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是个是非人，活在是非年代，又惹上是非事。所以，他活着被人说东道西，死后依然被人说东道西。他追求的目标是恬然地生活与世无争，到头来不过是一个梦，里外都与追求无关，里外都是那般荒凉，荒凉得唯有文字与他相亲。
生不逢时，不是民国时代所有作家的悲哀，却是周作人的悲哀。
如果错开那个年代，或者说没有那场关乎名节的是非，他可以以他固有的超然姿态悠哉地漫步在中国文学史里，成为毫无争议的扛鼎人物，不至于让书写他的人如此尴尬。可惜，他生在那样的末世，活在战乱不休的时代，还有那个没有躲不开的是非，让他还不了清白之身了。是非留下的诟病像裂了一道璺地琉璃盏，令他成为一杯苦涩的苦丁茶，独斟独饮，却说不得。
关于周作人众说纷纭，有的极力的捧，有的极力的棒杀，各执一词。这些或捧或棒杀无非对他的人而已，对他的文学成就不可否认的一致——高妙。
喜欢读散文的人躲不开周作人。
如果说鲁迅是一座山峰，周作人是和他对峙并立另一座山峰。周氏兄弟给人留下了两道无法超越的精神模式：一种是锋锐刺破长天，用争斗止争斗；一种是平和化解，用内心的修养化解外界的冲击。
后者是周作人的一种写作心态，从而成就了他的文字风格，清明如水流于石上，明澈见底。这是一种明达与洞彻。
因为洞彻，所以叙说清澈明理如清泉泠泠，不见罗嗦与杂音，一笔点到，随即消隐，自有了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高妙。这种高妙在于一种冷静，清雅的冷静，好比一老僧坐在禅房，木鱼黄卷一炉檀香，说禅说法不在于字而在于言外之意的领会。如佛祖无上之法不言一语，只是捻花微笑，法却道尽。
当然，我们不能把周作人和佛祖如来相提并论，但看周作人的散文常令人感到异曲同工的况味。他的散文篇幅长的很少，绝大部分很短，有的甚至一二百字，比如说怀废名。短短百十多字，怀念之情跃然纸上，情深意长。
佛祖的无上之法是意会，我以为那是一种滋味的品。
品是吃的一种，但是吃未必是品。品，在于年龄、阅历，以及慧根。
人活到不同的年龄，做不同的事。我们不能让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人情练达，也不能去掉二十多岁年轻人的血气方刚。于常人来说，三十来岁是人一道槛，此生名望如何已经出现端倪了。成则成矣，大器晚成的毕竟是少的。三十岁的吃，以前是狼吞虎咽为食而食，以后是细嚼慢咽——吃固然重要，但是能咂么出其中的滋味也成为吃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十岁看书也是这般。以前狼吞虎咽只为一睹为快，而到了这个年龄书开始精挑细选想读一些隽永的文章，如泡淡茶一杯开始啜饮，开始强调一个“品”了。
周作人散文是一种滋味，而这种滋味也在品。
读他的某些散文，令人看到的时色彩、气味、口感的美，唇齿留香、冷香绵绵、色彩绚烂。那些散文如同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淡黄里有着一种岁月惆怅的诗化，清静平和中带你走进悠远的过去，没有了曾经岁月里的忧愁苦恼，只剩下回顾往昔的领略，淡淡的看着欣赏着。或许会惘然会惆怅会感伤，但已不是锥心刺骨的流血，而是诗意的怀想。
谁都不可否认周作人的抒情式散文那种格调的美，况味清远辽阔。比如散文乌篷船，在安静与祥和里，眼里的天空、云朵、流水、小舟在流淌，超乎名利，只是在感受自然。情感如青石白泉，风物自然，忘乎自己，如那“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这一类抒情散文散淡平和，香远益清，唇齿留香，是周作人散文中的精品。他前期的娓娓道来小品文通过花鸟鱼虫、历史掌故给人带来的是另一种感受。清白如白话，不费解，似乎在听一个博学者跟你闲谈陈述。没有感慨，只是娓娓道来的介绍。
只是，这类的文字到他晚年却越写越苦涩，被人讥笑为“文抄公”只是很少人探索他苦涩文章后面苦涩的心境。这种苦涩唯有他自己知，知他的兄长鲁迅若干年前已经去世。不说兄长鲁迅已经去世，就算活着兄弟失和他们也只能精神相交，躯体却是不及黄泉不相见的。环顾左右无人相知，自己是个带罪之身，又是在那个“禁语”时代，一句话就可能引来灭顶之灾。
孙郁说：“理解鲁迅难，懂得周作人亦非易事。”他是从思想而言。而我觉得这句话从个体的人出发，也可以讲的通。人都是复杂的多面性，鲁迅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到了周作人这里讲不通了。周作人的宽厚待人，到鲁迅这里也无法泽及了。对于周氏兄弟失和，我不想多说。以上陈述不是在说鲁迅理亏，只是在陈述人的多面性以及矛盾性。
