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自己的历史，无论是在部队工作时，还是转业到地方工作后，一直在机关和文字打交道，并一直没有放下业余写作。最近，还将这么多年来写的文章编辑出版了一本晨风细雨文集。现在想来，我之所以走到今天，都缘于在我念小学时受到过老师的一句表扬。
我的作文受到老师表扬
记的那是上小学四年级时，第一次上作文课（我三年级没读，直接从小学二年级升入四年级）老师让我们写的作文是“记一位好同学”
从上小学起，我读的课外书可能就比别的同学多一些，因为，在我兄弟六个中我最小，前面哥哥们上学的书，尤其是语文书我经常阅读，我虽然上小学，但有些中学甚至高中的语文课本我也经常翻看。那时候农村的课外读物很少，有哥哥们的这些语文课本可读就是我比其他同学的优势。因为看的书多了，写起这种记叙文来就不感觉有什么困难。
记的我那篇作文写的是师俊刚同学。因为我和他是同桌，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在我们班四十多名同学中，学习成绩是最好的，没有掉下过前三名，我们两个关系也很好。我写了他学习如何好，上课如何认真听讲，课后如何认真完成作业。又写了他如何乐于助人，尤其是在学习上如何耐心地给向他请教的同学解答问题，如何帮助辅导学习落后的同学等，都是围绕他是一个好同学来写的，我洋洋洒洒地写了三、四页并按时上交了作文。
一天，已经上初中一年级的五哥来看我，正赶上王宗道老师（也曾教过我五哥）抱着我们班的作文本进教室。王老师当着我的面对我五哥说：“其文，你还得好好用功啊，瞧你六弟才上四年级，他的作文就写得这么好。”
听了王老师的话，我真是受宠若惊。这可是我第一次写作文，过去我都没有听说过还有作文课，更没有想到老师和同学们对写作文这么重视！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的这篇作文还能受到王老师的表扬。
王宗道老师是一位很受人尊敬的老师。他原来是县一中非常出名的数学老师，人称“王代数”我兄弟六人中有三个曾是他的学生。当时听说是因为被划为右派才下放到我们村当老师的。王老师到我们村里后，东、西、前元坊三个大队的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要合并一个四年级班，当时我们西元坊大队没有三年级班，只有二年级班，为了让我们也合入四年级班，我们近二十位同学就跳过三年级直接升入四年级。
那时王宗道老师大概有四十多不到五十岁的样子，人长得又黑又瘦。平时不苟言笑，他很少表扬谁，但批评起人来非常严厉。同学们都很怕他，也很尊敬他。
刚开始，我们这个班的语文、数学等所有课程都由他一个人教。
在第二次的作文课时，王老师对上次全班的作文进行了讲评，特地对我的那篇作文提出了表扬，说我的作文写的好，文字通顺，内容丰富，全篇内容围绕如何表现那位好同学组织材料，写得有血有肉，是篇很好的作文，并希望我再接再励。后来，还将我那篇作文当成范文在全班宣读。
课后，班里很多同学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还有的女同学又将我的作文本要过去说是好好学习学习。
真的没想到，我的第一次作文能受到王老师的如此器重和表扬，王老师可是不轻易表扬人哩，能受到他的表扬真的不容易。
这对我来说一方面心里高兴，感觉在同学面前挺有面子。另一方面又感觉挺有压力，这次的作文受到老师表扬了，下次呢？现在，全班同学都知道我的作文写得好，我不能有负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共识，不然的话自己多没面子啊。
从此我对作文更用功了
从此后，每一次的作文课，我都非常认真地对待，以能得到老师表扬，能当范文在全班宣读为奋斗目标。
于是，我在语文方面更加用功了，根据老师提出的要想写好作文平时必须要多读、多看、多记的要求，千方百计地找一些课外读物看。记得我们村大队部订着一本山东文艺杂志，我每一期都借来阅读，对里面的一些山东快书、快板、相声等作品几乎都能背下来，有时还能给同学们表演一段。对小说里面关于人物描写、心理描写、景物描写等都大段大段地抄写在一个专门的笔记本上。记不清是谁送我一本上海小学生作文选，尽管是大城市里的孩子写的作文，与我们的生活完全是两个世界，但仍然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记得上中学时，我就让正在万善、清水两个公社读高中的四哥和五哥分别在他们学校图书室里借书给我看。这期间我阅读了大量的小说，如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大部头的小说也看了不少。看的书多了，掌握的词汇也就多了，文字表达能力自然就提高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由于自己的努力，从上小学第一篇作文受到老师的表扬起，一直到后来的上初中到高中，我的作文一直在全班都是比较好的，几乎是每次都被老师当成范文宣读。
