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处理的,是魏忠贤的家属,比如他侄子魏良卿。屁都不懂的蠢人,也封到公爵了(宁国公),还有客氏的儿子侯国兴(锦衣卫都指挥使),统统拉出去剁了。
    接下来,是他的亲信太监,毕竟大家生理结构相似,且狼狈为奸,算半个亲戚,优先处理。
    这拨人总共有四个,分别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秉笔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
    作为头等罪犯,这四位按说都该杀头,可到最后,却只死了两个,杀了一个。
    第一个死的是李朝钦,他是跟着魏忠贤上吊的,并非他杀,算自杀。
    唯一被他杀的,是李永贞。其实这位兄弟相当机灵,早在九月底,魏公公尚且得意的时候,他就嗅出了风声,连班都不上了,开始在家修碉堡,把院子封得严严实实,只留小洞送饭,每天窝在里面,打死也不出头。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李永贞没有看到胜利的一天,到了十月底,他听说魏忠贤走人了,顿时大喜,就把墙拆了,出来放风。
    刚高兴几天,又听到消息,皇帝要收拾魏公公了,慌了,再修碉堡也没用了。
    于是他使出了绝招——行贿。
    当然,行贿崇祯是不管用的。他拿出十余万两银子(以当时市价,合人民币六千万至八千万),送给了崇祯身边的贴身太监,包括徐应元和王体乾。
    这两人都收了。
    不久后,他得到消息,徐应元被崇祯免了,而王体乾把他卖了。
    在名列死亡名单的这四位死太监中,最神秘的,莫过于王体乾了。
    此人是魏忠贤的铁杆,害死王安,迫害东林党,都有他忙碌的身影,是阉党的首脑人物。
    但奇怪的是,当我翻阅几百年前那份阉党的最终定罪结果时,却惊奇地发现,以他的丰功劣迹,竟然只排七等(共有八等),罪名是谄附拥戴,连罚款都没交就给放了。
    伺候崇祯十几年的徐应元,光说了几句话,定罪比他还高(五等),这个看上去很难理解的现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王体乾叛变了。
    据史料分析,王体乾可能很早就“起义”了,所以长期以来,崇祯对魏忠贤的心理活动、斗争策略都了如指掌。当了这么久卧底,也该歇歇了。
    所以他钱照收,状照告,第二天就汇报了崇祯,李永贞得知后,决定逃跑。
    跑吧,大明天下,还能跑去非洲不成?
    十几天后,他被抓捕归案。
    进了号子,李太监还不安分,打算自杀。他很有勇气地自杀了四次,却很蹊跷地四次都没死成,最后还是被拉到刑场,一刀了断。
    名单上最后一位,就是刘若愚了。
    这位仁兄,应该是最有死相的,早年加入阉党,一直是心腹,坏事全干过。不是卧底,不是叛徒,坦白交代、主动退赃之类的法定情节一点儿没有,不死是不可能的。
    可他没死。
    因为刘若愚虽然罪大恶极,但这个人有个特点:能写。
    在此之前,阉党的大部分文件全部出于他手,换句话说,他算是个技术人员,而且他知道很多情况,所以崇祯把他留了下来,写交代材料。刘太监很敬业,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所写的《酌中志》,成为后代研究魏忠贤的最重要史料。
    只要仔细阅读《水浒传》,就会发现,梁山好汉们招安后,宋江死了,最能打的李逵死了,最聪明的吴用也死了,活下来的,大都是身上有门手艺的,比如神医安道全之流。
    以上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平时学一门技术是多么重要。
    处理完人妖后,接下来的就是人渣了,主要是五虎和五彪。
    五虎是文臣,分别是(排名分先后):兵部尚书崔呈秀、原兵部尚书田吉、工部尚书吴淳夫、太常寺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燮龙。
