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环球时服又发表了一篇“能容外部献策的中国才是自信的”读完这篇文章总的感觉该文章的作者思维混乱，词不搭意，自相矛盾。让人有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
首先，中国人什么时候不容外部献策了？我认为中国人是最包容的，中国人什么时候都是欢迎外国的朋友给我们献好策，出良计。对那些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含有毒药的计策，我们不但不欢迎，而且要坚决的予以揭露和驳斥。这与一个国家的自信不自信有什么关系？如果你非要往自信上扯，自己高高在上以一位“教师爷”口气，说出这种“能容外部献策的中国才是自信的”的话，那才正是反映作者的崇洋心态和自卑的心理。
第二，你文章中说“报告中确实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但这是中共15大以来，国家的一贯主张。该报告中并无一处提‘国有企业私有化’，一些批评者树立的靶子不真实，加入了大量自己的想象”
那么请问该文章的作者，你说此报告没有提中国的私有化，那么他们对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又提出哪些好的计策？你能说出来让大家听听吗？让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也辨别一下是良策还是毒药。
请你不要以为老百姓都是傻子。你也不要一看到广大的网友对“私有化”出现一片反对声，就改口替对方辩护，这不是更显示出你心虚的表现吗？
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能想到，佐立克作为私有化的代言人，他对我们的国企不提私有化，难道能对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企改革提出更好的、进一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国企改革建议？
据网友余亮“为什么要在世行面前抗议？”文章披露“世行网站提供的报告的中文概要里是几乎没有出现“私有”一词，但我粗略统计了完整的英文报告（篇幅有400多页），里面私有化（privatization）一词在正文出现7次，私有（private）一词则出现多达229次，并重点提到私有化对航空、电信等战略和支柱产业的好处（第132页）和对国有银行产权改制的期望。网上新闻更是爆出之前国资委曾经致信国研院强烈抗议这份报告违宪，国研院因此对报告做出大量修改，否则我猜测“私有化”会出现更多，真正是满纸“私有”对网友提供的这一事实你又如何解释？
第三，你文章中说到“更重要的是，反对中外学者搞联合研究，这种态度过于保守。”
请问，是哪一位中国人反对中外学者搞联合研究了？杜建国的文章我们也读了，杜先生闹会场的视频我们也看了，但我们没有发现他写“反对中外学者搞联合研究”的词，也没有听到他说“反对中外学者搞联合研究”的话啊！中国社会现在是开放的社会，在很多领域都有中外学者共同研究的课题，正象你所说的“只要对中国有益”中外学者共同研究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有谁反对了？也没有人象你说的那样“我们不应该象小孩子一样容易轻信，或者看着所有的“外人”都象“坏人”听你那意思，广大的网友就象“小孩子”分不清好坏人了。在你们的眼中，别人都是愚昧的、幼稚的，只有你们这些握有话语权的精英才是聪明的，明白事理的。
这不得不让我想起了开国领袖毛主席那句非常值得国人今天重温的话：“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我们相信国家最大的智慧资源蕴于民众之中，相信那些身处其境切身利益相关的人最了解解决问题的要害！相信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解决改革中出现的一切问题。
