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宋殇公不争气。他在位十年,倒打了十一次仗,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宋国的太宰华父督(华读如化)便在民众中散布流言蜚语,煽风点火,说战事频仍的罪魁祸首,就是管军事的孔父嘉。造足舆论后,华父督发动兵变,杀了孔父嘉。宋殇公闻讯震怒,华父督干脆连殇公也一起杀了,把公子冯从郑国迎回宋国,立为国君,是为宋庄公。
    华父督为什么要攻击孔父嘉呢?
    据说是因为有一次他在路上,与孔父嘉的妻子不期而遇,立即魂不附体,必欲夺之而后快。这事当然真假难辨。可以肯定的是,孔氏从此家道中落,最后不得不移民鲁国。孔子算是鲁国人,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第三起弑君的血案。
    接二连三的弑君案,揭开了春秋的序幕;而鲁国和宋国的内讧和内乱,则便宜了郑国。鲁桓公即位后,立即与郑国成为合作伙伴,史称“修好于郑”。华父督迎回流亡在郑国的公子冯,当然也是向郑国表示友好。宋国原本是郑国的死敌,常常与卫国联手对付郑国。鲁虽然要算中立国,但羽父是带兵参加了宋卫联军伐郑的。现在宋和鲁都转变立场,郑国就牛起来了。志得意满的郑庄公,便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
    这只猫,就是周桓王。
    天子挨打
    周桓王是自己送上门去挨打的。8
    这事照理说原本不该发生,因为周与郑关系非同一般。郑,是西周最后一个封国,始封之君是周厉王的小儿子,被周宣王封为诸侯,是为桓公。桓公是郑国的国君,也是周王的大臣,在幽王的时代曾经担任周的司徒。那时,西周王室已经衰落,西方的戎狄却很强大。桓公要勤劳王事,又不想国破家亡断子绝孙,便听从王室史官史伯的建议,从原来的受封之地迁到新郑,国土疆域大约是今河南省北边半省的中部。这就是春秋时期的郑国。本中华史第四卷《青春志》讲到的夏姬,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这样看,郑应该效忠周。
    同样,周也应该善待郑。因为东周王室能够存活,主要靠的是两个大国,这就是晋和郑。晋在黄河北岸,郑在南岸。晋国护卫着周的北面,郑国护卫着周的东面。西边的屏障,是虞和虢(虞在今山西省平陆县,虢在今河南省陕县)。南边,则是申和吕(均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境内)。
    这就是东周初年的形势。后来晋国分裂,自顾不暇;楚国兴起,南方不保。周王室的藩篱,就只剩下郑和虢。
    矛盾,由此而生。
    虢,是周文王弟弟虢仲的封国,也叫西虢。另外还有东虢,是周文王弟弟虢叔的封国,后来被郑国所灭,所以西虢就叫虢。东周初年,虢君似乎已经晋升为公爵,郑君则是伯爵。但郑国的综合国力,显然超过虢国。始封之君桓公,则在西周灭亡时殉难。所以郑的第二任国君武公,第三任国君庄公,都一直担任平王的卿士,作为王室重臣而大权在握。这时,是周与郑的蜜月期。
    然而不知何时,郑庄公发现周平王对自己并不那么信任,很可能会把一半的权力分给虢公。这让庄公十分不快,平王则信誓旦旦地表示绝无此事。为此,周和郑交换了质子。周的王子狐被送到了郑国,郑的公子忽则到周。
    这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因为从法理上说,周王与郑伯,是君臣关系。交换人质,则只能发生在诸侯与诸侯之间。周平王这么做,实际上是把自己降为诸侯了。王室的尊严和体面,大大受损。
    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三月十二日,周平王驾崩。继位的桓王是平王的孙子,年轻气盛,当真把一半的权力分给了虢公。这时的郑庄公,论辈分是周桓王的叔爷爷,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便决定给那小子一点颜色看看。四月,郑国大夫祭仲带兵割取了周王国地里的麦子。秋天,又割走了周王国的谷子。前一次是在温(今河南省温县),算是侵略了周的属国。后一次则在成周(今河南省洛阳市境内),就骚扰到周天子眼皮底下了。于是周郑结怨。
    不过,结怨归结怨,面子还得维持。三年后,郑庄公朝见了周桓王,王室也保留了郑庄公的职位,又过了两年才正式任命虢公为卿士。实际上这时虢公和郑伯,同为周卿士。具体地说,虢公为右卿士,郑伯为左卿士。