1977年是结束文革后第一次考试入学。我是初中毕业在生产队劳动了一年后，又参加的高中入学考试，就因为我的那篇记一件最有意义的事作文写的好，老师给的评分高，我的语文单科成绩取得全公社第一名。
1980年参加高考时，也是因为语文成绩考的比较理想，给我往上拉了分，使我的总分超过了大学录取分数线，最终被一所军队院校录取。
进军校不忘业余写作
考入军校后，在紧张地学习、训练之余，除经常给中队的黑板报写一些表扬稿外，还结合学习内容给学校的教学研究学员天地等校刊投一些学习体会及教学建议的稿件，不断有“豆腐块”刊登。每年学校组织文艺联欢时，我都积极参加，还自编自演一些小节目，为此曾受到过大队和学校的奖励。
1983年军校毕业分到北京军区工兵某团，一开始先下连队当排长，半年后就被调到团政治处。后来团政治处李树炳主任曾告诉我：“你们这批学生官一来我就盯上你了，当时政治处没留你是因为你需要去连队锻炼一下。”原来政治处一直在物色文字写作能力强的干部。正好，那年一下子分到这个团19名军校毕业的学员，政治处主任对我们这些学员的档案逐一进行了审查，他们在我的档案中发现了因给校刊投稿成绩突出受到嘉奖的材料，于是政治处将我当成一个有一定写作能力的学生官第一个调入团机关。
先在政治处任书记，这个书记可不是支部或党委书记，而是相当于秘书的角色，负责政治处的文件收发、公章使用以及办公文具的发放等，领导的意图主要是先让我熟悉一下政治处的情况。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正式任命我为宣传股新闻干事。
干上了新闻报道工作
新闻报道虽然是我比较喜欢的专业，但搞新闻报道和“喜欢文学”毕竟还不太一样。如何找新闻、抓新闻、写新闻，对我这个初到部队的学生官来说还是陌生的。于是，我一边抓紧自学新闻报道有关知识，一边深入连队采访。写稿子往往是利用晚上的时间加班赶写，常常为了写稿子连机关放电影都不去看，那时写的新闻报道稿主要投寄给北京军区战友报。开始是写的多、投的多，大部分稿子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了消息。但我不泄气，不气馁，边学边干，凭着一股热情，一种执着，不久，还真的有几篇稿子在军区的报纸上刊登了。后来，慢慢地摸索、积累了一些经验，知道了搞新闻报道需要注意研究分析报纸，结合国家和部队的形势，及时地掌握报道重点，还学会了经常和报社的编辑进行沟通。这样慢慢地自己采写的稿子刊用率就提高了，后来还陆续地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了文章。我在我们团里和战友报社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因新闻报道工作成绩突出，连续两年我荣立三等功。
1987年我随所在部队赶赴云南老山前线执行防御作战任务。我们团的部队分散在老山、扣林山等一线阵地构筑野战永备工事。这里属于亚热带气候，夏天，温度高达摄氏四十多度，闷热潮湿，蚊虫肆虐，而且地雷遍布。敌人还不时地进行炮击，并时常派出小股分队进行偷袭。在这种情况下，要将成千上万吨水泥、砂石、钢筋、模板等建筑材料运上阵地。机械车辆都用不上，战士们只能用钢筋焊成的小背篓一趟一趟地往山上背。陡峭的山坡上拉着一根绳索，战士们背着上百斤重的砂石，双手攀着绳索往上爬，手、肩、背磨得血肉模糊，却没有一个喊苦叫累的。
在前线时，我除了负责编辑一周一期的南疆工兵报以外，还经常深入到各营、连，和战士同吃、同住、同战斗，亲身体验连队战士在前线的战斗生活。那时，我天天都被战士们舍小家，为大家，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舍身报国的英雄事迹感动着，我常常是白天和战士们一块战斗；晚上，在闷热的帐篷里赶写稿件。除给军队报社投稿以外，还给战士的家乡媒体投稿。每当战士们的事迹在他们的家乡报纸、电台被宣扬时，战士们的亲人都是含着眼泪阅读、收听，家乡就会掀起一阵阵拥军热潮；当这些信息再通过家书反馈到前线时，又更进一步激发了指战员的战斗热情。每当这时，我都深深地感觉到我作为一名新闻干事肩上所负责任的份量。更激励着我一定要将前线战士的英雄事迹，及时地、准确地、全面地向战士家乡的人民、向全国人民宣扬出去，让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全国发扬光大。
参战前，我还在团里专门组织了一期新闻报道培训班，为各单位培养了一批新闻报道骨干，这些报道员在前线发挥了很大作用。 参战一年，我分管的新闻报道工作成绩非常突出，全团在全国报纸、电台用稿达三百多篇，被军区评为新闻报道先进单位。我个人上稿近百篇，也荣立个人三等功。
