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城夫
b城当年有五个门：东西南北门和一个小西门。小西门是个没有城楼没有瓮城的单纯门洞，不及东西南北门堂皇。小西门连着一条名叫提法寺的街。提法寺街虽然也是青石子铺路，也有店铺，但比东西南北门连着的东西南北街上的店铺要稀少，直到临近市中心的钟鼓楼时，店铺才逐渐稠密起来，店铺和店铺之间还夹杂着住家小门。住家男女从门里出入着，似维系着这城市的生气。
当年，我们从小西门进b城。堂皇的正门留了攻城有功的正规部队，后勤机关和未的党政机关干部入城时，则显出了有分寸的谦让。我，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走在地方党委剧社的序列里，我们衣帽整齐，挎着腰鼓，在提法寺街的青石路面上跳着虎步。也许就是因了这腰鼓队，提法寺街上看热闹的人照样踊跃，临近钟鼓楼时，甚至把我们拥戴得寸步难行了。第二天，入城式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我们的位置也很显赫。照片上有我和我的腰鼓，有我身后的街市和一些举胳膊欢笑的人脸。很久，我才从这张已变成旧报纸的旧照片上，发现了冯掌柜和他的妻子冯太太。
其实我并不是腰鼓队的正式队员，我的正式职务是剧社服装股的股长，做着演出服装的筹划（借和还）、管理。在根据地演出，能借得一台大戏的服装是要花些力气和口舌的。股长并没有进入领导层次，尚属一般干部。剧社除服装股，尚有化妆、装置、灯光各股。各股根据需要，人员数额不等。服装股两人，我是专职，还有一名常跑群众的女演员是兼职。
b城解放前夕，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剧社各部门都学腰鼓。我打腰鼓很快打到中上水平，教练说我胳膊甩得开，腿抬得高，符合打腰鼓的基本要领。当我在提法寺街跳着虎步时，竟能发现队友们腿脚上的毛病了。我一面红头涨脸地前进，一面东张西望，忙里偷闲地研究队友们的腿脚身段，还研究着b城的风土人情。b城人的穿着乍看和乡村没什么两样，细看那些缝制精细的布衣却很是有别于乡下的粗针大线。我从b城人的穿着上猜测着他们的职业，也许这和我的职业有关。剧社委我股长时，领导就我，由于业务的需要，我必须学会观察生活（当然偏重于服饰）。于是我锻炼得能从相距十几里的两个村落中发现人们穿着上的不同。现在想来当年我是多么大可不必，其实不用说是相距十里八里的两个村落，就是相邻的两县、两省，百姓的穿着难道会有多大区别么？然而那时，我却总是意识到我职业的神圣。现在我发现，同是b城人，同是布衣，店铺伙计都高挽着干净的袖口；再普通些的劳动者，不干净的袖口都遮着手。同是穿旗袍的年轻女子，袖子短宽者大约是女学生；袖子偏瘦且齐腕者大约是少出家门的闺中淑女。那天我一路走着、跳着，记住了许多种服装款式，许多张笑着的脸。在诸多笑脸里，有两张脸格外清晰，便是冯掌柜和冯太太。我记住了他们的脸，还记住了悬在他们头上的那块“新丽成衣局”的招牌。那招牌三尺长短，竖挂着，招牌下飘着一块褪色许久的大红洋布。后来我曾多次从那块缀着红洋布的招牌下走过。
剧社进了b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各部门工作都有变化：服装股之于服装不再是单纯的“借”“还”我还得学会设计、采购、定制。说到设计，那时我尚不知西装的领带是怎样系在脖子上的，领花就更神秘。竹布大褂到底是一种什么材料？国民党军阶里的“星”和“花”的关系原来都属服装设计。一次剧社排练苏联的马车舞，导演定要让两个女演员的白纱短裙奓起来，令我大伤脑筋。末了，我没有能力使裙子奓起来，引得人们对我的工作议论纷纷。现在我的任务是为腰鼓队设计、制作三十套真正的腰鼓服。那天进b城时，我们没有腰鼓服，穿的都是自己的。这将是我第一次和裁缝打交道，于是我想起提法寺街钟鼓楼下的那个招牌和那两张笑脸，我决定去找冯掌柜。
