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8章：权力角逐
刘星在雒阳与世家大族的不管交谈中也知道了当时董卓的一些内幕。
当时何进被杀时，雒阳城内的势力关系中，有一个重要角色，那就是太傅、录尚书事袁隗。
袁隗在灵帝驾崩后任“太傅”，处“上公”之尊，又与何进并录尚书事，就是顾命大臣。而诛杀宦官，并非袁绍亲自为何进设谋，而是通过何进的亲信张津游说，方才确定与袁绍“合谋”。
在整个实施过程中，袁绍和袁术两兄弟承担了重要角色，前者使用监察权侦办宦官罪恶，而后者则选派200名可信的虎贲郎，在禁中替换宦官防守门户，也就是控制禁省的出入。
相对而言，袁术任务甚至更为紧要，也正因为有这个准备，何进才敢于入禁中谒见太后，但是，等到中常侍谋杀了何进时，不但这些禁门的防守虎贲没能保护大将军的安全，就连信息也没有传出来，直到宦官发出以樊陵代袁绍为司隶校尉，以许相为河南尹的诏板给尚书台，才连同何进的首级一起，传出了死讯。
这之后，何进部曲将吴匡、张璋统兵进宫，与袁术统领的虎贲一同焚烧了南宫嘉德殿青琐门及东、西两宫，想把张让等人逼出来。
紧跟着又发生了内讧，大将军部曲将吴匡，宣传何苗是杀死何进的罪魁祸首，以何进旧恩激励部众后，联合奉车都尉董旻，攻杀了车骑将军何苗。
回溯事件过程，再看袁隗、袁绍、袁术的角色，以及何苗、吴匡、董旻的选择，就会发现，袁绍的“谋诛宦官”绝不只是他本的意志，而是袁隗指示下的强强联合，力图一次性完成对内廷势力的洗刷，彻底改变桓灵以来诸常侍专权的政治局面，代之以“两府共治”。
在此背景下，由袁术主管的宫禁守卫就成了“关键先生”，事关何进这个集团首脑的生死存亡，但偏偏出了巨大的纰漏，何进被宦官围杀，并顺利隔绝了内外，甚至在袁术的虎贲郎眼皮底下，武装起了的持兵黄门抵抗了整整两天。
这种情况，唯一的解释就是袁氏根本没有履行合作承诺，在四处火攻之下，一群宦官竟然抵抗了两天，可见进攻者士气和组织的疲软。袁绍只带着家兵一百多人参与了屠杀宦官的行动，所谓的“西园军”根本无从谈起。无论袁术如何卖力地厮杀补救，何进之死真正的罪魁祸首，都是袁氏。
袁绍的杀尽宦官和招引外军之策，与袁术或有意或无能造成的何进之死，一起完成了为董卓“驱鱼”的功课。
正因为如此，汝南袁氏悉心谋划的权力平衡，已经不可避免地倾斜、崩溃，策马入京的董卓，根本不需要谋求与故主袁隗的合作。
董卓入京，就被任命为三公之一的“司空”。两天后，就召唤袁绍参会，会议的主题就是废立天子。
也正是这次会议，促成了袁绍与董卓的决裂。
董卓的理由是，灵帝令人愤怒怨毒，少帝是个窝囊废，陈留王现在看着还好，长大了啥样不知道，刘氏皇族留着也没什么用了，可谓悖逆之极！
而与董卓、袁绍等人济济一堂的一群“汉室忠臣”，在袁绍强硬离去时，竟然表现出惊愕。说明他们对于“刘氏种”早已失望，董卓只是把他们的心里话说出来罢了。
经过桓帝和灵帝两次“党锢之祸”以及多次宦官势力对士大夫的镇压，汉皇族已经把天下士人得罪得差不多了。
黄巾之乱后，灵帝为了“救急”，全面解除党锢，造成了大批党人和他们的同道进入朝廷，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党人“八厨”之一的王芬在担任冀州刺史后，竟然联络曹操、许攸、华歆、周旌等人准备发动政变，废黜灵帝，另立皇帝。