调入军区政治部
1991年，调到北京政治部工作的老股长给我一个信息：军区政治部干休处缺一位干事问我愿不愿意调过去？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能进行军区机关是我多年的愿望。田股长说：“你如果想去，我给他们推荐一下，但人家要不要你那就看你自己的了。”
他给人家打过电话后，就让我过去一趟。去以前我和田股长商量，给人家带点什么礼品。田股长说你什么礼品也不用带，要带就将你这些年发表的文章剪报带去让人家看看。
于是我带上自己的剪报集就去了北京军区干休处。一进干休处吕主任办公室，正好碰上李政委和吕主任在一起研究工作。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后，我就将剪报集给两位领导递过去。两位领导翻看了我的文章后表态说：你明天就来上班吧。
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给单位领导说呢。”
李政委说：“这你就不用管了，我们让军区政治部给你们单位打个招呼就行了。”
就这样，我被调到军区政治部。
上班的第一天，吕主任和李政委就交给我一项紧急任务：第一干休所有一位享受副兵团级待遇的老红军范普权刚去世，他原是山西省军区副政委。要我在他的三个女儿还没有离开北京之前抓紧采访，整理这位老红军的事迹材料，准备上报军区树立他为老干部先进典型，并将他的事迹在有关媒体上进行宣传。
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件艰巨的任务，一是我对这位老红军的个人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必须从零开始。二是因干休处人手紧张就我一个人要独立完成任务。自己刚来也不好向领导提额外地要求，就只好硬着头皮干了。
从哪里先了解起呢？有人提议我先找干休处原处长、政委了解一下，说他们对范老将军的情况了解的比较多。于是我利用一天的时间分别向两位已经休息了的干休处原处长、政委进行了采访，随后又采访了范老将军的三个女儿，最后又采访了他的司机、炊事员等有关人员。对个别人还进行了多次采访。通过深入细致地了解、采访，掌握了大量的素材。随后，我对已经掌握的材料又进行了认真地分析、综合。最后，以这位老将军离休后仍然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子女，艰苦朴素，永远保持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为主线写出一篇老将军和他女儿们的故事长篇事迹通讯。
只用了短短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从采访到成稿，当我将写好的文章交给干休处的领导看后，领导们非常满意，立即指示要以特大号字打印出来并张贴在干休所大院的橱窗里。
范老将军的事迹在橱窗里贴出后，立即在老干部当中引起很大的反响，有位姓杨的离休干部（北京军区战友报社原社长）专门跑到我们办公室打听这篇文章是谁写的，他说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感人，他读的时候都掉泪了。他还说从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老干部有一种深厚的感情。当他听说是我一位新调来干事写的时候，就走到我跟前和我握手，向我表示感谢。临走，他还向我又要走一份材料，说是回家以后也让他的孩子们好好学习、学习。
干休处将范老将军的事迹材料报到军区政治部后，政治部的领导批示：由政治部宣传部、老干部局会同干休处一起将范老将军的事迹整理后在有关媒体上进行宣传。后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老年报和军区战友报等报纸都先后刊登了范老将军的先进事迹。
转业考入国家机关
1996年经过组织批准我转业地方工作。
国家机关选招部队转业干部大会是在军事博物馆举行，会期是三天。参会前，我将自己多年来剪报集复印了几十本，在向各选招单位投简历的同时也送给对方一本我的剪报集。很多国家机关的的选招人员对此非常感兴趣。还有的当着我的面就说：“太好了，这比什么文凭啊、证书啊都管用。”还有一家可能是他说了就能决定的选招人员向我保证：“我们正需要你这种人才（人家将咱高抬成人才了），你什么时候来，我们什么时候要。”
那次大会上，我给几十家单位发送了个人材料，有十多家单位当天就给我打电话约我面谈，我也去过几家感觉不太理想，就没有定下来。