在提法寺街，我很顺利地找到了那个竖挂着的木招牌。原来新丽成衣局并没有临街的门市，这招牌挂在一个窄小简单的街门上。b城这类街门有许多：两面侧立着的小墙顶着一个象征性门楼，门楼没有任何砖木雕刻作装饰，屋顶或扣几排灰瓦，或用麦秸泥抹出两边的小斜面，斜面上不约而同地都滋生着星星草；两扇单薄小门或白茬儿或涂着潦草的黑色；门也狭窄，两人并排便不易走过。新丽成衣局的门楼上是扣着几行灰瓦的。
我迈上两级青石台阶，走进冯掌柜的街门，转过一个青灰影壁，便看见冯掌柜那三间车间兼卧室的正房了。房前一架眉豆长得很旺，一串串紫色眉豆角正悬挂在架下。我站在眉豆架前喊：“屋里有人吗？”“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屋内飘出来，声音拖得很长也很和气，这声音立刻给我增添了几分对这店的信任感。随着声音的飘出，走出屋来的是个中年男人，白净的方脸，留着寸头，身上是一套剪裁得体的灰中式裤褂，和我进城那天看到的许多人一样，干净的袖口也是高卷着。他打量着我不知怎样称呼，一定也弄不清我的来意。我知道，这一切都和我那十五岁的年龄有关。后来我和许多店家打交道，他们对我都要如此这般地打量一番。我说明了身份和来意，冯掌柜才把我让进屋，但仍旧不放心地问：“贵姓？”“姓李。”我说。“剧团的？”“我们叫剧社。”冯掌柜了我第二次确切的回答，又注意研究了我身上穿的吊兜马裤，才放下心来。吊兜马裤，在正规部队里营以上干部才穿，惟我们剧社特殊。这时我的年龄显然已不再重要。“坐吧，李同志。”冯掌柜引我至迎门桌前，把我让到上手的位置，接着便吩咐惟一的伙计二小为我沏茶了。二小是个更小于我的少年，十二三岁吧，在新丽店除做些买菜、打杂的活计，便是站在一个煤球炉前把烧热的烙铁一次次地递到冯掌柜手中。冯掌柜的煤球炉上，常烧着三五把烙铁，方头的和尖头的。现在沏茶的并不是二小，却是冯掌柜的太太。冯太太是从一架靠床的缝纫机前站起来的，后来我注意到，这架缝纫机是“飞人”牌。自此，每次我来新丽店，冯太大都是从这架飞人牌缝纫机前站起来。
冯太太站起来亲自为我彻茶，显然是对二小沏茶的不放心。在一张桌面镶着花瓷砖的茶几上，一排放着几个茶筒，冯太太拣出的这只茶筒里放着香片，香片在新丽店是待客的上品了。之后，凡是我来，摆在我眼前的总是冯太太亲手沏下的香片。
现在冯大太把两只衬着茶托的茶碗摆在我和冯掌柜面前，先斟满我的碗，又给冯掌柜满上，便斯斯文文地站到冯掌柜一边去了。她差不多是依住冯掌柜而立，并习惯地把一只手轻搭在冯掌柜肩上，笑容可掬地静观着眼前将要发生的一切。那时我想，冯太太的笑容里既有对我这位陌生顾客的友好欢迎，也有对丈夫的无限信赖和爱戴。显然她已预感到，在我和冯掌柜之间展开的将是持久的友好合作。这预感里一定还包括了她自己将要为此做出的一切。
不能用好看来形容冯太太，从长相和衣着，乃至行为举止评断，她属于那种不显山水的女人。然而这确是一位贤惠美丽的女人，也许冯太太的贤惠和美丽，都融在了她这不显山水的仪态之中。
冯掌柜先和我聊了那天进城时剧社给人留下的印象，又问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特点，我有原则地回答着冯掌柜的问题。我发现冯掌柜同我谈话时，不时把自己的手抬起来，又搭在冯太太的手上。他们这种有分寸的爱抚并不顾忌我和二小的存在，这有分寸的爱抚也没有使我这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年觉出什么难为情。我体味到的竟是我初涉的一种城市文明，他们的举止使我想到了许多对于美满家庭、恩爱夫妻的形容。
果然，冯掌柜和冯太太的恩爱在提法寺街是出了名的，人们都说，有了冯太太的贤惠，在旧时的b城，冯掌柜不仅没有染上男子们很容易染上的恶习，他甚至连烟酒都不再去沾了，只知一心敬业，一心和冯太太恩爱。眼前站的纵然再是如花似玉的女子（裁缝面前是常有女性站立的），冯掌柜显出的也只是些职业眼光。他只用职业的眼光打量女人的身体，用皮尺为女人有分寸地具职业特点地量着“三围”这时冯太太坐在缝纫机上不再关注冯掌柜眼前是美人或天仙，缝纫机飞转着。
