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老人刚去世时，众生喧嚣，一时纪念性文字有铺天盖地之势。我一直保持沉默，像巴金老人无论什么样的文字赞扬他，对其名声也无足了观了；什么样的态度批判他，也无法影响它的盛世之名。我愿在喧嚣过后的空旷里寂寂的写一写老人。
老实说，关于巴金的盛世文章我读的不多，小说只读过家和秋，散文也不过读过他一些对他人纪念性的文字，关于那后来最有代表性的随想录也是只言片语的读过零星的篇章，而这些都是很久以前读的，现在记起的也非常少。我对老人了解可谓寥寥。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他的敬重。敬重一个人，有的时候是模糊的，如果看得太真切了反而失去了敬重的心理。所以当老人去世后，他的各种文字近乎脱销，我却不愿去购得读，我愿意在这模糊的敬重温读对老人的印象。
社会已经给老人很多荣誉，这些荣誉闪着金光，耀眼。我很看淡在他名字前面加的这些称谓，这是很没意思的称呼，它只能让老人感觉很累，因为他站在人前是个老人，他躲在书后的时候只是一个作家。老人的愿望是儿孙承欢膝下，作家的职责是把内心的美或感受写给读者。荣誉地位不过是身外之物，对一个老人、一个作家来说，那是一个个累赘，就如一句没有标点符号的话，读起来会累死人。
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说某个人好的时候把其捧为神明，诅咒一个人的时候又把他践踏成兽。其实这个世界上不需要神，同时也不要有兽，我们只要把每个人平视的当作一个人就可以了。那样我们对待一切人和事都会平和一些，能够平静看清、分析，也可以给人一个不尴不尬的位置，让人有句读的平和的读完一句话。
现在老人已经彻底的从这个世界走了，各个悲痛也如暗淡的光线收缩到夜幕里了。那些张扬的文字、那些或许真诚、或许矫情的悲哀收敛其了羽翼，那些当时买来一定要读的老人的作品或许都收进了书柜，只等着那一天收旧书的小商小贩来，然后几毛钱一斤处置掉。这才是真正让我们悲哀的。温读老人，我们需要的是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点一滴的，而不是三分钟的热度，之后便是一片苍白空旷。
对老人的作品我最先读的是秋，那个时候我十三岁，读初二。秋是个简装平本，淡黄色封面，上面一个黑体写的“秋”字。我用了一个暑假的功夫把其读完，关于里面的故事情节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里面有个大哥觉新、老二好像叫觉民（？），还有觉民的表妹梅，其次就是觉新在整个高氏家族周旋的一些零碎的记忆片段。那本书读的很压抑，为我所不喜欢。后来我买了一本家，繁体本的旧书，书的后面没有了封底，关于家我读的更是囫囵半片，因为许多繁体字当时并不认识。再后来读了他写的关于爱情的雾、雨、雷、电，但是这些作品我现在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当时读这些书也不过是为了向同龄人炫耀自己的读书多而已。不想矫情的说这些东西对我影响有多大，我以为这些作品现在不能想起里面的内容，也就可以看出它们对于我，不过是事如春梦了无痕。
道是老人的散文对我颇有些文字影响。读老人散文的时候已经是高中的时候了。那个时候读书不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喜欢。读了老人关于对妻子萧珊、对兄长的怀念性的散文，感其真挚；读其对故友老舍、沈从文、萧乾、方令孺、曹禺等等的怀念感其义愤。老人写妻子萧珊的文字，我读过两篇怀念萧珊和再忆萧珊，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文章，或许有只是我没读到。这两篇文字写的很悲伤，一篇是妻子去世六年写的，一篇是十二年后写的，对老人说人到那个岁数已经生死看淡，可是对于妻子仍然不能忘怀。记得冰心先生有一篇记别人的散文里提到过巴金老人对妻子真挚情感的赞扬，她说：“文藻和我最欣赏巴金之处，是他的用情十分严肃而专一。”记得在沈从文先生去世后，巴金老人写过一篇纪念性的文章，文章开始写的很激愤，是因为沈先生去世后依旧得到不公平的待遇。老人在八十岁高龄的时候，对待故友仍旧感到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想来，有这样的朋友，朋友们也应该很幸福的。
周作人先生有一句话，寿多辱多。这对他们那一代文人而言或许一语成畿。有时候我看到民国年间那些杰出的文人在建国初期死了，我很很地长出一口气，为他们庆幸，因为他们不必经受文革的磨难。想后来活到文革的文人几个不受辱？老舍先生、傅雷先生这都是不堪受辱“自决于人民面前”的。巴金老人尚还算幸运，因为他挺过来了，可是却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关于老人文革期间的正面描写文章是少见的，我在周励记实性文字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读过一节：“他穿着中间有一大排老式扣子的灰色布衫，看上去很像30年代的常山大褂，老人躬着背，走到方桌的一边坐下，眼睛很细小，眼皮由于睡眠不足而浮肿，半耷拉着，就像在五原路小菜场随便碰上的人和一个老头，你简直难以想象他就是写了激流三部曲的大作家巴金。”当时周励是个孩子，这是一个孩子眼中的巴金，相对那些名家眼中的巴金，文字里更体现了直观的巴金。风雨之中，朋友凋零，自己也陷囫囵之中，前途渺茫朝夕不保之时的巴金，应该有沮丧有困惑有失望同时也应该有说不出的悲哀。而那些大人物名家眼中巴金给予他太多荣誉性的理解，很多可能就无意识的扭曲了真正的巴金。我相信一个孩子眼中的巴金，那是不含复杂的直视。