第二天，我骑车去军事博物馆的路上，路过国家工商局门口，当时在会场上没有发现他们去人选招。于是我就进去给他们人事司里放下一份个人简历和剪报集。
三天的选招大会结束后，我马不停蹄地参加一些单位的面试、约谈。
中央办公厅下面的一个局只招一名转业干部，那天他们一下子就约去十多名。当场对我们进行笔试，在限定的时间内写一篇论说文我的苦乐观。写这样的言论文章对我来说可算是轻车熟路。我还清楚记得开头一段我是这样写的“苦乐观属于人生观的范畴，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就有什么样的苦乐观。人生观是对人生的意义、目的的看法。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人生观，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是以个人为圆心，以自我为半经划圆，一切为了个人的利益，以追求金钱和享受为目的。而我们共产党人的人生观就是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我们的人生观就决定了我们的苦乐观，那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章中我还举例写了1987年我随部队赶赴云南前线执行防御作战任务时，为国家的利益，为了后方人民的幸福，我们前线战士如何做到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等等。
考完的第二天，接到他们单位一位工作人员的电话，说他们局长看了我写的那篇文章后认为不错，要找我面谈。面谈时，那位领导先给我介绍了他们单位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工作性质，以及所招录干部的工作岗位等，然后又了解了我的一些情况。总之，对我还是比较满意，希望我尽快定下来，并和他们及时沟通。
选择也是一种痛苦，有的人可能因为找不到接收单位而痛苦，我却为选择去哪家单位而痛苦。面对十多家向伸出橄榄枝的单位，我却陷入犹豫，不知道去哪家好。定下这家吧，又怕后面还有更理想的单位，不定下来吧，又担心人家选招了别人，而使自己错过了机会。
正在我犹豫时，工商局来电话要我明天去他们单位参加招录考试。当时真有些不想去，都这么大年龄了，还考什么啊，又不是没有单位要我。
“参加一个考试不是多一个选择嘛。”妻子的一句话，奠定了我去应试的信心。
听说那天有一百多人参加考试，他们只招收三名转业干部。
考试内容除行政职业能力的测试题和哲学、政治经济学常识题以外，就是写一篇论说文谈王海现象，这次考试内容对长年从事政治宣传工作的我来说并不算难，前面的题目做完后，我将主要精力放在写那篇作文上。记得那篇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王海打假经新闻媒体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有人说王海是刁民，我却为王海作为公民参与打假而叫好。”随后我又从我国的经济发展、体制、机制、监管等诸方面进行了论述。那天我是第一个答完试题交卷走出考场的，对这次考试我自认为还比较满意。
考完的第三天，我实在等不下去了，就给工商局人事司打电话询问我考试的成绩，当我报出自己的姓名后，对方说：你的成绩不错（后来听说是第一名），我们正要通知你，明天上午来面试吧。
那时候，各家面试的过程大体一样，接收单位的领导和我面谈，互相介绍一下情况，如果对方对我的情况满意的话，就希望我尽快定下来。当时工商局人事司的钟司长对我说：“你回去再考虑一下，是来还是不来，明天给我们回个话，如果你不来，我们好再找下一位谈。”
自己从农村考入军校，又长期在部队工作，对地方的情况不了解。确定自己转业前，也没有个目标，既没托关系，也没找熟人。只是凭着一种自信，凭着我那本剪报集，我就坚信一定会找到一家接收单位的。到底转业去哪家单位好，自己真的不知道。
人往往是这样，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对方很痛快答应的，自己没费劲而轻易得到的，反倒不太重视。而很多人来竞争，又是考试，又是面试，自己过关斩将而取胜的，反而很珍贵，不想放弃。
当年我转业选择进工商局就因这种心理的驱使。
转业后，又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每天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写下来，工作之余整理成篇，先贴入自己的博客或选入自己的文集，有时也给一些报刊投稿。坚持做到活到老，学到老。