    五彪是武官,分别是: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都督同知崔应元、右都督孙云鹤、锦衣卫佥事杨寰。
    关于这十个人,就不多说了,其光辉事迹,不胜枚举。比如田尔耕,是迫害“六君子”的主谋,并杀害了左光斗等人;而许显纯大人,曾亲自把钉子钉进杨涟脑门。用今天的话说,足够枪毙几个来回。
    因为此十人一贯为非作歹,民愤极大,崇祯下令,将其逮捕,送交司法部门处理。
    经刑部、都察院调查,并详细会审,结果如下:
    崔呈秀已死,不再追究。其他九人中,田尔耕、许显纯曾参与调查杨涟、左光斗等人的罪行,结果过失致人死亡,入狱;剩余七人免官为民。就此结案。
    这份判决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恬不知耻。
    崇祯很不满意,随即下令,再审。
    皇帝表态,不敢怠慢,经过再次认真细致的审讯,重新定罪如下:
    以上十人,除崔呈秀已死外,田尔耕、许显纯因为过失致人死亡,判处死缓,关入监狱,其余七人全部充军,充军地点是离其住处最近的卫所。
    鉴于有群众反映,以上几人有贪污罪行,为显示威严,震慑罪犯,同时处以大额罚款,分别是倪文焕五千两,吴淳夫三千两,李燮龙、田吉各一千两。结案。
    报上去后,崇祯怒了。
    拿钉子钉耳朵,打碎全身肋骨,是过失致人死亡?贪了这么多年,只罚三五千,你以为老子好糊弄是吧?
    更奇怪的是,案子都判了,有些当事人根本就没到案,比如田吉,每天还出去遛弯,十分逍遥。
    其实案子审成这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审讯此案的,是刑部尚书苏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
    苏茂相是阉党,曹思诚也是阉党。
    让阉党审阉党,确实难为他们了。
    愤怒之余,崇祯换人了。他把查处阉党的任务交给了吏部尚书王永光。
    可王永光比前两位更逗,命令下来他死都不去,说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承担任务。
    很不凑巧,王永光同志虽然不是阉党,但他不想得罪阉党。
    按苏茂相、曹思诚、王永光以及无数阉党的想法,形势是很好的,朝廷内外都是阉党,案子没人敢审,对五虎、五彪的处理,可以慢慢拖,实在不行,就判田尔耕和许显纯死刑,其他的人能放就放,不能放,判个充军也就差不多了。
    没错,司法部长、监察部长、人事部长都不审,那就只有皇帝审了。
    几天后,崇祯直接宣布了对五虎、五彪的裁定,
    相比前两次裁决,比较简单:
    田吉,杀!吴淳夫,杀!倪文焕,杀!田尔耕,杀!许显纯,杀!崔应元,杀!孙云鹤,杀!杨寰,杀!李燮龙,杀!
    崔呈秀,已死,挖出来,戮尸!
    以上十人,全部抄家!没收全部财产!
    什么过失致人死亡,什么入狱,什么充军,还他娘就近,什么追赃五千两,都去死吧!
    曹思诚、苏茂相这帮阉党本来还有点想法,打算说两句,却发现,原来崇祯还没说完。
    “左都御史曹思诚,阉党,免职查办!
    “刑部尚书苏茂相,免职!”
    跟我玩啊,玩死你们!
    随即,崇祯下令,由乔允升接任刑部尚书,大学士韩爌、钱龙锡主办此案,务必追查到底,宁可抓错,不可放过。
    挑出上面这几个人办事,也算煞费苦心。乔允升和阉党向来势不两立,韩爌这种老牌东林党,不往死里整他们,实在对不起自己。
    彻底扫荡,一个不留!
    几天过去,经过清查,内阁上报了阉党名单,共计五十多人,成果极其丰硕。
    然而这一次,崇祯更为愤怒,他当即召集内阁,严厉训斥:人还不够数,老实点!
    大臣们都很诧异,都五十多个了,还不够吗?
