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直帮着方望海和苏泽做事，但是在方望海逐渐被排挤之后，李贽就开始在南直隶各地游历。
前段时间，王艮的亲传弟子颜钧先生，在盐城讲学，吸引了大量读书人前去围观。
颜钧在盐城组织过盐丁抗税后，在南直隶声名鹊起，紧接着他又在淮安、扬州、泰州活动，成立了好几个互助会和工匠社团。
颜钧也通过自己的声望，成功的和工坊主或者官府官办作坊磋商，提高了这些工匠和雇工的待遇。
因此颜钧的声望大增，他还多次讲学，传播基层互助的学问。
李贽和梁汝元，就是在颜钧讲学的时候认识的，两人一见如故。
颜钧讲学，一时之间，在长江以北的淮北地区，各种团体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
江南的局势则和江北有些不同。
在苏泽天工书院的影响下，如今江南是各种工坊遍地，特别是棉纺织和丝纺织这两个产业，原本江南的工坊就很密集，在新技术的推动下，一些规模比较大的民办工坊出现了。
比如徐家在崇明岛的棉纺织工坊，徐家二公子也是有商业上的魄力的，在发现自家的织布机落后之后，立刻将所有的织布机全部拆了，然后订购了天工开物中的骡机。
在使用了骡机之后，徐家织布工坊的生产效率大增，徐家的棉布产量增长了十倍！
之所以没有继续增长，倒不是因为生产力的原因，而是徐家的棉花不够了。
不仅仅是徐家，太仓王家，南京城内的几个勋贵家族，他们都通过开办工坊赚到了钱。
大家族赚大钱，小家族也赚到了小钱，在新技术传播的几年时间，江南的富庶再上了一个台阶。
靠着棉布生意，徐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满足了辽东军需的同时，徐家也在组织商队向北方贩卖棉布。
接下来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曾经和苏泽在松江府争斗的不可开交的徐家，竟然在贸易这件事上和苏泽达成了合作，他们租用上海抗倭总团的船队参与北方贸易。
苏泽留在南直隶的三个产业中，天工书院的培训课程基本上完成了，几种产业新技术已经扩散出去了，官府也不可能禁止这些工坊。
报纸属于是随时可能被官府禁，但是只要活字印刷技术存在，销售的网络还在，以大明官府对地方的控制力，禁报还不如不禁，属于苏泽只要想办，就可以继续办下去的。
只有上海抗倭缉私总团敏感，最难保留下来。
事实上，随着方望海逐渐失势，更多的势力也盯上了上海抗倭缉私总团。
如今停靠上海县港口的贸易商船络绎不绝，主要有这么几个线路。
北上登州港的航线，松江府的棉布，通过海上贸易运送到登州港口，再由朝廷在登州港口的海船送到辽东。
登州到辽东的贸易是朝廷批准的，而且朝廷很快尝到了海运的甜头。
比起路上运输，海运的损耗更小，而且一次运输的量也更大。
如今辽东的军械、粮草、棉衣，全部都在登州转运。
松江府的棉衣甚至有时候都不用换船，直接北上辽东运货就行了。
江南的船，在登州将棉布换成盐，再从山东拉回来。
各种辽东的特产，比如毛皮、人参这些，也都出现在登州的码头上，这些东西在江南都能卖出高价。
另外一些船队，则是将江南的丝绸运送到福州，这条航线已经几乎捆绑了整个江南的丝绸行业。
一个证明就是，在嘉靖四十年倭寇动乱严重的时候，江南的丝绸销量几乎打了骨折，现在江南的士绅们更关心福建的平倭进展，甚至比福建人还要关心。
唯一的好消息是过了春节，已经有琉球船只靠港，一些去年挤压的丝绸已经开始换成银子。
福州水师新军开始给琉球朝贡商船护航，福建那边又开始收购丝绸了。
一南一北两条贸易路线，让上海缉私总团的码头成了下金蛋的鸡，成了当地官府和南京六部都垂涎的香饽饽。
为了保住这个港口，苏泽也用了不少手段。
比如在长江口又会出现一些“倭寇”，这些倭寇会恐吓从其他港口出发的船只，也会故意在长江口航行，让南直隶上下都不敢裁撤缉私总团。
另外一个就是苏泽也和江南的大家族合作，和他们谈比较低廉的港口价格。
这些大家族也想要自己修建港口，比如松江府徐家就在崇明岛上修建了码头。
可没想到，去年十月份突然涨水，将徐家的码头给淹没了，徐家在崇明岛的投资损失了很大一部分。
而且这些大家族也发现，一个又安全，又能停靠海船，又能不被海上风浪影响的码头，是多么稀罕的地方！
很多家族在江南的海岸线寻找了一番，发现只有上海这个疙瘩地方是天然良港。