总之，年逾五十的我，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历程，都与我的爱好文字写作分不开，而这又是缘于上小学时，老师对我作文的一句表扬。
我的作文受到老师表扬
记的那是上小学四年级时，第一次上作文课（我三年级没读，直接从小学二年级升入四年级）老师让我们写的作文是“记一位好同学”
从上小学起，我读的课外书可能就比别的同学多一些，因为，在我兄弟六个中我最小，前面哥哥们上学的书，尤其是语文书我经常阅读，我虽然上小学，但有些中学甚至高中的语文课本我也经常翻看。那时候农村的课外读物很少，有哥哥们的这些语文课本可读就是我比其他同学的优势。因为看的书多了，写起这种记叙文来就不感觉有什么困难。
记的我那篇作文写的是师俊刚同学。因为我和他是同桌，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在我们班四十多名同学中，学习成绩是最好的，没有掉下过前三名，我们两个关系也很好。我写了他学习如何好，上课如何认真听讲，课后如何认真完成作业。又写了他如何乐于助人，尤其是在学习上如何耐心地给向他请教的同学解答问题，如何帮助辅导学习落后的同学等，都是围绕他是一个好同学来写的，我洋洋洒洒地写了三、四页并按时上交了作文。
一天，已经上初中一年级的五哥来看我，正赶上王宗道老师（也曾教过我五哥）抱着我们班的作文本进教室。王老师当着我的面对我五哥说：“其文，你还得好好用功啊，瞧你六弟才上四年级，他的作文就写得这么好。”
听了王老师的话，我真是受宠若惊。这可是我第一次写作文，过去我都没有听说过还有作文课，更没有想到老师和同学们对写作文这么重视！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的这篇作文还能受到王老师的表扬。
王宗道老师是一位很受人尊敬的老师。他原来是县一中非常出名的数学老师，人称“王代数”我兄弟六人中有三个曾是他的学生。当时听说是因为被划为右派才下放到我们村当老师的。王老师到我们村里后，东、西、前元坊三个大队的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要合并一个四年级班，当时我们西元坊大队没有三年级班，只有二年级班，为了让我们也合入四年级班，我们近二十位同学就跳过三年级直接升入四年级。
那时王宗道老师大概有四十多不到五十岁的样子，人长得又黑又瘦。平时不苟言笑，他很少表扬谁，但批评起人来非常严厉。同学们都很怕他，也很尊敬他。
刚开始，我们这个班的语文、数学等所有课程都由他一个人教。
在第二次的作文课时，王老师对上次全班的作文进行了讲评，特地对我的那篇作文提出了表扬，说我的作文写的好，文字通顺，内容丰富，全篇内容围绕如何表现那位好同学组织材料，写得有血有肉，是篇很好的作文，并希望我再接再励。后来，还将我那篇作文当成范文在全班宣读。
课后，班里很多同学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还有的女同学又将我的作文本要过去说是好好学习学习。
真的没想到，我的第一次作文能受到王老师的如此器重和表扬，王老师可是不轻易表扬人哩，能受到他的表扬真的不容易。
这对我来说一方面心里高兴，感觉在同学面前挺有面子。另一方面又感觉挺有压力，这次的作文受到老师表扬了，下次呢？现在，全班同学都知道我的作文写得好，我不能有负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共识，不然的话自己多没面子啊。
从此我对作文更用功了
从此后，每一次的作文课，我都非常认真地对待，以能得到老师表扬，能当范文在全班宣读为奋斗目标。
于是，我在语文方面更加用功了，根据老师提出的要想写好作文平时必须要多读、多看、多记的要求，千方百计地找一些课外读物看。记得我们村大队部订着一本山东文艺杂志，我每一期都借来阅读，对里面的一些山东快书、快板、相声等作品几乎都能背下来，有时还能给同学们表演一段。对小说里面关于人物描写、心理描写、景物描写等都大段大段地抄写在一个专门的笔记本上。记不清是谁送我一本上海小学生作文选，尽管是大城市里的孩子写的作文，与我们的生活完全是两个世界，但仍然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记得上中学时，我就让正在万善、清水两个公社读高中的四哥和五哥分别在他们学校图书室里借书给我看。这期间我阅读了大量的小说，如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大部头的小说也看了不少。看的书多了，掌握的词汇也就多了，文字表达能力自然就提高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由于自己的努力，从上小学第一篇作文受到老师的表扬起，一直到后来的上初中到高中，我的作文一直在全班都是比较好的，几乎是每次都被老师当成范文宣读。