我进一步说明我的意。冯掌柜说：“李同志，这样吧，我给你参谋参谋吧。”他说得简洁、恳切。“用杭纺吧。”他又说。这当然是指面料。很快，冯太太便心领神会地从迎门桌抽屉里拿出一个毛边纸本，本上贴着各种布料。她把纸本翻给冯掌柜，冯掌柜指着上边的一块面料说：“你看，西街‘庆裕祥’就有，穿在身上也轻便，适合腰鼓的动作。你去买，我让芝兰送到染坊去染。”
就这样，在冯掌柜和他的爱妻芝兰的举荐下，对于腰鼓服的面料，我选择了杭纺。这也是我作为服装设计，初次知道的土布、洋布之外的面料称呼。后来，冯太太为我倒掉了尚存碗中的凉茶，又斟上了热的。就着热茶，我和冯掌柜还研究了这批服装的颜色和装饰细节，最后我拍板，决定女服用桃红做底，沿海蓝边儿；男服用天蓝做底，沿葱绿边儿。男女服都用棋盘领，下摆六角缀“云子”直待这时，冯太太在一旁才献计策似地说：“我看袖口沿两圈儿绦子也不难看。”我当然采纳了冯太太的建议，冯太太的建议为我们初次打交道划上了一个的句号。
就这样，第一批腰鼓服在我们剧社、在b城诞生了，以后它还成了腰鼓服的标准模式，我的工作也因此得到剧社领导的肯定。我在剧社受着表扬，还应付着各文艺团体（专业的、业余的）对腰鼓服的咨询。我也为冯掌柜介绍着生意。
因了冯掌柜、冯太太做生意的公道、热情，剧社和新丽成衣局形成了很好的合作关系，用当今的话形容，便是合作伙伴吧。开始冯掌柜叫我李同志，后来得知我还有官称，便一直称我李股长。我渐渐冯掌柜不仅善做中式细软活儿，对、军服和西装的剪裁缝制也很内行。他能从两种极为相同的服装款式上发现它们的不同，他说，粗看去，藏族服跟和尚的“偏衫”都属“和尚领”实际两种偏领各有不同；国民党的中山装和的中山装也不尽一样。“你看那兜儿，再看那领儿。”冯太太也常在我的颜色搭配上，有分寸地指出些不当。有一回我要急“赶”一套我军的将军服，苦于买不到黄呢面料，冯太太急中生智说：“拿条军毯试试吧。”冯掌柜也恍然大悟地兴奋起来，把手搭在冯太太肩上说：“还能难住我们？”这个“我们”显然是指我们这个三人创作集体。听从冯太太的提醒，我从剧社抱来一条日本军毯，冯掌柜在上面一阵比划，一套将军服便不失时机地出现在舞台上。
我和新丽成衣局合作的那些日子，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至今我仍然觉得，合作中的一切愉快，似乎都因冯先生和冯太太那完美的、天衣无缝的爱情的结合。有了他们之间的美好感情，才有了我们合作的美好。
两年以后，又是根据形势的需要，剧社演出少了，运动多了。我们每天围坐在宿舍里开会，或批判别人或检讨自己。我和新丽成衣局的联系也少了。这景况持续了将近一年。一日，我们正围坐在宿舍读报，领读者读了领导指定的社论和新闻，却又意外地从报纸一个不重要的位置发现本市一则和无关的小消息，虽然那时的报纸很少刊登这种与无关、纯属市井阶层的近似花边新闻的消息。看来报纸刊出这一消息，是因为它十分离奇却又真实可靠。消息大意说，几天前本市提法寺街一家名叫新丽成衣局的内掌柜冯氏，因病去世，二十四小时后被收尸入殓，四十八小时后找来“抬埋行”出殡入土。当冯氏的棺材被抬出家门时，因抬埋者不慎将一口不厚的棺材失手落地，棺材被摔碎。此时，已咽气四十八小时的冯氏却忽然从地上坐起，还阳于人问。余下的内容是：众人惊散，只有她的先生冯掌柜上前，在惊喜中将其妻抱起。之后的冯先生冯太太仍“相敬如宾、情感如初”听完这一消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我，并问我这消息的可靠性。对此我却无可奉告，只想，看来记者也颇了解冯掌柜和冯太太的关系了，由于这消息，冯掌柜和冯大太一定会在b城成为明星夫妻。