这苏泽的眼光也太毒辣了！
最憎恶苏泽的徐家二公子，也承认苏泽是个奇才！
而且港口建设和港口管理，同样也是一个技术活，有时候自己建造码头，似乎还没有租用码头划算。
这么一下来，松江府徐家和太仓王家，甚至南京的几位国公，都成了上海码头的合作伙伴，苏泽几乎是免费让他们靠港，还提供在长江口的护航服务，反倒是将上海这个重要的港口牢牢把握在手里。
不过这些江南豪绅也算不上是全无烦恼，随着工坊的规模扩大，雇工之中也出现了新的对抗力量。
比起农民依赖于土地，对地主的压迫不敢反抗，雇工的反抗频率要高的多，斗争的烈度也要高的多。
最近在江南声名鹊起的雇工领袖孙卫，年后就在江南组织了一次五千人规模的棉纺织雇工停工活动。
孙卫的停工抗议时机非常好，就在福州航运通畅，各家棉纺织工坊开始动工完成订单的时候。
停工潮直接将这些工坊主给打蒙了，孙卫领导各家工坊的雇工代表，和工坊主谈判，要求增加待遇，减少工作时长，增加保护工人安全的劳动保护用品。
最终孙卫的停工活动取得了胜利，整个江南的棉纺织工坊的雇工都涨了薪水，但是工作时间不减少，劳动保护用品也由雇工自备。
但这也是不错的成果了，孙卫在《警示报》上连写了三篇文章，介绍停工活动的合法合理性，涨薪的必要性和斗争经验，《警示报》这三期的销量成了至今为止发行量最高的三期。
这段时间，整个江南文化圈的最大新闻，就是孙卫在《警示报》上这三篇文章，以及工坊主王元庆在《警示报》上的两篇反驳文章。
王元庆和孙卫都是天工书院的同学，从天工书院毕业之后，王元庆继承了家里的棉纺织工坊，并且用水力骡机将自家的工坊做大做强。
王元庆和孙卫是好友，但是两人在立场上日益针锋相对起来，这样的论战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了，王元庆虽然也号召工坊主给雇工加薪，提高待遇，但是他是站在儒商道德的角度上讲的，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上的提倡和建议。
而江南的读书人，在茶馆在酒楼在书院中讨论的，也从风花雪夜逐渐转到了工商道德这个议题上。
其实这也是正常的，自从《天工开物》发行以来，原本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更是被点燃了一把火。
看过书的地主，都开始尝试兴办工坊，毕竟《天工开物》上那么多的产业，赚钱的路子还是很多的。
能够读书的人家，大部分也都是薄有家产的，很快这些家族发现，和收租子不同，开办工坊，还真的要有点本事的人来做才行。
在农耕经济时代，地主只需要在家里躺着收租就可以了，要对付的就是自家的佃农，需要做的事情并不多，家里的儿子只需要安心读书就行了。
可是兴办工坊，经营产业，虽然赚的要比租给佃户种田要多，但是需要管理，需要营销，这都需要大量的人才。
于是苏州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游手好闲的二世祖们，纷纷被家里喊回去，照料家里的产业。
曾经在苏州显赫一时的恶少帮，竟然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被瓦解了。
这些恶少回家去管理工坊，都是自家子弟，当然要更加放心些。
工坊的发展，也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回去管理工坊可要比在街头游荡赚的钱多了，而且还能有手下这么多雇工管理，自然更有成就感。
恶少帮就这样瓦解了，而随着工商业开始发展，讨论的话题自然也开始转到这个方面，孙卫和王元庆的论战，成了整个江南最热门的话题。
不过这些话题，李贽早就已经听苏泽说过很多次了。
现在他和梁汝元，一起在上京的路上。
“柱乾兄，你那个萃和堂，为什么失败了？”
“都是严嵩这老贼害的！”
梁汝元师从王艮，后来回到老家江西永丰，办起了萃和堂。
所谓萃和堂，就是以家族的形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
后世将萃和堂说成是乌托邦式的社会实验，但其实萃和堂和从古至今的宗族自治，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一种更强形式的宗族公约自治罢了。
