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时，大魏使节牒云具仁威逼婆罗门去怀朔镇迎接阿那瑰返回柔然主持大局，这事婆罗门从头至尾就没有舒服过。最开始他想摆出一副大阵仗吓唬牒云具仁，强迫他行君臣之礼，间接承认柔然和大魏的国家对等关系。
事实上，大魏和柔然的关系一直很复杂。柔然部落的创立者郁久闾是鲜卑逃奴。柔然汗国的创立者社仑是大魏叛臣。柔然被大魏几次差点灭族灭国，死灰复燃后又不断骚扰劫掠。从拓跋焘拓跋弘两代皇帝北伐的战争结果来判定，大魏之于柔然，就是战胜国之于战败国，宗主国之于臣服国。一百年来，想混个关系较好的宗藩关系都混不上。直到正光年间，柔然和大魏还只是“通使关系”，连朝贡关系都算不上。柔然上两任可汗伏图和丑奴在位时，多次派大员到洛阳请求成为大魏的藩属。
伏图时，大魏朝廷给出的理由是：“蠕蠕远祖社仑（柔然汗国的开国可汗）是大魏叛臣，往者包容，暂时通使。”意思是：你们的首任可汗是大魏叛臣，蠕蠕一直在包庇他。让大魏捏着鼻子默认彼此成为宗藩关系，门儿都没有。暂时就保持外交使节往来吧。
丑奴在位时，先后派出三个使团，准备了大量的貂裘珍宝，祈求正式确立大魏与柔然的“宗藩关系”。当时还在主政的“灵太后”，一介女流给柔然的回复也是很霸气的，以“蠕蠕藩礼不备之意”不予允准。这个理由的真正含义是柔然嘴上说一套，背后做一套，还未从心理上做好当小弟的准备。
直到阿那瑰逃亡洛阳，大魏权臣元叉收受一百斤黄金，逼迫或者怂恿元诩给阿那瑰封王，确定为“戚藩”，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中华朝贡体系中，藩属国和宗主国的概念和西方政治中的藩属国和宗主国关系是有本质区别的。
中华体系中的宗主国，是以中原为世界中心的。藩属国只是宗藩关系的一种，具体分为朝贡国、藩属国、附属国、服属国等。宗主国通过文化、经济、政治等方式来影响藩属国，不干涉藩属国内政，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上下级关系。这样的天下治理观念称之为“王道”。这种朝贡模式从汉朝开始延用到清朝。非中华的那种殖民方式叫“霸道”，与中华文明格格不入。
有了这个国家关系定义，就容易理解婆罗门何以要求牒云具仁以外臣身份叩见外国元首的小心死了。奈何牒云具仁怀着世界中心大国的使命感，除中国之外，视世界上所有国家皆为番邦的心理优势，怎可能在柔然国主面前行君臣之礼？
知道“正朔”一词的来历吗？
正即正月，为一年的第一月，朔即初一。
夏朝以寅月为正月，商朝以丑月为正月，周朝以子月为正月，秦朝亥月为正月。自汉武帝改用夏正以后，后世的帝王一般只改年号而不改正朔。
颁布历法是天子体现皇权的重要手段。旧时称历书为皇历，盖因历书必由皇帝所颁。直到近代，历法正朔仍被视作是政权的标志。比如清末，革命党所办的报纸多以黄帝纪元，以表明不承认清朝的合法性，是以不使用清的正朔。甚至于今天的海外反共人士，仍有以不用公元纪年来强调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又如，孙中山，毛爷爷皆在开国之日宣布使用西历并以民国/公元纪年，足见改朝必改正朔的观念仍然深入人心。
汉代以后的中国“正朔”，所有藩属国必须遵照执行。也就是说，凡承认和中国有宗藩关系的邦国，都要按照宗主国的历法纪年。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腊八节等等重大节日，藩属之国要和宗主国一起纪念。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影响，也是正统与非正统关系争夺的必要性。大魏朝廷拒绝丑奴可汗祈求成为大魏藩属的理由是“藩礼不备”，其中就包括指责蠕蠕没有按照大魏夏历纪年。