我见到还阳于人间的冯太太是几天以后的事。面对冯太太的还阳，我终归不是冯掌柜——报上消息说冯掌柜在惊喜中将其妻抱起。我呢，在欣喜中自然还有几分恐惧。我犹豫了几天才站在他们夫妻的面前，我相信我当时的表情仍有几分异常。他们给着我惊吓，我一定也给着他们惊吓。但我们很快都镇定下来，很快便友好如初了。显然，我们都已觉得大可不必再为那消息去作任何探听、安慰、解释和证实，往日的愉快渐渐又笼罩起我们。这样的笼罩也证实了消息中关于冯太太还阳于人世后，他们之间“相敬如宾，情感如初”之说。冯太太照旧为我沏来香片，之后照旧不显山水地依到冯掌柜一边，照旧把一只手搭在冯掌柜肩上。冯掌柜同我说话时，照旧又抬起一只手搭在冯太太手上。我们谈的都是题外话。冯掌柜问我剧社何时才能恢复排练，接着告诉我，庆裕祥又进了一种叫“富春纺”的面料，看来做舞蹈服要优于杭纺，有重量，不反光，也不易起褶，类似东方呢，但比东方呢造价低廉。他曾为某个剧团介绍了这材料，那剧团演出时他去看了，效果确实不错。冯太太呼应着冯掌柜，也补充起那面料染时“抓色”上机器不发飘等等特点。
我听着冯掌柜的介绍，不时观察着他们互搭在一起的两只手，猜测着还阳于人世后的冯太太，那手的温度会不会有别于从前。
运动终于过去了，剧社又开始排练新节目。我采购了富春纺去新丽成衣局，一次又一次证实着冯掌柜和冯太太相敬如宾，情感如初的传闻。
新丽成衣局若不是再有意外，冯掌柜和冯太太一定能手搭手走完他们的人生旅途。然而一年后，冯太太又死了。又是二十四小时后入殓，四十八小时后出殡。抬埋行的伙计又将抬着一口不甚厚实的棺材走出新丽成衣局狭窄的街门。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冯太太出门前，冯掌柜悄声对抬埋手作了些嘱咐，说：“千万小心些，侧身门就不会失手了。”听了冯掌柜的嘱咐，抬埋手们十分谨慎，出门时小心翼翼地拥着冯太太的棺木，轻提腿脚，小心侧身，平安出门，上次的摔棺事件没再发生，冯太太是真走了。
丧事过后，抬埋行里有钻牛角尖者议论起冯掌柜那天的嘱咐，他对伙计们说，按说，冯掌柜和冯太太不是好得出了名吗？咱们要是再摔一次棺材，冯太太再活一次，冯掌柜不是更高兴么。可他偏要嘱咐咱们别再失手，这是怎么个理儿？
这年我已不在b城，也听说了冯太太第二次被抬埋的事，乃至冯掌柜对抬埋手在意的嘱咐。
我再次见到冯掌柜，离冯太太第二次被抬埋也有五年，我偶有机会去b城看望原剧社的老战友。也是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吧，b城的五个门都已不复存在。路过西街时，我在“庆裕祥”门口见到了冯掌柜。那时私营商店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完成，私营绸布店“庆裕祥”已改成市花纱布公司某门市部。这门市部还建立了一条龙服务，店内设立了成衣部。此时的冯掌柜就供职于这店的成衣部。
我和冯掌柜在店前相互端详半天。冯掌柜仍然留着寸头，但中式裤褂已换成灰卡叽中山装，袖口仍然高挽着。他拉着我的手，像遇见亲人似的只说：“怎么不家去，怎么不家去。”我只说：“刚到，刚到。”后来，冯掌柜还是先把我领进“庆裕祥”的成衣部。我穿过熟悉的店堂，来到一个不大的房间，房间果真参差地摆着几张案子，几个师傅正在案前操作，当年新丽成衣局的伙计二小也正占着一张案子。我和冯掌柜还没来得及更多寒暄，便有女客来找冯掌柜了。像从前一样，冯掌柜收下女客的面料，拿起皮尺，便围绕着这女客忙碌起，量完长短，他又把皮尺在女客身上撑圆，有分寸地扯动着皮尺，在女客的“三围”一带留出恰如其分的余地。
我和冯掌柜在“庆裕祥”门前告别后，没有再去提法寺街，没有再去新丽成衣局，也没有向人打听冯掌柜是否又成了家。我只依据冯掌柜对抬埋手的嘱咐，努力寻找着，企图在冯掌柜和冯太太的关系中找出些不甚完美的蛛丝马迹。最后我只想到，那次我到冯太太还阳人世后的新丽成衣局拜访，冯掌柜为我介绍富春纺时，话似乎稠了些，反叫人觉出他那一番介绍的心不在焉。这本不是冯掌柜的性格。