不过现在萃和堂的社会实践已经破产，江西最近闹起了飞龙叛乱，朝廷在江西加税。
而永丰和严嵩的老家分宜同在一府，于是官府在永丰加的税很重，在分宜却免了税。
梁汝元气不过，要带领萃和堂抗税，但是族人却不敢。
有的族人害怕被牵连，退出了萃和堂。
其实在萃和堂实行三年后，就已经因为粮食分配和各种婚丧嫁娶的琐事闹起来多次了，这一次抗税的事情不过是导火索，梁汝元几年的心血就这么没了。
梁汝元对严嵩更加仇恨，这一次他进京师，就是要密谋倒严的。
当然，这事情他没有和李贽说，李贽也当梁汝元是去京师讲学的。
与此同时。
刚过完年的长宁卫，苏泽召集了南平县治下乡村的里长和大户开会。
这次会议的主题已经提前发给参会的人员，主题也很明确——“减租减息，共抗倭寇”。
第299章 成立农会
对于南平县这些地主来说，他们接到苏泽的邀请，心情是复杂的。
如果不是苏泽，这会议他们肯定都不会来。
开玩笑，减租减息？减租减息他们吃什么？
对于地主来说，收入的大头就是两个方面，地租和高利贷利息。
地租是佃农给他们上缴的租赁钱，大部分在田亩产出的两到三成。
这听起来不算多，实际上和官方号称的田赋一样，这其中有很大的出入。
比如地主会要求佃农上缴上等的精粮，精粮的价格往往是次一点粮食数倍，佃户为了凑足精粮还要去卖粮食买精粮。
再比如说佃农除了租种田地，还需要给地主家打工干活，这也是一项巨大的负担。
除了田租之外，就是高利贷的利息，这更是地主盘剥佃户的手段。
老百姓种田，需要种子，农具，若是风调雨顺还好，靠天吃饭的农业总有各种灾害，一旦遇到这种时候，农民可能第二年就没有足够的种子耕种了。
这时候地主就会给佃户放高利贷，这些高利贷往往利息极高，还都是利滚利的，通过高利贷盘剥佃户，让原本只是雇佣关系的佃户变成奴役性质的家奴，或者逼迫佃户卖儿卖女还债，到了民国这帮地主都在玩这套把戏，《白毛女》就是这样的故事。
但是邀请这些地主的人是苏泽，因为苏泽这个名字，这些地主不得不来。
南平县近些年唯一的举人，这个唯一的举人却是福建的解元，苏泽是南平县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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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王艮的亲传弟子颜钧先生，在盐城讲学，吸引了大量读书人前去围观。
颜钧在盐城组织过盐丁抗税后，在南直隶声名鹊起，紧接着他又在淮安、扬州、泰州活动，成立了好几个互助会和工匠社团。
颜钧也通过自己的声望，成功的和工坊主或者官府官办作坊磋商，提高了这些工匠和雇工的待遇。
因此颜钧的声望大增，他还多次讲学，传播基层互助的学问。
李贽和梁汝元，就是在颜钧讲学的时候认识的，两人一见如故。
颜钧讲学，一时之间，在长江以北的淮北地区，各种团体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
江南的局势则和江北有些不同。
在苏泽天工书院的影响下，如今江南是各种工坊遍地，特别是棉纺织和丝纺织这两个产业，原本江南的工坊就很密集，在新技术的推动下，一些规模比较大的民办工坊出现了。
比如徐家在崇明岛的棉纺织工坊，徐家二公子也是有商业上的魄力的，在发现自家的织布机落后之后，立刻将所有的织布机全部拆了，然后订购了天工开物中的骡机。
在使用了骡机之后，徐家织布工坊的生产效率大增，徐家的棉布产量增长了十倍！
之所以没有继续增长，倒不是因为生产力的原因，而是徐家的棉花不够了。
不仅仅是徐家，太仓王家，南京城内的几个勋贵家族，他们都通过开办工坊赚到了钱。
大家族赚大钱，小家族也赚到了小钱，在新技术传播的几年时间，江南的富庶再上了一个台阶。
靠着棉布生意，徐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满足了辽东军需的同时，徐家也在组织商队向北方贩卖棉布。
接下来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曾经和苏泽在松江府争斗的不可开交的徐家，竟然在贸易这件事上和苏泽达成了合作，他们租用上海抗倭总团的船队参与北方贸易。
苏泽留在南直隶的三个产业中，天工书院的培训课程基本上完成了，几种产业新技术已经扩散出去了，官府也不可能禁止这些工坊。