前些年，我看过一些建国之前其他人——朋友或者文友写周作人的文章，这些人除了对周作人抗战时期那场出任伪职的是非多有微辞外，对他的待人处世都是称道的。建国后，大陆上的有些人对他的指责却令人愤慨，多有落井下石、吹毛求疵的嫌疑。当然，我们应该原谅那个时代做出言行过激的人，大家都是为了生存，周作人为稻粮谋最后不是也在解读鲁迅的作品以此为生嘛。
有人说，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是不辨而辩。无论是对出任伪职，还是兄弟失和。我觉得：未必。用鲁迅的话来说：一个人一但处在需要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他的地位就已经非常屈辱。这一句或许是他们弟兄共同的见解，是非功过只能留给他人评说。在黄泉之下或许他们已经是“劫波度尽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握手言和了。
建国后说周作人为人处世无足了观的就是许广平的指责。关于许广平这个女性不知道如何去谈她。在劫波度尽兄弟在一书中，作者搜集了一些许广平说周作人的史料，对那些说周作人不赡养老母的话以及他们家庭琐事的话，我觉得无法辨清真假。但是，对于周氏兄弟失和之前她的议论，我觉得有些可笑。
周氏兄弟失和之前，许广平不过是二人的学生，他们二人失和后很长一段时间后，许才和鲁迅在一起。鲁迅生前对对弟兄失和一直保持沉默，对外界更是避谈和周作人有关的事情，想来也不会对许说多少以前的事情。然而，许广平却许多言辞指责是对还没有认识二人之前的事情。她对周氏弟兄理解多少？他们二人的思想深度恐怕是她不可攀及的。周氏弟兄二人几十年兄弟情意，几十年的同甘共苦，许又能知道多少？
鲁迅是孤独的、寂寞的；周作人是孤独的、寂寞的。鲁迅的寂寞在于孤独，而周作人的寂寞在于孤傲。两个人在不同时期分别被人扭曲着，或妖魔化，或神圣化。
建国后，鲁迅被推往神坛，许广平、周建人也被推在政治舞台上的高位。在各个运动来临的时候，我们看到，许广平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观点赞扬着鲁迅。她是随着政治变动说着鲁迅不同的话。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尼采的妹妹，她在不同的时期为了政治需要篡改着尼采的观点。许广平是不是雷同呢？所以，或许许广平的对周作人的指责，作为史料的真实性要打个折扣。
与此同时，周建人也在神话着鲁迅，净化自己与周作人的关系。
周作人对他的这位“嫂夫人”的指责，未曾做过回应。一个是高高在上，一个是带罪之身的小民。“嫂子”的指责，兄弟的净化，周作人四顾茫然，一人行在归于大荒的路上。那个时候，或许周作人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同林黛玉进贾府“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周作人不怕的耻笑，而是怕政治黑暗的深渊。
此时，他的心境焉能不苦涩。他只能借着别人的话隐晦的说自己，只能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到此时，苦涩不能表达他万一，人生荒凉，对他来说唯有与文字相亲。
晚年的周作人曾说：“寿多辱多”一语成谶。他百般的反思自己，靠近政策与新政府，但是，他依然躲不开政治的深渊，那只无形的手依旧毫无阻挡的伸向了他。
文洁若在晚年的周作人中写道：
1966年22日一批红卫兵冲进了周作人的家里。到了二十四日早晨，红卫兵把房统统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及至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从北图回来吃午饭，他们便把他扣下。当时年已五十四岁的丰一只好代老父挨打。小将们对丰一可就毫不留情了，以致他的右腿被打坏，顿时昏死过去周作人的几个孙男孙女自然也跪在旁边“陪绑”
一批红卫兵索性住到他家里来了，以便监视周氏一家老小。他们只允许周作人睡在洗澡间，睡在那里喂蚊子。
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他们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又黑间白日囚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很快就浮肿了。