可是，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想得更多的，还是冯掌柜和冯太太那相互搭在一起的手，和冯掌柜面对女性的“三围”所留出的余地。
当年，我们从小西门进b城。堂皇的正门留了攻城有功的正规部队，后勤机关和未的党政机关干部入城时，则显出了有分寸的谦让。我，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走在地方党委剧社的序列里，我们衣帽整齐，挎着腰鼓，在提法寺街的青石路面上跳着虎步。也许就是因了这腰鼓队，提法寺街上看热闹的人照样踊跃，临近钟鼓楼时，甚至把我们拥戴得寸步难行了。第二天，入城式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我们的位置也很显赫。照片上有我和我的腰鼓，有我身后的街市和一些举胳膊欢笑的人脸。很久，我才从这张已变成旧报纸的旧照片上，发现了冯掌柜和他的妻子冯太太。
其实我并不是腰鼓队的正式队员，我的正式职务是剧社服装股的股长，做着演出服装的筹划（借和还）、管理。在根据地演出，能借得一台大戏的服装是要花些力气和口舌的。股长并没有进入领导层次，尚属一般干部。剧社除服装股，尚有化妆、装置、灯光各股。各股根据需要，人员数额不等。服装股两人，我是专职，还有一名常跑群众的女演员是兼职。
b城解放前夕，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剧社各部门都学腰鼓。我打腰鼓很快打到中上水平，教练说我胳膊甩得开，腿抬得高，符合打腰鼓的基本要领。当我在提法寺街跳着虎步时，竟能发现队友们腿脚上的毛病了。我一面红头涨脸地前进，一面东张西望，忙里偷闲地研究队友们的腿脚身段，还研究着b城的风土人情。b城人的穿着乍看和乡村没什么两样，细看那些缝制精细的布衣却很是有别于乡下的粗针大线。我从b城人的穿着上猜测着他们的职业，也许这和我的职业有关。剧社委我股长时，领导就我，由于业务的需要，我必须学会观察生活（当然偏重于服饰）。于是我锻炼得能从相距十几里的两个村落中发现人们穿着上的不同。现在想来当年我是多么大可不必，其实不用说是相距十里八里的两个村落，就是相邻的两县、两省，百姓的穿着难道会有多大区别么？然而那时，我却总是意识到我职业的神圣。现在我发现，同是b城人，同是布衣，店铺伙计都高挽着干净的袖口；再普通些的劳动者，不干净的袖口都遮着手。同是穿旗袍的年轻女子，袖子短宽者大约是女学生；袖子偏瘦且齐腕者大约是少出家门的闺中淑女。那天我一路走着、跳着，记住了许多种服装款式，许多张笑着的脸。在诸多笑脸里，有两张脸格外清晰，便是冯掌柜和冯太太。我记住了他们的脸，还记住了悬在他们头上的那块“新丽成衣局”的招牌。那招牌三尺长短，竖挂着，招牌下飘着一块褪色许久的大红洋布。后来我曾多次从那块缀着红洋布的招牌下走过。
剧社进了b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各部门工作都有变化：服装股之于服装不再是单纯的“借”“还”我还得学会设计、采购、定制。说到设计，那时我尚不知西装的领带是怎样系在脖子上的，领花就更神秘。竹布大褂到底是一种什么材料？国民党军阶里的“星”和“花”的关系原来都属服装设计。一次剧社排练苏联的马车舞，导演定要让两个女演员的白纱短裙奓起来，令我大伤脑筋。末了，我没有能力使裙子奓起来，引得人们对我的工作议论纷纷。现在我的任务是为腰鼓队设计、制作三十套真正的腰鼓服。那天进b城时，我们没有腰鼓服，穿的都是自己的。这将是我第一次和裁缝打交道，于是我想起提法寺街钟鼓楼下的那个招牌和那两张笑脸，我决定去找冯掌柜。
在提法寺街，我很顺利地找到了那个竖挂着的木招牌。原来新丽成衣局并没有临街的门市，这招牌挂在一个窄小简单的街门上。b城这类街门有许多：两面侧立着的小墙顶着一个象征性门楼，门楼没有任何砖木雕刻作装饰，屋顶或扣几排灰瓦，或用麦秸泥抹出两边的小斜面，斜面上不约而同地都滋生着星星草；两扇单薄小门或白茬儿或涂着潦草的黑色；门也狭窄，两人并排便不易走过。新丽成衣局的门楼上是扣着几行灰瓦的。