    既然皇上说不够,那就再捞几个吧。
    第二天,内阁又送上了一份名单,这次是六十几个,该满意了吧。
    这次皇帝大人没有废话,一拍桌子:人数不对,再敢糊弄我,以抗旨论处!
    崇祯是正确的,内阁的这几位仁兄,确实糊弄了他。
    虽然他们跟阉党都有仇,且皇帝支持,但阉党人数太多,毕竟是个得罪人的事。阉党也好,东林党也罢,不过混碗饭吃,何必呢?
    不管了,接着糊弄:
    “我们是外臣,宫内的人事并不清楚。”
    崇祯冷笑:
    “我看不是不知道,是怕得罪人吧(特畏任怨耳)!”
    怪事,崇祯初来乍到,他怎么知道人数不对呢?
    崇祯帮他们解开了这个谜题。
    他派人抬出了几个包裹,扔到阁臣面前,说:
    “看看吧。”
    打开包裹的那一刻,大臣们明白,这次赖都赖不掉了。
    包裹里的,是无数封跟魏忠贤勾搭的奏疏。很明显,崇祯不但看过,还数过。
    混不过去,只能玩命干了。
    就这样,自天启七年十二月,一直到崇祯元年(1628)三月,足足折腾了四个月,阉党终于被彻底整趴下了。
    阉党的下场
    最后的名单,共计二百六十一人,分为八等。
    特等奖得主两人,魏忠贤、客氏。罪名:首逆。处理:凌迟。
    一等奖得主六人,以崔呈秀为首。罪名:首逆同谋。处理:斩首。
    二等奖得主十九人,罪名:结交近侍。处理:秋后处决。
    三等奖得主十一人,罪名:结交近侍次等。处理:流放。
    此外,还有四等奖得主(逆孽军犯)三十五人,五等奖得主(谄附拥戴军犯)十六人,六等奖得主(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七等奖得主(祠颂)四十四人,各获得充军、有期徒刑、免职等奖励。
    以上抽奖结果,由大明北京市公证员朱由检同志公证,有效。
    对此名单,许多史书都颇有微词,说是人没抓够,放跑了某些阉党,讲这种话的人,脑袋是有问题的。
    我算了一下,当时朝廷的编制,六部只有一个部长、两个副部长(兵部有四个),每个部有四个司(刑部和户部有十三个),每个司司长(郎中)一人、副司长(员外郎)一人、处长(主事)两人。
    还有大衙门都察院,加上御史,才一百五十人,其余部门人数更少,总共(没算地方政府)不会超过八百人。
    人就这么多,一下子刨走二百六十多,还不算多?
    其实人家也是有苦衷的,毕竟魏公公当政,不说几句好话,是混不过去的,现在换了领导,承认了错误,也就拉倒吧。
    然而,崇祯不肯拉倒,不只他不肯,某些人也不肯。
    这个某些人,是指负责定案的人。
    大家在朝廷里,平时你来我往,难免有点过节,现在笔在手上,说你是阉党,你就是阉党,大好的挖坑机会,不整一下,难免有点说不过去。
    比如大学士韩爌,清查阉党毫不积极,整人倒是毫不含糊。骂过东林党的,不一定不是阉党,骂过他的,就一定是阉党,写进去!
    更搞笑的是,由于人多文书多,某些兄弟被摆了乌龙,明明当年骂的是张居正,竟然被记成了东林党,两笔下去就成了阉党,只能认倒霉。
    此外,在这份名单上,还有几位有趣的人物,比如那位要在国子监里给魏公公立牌坊的陆万龄同学,屁官都不是,估计连魏忠贤都没见过,由于风头太大,竟然被定为二等,跟五虎、五彪一起,被拉出去砍了。
    那位第一个上疏弹劾魏公公的杨维垣,由于举报有功,被定为三等,拉去充军。
    而在案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陈尔翼、杨所修,也没能跑掉,根据情节,本来没他们什么事,鉴于其双簧演得太过精彩,由皇帝特批六等奖,判处有期徒刑,免官为民。
    复仇
    总体说来,这份名单虽然有点问题,但是相当凑合,弘扬了正气,恶整了恶人,虽然没有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却也没有放过大多数坏人,史称“钦定逆案”。
    其实崇祯和魏忠贤无仇,办案子,无非是魏公公挡道,皇帝看不顺眼,就干掉了。
    但对于某些人就不同了。干掉是不够的,死了的人锉骨扬灰,活着的人赶尽杀绝,才算够本!