报纸属于是随时可能被官府禁，但是只要活字印刷技术存在，销售的网络还在，以大明官府对地方的控制力，禁报还不如不禁，属于苏泽只要想办，就可以继续办下去的。
只有上海抗倭缉私总团敏感，最难保留下来。
事实上，随着方望海逐渐失势，更多的势力也盯上了上海抗倭缉私总团。
如今停靠上海县港口的贸易商船络绎不绝，主要有这么几个线路。
北上登州港的航线，松江府的棉布，通过海上贸易运送到登州港口，再由朝廷在登州港口的海船送到辽东。
登州到辽东的贸易是朝廷批准的，而且朝廷很快尝到了海运的甜头。
比起路上运输，海运的损耗更小，而且一次运输的量也更大。
如今辽东的军械、粮草、棉衣，全部都在登州转运。
松江府的棉衣甚至有时候都不用换船，直接北上辽东运货就行了。
江南的船，在登州将棉布换成盐，再从山东拉回来。
各种辽东的特产，比如毛皮、人参这些，也都出现在登州的码头上，这些东西在江南都能卖出高价。
另外一些船队，则是将江南的丝绸运送到福州，这条航线已经几乎捆绑了整个江南的丝绸行业。
一个证明就是，在嘉靖四十年倭寇动乱严重的时候，江南的丝绸销量几乎打了骨折，现在江南的士绅们更关心福建的平倭进展，甚至比福建人还要关心。
唯一的好消息是过了春节，已经有琉球船只靠港，一些去年挤压的丝绸已经开始换成银子。
福州水师新军开始给琉球朝贡商船护航，福建那边又开始收购丝绸了。
一南一北两条贸易路线，让上海缉私总团的码头成了下金蛋的鸡，成了当地官府和南京六部都垂涎的香饽饽。
为了保住这个港口，苏泽也用了不少手段。
比如在长江口又会出现一些“倭寇”，这些倭寇会恐吓从其他港口出发的船只，也会故意在长江口航行，让南直隶上下都不敢裁撤缉私总团。
另外一个就是苏泽也和江南的大家族合作，和他们谈比较低廉的港口价格。
这些大家族也想要自己修建港口，比如松江府徐家就在崇明岛上修建了码头。
可没想到，去年十月份突然涨水，将徐家的码头给淹没了，徐家在崇明岛的投资损失了很大一部分。
而且这些大家族也发现，一个又安全，又能停靠海船，又能不被海上风浪影响的码头，是多么稀罕的地方！
很多家族在江南的海岸线寻找了一番，发现只有上海这个疙瘩地方是天然良港。
这苏泽的眼光也太毒辣了！
最憎恶苏泽的徐家二公子，也承认苏泽是个奇才！
而且港口建设和港口管理，同样也是一个技术活，有时候自己建造码头，似乎还没有租用码头划算。
这么一下来，松江府徐家和太仓王家，甚至南京的几位国公，都成了上海码头的合作伙伴，苏泽几乎是免费让他们靠港，还提供在长江口的护航服务，反倒是将上海这个重要的港口牢牢把握在手里。
不过这些江南豪绅也算不上是全无烦恼，随着工坊的规模扩大，雇工之中也出现了新的对抗力量。
比起农民依赖于土地，对地主的压迫不敢反抗，雇工的反抗频率要高的多，斗争的烈度也要高的多。
最近在江南声名鹊起的雇工领袖孙卫，年后就在江南组织了一次五千人规模的棉纺织雇工停工活动。
孙卫的停工抗议时机非常好，就在福州航运通畅，各家棉纺织工坊开始动工完成订单的时候。
停工潮直接将这些工坊主给打蒙了，孙卫领导各家工坊的雇工代表，和工坊主谈判，要求增加待遇，减少工作时长，增加保护工人安全的劳动保护用品。
最终孙卫的停工活动取得了胜利，整个江南的棉纺织工坊的雇工都涨了薪水，但是工作时间不减少，劳动保护用品也由雇工自备。
但这也是不错的成果了，孙卫在《警示报》上连写了三篇文章，介绍停工活动的合法合理性，涨薪的必要性和斗争经验，《警示报》这三期的销量成了至今为止发行量最高的三期。
这段时间，整个江南文化圈的最大新闻，就是孙卫在《警示报》上这三篇文章，以及工坊主王元庆在《警示报》上的两篇反驳文章。
王元庆和孙卫都是天工书院的同学，从天工书院毕业之后，王元庆继承了家里的棉纺织工坊，并且用水力骡机将自家的工坊做大做强。
王元庆和孙卫是好友，但是两人在立场上日益针锋相对起来，这样的论战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了，王元庆虽然也号召工坊主给雇工加薪，提高待遇，但是他是站在儒商道德的角度上讲的，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上的提倡和建议。
而江南的读书人，在茶馆在酒楼在书院中讨论的，也从风花雪夜逐渐转到了工商道德这个议题上。
其实这也是正常的，自从《天工开物》发行以来，原本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更是被点燃了一把火。