我迈上两级青石台阶，走进冯掌柜的街门，转过一个青灰影壁，便看见冯掌柜那三间车间兼卧室的正房了。房前一架眉豆长得很旺，一串串紫色眉豆角正悬挂在架下。我站在眉豆架前喊：“屋里有人吗？”“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屋内飘出来，声音拖得很长也很和气，这声音立刻给我增添了几分对这店的信任感。随着声音的飘出，走出屋来的是个中年男人，白净的方脸，留着寸头，身上是一套剪裁得体的灰中式裤褂，和我进城那天看到的许多人一样，干净的袖口也是高卷着。他打量着我不知怎样称呼，一定也弄不清我的来意。我知道，这一切都和我那十五岁的年龄有关。后来我和许多店家打交道，他们对我都要如此这般地打量一番。我说明了身份和来意，冯掌柜才把我让进屋，但仍旧不放心地问：“贵姓？”“姓李。”我说。“剧团的？”“我们叫剧社。”冯掌柜了我第二次确切的回答，又注意研究了我身上穿的吊兜马裤，才放下心来。吊兜马裤，在正规部队里营以上干部才穿，惟我们剧社特殊。这时我的年龄显然已不再重要。“坐吧，李同志。”冯掌柜引我至迎门桌前，把我让到上手的位置，接着便吩咐惟一的伙计二小为我沏茶了。二小是个更小于我的少年，十二三岁吧，在新丽店除做些买菜、打杂的活计，便是站在一个煤球炉前把烧热的烙铁一次次地递到冯掌柜手中。冯掌柜的煤球炉上，常烧着三五把烙铁，方头的和尖头的。现在沏茶的并不是二小，却是冯掌柜的太太。冯太太是从一架靠床的缝纫机前站起来的，后来我注意到，这架缝纫机是“飞人”牌。自此，每次我来新丽店，冯太大都是从这架飞人牌缝纫机前站起来。
冯太太站起来亲自为我彻茶，显然是对二小沏茶的不放心。在一张桌面镶着花瓷砖的茶几上，一排放着几个茶筒，冯太太拣出的这只茶筒里放着香片，香片在新丽店是待客的上品了。之后，凡是我来，摆在我眼前的总是冯太太亲手沏下的香片。
现在冯大太把两只衬着茶托的茶碗摆在我和冯掌柜面前，先斟满我的碗，又给冯掌柜满上，便斯斯文文地站到冯掌柜一边去了。她差不多是依住冯掌柜而立，并习惯地把一只手轻搭在冯掌柜肩上，笑容可掬地静观着眼前将要发生的一切。那时我想，冯太太的笑容里既有对我这位陌生顾客的友好欢迎，也有对丈夫的无限信赖和爱戴。显然她已预感到，在我和冯掌柜之间展开的将是持久的友好合作。这预感里一定还包括了她自己将要为此做出的一切。
不能用好看来形容冯太太，从长相和衣着，乃至行为举止评断，她属于那种不显山水的女人。然而这确是一位贤惠美丽的女人，也许冯太太的贤惠和美丽，都融在了她这不显山水的仪态之中。
冯掌柜先和我聊了那天进城时剧社给人留下的印象，又问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特点，我有原则地回答着冯掌柜的问题。我发现冯掌柜同我谈话时，不时把自己的手抬起来，又搭在冯太太的手上。他们这种有分寸的爱抚并不顾忌我和二小的存在，这有分寸的爱抚也没有使我这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年觉出什么难为情。我体味到的竟是我初涉的一种城市文明，他们的举止使我想到了许多对于美满家庭、恩爱夫妻的形容。
果然，冯掌柜和冯太太的恩爱在提法寺街是出了名的，人们都说，有了冯太太的贤惠，在旧时的b城，冯掌柜不仅没有染上男子们很容易染上的恶习，他甚至连烟酒都不再去沾了，只知一心敬业，一心和冯太太恩爱。眼前站的纵然再是如花似玉的女子（裁缝面前是常有女性站立的），冯掌柜显出的也只是些职业眼光。他只用职业的眼光打量女人的身体，用皮尺为女人有分寸地具职业特点地量着“三围”这时冯太太坐在缝纫机上不再关注冯掌柜眼前是美人或天仙，缝纫机飞转着。