而董卓一直知道天下人都痛恨阉宦诛杀忠良，在他执政之后，仍能够强压本性，拔擢名士。而对自己的子侄、亲信也只是任命为将军、校尉，而他所信用的，正是王允、蔡邕。
随着灵帝的死去宦官和皇权都被打翻在地时，袁绍所统领的官宦子弟小集团，哪怕手里掌握着一定的中央武力，也没有办法与整个朝廷对抗，更遑论与天下士人对抗。
而董卓摆出的姿态就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只要军权，让出朝廷，与“党人”名士共天下。
风光无两的袁氏等家族，因为与宦官合作的“历史污点”而失去高踞朝堂顶端的资格，因为董卓举着的旗子比他们更“正”、更“纯”，所以，当袁绍让董卓与太傅袁隗讨论废立时，董卓完全嗤之以鼻，而强调：
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
这句话，才是袁绍与董卓谈判破裂的根本原因，董卓继续回应，“刘氏种不足复遗”。
董卓不但不把袁绍放在眼里，在“大义”在手的情况下，也根本就不把“桓灵政治”遗毒袁氏一族放在眼里，双方立场针锋相对，结果只能是决裂。
董卓这头闯入“文明社会”的大象，所能想象的退路，也不过是在自己的封地郿县兴建巨大的坞堡，储金存粮，等到新的政治风暴到来时，一朝覆灭，举族被杀，因为他的权力，完全建立在金钱和粮草的基础上。
这也就难怪他在雒阳周边四处劫掠，又匆忙迁都长安，根本原因不是他太强大、太暴虐，而是因为他太弱、太穷，已经破产的朝廷，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负债累累，要养活数以十万计的雇佣兵，除了抢劫、盗墓，没有任何办法。
等到了长安，整个形势有多大变化吗？
并没有。
刘星在雒阳与世家大族的不管交谈中也知道了当时董卓的一些内幕。
当时何进被杀时，雒阳城内的势力关系中，有一个重要角色，那就是太傅、录尚书事袁隗。
袁隗在灵帝驾崩后任“太傅”，处“上公”之尊，又与何进并录尚书事，就是顾命大臣。而诛杀宦官，并非袁绍亲自为何进设谋，而是通过何进的亲信张津游说，方才确定与袁绍“合谋”。
在整个实施过程中，袁绍和袁术两兄弟承担了重要角色，前者使用监察权侦办宦官罪恶，而后者则选派200名可信的虎贲郎，在禁中替换宦官防守门户，也就是控制禁省的出入。
相对而言，袁术任务甚至更为紧要，也正因为有这个准备，何进才敢于入禁中谒见太后，但是，等到中常侍谋杀了何进时，不但这些禁门的防守虎贲没能保护大将军的安全，就连信息也没有传出来，直到宦官发出以樊陵代袁绍为司隶校尉，以许相为河南尹的诏板给尚书台，才连同何进的首级一起，传出了死讯。
这之后，何进部曲将吴匡、张璋统兵进宫，与袁术统领的虎贲一同焚烧了南宫嘉德殿青琐门及东、西两宫，想把张让等人逼出来。
紧跟着又发生了内讧，大将军部曲将吴匡，宣传何苗是杀死何进的罪魁祸首，以何进旧恩激励部众后，联合奉车都尉董旻，攻杀了车骑将军何苗。
回溯事件过程，再看袁隗、袁绍、袁术的角色，以及何苗、吴匡、董旻的选择，就会发现，袁绍的“谋诛宦官”绝不只是他本的意志，而是袁隗指示下的强强联合，力图一次性完成对内廷势力的洗刷，彻底改变桓灵以来诸常侍专权的政治局面，代之以“两府共治”。
在此背景下，由袁术主管的宫禁守卫就成了“关键先生”，事关何进这个集团首脑的生死存亡，但偏偏出了巨大的纰漏，何进被宦官围杀，并顺利隔绝了内外，甚至在袁术的虎贲郎眼皮底下，武装起了的持兵黄门抵抗了整整两天。