1977年是结束文革后第一次考试入学。我是初中毕业在生产队劳动了一年后，又参加的高中入学考试，就因为我的那篇记一件最有意义的事作文写的好，老师给的评分高，我的语文单科成绩取得全公社第一名。
1980年参加高考时，也是因为语文成绩考的比较理想，给我往上拉了分，使我的总分超过了大学录取分数线，最终被一所军队院校录取。
进军校不忘业余写作
考入军校后，在紧张地学习、训练之余，除经常给中队的黑板报写一些表扬稿外，还结合学习内容给学校的教学研究学员天地等校刊投一些学习体会及教学建议的稿件，不断有“豆腐块”刊登。每年学校组织文艺联欢时，我都积极参加，还自编自演一些小节目，为此曾受到过大队和学校的奖励。
1983年军校毕业分到北京军区工兵某团，一开始先下连队当排长，半年后就被调到团政治处。后来团政治处李树炳主任曾告诉我：“你们这批学生官一来我就盯上你了，当时政治处没留你是因为你需要去连队锻炼一下。”原来政治处一直在物色文字写作能力强的干部。正好，那年一下子分到这个团19名军校毕业的学员，政治处主任对我们这些学员的档案逐一进行了审查，他们在我的档案中发现了因给校刊投稿成绩突出受到嘉奖的材料，于是政治处将我当成一个有一定写作能力的学生官第一个调入团机关。
先在政治处任书记，这个书记可不是支部或党委书记，而是相当于秘书的角色，负责政治处的文件收发、公章使用以及办公文具的发放等，领导的意图主要是先让我熟悉一下政治处的情况。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正式任命我为宣传股新闻干事。
干上了新闻报道工作
新闻报道虽然是我比较喜欢的专业，但搞新闻报道和“喜欢文学”毕竟还不太一样。如何找新闻、抓新闻、写新闻，对我这个初到部队的学生官来说还是陌生的。于是，我一边抓紧自学新闻报道有关知识，一边深入连队采访。写稿子往往是利用晚上的时间加班赶写，常常为了写稿子连机关放电影都不去看，那时写的新闻报道稿主要投寄给北京军区战友报。开始是写的多、投的多，大部分稿子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了消息。但我不泄气，不气馁，边学边干，凭着一股热情，一种执着，不久，还真的有几篇稿子在军区的报纸上刊登了。后来，慢慢地摸索、积累了一些经验，知道了搞新闻报道需要注意研究分析报纸，结合国家和部队的形势，及时地掌握报道重点，还学会了经常和报社的编辑进行沟通。这样慢慢地自己采写的稿子刊用率就提高了，后来还陆续地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了文章。我在我们团里和战友报社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因新闻报道工作成绩突出，连续两年我荣立三等功。
1987年我随所在部队赶赴云南老山前线执行防御作战任务。我们团的部队分散在老山、扣林山等一线阵地构筑野战永备工事。这里属于亚热带气候，夏天，温度高达摄氏四十多度，闷热潮湿，蚊虫肆虐，而且地雷遍布。敌人还不时地进行炮击，并时常派出小股分队进行偷袭。在这种情况下，要将成千上万吨水泥、砂石、钢筋、模板等建筑材料运上阵地。机械车辆都用不上，战士们只能用钢筋焊成的小背篓一趟一趟地往山上背。陡峭的山坡上拉着一根绳索，战士们背着上百斤重的砂石，双手攀着绳索往上爬，手、肩、背磨得血肉模糊，却没有一个喊苦叫累的。
在前线时，我除了负责编辑一周一期的南疆工兵报以外，还经常深入到各营、连，和战士同吃、同住、同战斗，亲身体验连队战士在前线的战斗生活。那时，我天天都被战士们舍小家，为大家，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舍身报国的英雄事迹感动着，我常常是白天和战士们一块战斗；晚上，在闷热的帐篷里赶写稿件。除给军队报社投稿以外，还给战士的家乡媒体投稿。每当战士们的事迹在他们的家乡报纸、电台被宣扬时，战士们的亲人都是含着眼泪阅读、收听，家乡就会掀起一阵阵拥军热潮；当这些信息再通过家书反馈到前线时，又更进一步激发了指战员的战斗热情。每当这时，我都深深地感觉到我作为一名新闻干事肩上所负责任的份量。更激励着我一定要将前线战士的英雄事迹，及时地、准确地、全面地向战士家乡的人民、向全国人民宣扬出去，让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全国发扬光大。
参战前，我还在团里专门组织了一期新闻报道培训班，为各单位培养了一批新闻报道骨干，这些报道员在前线发挥了很大作用。 参战一年，我分管的新闻报道工作成绩非常突出，全团在全国报纸、电台用稿达三百多篇，被军区评为新闻报道先进单位。我个人上稿近百篇，也荣立个人三等功。
调入军区政治部