我进一步说明我的意。冯掌柜说：“李同志，这样吧，我给你参谋参谋吧。”他说得简洁、恳切。“用杭纺吧。”他又说。这当然是指面料。很快，冯太太便心领神会地从迎门桌抽屉里拿出一个毛边纸本，本上贴着各种布料。她把纸本翻给冯掌柜，冯掌柜指着上边的一块面料说：“你看，西街‘庆裕祥’就有，穿在身上也轻便，适合腰鼓的动作。你去买，我让芝兰送到染坊去染。”
就这样，在冯掌柜和他的爱妻芝兰的举荐下，对于腰鼓服的面料，我选择了杭纺。这也是我作为服装设计，初次知道的土布、洋布之外的面料称呼。后来，冯太太为我倒掉了尚存碗中的凉茶，又斟上了热的。就着热茶，我和冯掌柜还研究了这批服装的颜色和装饰细节，最后我拍板，决定女服用桃红做底，沿海蓝边儿；男服用天蓝做底，沿葱绿边儿。男女服都用棋盘领，下摆六角缀“云子”直待这时，冯太太在一旁才献计策似地说：“我看袖口沿两圈儿绦子也不难看。”我当然采纳了冯太太的建议，冯太太的建议为我们初次打交道划上了一个的句号。
就这样，第一批腰鼓服在我们剧社、在b城诞生了，以后它还成了腰鼓服的标准模式，我的工作也因此得到剧社领导的肯定。我在剧社受着表扬，还应付着各文艺团体（专业的、业余的）对腰鼓服的咨询。我也为冯掌柜介绍着生意。
因了冯掌柜、冯太太做生意的公道、热情，剧社和新丽成衣局形成了很好的合作关系，用当今的话形容，便是合作伙伴吧。开始冯掌柜叫我李同志，后来得知我还有官称，便一直称我李股长。我渐渐冯掌柜不仅善做中式细软活儿，对、军服和西装的剪裁缝制也很内行。他能从两种极为相同的服装款式上发现它们的不同，他说，粗看去，藏族服跟和尚的“偏衫”都属“和尚领”实际两种偏领各有不同；国民党的中山装和的中山装也不尽一样。“你看那兜儿，再看那领儿。”冯太太也常在我的颜色搭配上，有分寸地指出些不当。有一回我要急“赶”一套我军的将军服，苦于买不到黄呢面料，冯太太急中生智说：“拿条军毯试试吧。”冯掌柜也恍然大悟地兴奋起来，把手搭在冯太太肩上说：“还能难住我们？”这个“我们”显然是指我们这个三人创作集体。听从冯太太的提醒，我从剧社抱来一条日本军毯，冯掌柜在上面一阵比划，一套将军服便不失时机地出现在舞台上。
我和新丽成衣局合作的那些日子，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至今我仍然觉得，合作中的一切愉快，似乎都因冯先生和冯太太那完美的、天衣无缝的爱情的结合。有了他们之间的美好感情，才有了我们合作的美好。
两年以后，又是根据形势的需要，剧社演出少了，运动多了。我们每天围坐在宿舍里开会，或批判别人或检讨自己。我和新丽成衣局的联系也少了。这景况持续了将近一年。一日，我们正围坐在宿舍读报，领读者读了领导指定的社论和新闻，却又意外地从报纸一个不重要的位置发现本市一则和无关的小消息，虽然那时的报纸很少刊登这种与无关、纯属市井阶层的近似花边新闻的消息。看来报纸刊出这一消息，是因为它十分离奇却又真实可靠。消息大意说，几天前本市提法寺街一家名叫新丽成衣局的内掌柜冯氏，因病去世，二十四小时后被收尸入殓，四十八小时后找来“抬埋行”出殡入土。当冯氏的棺材被抬出家门时，因抬埋者不慎将一口不厚的棺材失手落地，棺材被摔碎。此时，已咽气四十八小时的冯氏却忽然从地上坐起，还阳于人问。余下的内容是：众人惊散，只有她的先生冯掌柜上前，在惊喜中将其妻抱起。之后的冯先生冯太太仍“相敬如宾、情感如初”听完这一消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我，并问我这消息的可靠性。对此我却无可奉告，只想，看来记者也颇了解冯掌柜和冯太太的关系了，由于这消息，冯掌柜和冯大太一定会在b城成为明星夫妻。