当人们恭维一个人的时候，不要恭维成神，他只是个人。对巴金老人同样。他们在艰难的岁月、中国有神的时代，活下来是多么不易。我愿用一个不含任何轻视或蔑视的词说，他们好多人都是“苟且偷生”的活着。但是他们活下来了，并且在以后地位和身份提高的时候，还用一种健康不含病态的思想分析社会、思考社会、反省社会、反思自己，这是多么不易呵。一个不知道反思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一个不知道反思的民族是终要沦亡的民族。那些“苟且偷生”在劫难中活下的人，很多人也写了很多文字，但是那里有很多的自我标榜，用这种标榜重新获得荣誉与社会的宠爱。但是巴金不是这样他是站在废墟的上面深刻的思考，思考废墟的毁坏及其废墟毁败中的自我在其中迷失甚至助纣为孽。就在这一点上他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崇高的多，他们是值得我们敬重，但是我们的敬重不要只在舌头上，应该把他那份崇高活到骨血里。我们不要口号，社会需要得是行动。
现在老人去了，我不想说怀念，如此高寿终有去的那一天；我不想说悲伤，因为老人只不过是结束一种生活换一种活的方式；我不想说留恋，我们的留恋只能增加老人的生命痛苦的延深；我们不必说遗憾，在老人的一生中写了无数纪念、怀念朋友的文字，他为他的亲人、朋友进到自己的责任，到现在也应该让他省去这份责任，由我们担当其他的责任。死，是对生命的解脱，是对生命的肯定，他终于走完了自己痛苦的一生，红尘已经没有他留恋的了。我们应该笑的，因为他毕竟活过了，在生命的后期他用一个生命对一个社会负责的态度活过了。死是对生的肯定，死是对生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死是对生的解脱，生是对死过程。如果生无憾，死又何惧？生能尽欢、尽责，死也是快乐的。
或许，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们他的妻子、友人在说，巴金，我们终于把你盼来了，我们等的好辛苦。他们或许高朋满座的喝着酒、抽着烟在庆祝团聚呢。
纪念巴金，纪念一个作家，纪念一个人而已。
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
老实说，关于巴金的盛世文章我读的不多，小说只读过家和秋，散文也不过读过他一些对他人纪念性的文字，关于那后来最有代表性的随想录也是只言片语的读过零星的篇章，而这些都是很久以前读的，现在记起的也非常少。我对老人了解可谓寥寥。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他的敬重。敬重一个人，有的时候是模糊的，如果看得太真切了反而失去了敬重的心理。所以当老人去世后，他的各种文字近乎脱销，我却不愿去购得读，我愿意在这模糊的敬重温读对老人的印象。
社会已经给老人很多荣誉，这些荣誉闪着金光，耀眼。我很看淡在他名字前面加的这些称谓，这是很没意思的称呼，它只能让老人感觉很累，因为他站在人前是个老人，他躲在书后的时候只是一个作家。老人的愿望是儿孙承欢膝下，作家的职责是把内心的美或感受写给读者。荣誉地位不过是身外之物，对一个老人、一个作家来说，那是一个个累赘，就如一句没有标点符号的话，读起来会累死人。
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说某个人好的时候把其捧为神明，诅咒一个人的时候又把他践踏成兽。其实这个世界上不需要神，同时也不要有兽，我们只要把每个人平视的当作一个人就可以了。那样我们对待一切人和事都会平和一些，能够平静看清、分析，也可以给人一个不尴不尬的位置，让人有句读的平和的读完一句话。
现在老人已经彻底的从这个世界走了，各个悲痛也如暗淡的光线收缩到夜幕里了。那些张扬的文字、那些或许真诚、或许矫情的悲哀收敛其了羽翼，那些当时买来一定要读的老人的作品或许都收进了书柜，只等着那一天收旧书的小商小贩来，然后几毛钱一斤处置掉。这才是真正让我们悲哀的。温读老人，我们需要的是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点一滴的，而不是三分钟的热度，之后便是一片苍白空旷。
对老人的作品我最先读的是秋，那个时候我十三岁，读初二。秋是个简装平本，淡黄色封面，上面一个黑体写的“秋”字。我用了一个暑假的功夫把其读完，关于里面的故事情节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里面有个大哥觉新、老二好像叫觉民（？），还有觉民的表妹梅，其次就是觉新在整个高氏家族周旋的一些零碎的记忆片段。那本书读的很压抑，为我所不喜欢。后来我买了一本家，繁体本的旧书，书的后面没有了封底，关于家我读的更是囫囵半片，因为许多繁体字当时并不认识。再后来读了他写的关于爱情的雾、雨、雷、电，但是这些作品我现在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当时读这些书也不过是为了向同龄人炫耀自己的读书多而已。不想矫情的说这些东西对我影响有多大，我以为这些作品现在不能想起里面的内容，也就可以看出它们对于我，不过是事如春梦了无痕。