经济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并不取决于改革者的意识形态和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对老百姓真实感受的了解。政府只有对症下药、凝聚民意才能使改革在现实中进一步推进。这份花了一年多的研究报告究竟花了多少时间在中国的各个村落和工厂？花了多时间在市井街头？造访了多少老百姓的家庭？听到了多少民众的呼声？坦率地说，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的纸上谈兵已经越来越走火入魔了“市场经济就是好”已经成了他们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在全世界都少见。美国社会学家阿米泰－埃齐奥尼曾说过一句话“除了中国，没什么地方还对资本主义感兴趣了”这句应该改成：“除了中国那些所谓的改革精英，没什么人对资本主义感兴趣了”
第四，你文章还提出“在记者招待会上当面声讨佐立克不应受到鼓励”这里我又要说你错了，你又改变了主题，杜先生在会场并没有声讨佐立克啊，他反对的是世行的报告内容，他反对的是国企私有化。这与声讨佐立克有什么关系呢！你的意思不就是只允许外国人讲话，不允许中国人发声吗。
第五，你又提出“中国现在需要思想碰撞，因为我们需要一些意外的触动。”这里我就要说你思维混乱了，你前面还表达意思不允许中国人出面“发声”这里又提出思想“碰撞”掌握话权的你们怎么说都是理。
你还说：“我们支持中国学者对世行的各种主张开展辩论。其实中外学者联合撰写报告就是思想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你说的真好听，中国的学者起草，外国人的口中说出，这哪里是“碰撞”？这哪里是辩论？最其码的常识我们还是知道的，只有意见不同，主张对立才可称得上“辩论”
再说了，话语权由你们这些精英把持着，处在底层的草根学者，去什么地方和你们辩论？杜建国先生正是没有和你们辩论的机会才去记者会采取“闹场”的这种特殊方式。
奉劝该文的作者，不要以为自己多聪明、多高贵，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我们这些卑贱者分得清哪是良策，哪是毒药。
附：环球时报：能容外部献策的中国才是自信的
“独立学者”杜建国星期二在世行行长佐利克记者会上做当面声讨，引起舆论广泛关注。杜建国猛烈抨击世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撰写的报告，称其为世行对中国下的“一剂毒药”互联网上迅速有人跟风，给该报告贴上“鼓励国有企业私有化”等标签。
看来一些人并未认真研读该报告，或者他们对信息的辨识出了问题。报告确实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但这是中共15大以来国家的一贯主张。该报告中并无一处提“国有企业私有化”一些批评者树立的靶子不真实，加入了大量他们自己的想像。
更重要的是，反对中外学者搞联合研究，这种态度过于保守。中国与世行的合作已经持续几十年，世行向中国提建议是正常的，保持它对华建言的积极性，对中国有益。此外世行参与研究，也是在国际上传播中国真实信息的过程。中国应有自己的判断力。我们不应像小孩子一样容易轻信，或者看着所有“外人”都像“坏人”
联合报告中的所有主张都是建议，而非中国的政策。维护机构和学者政策建议的积极性同样很重要，中国不能所有事情一出来就是政策，必须有一个意见博弈和学术研讨的开放过程。
在记者招待会上当面声讨佐利克不应受到鼓励。西方也会偶尔出现这样的“个性化抗议”但这种抗议无论在哪，都会被归入非理性范畴。它们不会被当成抗议者有尊严的表现。
环球时报2月28日曾就上述联合报告发表社评，对其中大部分观点表达了认同。同时也提出，该报告为描述2030年的中国，使用了“高收入社会”的概念，中国政府不应将它接过来。尽管世行的“高收入”标准只有大约人均gdp一万美元，但这个概念很容易给中国社会造成误解。中国应坚持用“小康社会”、“中等发达国家”等描述国家的愿景。
该社评还提出“中国现在需要思想碰撞，因为我们需要一些意外的触动”在出现佐利克遭抗议风波后，我们重申坚持2月28日社评中的这些观点。
经济总量以及综合国力已是世界第二的中国，能不能继续发展好，心胸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听得进不同意见，甚至要受得了外部为了各自利益对我们使出一些小动作。我们当然要维护自己利益，甚至有时针锋相对，但不能主动将摩擦转化为敌意，让对外部“用心”的质疑堵住我们的思路，我们的包容必须是连着战略的自信。
世行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总体上扮演了促进者的角色。尽管世行的政策建议会含有“复杂因素”但这种“复杂性”应当说没有超出正常区间。世行的思想方式从来没有主导过中国的决策过程，它不可能取代中国人的判断力。
我们支持中国学者对世行的各种主张开展辩论。其实中外学者联合撰写报告就是思想交流和碰撞的过程。它帮助中国人和世行都开阔了眼界，世界也通过世行的参与更多了解了中国。现在有更多人参与到争论中来，这是好事。但我们必须记住，争论不等于排斥，兼容的境界更高。