    黄宗羲就是某些人中的优秀代表。
    作为“七君子”中黄尊素的长子,黄宗羲可谓天赋异禀,不但精通儒学,还懂得算术、天文。据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他不知道的,被称为三百年来学术之集大成者,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
    更让人无语的是,黄宗羲还懂得经济学。他经过研究发现,每次农业税法调整,无论是两税法还是一条鞭法,无论动机如何善良,最终都导致税收增加,农民负担加重。换句话说,不管怎么变,最终都是加。
    这一原理后被学者秦晖总结,命名为“黄宗羲定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经过调研,采纳这一定律,于2006年彻底废除了
    农业税,打破了这个怪圈。
    善莫大焉。
    但这四个字放在当时的黄宗羲身上,是不大恰当的,因为他既不善良,也不大度。
    当时恰好朝廷审讯许显纯,要找人作证,就找来了黄宗羲。
    事情就是这么闹起来的。
    许显纯此人,说是死有余辜,还真是有余辜。拿锤子砸人的肋骨,用钉子钉人耳朵,钉人的脑袋,“六君子”“七君子”,大都死在他的手中,为人恶毒,且有心理变态的倾向。
    此人向来冷酷无情,没人敢惹。杨涟如此强硬,许先生毫不怯场,敢啃硬骨头,亲自上阵,很有几分硬汉色彩。
    但让人失望的是,轮到这位变态硬汉入狱,当场就了,立即展现出了只会打人,不会被人打的特长。
    他全然没有之前杨涟的骨气,别说拿钉子顶脑门,给他几巴掌,立马就晕,真是窝囊死了。
    值得庆幸的是,崇祯的监狱还比较文明,至少比许显纯在的时候文明。打是打,但锤子、钉子之类的东西是不用的,照此情形,审完后一刀了事,算是便宜了他。
    但便宜不是那么容易占的。
    审讯开始,先传许显纯,以及同案犯五彪之一的崔应元,然后传黄宗羲。
    黄宗羲上堂,看见仇人倒不生气,表现得相当平静,回话,作证,整套程序走完,人不走。
    大家很奇怪,都看着他。
    别急,先不走,好戏刚刚开场。
    黄宗羲来的时候,除了他那张作证的嘴外,还带了一件东西——锥子。
    审讯完毕,他二话不说,操起锥子,就奔许显纯来了。
    这一刻,许显纯表现出了难得的单纯,他不知道审案期间拿锥子能有啥用,只是呆呆地看着急奔过来的黄宗羲,等待着答案。
    答案是一声惨叫。
    黄宗羲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手持锥子,疯狂地朝许显纯身上戳,而许显纯也不愧孬种本色,当场求饶,并满地打滚,开始放声惨叫。
    许先生之所以大叫,是有如意算盘的:这里毕竟是刑部大堂,众目睽睽之下,难道你们都能看着他殴打犯人吗?