1967年5月6日下午，受尽磨难的周作人终于得到了解脱，生命归于大荒。
生不逢时，不是民国时代所有作家的悲哀，却是周作人的悲哀。
如果错开那个年代，或者说没有那场关乎名节的是非，他可以以他固有的超然姿态悠哉地漫步在中国文学史里，成为毫无争议的扛鼎人物，不至于让书写他的人如此尴尬。可惜，他生在那样的末世，活在战乱不休的时代，还有那个没有躲不开的是非，让他还不了清白之身了。是非留下的诟病像裂了一道璺地琉璃盏，令他成为一杯苦涩的苦丁茶，独斟独饮，却说不得。
关于周作人众说纷纭，有的极力的捧，有的极力的棒杀，各执一词。这些或捧或棒杀无非对他的人而已，对他的文学成就不可否认的一致——高妙。
喜欢读散文的人躲不开周作人。
如果说鲁迅是一座山峰，周作人是和他对峙并立另一座山峰。周氏兄弟给人留下了两道无法超越的精神模式：一种是锋锐刺破长天，用争斗止争斗；一种是平和化解，用内心的修养化解外界的冲击。
后者是周作人的一种写作心态，从而成就了他的文字风格，清明如水流于石上，明澈见底。这是一种明达与洞彻。
因为洞彻，所以叙说清澈明理如清泉泠泠，不见罗嗦与杂音，一笔点到，随即消隐，自有了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高妙。这种高妙在于一种冷静，清雅的冷静，好比一老僧坐在禅房，木鱼黄卷一炉檀香，说禅说法不在于字而在于言外之意的领会。如佛祖无上之法不言一语，只是捻花微笑，法却道尽。
当然，我们不能把周作人和佛祖如来相提并论，但看周作人的散文常令人感到异曲同工的况味。他的散文篇幅长的很少，绝大部分很短，有的甚至一二百字，比如说怀废名。短短百十多字，怀念之情跃然纸上，情深意长。
佛祖的无上之法是意会，我以为那是一种滋味的品。
品是吃的一种，但是吃未必是品。品，在于年龄、阅历，以及慧根。
人活到不同的年龄，做不同的事。我们不能让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人情练达，也不能去掉二十多岁年轻人的血气方刚。于常人来说，三十来岁是人一道槛，此生名望如何已经出现端倪了。成则成矣，大器晚成的毕竟是少的。三十岁的吃，以前是狼吞虎咽为食而食，以后是细嚼慢咽——吃固然重要，但是能咂么出其中的滋味也成为吃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十岁看书也是这般。以前狼吞虎咽只为一睹为快，而到了这个年龄书开始精挑细选想读一些隽永的文章，如泡淡茶一杯开始啜饮，开始强调一个“品”了。
周作人散文是一种滋味，而这种滋味也在品。
读他的某些散文，令人看到的时色彩、气味、口感的美，唇齿留香、冷香绵绵、色彩绚烂。那些散文如同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淡黄里有着一种岁月惆怅的诗化，清静平和中带你走进悠远的过去，没有了曾经岁月里的忧愁苦恼，只剩下回顾往昔的领略，淡淡的看着欣赏着。或许会惘然会惆怅会感伤，但已不是锥心刺骨的流血，而是诗意的怀想。
谁都不可否认周作人的抒情式散文那种格调的美，况味清远辽阔。比如散文乌篷船，在安静与祥和里，眼里的天空、云朵、流水、小舟在流淌，超乎名利，只是在感受自然。情感如青石白泉，风物自然，忘乎自己，如那“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这一类抒情散文散淡平和，香远益清，唇齿留香，是周作人散文中的精品。他前期的娓娓道来小品文通过花鸟鱼虫、历史掌故给人带来的是另一种感受。清白如白话，不费解，似乎在听一个博学者跟你闲谈陈述。没有感慨，只是娓娓道来的介绍。
只是，这类的文字到他晚年却越写越苦涩，被人讥笑为“文抄公”只是很少人探索他苦涩文章后面苦涩的心境。这种苦涩唯有他自己知，知他的兄长鲁迅若干年前已经去世。不说兄长鲁迅已经去世，就算活着兄弟失和他们也只能精神相交，躯体却是不及黄泉不相见的。环顾左右无人相知，自己是个带罪之身，又是在那个“禁语”时代，一句话就可能引来灭顶之灾。
孙郁说：“理解鲁迅难，懂得周作人亦非易事。”他是从思想而言。而我觉得这句话从个体的人出发，也可以讲的通。人都是复杂的多面性，鲁迅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到了周作人这里讲不通了。周作人的宽厚待人，到鲁迅这里也无法泽及了。对于周氏兄弟失和，我不想多说。以上陈述不是在说鲁迅理亏，只是在陈述人的多面性以及矛盾性。