这种情况，唯一的解释就是袁氏根本没有履行合作承诺，在四处火攻之下，一群宦官竟然抵抗了两天，可见进攻者士气和组织的疲软。袁绍只带着家兵一百多人参与了屠杀宦官的行动，所谓的“西园军”根本无从谈起。无论袁术如何卖力地厮杀补救，何进之死真正的罪魁祸首，都是袁氏。
袁绍的杀尽宦官和招引外军之策，与袁术或有意或无能造成的何进之死，一起完成了为董卓“驱鱼”的功课。
正因为如此，汝南袁氏悉心谋划的权力平衡，已经不可避免地倾斜、崩溃，策马入京的董卓，根本不需要谋求与故主袁隗的合作。
董卓入京，就被任命为三公之一的“司空”。两天后，就召唤袁绍参会，会议的主题就是废立天子。
也正是这次会议，促成了袁绍与董卓的决裂。
董卓的理由是，灵帝令人愤怒怨毒，少帝是个窝囊废，陈留王现在看着还好，长大了啥样不知道，刘氏皇族留着也没什么用了，可谓悖逆之极！
而与董卓、袁绍等人济济一堂的一群“汉室忠臣”，在袁绍强硬离去时，竟然表现出惊愕。说明他们对于“刘氏种”早已失望，董卓只是把他们的心里话说出来罢了。
经过桓帝和灵帝两次“党锢之祸”以及多次宦官势力对士大夫的镇压，汉皇族已经把天下士人得罪得差不多了。
黄巾之乱后，灵帝为了“救急”，全面解除党锢，造成了大批党人和他们的同道进入朝廷，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党人“八厨”之一的王芬在担任冀州刺史后，竟然联络曹操、许攸、华歆、周旌等人准备发动政变，废黜灵帝，另立皇帝。
而董卓一直知道天下人都痛恨阉宦诛杀忠良，在他执政之后，仍能够强压本性，拔擢名士。而对自己的子侄、亲信也只是任命为将军、校尉，而他所信用的，正是王允、蔡邕。
随着灵帝的死去宦官和皇权都被打翻在地时，袁绍所统领的官宦子弟小集团，哪怕手里掌握着一定的中央武力，也没有办法与整个朝廷对抗，更遑论与天下士人对抗。
而董卓摆出的姿态就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只要军权，让出朝廷，与“党人”名士共天下。
风光无两的袁氏等家族，因为与宦官合作的“历史污点”而失去高踞朝堂顶端的资格，因为董卓举着的旗子比他们更“正”、更“纯”，所以，当袁绍让董卓与太傅袁隗讨论废立时，董卓完全嗤之以鼻，而强调：
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
这句话，才是袁绍与董卓谈判破裂的根本原因，董卓继续回应，“刘氏种不足复遗”。
董卓不但不把袁绍放在眼里，在“大义”在手的情况下，也根本就不把“桓灵政治”遗毒袁氏一族放在眼里，双方立场针锋相对，结果只能是决裂。
董卓这头闯入“文明社会”的大象，所能想象的退路，也不过是在自己的封地郿县兴建巨大的坞堡，储金存粮，等到新的政治风暴到来时，一朝覆灭，举族被杀，因为他的权力，完全建立在金钱和粮草的基础上。
这也就难怪他在雒阳周边四处劫掠，又匆忙迁都长安，根本原因不是他太强大、太暴虐，而是因为他太弱、太穷，已经破产的朝廷，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负债累累，要养活数以十万计的雇佣兵，除了抢劫、盗墓，没有任何办法。
等到了长安，整个形势有多大变化吗？
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