1991年，调到北京政治部工作的老股长给我一个信息：军区政治部干休处缺一位干事问我愿不愿意调过去？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能进行军区机关是我多年的愿望。田股长说：“你如果想去，我给他们推荐一下，但人家要不要你那就看你自己的了。”
他给人家打过电话后，就让我过去一趟。去以前我和田股长商量，给人家带点什么礼品。田股长说你什么礼品也不用带，要带就将你这些年发表的文章剪报带去让人家看看。
于是我带上自己的剪报集就去了北京军区干休处。一进干休处吕主任办公室，正好碰上李政委和吕主任在一起研究工作。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后，我就将剪报集给两位领导递过去。两位领导翻看了我的文章后表态说：你明天就来上班吧。
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给单位领导说呢。”
李政委说：“这你就不用管了，我们让军区政治部给你们单位打个招呼就行了。”
就这样，我被调到军区政治部。
上班的第一天，吕主任和李政委就交给我一项紧急任务：第一干休所有一位享受副兵团级待遇的老红军范普权刚去世，他原是山西省军区副政委。要我在他的三个女儿还没有离开北京之前抓紧采访，整理这位老红军的事迹材料，准备上报军区树立他为老干部先进典型，并将他的事迹在有关媒体上进行宣传。
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件艰巨的任务，一是我对这位老红军的个人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必须从零开始。二是因干休处人手紧张就我一个人要独立完成任务。自己刚来也不好向领导提额外地要求，就只好硬着头皮干了。
从哪里先了解起呢？有人提议我先找干休处原处长、政委了解一下，说他们对范老将军的情况了解的比较多。于是我利用一天的时间分别向两位已经休息了的干休处原处长、政委进行了采访，随后又采访了范老将军的三个女儿，最后又采访了他的司机、炊事员等有关人员。对个别人还进行了多次采访。通过深入细致地了解、采访，掌握了大量的素材。随后，我对已经掌握的材料又进行了认真地分析、综合。最后，以这位老将军离休后仍然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子女，艰苦朴素，永远保持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为主线写出一篇老将军和他女儿们的故事长篇事迹通讯。
只用了短短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从采访到成稿，当我将写好的文章交给干休处的领导看后，领导们非常满意，立即指示要以特大号字打印出来并张贴在干休所大院的橱窗里。
范老将军的事迹在橱窗里贴出后，立即在老干部当中引起很大的反响，有位姓杨的离休干部（北京军区战友报社原社长）专门跑到我们办公室打听这篇文章是谁写的，他说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感人，他读的时候都掉泪了。他还说从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老干部有一种深厚的感情。当他听说是我一位新调来干事写的时候，就走到我跟前和我握手，向我表示感谢。临走，他还向我又要走一份材料，说是回家以后也让他的孩子们好好学习、学习。
干休处将范老将军的事迹材料报到军区政治部后，政治部的领导批示：由政治部宣传部、老干部局会同干休处一起将范老将军的事迹整理后在有关媒体上进行宣传。后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老年报和军区战友报等报纸都先后刊登了范老将军的先进事迹。
转业考入国家机关
1996年经过组织批准我转业地方工作。
国家机关选招部队转业干部大会是在军事博物馆举行，会期是三天。参会前，我将自己多年来剪报集复印了几十本，在向各选招单位投简历的同时也送给对方一本我的剪报集。很多国家机关的的选招人员对此非常感兴趣。还有的当着我的面就说：“太好了，这比什么文凭啊、证书啊都管用。”还有一家可能是他说了就能决定的选招人员向我保证：“我们正需要你这种人才（人家将咱高抬成人才了），你什么时候来，我们什么时候要。”
那次大会上，我给几十家单位发送了个人材料，有十多家单位当天就给我打电话约我面谈，我也去过几家感觉不太理想，就没有定下来。
第二天，我骑车去军事博物馆的路上，路过国家工商局门口，当时在会场上没有发现他们去人选招。于是我就进去给他们人事司里放下一份个人简历和剪报集。
三天的选招大会结束后，我马不停蹄地参加一些单位的面试、约谈。