前些年，我看过一些建国之前其他人——朋友或者文友写周作人的文章，这些人除了对周作人抗战时期那场出任伪职的是非多有微辞外，对他的待人处世都是称道的。建国后，大陆上的有些人对他的指责却令人愤慨，多有落井下石、吹毛求疵的嫌疑。当然，我们应该原谅那个时代做出言行过激的人，大家都是为了生存，周作人为稻粮谋最后不是也在解读鲁迅的作品以此为生嘛。
有人说，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是不辨而辩。无论是对出任伪职，还是兄弟失和。我觉得：未必。用鲁迅的话来说：一个人一但处在需要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他的地位就已经非常屈辱。这一句或许是他们弟兄共同的见解，是非功过只能留给他人评说。在黄泉之下或许他们已经是“劫波度尽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握手言和了。
建国后说周作人为人处世无足了观的就是许广平的指责。关于许广平这个女性不知道如何去谈她。在劫波度尽兄弟在一书中，作者搜集了一些许广平说周作人的史料，对那些说周作人不赡养老母的话以及他们家庭琐事的话，我觉得无法辨清真假。但是，对于周氏兄弟失和之前她的议论，我觉得有些可笑。
周氏兄弟失和之前，许广平不过是二人的学生，他们二人失和后很长一段时间后，许才和鲁迅在一起。鲁迅生前对对弟兄失和一直保持沉默，对外界更是避谈和周作人有关的事情，想来也不会对许说多少以前的事情。然而，许广平却许多言辞指责是对还没有认识二人之前的事情。她对周氏弟兄理解多少？他们二人的思想深度恐怕是她不可攀及的。周氏弟兄二人几十年兄弟情意，几十年的同甘共苦，许又能知道多少？
鲁迅是孤独的、寂寞的；周作人是孤独的、寂寞的。鲁迅的寂寞在于孤独，而周作人的寂寞在于孤傲。两个人在不同时期分别被人扭曲着，或妖魔化，或神圣化。
建国后，鲁迅被推往神坛，许广平、周建人也被推在政治舞台上的高位。在各个运动来临的时候，我们看到，许广平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观点赞扬着鲁迅。她是随着政治变动说着鲁迅不同的话。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尼采的妹妹，她在不同的时期为了政治需要篡改着尼采的观点。许广平是不是雷同呢？所以，或许许广平的对周作人的指责，作为史料的真实性要打个折扣。
与此同时，周建人也在神话着鲁迅，净化自己与周作人的关系。
周作人对他的这位“嫂夫人”的指责，未曾做过回应。一个是高高在上，一个是带罪之身的小民。“嫂子”的指责，兄弟的净化，周作人四顾茫然，一人行在归于大荒的路上。那个时候，或许周作人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同林黛玉进贾府“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周作人不怕的耻笑，而是怕政治黑暗的深渊。
此时，他的心境焉能不苦涩。他只能借着别人的话隐晦的说自己，只能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到此时，苦涩不能表达他万一，人生荒凉，对他来说唯有与文字相亲。
晚年的周作人曾说：“寿多辱多”一语成谶。他百般的反思自己，靠近政策与新政府，但是，他依然躲不开政治的深渊，那只无形的手依旧毫无阻挡的伸向了他。
文洁若在晚年的周作人中写道：
1966年22日一批红卫兵冲进了周作人的家里。到了二十四日早晨，红卫兵把房统统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及至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从北图回来吃午饭，他们便把他扣下。当时年已五十四岁的丰一只好代老父挨打。小将们对丰一可就毫不留情了，以致他的右腿被打坏，顿时昏死过去周作人的几个孙男孙女自然也跪在旁边“陪绑”
一批红卫兵索性住到他家里来了，以便监视周氏一家老小。他们只允许周作人睡在洗澡间，睡在那里喂蚊子。
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他们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又黑间白日囚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很快就浮肿了。
1967年5月6日下午，受尽磨难的周作人终于得到了解脱，生命归于大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