    答案是“能”。
    无论是主审官还是陪审人员,没有一个人出手,也没有人上前阻拦,大家都饶有兴致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黄宗羲不停地扎,许显纯不停地喊。就如同电视剧里最老套的台词:你喊吧,就是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
    因为所有人都记得,这个人曾经把钢钉扎进杨涟的耳朵和脑门,那时,没有人阻止他。
    但形势开始变化了,许显纯的声音越来越小,鲜血横流,黄宗羲却越扎越起劲儿,如此下去,许先生被扎死,黄宗羲是过瘾了,但黑锅得大家背。
    于是许显纯被拉走,黄宗羲被拉开,他的锥子也被没收。
    审完了,仇报了,气出了,该消停了。
    黄宗羲却不这么认为,他转头,又奔着崔应元去了。
    其实这次审讯,崔应元是陪审,无奈碰上了黄恶棍,虽然没挨锥子,却被一顿拳打脚踢,弄得鼻青脸肿。
    到此境地,主审官终于认定,应该把黄宗羲赶走了,就派人上前把他拉开,但黄宗羲打上了瘾,被人拉走之前,竟然抓住了崔应元的胡子,活生生地拔了下来!
    当年在狱中狂施暴行的许显纯,终于尝到了暴行的滋味,等待着他的,是最后的一刀。
    无论是什么样的屠夫,最终也只是懦夫。
    如许显纯等人,都是钦定名单上要死的,而那些没死的,似乎还不如死了的好。
    比如阉党骨干、太仆寺少卿曹钦程,好不容易捡了条命,回家养老,结果所到之处,都是口水(民争唾其面),实在待不下去,跑到异地他乡买了个房子住,结果被人打听出来,又是一顿猛打,被赶走了。
    还有老牌阉党顾秉谦,家乡人对他的感情可谓深厚,魏忠贤刚倒台,人民群众就冲进家门,烧光了他家。顾秉谦跑到外地,没人肯接待他,最后在唾骂声中死去。
    而那些名单上没有,却又应该死的,也没有逃过去,自有人解决他们,比如黄宗羲。他痛殴许显纯后,又派人找到了当年杀死他父亲的两个看守,把他们干掉了。
    大明是法治社会,但凡干掉某人,要么有司法部门批准,要么偿命,但黄宗羲自己找人干了这俩看守,似乎也没人管,真是没王法了。
    黄宗羲这么一闹,接下来就热闹了,所谓“六君子”“七君子”,都是有儿子的。
    先是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濂上疏,要为父亲魏大中申冤,然后是杨涟的儿子杨之易上疏,为父亲杨涟申冤,几天后,周顺昌的儿子周茂兰又上疏,为父亲周顺昌申冤。
    顺便说一句,以上这几位的奏疏,所用的并非笔墨,而是一种特别的材料——血。
    这也是有讲究的,自古以来,但凡奇冤都写血书,不用似乎不够分量。
    但崇祯同志就不干了,拿上来的都是血迹斑斑的东西,实在有点发憷,随即下令:你们的冤情我都知道,但上奏的文书是用墨写的,用血写不合规范,今后严禁再写血书。
    但他还是讲道理的,崇祯二年(1629)九月,他下令,为殉难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追授官职,并加封谥号。
    杨涟得到的谥号,是“忠烈”,以此二字,足以概其一生。
    至此,为祸七年之久的阉党之乱终于落下帷幕,大明有史以来最强大、最邪恶的势力就此倒台。纵使它曾骄横一时,纵使它曾不可一世。
    迟来的正义依然是正义。
    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神灵、天命,对魏忠贤而言都是放屁,在他的身上只有一样东西——迷信。
    不信道德,不信仁义,不信报应,不信邪不胜正。
    迷信自己,迷信力量,迷信权威,迷信可以为所欲为,迷信将取得永远的胜利。
    而在遍览史书十余载后,我信了,至少信一样东西——天道。
    自然界从诞生的那刻起,就有了永恒的规律,春天成长,冬天凋谢,周而复始。
    人世间也一样,从它的起始到它的灭亡,规则恒久不变,是为天道。
    在史书中无数的尸山血河、生生死死背后,我看到了它,它始终在那里,静静地注视着我们,无论兴衰更替,无论岁月流逝。
    它告诉我,在这个污秽、混乱、肮脏的世界上,公道和正义终究是存在的。
    天道有常,从它的起始到它的灭亡,恒久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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