中央办公厅下面的一个局只招一名转业干部，那天他们一下子就约去十多名。当场对我们进行笔试，在限定的时间内写一篇论说文我的苦乐观。写这样的言论文章对我来说可算是轻车熟路。我还清楚记得开头一段我是这样写的“苦乐观属于人生观的范畴，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就有什么样的苦乐观。人生观是对人生的意义、目的的看法。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人生观，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是以个人为圆心，以自我为半经划圆，一切为了个人的利益，以追求金钱和享受为目的。而我们共产党人的人生观就是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我们的人生观就决定了我们的苦乐观，那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章中我还举例写了1987年我随部队赶赴云南前线执行防御作战任务时，为国家的利益，为了后方人民的幸福，我们前线战士如何做到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等等。
考完的第二天，接到他们单位一位工作人员的电话，说他们局长看了我写的那篇文章后认为不错，要找我面谈。面谈时，那位领导先给我介绍了他们单位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工作性质，以及所招录干部的工作岗位等，然后又了解了我的一些情况。总之，对我还是比较满意，希望我尽快定下来，并和他们及时沟通。
选择也是一种痛苦，有的人可能因为找不到接收单位而痛苦，我却为选择去哪家单位而痛苦。面对十多家向伸出橄榄枝的单位，我却陷入犹豫，不知道去哪家好。定下这家吧，又怕后面还有更理想的单位，不定下来吧，又担心人家选招了别人，而使自己错过了机会。
正在我犹豫时，工商局来电话要我明天去他们单位参加招录考试。当时真有些不想去，都这么大年龄了，还考什么啊，又不是没有单位要我。
“参加一个考试不是多一个选择嘛。”妻子的一句话，奠定了我去应试的信心。
听说那天有一百多人参加考试，他们只招收三名转业干部。
考试内容除行政职业能力的测试题和哲学、政治经济学常识题以外，就是写一篇论说文谈王海现象，这次考试内容对长年从事政治宣传工作的我来说并不算难，前面的题目做完后，我将主要精力放在写那篇作文上。记得那篇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王海打假经新闻媒体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有人说王海是刁民，我却为王海作为公民参与打假而叫好。”随后我又从我国的经济发展、体制、机制、监管等诸方面进行了论述。那天我是第一个答完试题交卷走出考场的，对这次考试我自认为还比较满意。
考完的第三天，我实在等不下去了，就给工商局人事司打电话询问我考试的成绩，当我报出自己的姓名后，对方说：你的成绩不错（后来听说是第一名），我们正要通知你，明天上午来面试吧。
那时候，各家面试的过程大体一样，接收单位的领导和我面谈，互相介绍一下情况，如果对方对我的情况满意的话，就希望我尽快定下来。当时工商局人事司的钟司长对我说：“你回去再考虑一下，是来还是不来，明天给我们回个话，如果你不来，我们好再找下一位谈。”
自己从农村考入军校，又长期在部队工作，对地方的情况不了解。确定自己转业前，也没有个目标，既没托关系，也没找熟人。只是凭着一种自信，凭着我那本剪报集，我就坚信一定会找到一家接收单位的。到底转业去哪家单位好，自己真的不知道。
人往往是这样，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对方很痛快答应的，自己没费劲而轻易得到的，反倒不太重视。而很多人来竞争，又是考试，又是面试，自己过关斩将而取胜的，反而很珍贵，不想放弃。
当年我转业选择进工商局就因这种心理的驱使。
转业后，又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每天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写下来，工作之余整理成篇，先贴入自己的博客或选入自己的文集，有时也给一些报刊投稿。坚持做到活到老，学到老。
总之，年逾五十的我，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历程，都与我的爱好文字写作分不开，而这又是缘于上小学时，老师对我作文的一句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