反过来说，从匈奴开始，游牧民族政权一直就有和中原王朝争夺“正朔”的习惯，背后潜藏的其实是“主从之争”。婆罗门因为实力不足，没敢和牒云具仁太过较劲，但他内心想成为柔然历史上最伟大可汗的壮志，却不会因为大魏使节的几句威压之言就可以消失的。毕竟是耗费千辛万苦，前后战死几千人才夺回了的江山，阿那瑰一个战败逃亡的临时国主，凭什么毫不费力的侵占胜利果实？但凡有点野望的人，绝不会随随便便听别人吆喝几句就俯首称臣的，这事儿换谁都一样，婆罗门这种马上厮杀过来的草原枭雄自不会例外。他一边派人随牒云具人前去怀朔镇迎接阿那瑰，一边做着必要的战争准备，只等莫何去汾迎接阿那瑰回来。
六月，可恼的高车部来犯，彻底打乱了他的战略部署。婆罗门对属下十部落酋长说：“高车疥癣之患，阿那瑰心腹大患也！”这话听上去耳熟吧？是不是有点像抗战时期老蒋的理论：“日本人疥癣之疾，共产党心腹大患也！”同样的话，慈禧老佛爷好像也说过。其中暗含着“正朔之争”。
这类人心里，外敌入侵，即便有倾国之祸，那也只是损失些利益的小事。外敌不能夺了我的“皇位”，道义和舆论上不允许。內患不除，失败者必将被取而代之。这也是“攘外必先安内”理论的基础。此类皇权占有欲强烈者，从来不问外敌来犯之前为何不好好对待老百姓。孟子曾经说过：“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君将百姓当草芥，外敌入侵时还指望百姓慷慨赴死？奶奶的，想什么呢？再者说，国泰民安，国强民富的国家，岂有外敌敢惦记？婆罗门们从根儿上就错了，焉有不败之理？
婆罗门做出放弃与高车人继续作战，转而围攻库伦的决定，内部至少有两个部落公开或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其中态度最明确的是乞袁部少主乞袁律。虽然乞袁律最终在父亲的规劝下勉强接受了这次改变战略主攻方向的决定，终究还是窝了一肚子邪火。
他的邪火引起了婆罗门的高度重视。眼下婆罗门属下拢共才十个部落的人口，除本部之外，有两个部落出现分歧，涉及到一万多人的战力，不由他不加以重视。大战在即，怎么办？无非两种手段：一是千方百计统一思想，争取团结。二是不动声色，就地剿灭，以防不测。婆罗门选择了第二种“安内”方式。
八月初三率部渡过弱洛水之后，婆罗门派出乞袁律作为前锋，一路向东开路而去。乞袁部剩余的可战之兵只有不到三千人了。另外派出的两支千人队，是与自己意见不和的另一个部落的青壮，由乌素图噶和胡巴海两名带路党引领去着祸祸躲藏起来的牧民了。
三支人马离去一个半时辰后，婆罗门下令处死乞袁部和另一个部落的酋长及其顽固分子，收缴其全部人马分给其他八部。排排坐，分果果。八部得了好处，皆大欢喜。部落子民有点类似于合作社社员，跟谁合作不是合作？所以，酋长的核心成员被砍杀殆尽后，分家事宜进行的很顺利。为防止前出的先锋发现端倪，婆罗门派出一部人马在半路等着前锋的探马。假传消息称大部队按计划跟进，前锋可以继续前进，保持一个半时辰的距离。这就是乞袁律的探马回报后，他又按照行军节奏和大部队保持距离，二次跑出七十里后进入伏击圈的节点。
事实是，乞袁律遇袭之时，婆罗门率部顺着弱洛水东岸一路南下到弱洛水最南端准备二次渡河。计划经后世的巴彦安驻尔、曼达汉，直取怀朔镇，全程千六百里。婆罗门的真正目的地不是库伦城，而是怀朔镇。派出乞袁律做出围攻库伦，派出乌素图噶和胡巴海祸祸库伦的牧民都是假象。这是他射出去“一箭八雕”中的两箭。
此次战略转移对婆罗门来说非常重要。成功了，可一举定乾坤。
一、乞袁律可以吸引库伦方面的注意。
二、乌素图噶和胡巴海可以削弱库伦的力量。
三、借机铲除异己，收买忠实的追随者。
四、规避高车人的穷追猛打。
五、引阿那瑰出怀朔镇后彻底铲除之。
六、扫清所有障碍，逼迫大魏朝承认自己在柔然的合法地位，放弃对阿那瑰的政治保证。
七、如果得到大魏的资助，回头收拾库伦势力。
八、如果的不到大魏的允诺，那就干脆与高车人合流，与大魏为敌。