道是老人的散文对我颇有些文字影响。读老人散文的时候已经是高中的时候了。那个时候读书不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喜欢。读了老人关于对妻子萧珊、对兄长的怀念性的散文，感其真挚；读其对故友老舍、沈从文、萧乾、方令孺、曹禺等等的怀念感其义愤。老人写妻子萧珊的文字，我读过两篇怀念萧珊和再忆萧珊，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文章，或许有只是我没读到。这两篇文字写的很悲伤，一篇是妻子去世六年写的，一篇是十二年后写的，对老人说人到那个岁数已经生死看淡，可是对于妻子仍然不能忘怀。记得冰心先生有一篇记别人的散文里提到过巴金老人对妻子真挚情感的赞扬，她说：“文藻和我最欣赏巴金之处，是他的用情十分严肃而专一。”记得在沈从文先生去世后，巴金老人写过一篇纪念性的文章，文章开始写的很激愤，是因为沈先生去世后依旧得到不公平的待遇。老人在八十岁高龄的时候，对待故友仍旧感到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想来，有这样的朋友，朋友们也应该很幸福的。
周作人先生有一句话，寿多辱多。这对他们那一代文人而言或许一语成畿。有时候我看到民国年间那些杰出的文人在建国初期死了，我很很地长出一口气，为他们庆幸，因为他们不必经受文革的磨难。想后来活到文革的文人几个不受辱？老舍先生、傅雷先生这都是不堪受辱“自决于人民面前”的。巴金老人尚还算幸运，因为他挺过来了，可是却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关于老人文革期间的正面描写文章是少见的，我在周励记实性文字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读过一节：“他穿着中间有一大排老式扣子的灰色布衫，看上去很像30年代的常山大褂，老人躬着背，走到方桌的一边坐下，眼睛很细小，眼皮由于睡眠不足而浮肿，半耷拉着，就像在五原路小菜场随便碰上的人和一个老头，你简直难以想象他就是写了激流三部曲的大作家巴金。”当时周励是个孩子，这是一个孩子眼中的巴金，相对那些名家眼中的巴金，文字里更体现了直观的巴金。风雨之中，朋友凋零，自己也陷囫囵之中，前途渺茫朝夕不保之时的巴金，应该有沮丧有困惑有失望同时也应该有说不出的悲哀。而那些大人物名家眼中巴金给予他太多荣誉性的理解，很多可能就无意识的扭曲了真正的巴金。我相信一个孩子眼中的巴金，那是不含复杂的直视。
当人们恭维一个人的时候，不要恭维成神，他只是个人。对巴金老人同样。他们在艰难的岁月、中国有神的时代，活下来是多么不易。我愿用一个不含任何轻视或蔑视的词说，他们好多人都是“苟且偷生”的活着。但是他们活下来了，并且在以后地位和身份提高的时候，还用一种健康不含病态的思想分析社会、思考社会、反省社会、反思自己，这是多么不易呵。一个不知道反思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一个不知道反思的民族是终要沦亡的民族。那些“苟且偷生”在劫难中活下的人，很多人也写了很多文字，但是那里有很多的自我标榜，用这种标榜重新获得荣誉与社会的宠爱。但是巴金不是这样他是站在废墟的上面深刻的思考，思考废墟的毁坏及其废墟毁败中的自我在其中迷失甚至助纣为孽。就在这一点上他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崇高的多，他们是值得我们敬重，但是我们的敬重不要只在舌头上，应该把他那份崇高活到骨血里。我们不要口号，社会需要得是行动。
现在老人去了，我不想说怀念，如此高寿终有去的那一天；我不想说悲伤，因为老人只不过是结束一种生活换一种活的方式；我不想说留恋，我们的留恋只能增加老人的生命痛苦的延深；我们不必说遗憾，在老人的一生中写了无数纪念、怀念朋友的文字，他为他的亲人、朋友进到自己的责任，到现在也应该让他省去这份责任，由我们担当其他的责任。死，是对生命的解脱，是对生命的肯定，他终于走完了自己痛苦的一生，红尘已经没有他留恋的了。我们应该笑的，因为他毕竟活过了，在生命的后期他用一个生命对一个社会负责的态度活过了。死是对生的肯定，死是对生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死是对生的解脱，生是对死过程。如果生无憾，死又何惧？生能尽欢、尽责，死也是快乐的。
或许，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们他的妻子、友人在说，巴金，我们终于把你盼来了，我们等的好辛苦。他们或许高朋满座的喝着酒、抽着烟在庆祝团聚呢。
纪念巴金，纪念一个作家，纪念一个人而已。
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