旅长于珍从来不干涉他的动作）、郭松龄以教官、督军府高级参谋身份兼职卫队旅参谋长后，上下几乎清一色的“学生军官”。
郭松龄本来就是讲武堂教官，对于军事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训练技巧及刻苦程度确实让张汉卿这个半吊子汗颜，因此也对他言听计从，从而让郭松龄感到知遇之恩，更加努力。
郭对军官的训练要求每天中午出一次干部训练，尤其是连长以下的军官必须认真执行，主要的是训练刺枪术以及制式教练动作的划一。对士兵的教育，由卫队旅司令部参谋处制定全年教育计划，发到各团及各直属营，再由各团、营制定每周的学术科教育计划实施表，印发各营、连遵照实行。
张汉卿亲自编写“卫队旅军训”、“士兵问答十二条”印发到各营、连、排；贴到兵舍、讲堂内，作为早晚点名时必须进行的教育课目。“卫队旅军训”全文如下：
“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卫队军官、士、兵、夫等，务本旅长意旨，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精诚团结，服从命令，共赴国难。”
士兵问答12条：
问：我们的父母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
问：我们的兄弟、姐妹、亲戚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
问：我们穿的衣服是从哪里来的？答：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
问：我们吃的粮食是从哪里来的？答：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
问，我们原来是什么人？答：也是老百姓。
问：我们和老百姓有这样的关系，应当怎样对待老百姓？答：应当爱护他们，帮助他们，保护他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问：敌强我弱怎么办？答：狭路相逢勇者胜。
问：枪林弹雨怎么办？答：为国牺牲死亦坦然，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
在那个时候，对军队教育还谈不到什么主义教育、政治思想教育。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士兵问答”，也还是别开生面的。若不是新军理解能力稍差点，张汉卿还想提前搞个“三项纪律八项注意”来。
就这样，还是引起很多人的腹诽。不少奉军元老对于少帅的新式训兵法深感疑惑，在他们认为，军人的天职就是提枪打仗，花费精力时间去学写字画画做什么劲？难道你字写好了，多认几个字了，敌人就被你吓跑了？
军事能力和政治素质的提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对卫队旅的变革，很为当时一般军阀所讥笑。即使奉军内部，亦褒贬不一。以汤玉麟为首的顽固派当然在明面上对少帅的整军有所顾忌，但是对任参谋长的郭松龄，他还没放在眼里。对郭的这种思想动员与训练模式，汤玉麟曾经讽刺地说：“郭鬼子尽出洋相。”
他们对于《卫队旅军训》的说法也不以为然：什么强邻之压迫，指的不就是日本吗？现在奉系与奉天日军的关系尚可，没事可不要引起什么妖蛾子来哦！
奉天日军不是没有动静。以小鬼子对东北的渗透程度，对张汉卿在卫队旅里搞的这一套不是没有耳闻。日本国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也曾半真半假地表达对少帅所谓“强邻压迫”之说的探究，而张汉卿则一边大谈奉日友好，一边表示，此“强邻”非指日本。
但土肥不死心，他直接问道：“在中国，应该没有比日本更近的邻居了。”
张汉卿回答：“天涯若比邻，有合作之心，虽远必近；有取恶之心，虽近必远。最近英国在藏缅中国一侧又不安份，但我中央因鞭长莫及，故有此说。”土肥无可奈何。
一部分政工干部逐渐崭露头角，从副职军官慢慢转了正，正式步入卫队旅指挥体系内；另一部分则在以少帅为主的政策纲领吸引下，从干部转为政工教员，开始培养新人，从而奠定了未来少帅未来的政治班底。
思想境界的不同决定了素质高下。在郭松龄的帮助下，少帅将有机会从帮派林立的老奉军内部有机会培养自己的人马来，在这一点上，张作霖基本没什么意见并乐见其成----接班人的嫡系，其实也是自己的嫡系埃
但是谁都没想到这批“学生军官”的能量未来竟有如此之大。
少帅甫一上任，便提出政工干部这个概念，并以奉天小学校为基础，成立政工干部学校。
在张汉卿看来，一支军队的灵魂在于有灵魂，即让士官们理解为谁战、为何而战的问题，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了，军队的士气就上去了。什么武器装备、后勤补给等等不足都可以算作次要的事。张汉卿有心按照后世解放军的建军思想打造一支忠诚、不怕死、有活力的新式军队，作为奉军的样板。这样的部队，如果战略战术得当，配之以不落后的兵器，基本上可以做到无敌于天下了。
一个恰当的例子是二战中的日军。不管其存在是多么反动，其上层军官的指挥与眼光是多少落后，下层士兵的作战勇气是令人佩服的。虽然可能有人说他们作为“皇军”，有愚忠的成分在，但不可否认其战斗力，这就是有了灵魂的巨大能量。
同是民国军阀，吴佩孚的部队战斗力普遍要比其它直系、皖系的要强，当然更强于奉系。但是就这样的部队，遇到蒋介石的党军，却一败涂地。同样弱小的八一南昌起义的军队，在党领导下变为工农红军后，斩将夺旗，摇身一变，所向无敌。正史上经常看到一种现象：同样的一个国民党兵，可能之前畏敌如虎，但一旦被gc党改编后，立即像吃了激素，变得浑不畏死，这就是灵魂的力量。