这就是婆罗门的战略计划，一箭八雕。此计之所以能尽快确定下来，是因为阿那瑰想利用他实行一个更加危险的“驱狼吞虎”计划而促使的。
事实上，大魏和柔然的关系一直很复杂。柔然部落的创立者郁久闾是鲜卑逃奴。柔然汗国的创立者社仑是大魏叛臣。柔然被大魏几次差点灭族灭国，死灰复燃后又不断骚扰劫掠。从拓跋焘拓跋弘两代皇帝北伐的战争结果来判定，大魏之于柔然，就是战胜国之于战败国，宗主国之于臣服国。一百年来，想混个关系较好的宗藩关系都混不上。直到正光年间，柔然和大魏还只是“通使关系”，连朝贡关系都算不上。柔然上两任可汗伏图和丑奴在位时，多次派大员到洛阳请求成为大魏的藩属。
伏图时，大魏朝廷给出的理由是：“蠕蠕远祖社仑（柔然汗国的开国可汗）是大魏叛臣，往者包容，暂时通使。”意思是：你们的首任可汗是大魏叛臣，蠕蠕一直在包庇他。让大魏捏着鼻子默认彼此成为宗藩关系，门儿都没有。暂时就保持外交使节往来吧。
丑奴在位时，先后派出三个使团，准备了大量的貂裘珍宝，祈求正式确立大魏与柔然的“宗藩关系”。当时还在主政的“灵太后”，一介女流给柔然的回复也是很霸气的，以“蠕蠕藩礼不备之意”不予允准。这个理由的真正含义是柔然嘴上说一套，背后做一套，还未从心理上做好当小弟的准备。
直到阿那瑰逃亡洛阳，大魏权臣元叉收受一百斤黄金，逼迫或者怂恿元诩给阿那瑰封王，确定为“戚藩”，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中华朝贡体系中，藩属国和宗主国的概念和西方政治中的藩属国和宗主国关系是有本质区别的。
中华体系中的宗主国，是以中原为世界中心的。藩属国只是宗藩关系的一种，具体分为朝贡国、藩属国、附属国、服属国等。宗主国通过文化、经济、政治等方式来影响藩属国，不干涉藩属国内政，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上下级关系。这样的天下治理观念称之为“王道”。这种朝贡模式从汉朝开始延用到清朝。非中华的那种殖民方式叫“霸道”，与中华文明格格不入。
有了这个国家关系定义，就容易理解婆罗门何以要求牒云具仁以外臣身份叩见外国元首的小心死了。奈何牒云具仁怀着世界中心大国的使命感，除中国之外，视世界上所有国家皆为番邦的心理优势，怎可能在柔然国主面前行君臣之礼？
知道“正朔”一词的来历吗？
正即正月，为一年的第一月，朔即初一。
夏朝以寅月为正月，商朝以丑月为正月，周朝以子月为正月，秦朝亥月为正月。自汉武帝改用夏正以后，后世的帝王一般只改年号而不改正朔。
颁布历法是天子体现皇权的重要手段。旧时称历书为皇历，盖因历书必由皇帝所颁。直到近代，历法正朔仍被视作是政权的标志。比如清末，革命党所办的报纸多以黄帝纪元，以表明不承认清朝的合法性，是以不使用清的正朔。甚至于今天的海外反共人士，仍有以不用公元纪年来强调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又如，孙中山，毛爷爷皆在开国之日宣布使用西历并以民国/公元纪年，足见改朝必改正朔的观念仍然深入人心。
汉代以后的中国“正朔”，所有藩属国必须遵照执行。也就是说，凡承认和中国有宗藩关系的邦国，都要按照宗主国的历法纪年。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腊八节等等重大节日，藩属之国要和宗主国一起纪念。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影响，也是正统与非正统关系争夺的必要性。大魏朝廷拒绝丑奴可汗祈求成为大魏藩属的理由是“藩礼不备”，其中就包括指责蠕蠕没有按照大魏夏历纪年。