首先，中国人什么时候不容外部献策了？我认为中国人是最包容的，中国人什么时候都是欢迎外国的朋友给我们献好策，出良计。对那些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含有毒药的计策，我们不但不欢迎，而且要坚决的予以揭露和驳斥。这与一个国家的自信不自信有什么关系？如果你非要往自信上扯，自己高高在上以一位“教师爷”口气，说出这种“能容外部献策的中国才是自信的”的话，那才正是反映作者的崇洋心态和自卑的心理。
第二，你文章中说“报告中确实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但这是中共15大以来，国家的一贯主张。该报告中并无一处提‘国有企业私有化’，一些批评者树立的靶子不真实，加入了大量自己的想象”
那么请问该文章的作者，你说此报告没有提中国的私有化，那么他们对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又提出哪些好的计策？你能说出来让大家听听吗？让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也辨别一下是良策还是毒药。
请你不要以为老百姓都是傻子。你也不要一看到广大的网友对“私有化”出现一片反对声，就改口替对方辩护，这不是更显示出你心虚的表现吗？
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能想到，佐立克作为私有化的代言人，他对我们的国企不提私有化，难道能对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企改革提出更好的、进一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国企改革建议？
据网友余亮“为什么要在世行面前抗议？”文章披露“世行网站提供的报告的中文概要里是几乎没有出现“私有”一词，但我粗略统计了完整的英文报告（篇幅有400多页），里面私有化（privatization）一词在正文出现7次，私有（private）一词则出现多达229次，并重点提到私有化对航空、电信等战略和支柱产业的好处（第132页）和对国有银行产权改制的期望。网上新闻更是爆出之前国资委曾经致信国研院强烈抗议这份报告违宪，国研院因此对报告做出大量修改，否则我猜测“私有化”会出现更多，真正是满纸“私有”对网友提供的这一事实你又如何解释？
第三，你文章中说到“更重要的是，反对中外学者搞联合研究，这种态度过于保守。”
请问，是哪一位中国人反对中外学者搞联合研究了？杜建国的文章我们也读了，杜先生闹会场的视频我们也看了，但我们没有发现他写“反对中外学者搞联合研究”的词，也没有听到他说“反对中外学者搞联合研究”的话啊！中国社会现在是开放的社会，在很多领域都有中外学者共同研究的课题，正象你所说的“只要对中国有益”中外学者共同研究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有谁反对了？也没有人象你说的那样“我们不应该象小孩子一样容易轻信，或者看着所有的“外人”都象“坏人”听你那意思，广大的网友就象“小孩子”分不清好坏人了。在你们的眼中，别人都是愚昧的、幼稚的，只有你们这些握有话语权的精英才是聪明的，明白事理的。
这不得不让我想起了开国领袖毛主席那句非常值得国人今天重温的话：“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我们相信国家最大的智慧资源蕴于民众之中，相信那些身处其境切身利益相关的人最了解解决问题的要害！相信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解决改革中出现的一切问题。
经济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并不取决于改革者的意识形态和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对老百姓真实感受的了解。政府只有对症下药、凝聚民意才能使改革在现实中进一步推进。这份花了一年多的研究报告究竟花了多少时间在中国的各个村落和工厂？花了多时间在市井街头？造访了多少老百姓的家庭？听到了多少民众的呼声？坦率地说，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的纸上谈兵已经越来越走火入魔了“市场经济就是好”已经成了他们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在全世界都少见。美国社会学家阿米泰－埃齐奥尼曾说过一句话“除了中国，没什么地方还对资本主义感兴趣了”这句应该改成：“除了中国那些所谓的改革精英，没什么人对资本主义感兴趣了”