看过书的地主，都开始尝试兴办工坊，毕竟《天工开物》上那么多的产业，赚钱的路子还是很多的。
能够读书的人家，大部分也都是薄有家产的，很快这些家族发现，和收租子不同，开办工坊，还真的要有点本事的人来做才行。
在农耕经济时代，地主只需要在家里躺着收租就可以了，要对付的就是自家的佃农，需要做的事情并不多，家里的儿子只需要安心读书就行了。
可是兴办工坊，经营产业，虽然赚的要比租给佃户种田要多，但是需要管理，需要营销，这都需要大量的人才。
于是苏州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游手好闲的二世祖们，纷纷被家里喊回去，照料家里的产业。
曾经在苏州显赫一时的恶少帮，竟然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被瓦解了。
这些恶少回家去管理工坊，都是自家子弟，当然要更加放心些。
工坊的发展，也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回去管理工坊可要比在街头游荡赚的钱多了，而且还能有手下这么多雇工管理，自然更有成就感。
恶少帮就这样瓦解了，而随着工商业开始发展，讨论的话题自然也开始转到这个方面，孙卫和王元庆的论战，成了整个江南最热门的话题。
不过这些话题，李贽早就已经听苏泽说过很多次了。
现在他和梁汝元，一起在上京的路上。
“柱乾兄，你那个萃和堂，为什么失败了？”
“都是严嵩这老贼害的！”
梁汝元师从王艮，后来回到老家江西永丰，办起了萃和堂。
所谓萃和堂，就是以家族的形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
后世将萃和堂说成是乌托邦式的社会实验，但其实萃和堂和从古至今的宗族自治，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一种更强形式的宗族公约自治罢了。
不过现在萃和堂的社会实践已经破产，江西最近闹起了飞龙叛乱，朝廷在江西加税。
而永丰和严嵩的老家分宜同在一府，于是官府在永丰加的税很重，在分宜却免了税。
梁汝元气不过，要带领萃和堂抗税，但是族人却不敢。
有的族人害怕被牵连，退出了萃和堂。
其实在萃和堂实行三年后，就已经因为粮食分配和各种婚丧嫁娶的琐事闹起来多次了，这一次抗税的事情不过是导火索，梁汝元几年的心血就这么没了。
梁汝元对严嵩更加仇恨，这一次他进京师，就是要密谋倒严的。
当然，这事情他没有和李贽说，李贽也当梁汝元是去京师讲学的。
与此同时。
刚过完年的长宁卫，苏泽召集了南平县治下乡村的里长和大户开会。
这次会议的主题已经提前发给参会的人员，主题也很明确——“减租减息，共抗倭寇”。
第299章 成立农会
对于南平县这些地主来说，他们接到苏泽的邀请，心情是复杂的。
如果不是苏泽，这会议他们肯定都不会来。
开玩笑，减租减息？减租减息他们吃什么？
对于地主来说，收入的大头就是两个方面，地租和高利贷利息。
地租是佃农给他们上缴的租赁钱，大部分在田亩产出的两到三成。
这听起来不算多，实际上和官方号称的田赋一样，这其中有很大的出入。
比如地主会要求佃农上缴上等的精粮，精粮的价格往往是次一点粮食数倍，佃户为了凑足精粮还要去卖粮食买精粮。
再比如说佃农除了租种田地，还需要给地主家打工干活，这也是一项巨大的负担。
除了田租之外，就是高利贷的利息，这更是地主盘剥佃户的手段。
老百姓种田，需要种子，农具，若是风调雨顺还好，靠天吃饭的农业总有各种灾害，一旦遇到这种时候，农民可能第二年就没有足够的种子耕种了。
这时候地主就会给佃户放高利贷，这些高利贷往往利息极高，还都是利滚利的，通过高利贷盘剥佃户，让原本只是雇佣关系的佃户变成奴役性质的家奴，或者逼迫佃户卖儿卖女还债，到了民国这帮地主都在玩这套把戏，《白毛女》就是这样的故事。
但是邀请这些地主的人是苏泽，因为苏泽这个名字，这些地主不得不来。
南平县近些年唯一的举人，这个唯一的举人却是福建的解元，苏泽是南平县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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