反过来说，从匈奴开始，游牧民族政权一直就有和中原王朝争夺“正朔”的习惯，背后潜藏的其实是“主从之争”。婆罗门因为实力不足，没敢和牒云具仁太过较劲，但他内心想成为柔然历史上最伟大可汗的壮志，却不会因为大魏使节的几句威压之言就可以消失的。毕竟是耗费千辛万苦，前后战死几千人才夺回了的江山，阿那瑰一个战败逃亡的临时国主，凭什么毫不费力的侵占胜利果实？但凡有点野望的人，绝不会随随便便听别人吆喝几句就俯首称臣的，这事儿换谁都一样，婆罗门这种马上厮杀过来的草原枭雄自不会例外。他一边派人随牒云具人前去怀朔镇迎接阿那瑰，一边做着必要的战争准备，只等莫何去汾迎接阿那瑰回来。
六月，可恼的高车部来犯，彻底打乱了他的战略部署。婆罗门对属下十部落酋长说：“高车疥癣之患，阿那瑰心腹大患也！”这话听上去耳熟吧？是不是有点像抗战时期老蒋的理论：“日本人疥癣之疾，共产党心腹大患也！”同样的话，慈禧老佛爷好像也说过。其中暗含着“正朔之争”。
这类人心里，外敌入侵，即便有倾国之祸，那也只是损失些利益的小事。外敌不能夺了我的“皇位”，道义和舆论上不允许。內患不除，失败者必将被取而代之。这也是“攘外必先安内”理论的基础。此类皇权占有欲强烈者，从来不问外敌来犯之前为何不好好对待老百姓。孟子曾经说过：“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君将百姓当草芥，外敌入侵时还指望百姓慷慨赴死？奶奶的，想什么呢？再者说，国泰民安，国强民富的国家，岂有外敌敢惦记？婆罗门们从根儿上就错了，焉有不败之理？
婆罗门做出放弃与高车人继续作战，转而围攻库伦的决定，内部至少有两个部落公开或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其中态度最明确的是乞袁部少主乞袁律。虽然乞袁律最终在父亲的规劝下勉强接受了这次改变战略主攻方向的决定，终究还是窝了一肚子邪火。
他的邪火引起了婆罗门的高度重视。眼下婆罗门属下拢共才十个部落的人口，除本部之外，有两个部落出现分歧，涉及到一万多人的战力，不由他不加以重视。大战在即，怎么办？无非两种手段：一是千方百计统一思想，争取团结。二是不动声色，就地剿灭，以防不测。婆罗门选择了第二种“安内”方式。
八月初三率部渡过弱洛水之后，婆罗门派出乞袁律作为前锋，一路向东开路而去。乞袁部剩余的可战之兵只有不到三千人了。另外派出的两支千人队，是与自己意见不和的另一个部落的青壮，由乌素图噶和胡巴海两名带路党引领去着祸祸躲藏起来的牧民了。
三支人马离去一个半时辰后，婆罗门下令处死乞袁部和另一个部落的酋长及其顽固分子，收缴其全部人马分给其他八部。排排坐，分果果。八部得了好处，皆大欢喜。部落子民有点类似于合作社社员，跟谁合作不是合作？所以，酋长的核心成员被砍杀殆尽后，分家事宜进行的很顺利。为防止前出的先锋发现端倪，婆罗门派出一部人马在半路等着前锋的探马。假传消息称大部队按计划跟进，前锋可以继续前进，保持一个半时辰的距离。这就是乞袁律的探马回报后，他又按照行军节奏和大部队保持距离，二次跑出七十里后进入伏击圈的节点。
事实是，乞袁律遇袭之时，婆罗门率部顺着弱洛水东岸一路南下到弱洛水最南端准备二次渡河。计划经后世的巴彦安驻尔、曼达汉，直取怀朔镇，全程千六百里。婆罗门的真正目的地不是库伦城，而是怀朔镇。派出乞袁律做出围攻库伦，派出乌素图噶和胡巴海祸祸库伦的牧民都是假象。这是他射出去“一箭八雕”中的两箭。
此次战略转移对婆罗门来说非常重要。成功了，可一举定乾坤。
一、乞袁律可以吸引库伦方面的注意。
二、乌素图噶和胡巴海可以削弱库伦的力量。
三、借机铲除异己，收买忠实的追随者。
四、规避高车人的穷追猛打。
五、引阿那瑰出怀朔镇后彻底铲除之。
六、扫清所有障碍，逼迫大魏朝承认自己在柔然的合法地位，放弃对阿那瑰的政治保证。
七、如果得到大魏的资助，回头收拾库伦势力。
八、如果的不到大魏的允诺，那就干脆与高车人合流，与大魏为敌。
这就是婆罗门的战略计划，一箭八雕。此计之所以能尽快确定下来，是因为阿那瑰想利用他实行一个更加危险的“驱狼吞虎”计划而促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