第四，你文章还提出“在记者招待会上当面声讨佐立克不应受到鼓励”这里我又要说你错了，你又改变了主题，杜先生在会场并没有声讨佐立克啊，他反对的是世行的报告内容，他反对的是国企私有化。这与声讨佐立克有什么关系呢！你的意思不就是只允许外国人讲话，不允许中国人发声吗。
第五，你又提出“中国现在需要思想碰撞，因为我们需要一些意外的触动。”这里我就要说你思维混乱了，你前面还表达意思不允许中国人出面“发声”这里又提出思想“碰撞”掌握话权的你们怎么说都是理。
你还说：“我们支持中国学者对世行的各种主张开展辩论。其实中外学者联合撰写报告就是思想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你说的真好听，中国的学者起草，外国人的口中说出，这哪里是“碰撞”？这哪里是辩论？最其码的常识我们还是知道的，只有意见不同，主张对立才可称得上“辩论”
再说了，话语权由你们这些精英把持着，处在底层的草根学者，去什么地方和你们辩论？杜建国先生正是没有和你们辩论的机会才去记者会采取“闹场”的这种特殊方式。
奉劝该文的作者，不要以为自己多聪明、多高贵，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我们这些卑贱者分得清哪是良策，哪是毒药。
附：环球时报：能容外部献策的中国才是自信的
“独立学者”杜建国星期二在世行行长佐利克记者会上做当面声讨，引起舆论广泛关注。杜建国猛烈抨击世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撰写的报告，称其为世行对中国下的“一剂毒药”互联网上迅速有人跟风，给该报告贴上“鼓励国有企业私有化”等标签。
看来一些人并未认真研读该报告，或者他们对信息的辨识出了问题。报告确实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但这是中共15大以来国家的一贯主张。该报告中并无一处提“国有企业私有化”一些批评者树立的靶子不真实，加入了大量他们自己的想像。
更重要的是，反对中外学者搞联合研究，这种态度过于保守。中国与世行的合作已经持续几十年，世行向中国提建议是正常的，保持它对华建言的积极性，对中国有益。此外世行参与研究，也是在国际上传播中国真实信息的过程。中国应有自己的判断力。我们不应像小孩子一样容易轻信，或者看着所有“外人”都像“坏人”
联合报告中的所有主张都是建议，而非中国的政策。维护机构和学者政策建议的积极性同样很重要，中国不能所有事情一出来就是政策，必须有一个意见博弈和学术研讨的开放过程。
在记者招待会上当面声讨佐利克不应受到鼓励。西方也会偶尔出现这样的“个性化抗议”但这种抗议无论在哪，都会被归入非理性范畴。它们不会被当成抗议者有尊严的表现。
环球时报2月28日曾就上述联合报告发表社评，对其中大部分观点表达了认同。同时也提出，该报告为描述2030年的中国，使用了“高收入社会”的概念，中国政府不应将它接过来。尽管世行的“高收入”标准只有大约人均gdp一万美元，但这个概念很容易给中国社会造成误解。中国应坚持用“小康社会”、“中等发达国家”等描述国家的愿景。
该社评还提出“中国现在需要思想碰撞，因为我们需要一些意外的触动”在出现佐利克遭抗议风波后，我们重申坚持2月28日社评中的这些观点。
经济总量以及综合国力已是世界第二的中国，能不能继续发展好，心胸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听得进不同意见，甚至要受得了外部为了各自利益对我们使出一些小动作。我们当然要维护自己利益，甚至有时针锋相对，但不能主动将摩擦转化为敌意，让对外部“用心”的质疑堵住我们的思路，我们的包容必须是连着战略的自信。
世行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总体上扮演了促进者的角色。尽管世行的政策建议会含有“复杂因素”但这种“复杂性”应当说没有超出正常区间。世行的思想方式从来没有主导过中国的决策过程，它不可能取代中国人的判断力。
我们支持中国学者对世行的各种主张开展辩论。其实中外学者联合撰写报告就是思想交流和碰撞的过程。它帮助中国人和世行都开阔了眼界，世界也通过世行的参与更多了解了中国。现在有更多人参与到争论中来，这是好事。但我们必须记住，争论不等于排斥，兼容的境界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