我见到还阳于人间的冯太太是几天以后的事。面对冯太太的还阳，我终归不是冯掌柜——报上消息说冯掌柜在惊喜中将其妻抱起。我呢，在欣喜中自然还有几分恐惧。我犹豫了几天才站在他们夫妻的面前，我相信我当时的表情仍有几分异常。他们给着我惊吓，我一定也给着他们惊吓。但我们很快都镇定下来，很快便友好如初了。显然，我们都已觉得大可不必再为那消息去作任何探听、安慰、解释和证实，往日的愉快渐渐又笼罩起我们。这样的笼罩也证实了消息中关于冯太太还阳于人世后，他们之间“相敬如宾，情感如初”之说。冯太太照旧为我沏来香片，之后照旧不显山水地依到冯掌柜一边，照旧把一只手搭在冯掌柜肩上。冯掌柜同我说话时，照旧又抬起一只手搭在冯太太手上。我们谈的都是题外话。冯掌柜问我剧社何时才能恢复排练，接着告诉我，庆裕祥又进了一种叫“富春纺”的面料，看来做舞蹈服要优于杭纺，有重量，不反光，也不易起褶，类似东方呢，但比东方呢造价低廉。他曾为某个剧团介绍了这材料，那剧团演出时他去看了，效果确实不错。冯太太呼应着冯掌柜，也补充起那面料染时“抓色”上机器不发飘等等特点。
我听着冯掌柜的介绍，不时观察着他们互搭在一起的两只手，猜测着还阳于人世后的冯太太，那手的温度会不会有别于从前。
运动终于过去了，剧社又开始排练新节目。我采购了富春纺去新丽成衣局，一次又一次证实着冯掌柜和冯太太相敬如宾，情感如初的传闻。
新丽成衣局若不是再有意外，冯掌柜和冯太太一定能手搭手走完他们的人生旅途。然而一年后，冯太太又死了。又是二十四小时后入殓，四十八小时后出殡。抬埋行的伙计又将抬着一口不甚厚实的棺材走出新丽成衣局狭窄的街门。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冯太太出门前，冯掌柜悄声对抬埋手作了些嘱咐，说：“千万小心些，侧身门就不会失手了。”听了冯掌柜的嘱咐，抬埋手们十分谨慎，出门时小心翼翼地拥着冯太太的棺木，轻提腿脚，小心侧身，平安出门，上次的摔棺事件没再发生，冯太太是真走了。
丧事过后，抬埋行里有钻牛角尖者议论起冯掌柜那天的嘱咐，他对伙计们说，按说，冯掌柜和冯太太不是好得出了名吗？咱们要是再摔一次棺材，冯太太再活一次，冯掌柜不是更高兴么。可他偏要嘱咐咱们别再失手，这是怎么个理儿？
这年我已不在b城，也听说了冯太太第二次被抬埋的事，乃至冯掌柜对抬埋手在意的嘱咐。
我再次见到冯掌柜，离冯太太第二次被抬埋也有五年，我偶有机会去b城看望原剧社的老战友。也是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吧，b城的五个门都已不复存在。路过西街时，我在“庆裕祥”门口见到了冯掌柜。那时私营商店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完成，私营绸布店“庆裕祥”已改成市花纱布公司某门市部。这门市部还建立了一条龙服务，店内设立了成衣部。此时的冯掌柜就供职于这店的成衣部。
我和冯掌柜在店前相互端详半天。冯掌柜仍然留着寸头，但中式裤褂已换成灰卡叽中山装，袖口仍然高挽着。他拉着我的手，像遇见亲人似的只说：“怎么不家去，怎么不家去。”我只说：“刚到，刚到。”后来，冯掌柜还是先把我领进“庆裕祥”的成衣部。我穿过熟悉的店堂，来到一个不大的房间，房间果真参差地摆着几张案子，几个师傅正在案前操作，当年新丽成衣局的伙计二小也正占着一张案子。我和冯掌柜还没来得及更多寒暄，便有女客来找冯掌柜了。像从前一样，冯掌柜收下女客的面料，拿起皮尺，便围绕着这女客忙碌起，量完长短，他又把皮尺在女客身上撑圆，有分寸地扯动着皮尺，在女客的“三围”一带留出恰如其分的余地。
我和冯掌柜在“庆裕祥”门前告别后，没有再去提法寺街，没有再去新丽成衣局，也没有向人打听冯掌柜是否又成了家。我只依据冯掌柜对抬埋手的嘱咐，努力寻找着，企图在冯掌柜和冯太太的关系中找出些不甚完美的蛛丝马迹。最后我只想到，那次我到冯太太还阳人世后的新丽成衣局拜访，冯掌柜为我介绍富春纺时，话似乎稠了些，反叫人觉出他那一番介绍的心不在焉。这本不是冯掌柜的性格。
可是，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想得更多的，还是冯掌柜和冯太太那相互搭在一起的手，和冯掌柜面对女性的“三围”所留出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