卫队旅的成立，不但扩充了大量的兵员，还逐渐引进了一批受过讲武堂培训的青年血液----这些学生军官有别于传统的兵油子，不是为穿衣吃饭而参军，而是真正以报效国家为己任。作为补充，张汉卿还大量接收社会上落魄的知识分子，组建卫队旅下第四团----军政干部教导团，以年轻的王以哲为团长，他要培养这些人成为未来新式军队的种子。
原来卫队有一个团，新入6个营另组建两个团后，便成为一旅三团制。张汉卿不怕新兵多，而担心符合他心目中新军的军官少。为了弥补中下级军官的差额，张汉卿果断地将还在学习中的学生军官纷纷简拔在营连级军官的位置上，还特别规定卫队旅今后凡班排级及以上军官之升迁必须认识基本汉字，以改造原有军官。
此外又让军政干部教导团组成了十数个夜校识字班，在业余时间教授士兵学字学文化。
为了最大限度不妨碍学生军官们的学业，张汉卿下令全部卫队旅逢单日进行军事训练，逢双日则进行文化、政治、内务培训。让学生军官与政工干部们合理调配时间。
随着张汉卿所结识与了解的学员特别是文化程度颇高的一批见习军官纷纷在学余入职卫队旅，有别于当时一般军队的新式军队渐有雏形，也使得张作霖的卫队旅成为当时民国军队里唯一的“文化兵”。特别是张汉卿以讲武堂学员的身份兼职团长再兼旅副旅长（主持工作，因为旅长于珍从来不干涉他的动作）、郭松龄以教官、督军府高级参谋身份兼职卫队旅参谋长后，上下几乎清一色的“学生军官”。
郭松龄本来就是讲武堂教官，对于军事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训练技巧及刻苦程度确实让张汉卿这个半吊子汗颜，因此也对他言听计从，从而让郭松龄感到知遇之恩，更加努力。
郭对军官的训练要求每天中午出一次干部训练，尤其是连长以下的军官必须认真执行，主要的是训练刺枪术以及制式教练动作的划一。对士兵的教育，由卫队旅司令部参谋处制定全年教育计划，发到各团及各直属营，再由各团、营制定每周的学术科教育计划实施表，印发各营、连遵照实行。
张汉卿亲自编写“卫队旅军训”、“士兵问答十二条”印发到各营、连、排；贴到兵舍、讲堂内，作为早晚点名时必须进行的教育课目。“卫队旅军训”全文如下：
“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卫队军官、士、兵、夫等，务本旅长意旨，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精诚团结，服从命令，共赴国难。”
士兵问答12条：
问：我们的父母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
问：我们的兄弟、姐妹、亲戚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
问：我们穿的衣服是从哪里来的？答：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
问：我们吃的粮食是从哪里来的？答：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
问，我们原来是什么人？答：也是老百姓。
问：我们和老百姓有这样的关系，应当怎样对待老百姓？答：应当爱护他们，帮助他们，保护他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问：敌强我弱怎么办？答：狭路相逢勇者胜。
问：枪林弹雨怎么办？答：为国牺牲死亦坦然，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
在那个时候，对军队教育还谈不到什么主义教育、政治思想教育。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士兵问答”，也还是别开生面的。若不是新军理解能力稍差点，张汉卿还想提前搞个“三项纪律八项注意”来。
就这样，还是引起很多人的腹诽。不少奉军元老对于少帅的新式训兵法深感疑惑，在他们认为，军人的天职就是提枪打仗，花费精力时间去学写字画画做什么劲？难道你字写好了，多认几个字了，敌人就被你吓跑了？
军事能力和政治素质的提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对卫队旅的变革，很为当时一般军阀所讥笑。即使奉军内部，亦褒贬不一。以汤玉麟为首的顽固派当然在明面上对少帅的整军有所顾忌，但是对任参谋长的郭松龄，他还没放在眼里。对郭的这种思想动员与训练模式，汤玉麟曾经讽刺地说：“郭鬼子尽出洋相。”
他们对于《卫队旅军训》的说法也不以为然：什么强邻之压迫，指的不就是日本吗？现在奉系与奉天日军的关系尚可，没事可不要引起什么妖蛾子来哦！
奉天日军不是没有动静。以小鬼子对东北的渗透程度，对张汉卿在卫队旅里搞的这一套不是没有耳闻。日本国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也曾半真半假地表达对少帅所谓“强邻压迫”之说的探究，而张汉卿则一边大谈奉日友好，一边表示，此“强邻”非指日本。
但土肥不死心，他直接问道：“在中国，应该没有比日本更近的邻居了。”
张汉卿回答：“天涯若比邻，有合作之心，虽远必近；有取恶之心，虽近必远。最近英国在藏缅中国一侧又不安份，但我中央因鞭长莫及，故有此说。”土肥无可奈何。
一部分政工干部逐渐崭露头角，从副职军官慢慢转了正，正式步入卫队旅指挥体系内；另一部分则在以少帅为主的政策纲领吸引下，从干部转为政工教员，开始培养新人，从而奠定了未来少帅未来的政治班底。
思想境界的不同决定了素质高下。在郭松龄的帮助下，少帅将有机会从帮派林立的老奉军内部有机会培养自己的人马来，在这一点上，张作霖基本没什么意见并乐见其成----接班人的嫡系，其实也是自己的嫡系埃
但是谁都没想到这批“学生军官”的能量未来竟有如此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