    但这绝不意味着周郑和好如初,只不过双方都有政治需要。周王室固然离不开郑国的护卫,郑庄公也想利用周王。身为王室重臣,至少打起仗来可以借用王命,甚至动用王师,这是郑庄公很想要的。9
    不过,既然是相互利用,那就要相互配合。然而桓王似乎不懂。他先是在郑庄公朝见时不讲礼貌,后来又侵犯了郑国的实际利益,最后彻底剥夺了郑庄公的所有权力。接替郑庄公担任左卿士的,是周公黑肩。
    郑庄公毫不客气,拒绝再见周王。
    周桓王也毫不客气,率领联军伐郑。
    这是整个春秋时期天子御驾亲征的唯一一例,时间是在公元前707年(鲁桓公五年)秋天,地点是在长葛(今河南省长葛县)。周军这边,桓王亲自统率中军。右军统帅是虢公林父,后面跟着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左军统帅是周公黑肩,后面跟着陈国的军队。郑公子突说,陈国国内动乱不安,他们的军队也没有战斗意志。如果先进攻陈军,对方一定乱作一团。
    郑庄公采纳了公子突的建议,命令各部只要看见大旗一挥,就击鼓进军。结果岂止陈军,就连蔡军和卫军也一起奔逃,周军则一片混乱。郑军两面夹击,周军大败,桓王自己也被一箭射中了肩膀。
    活捉桓王,只需举手之劳。
    然而郑庄公却表现出君子风度。他拒绝了下属乘胜追击的建议,不但任由桓王逃之夭夭,还派祭仲去劳军,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郑庄公说,君子不为已甚,何况是欺凌天子?能保住江山社稷,就可以了。
    郑庄公很明智,他知道适可而止。
    周王室却威风扫地,体面不存。是啊,如果所谓“天下共主”,竟然不过战败国,还有什么资本和资格去号令天下?
    庄公手下这一箭,拉开了新时代的帷幕。
    霸主就要来了
    周桓王与郑庄公的长葛之战,确实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旧的制度和秩序都已经难以维持,终将土崩瓦解。从天子到诸侯,从诸侯到大夫,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将在激烈的动荡中重新洗牌,并诞生出新的国家制度。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春秋一直持续到战国。
    第一阶段,是至强替代至尊。
    什么是至强?什么是至尊?
    还得从制度说起。
    从西周到东周,我们民族实行的是“邦国制度”。邦国来自封建。封建,就是天子“封邦建国”,诸侯“封土立家”。具体地说,就是天子把天下划为几十个单位,封给诸侯。由此建立起来的,叫国,也叫邦国。诸侯又进行再分配,把国分成若干块,封给大夫。由此建立起来的,叫家,也叫采邑。这就叫封建。
    封建的结果,是产生了天下、国、家。家国合为一体,即邦国;邦国联为一体,即天下。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天下是天子的,三级所有。但,天子只在名义上和权属上是天下共主,邦国主权则由诸侯行使。天子自己,也有一个邦国,只不过地盘最大级别最高,是王国。其余,则分别是公国、侯国、伯国、子国和男国。国以下的家,有治权无主权。主权在国,产权在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见,真正的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是邦国,因此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中的周天子,是共主也是国君。只不过,他的邦国级别最高,王爵;本人地位也最高,共主。周王是人上人,周国是国上国,这就叫“至尊”。同时,他的实力也最雄厚。或者说,正因为实力雄厚,才成为天下共主,这就叫“至强”。也就是说,在西周,至尊和至强是合一的。
    至尊和至强之下,是次尊和次强,这就是诸侯。再下,是次次尊和次次强,这就是大夫。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地位和实力都递减。因此,大夫臣于诸侯,诸侯臣于天子。当然,大夫也有臣。大夫之臣就是士,叫家臣。
    家臣往往是大夫的家人,大夫则是他们的家君。家臣拥戴家君,就像星星围绕月亮。于是大夫的家或采邑,就形成一个众星拱月的结构。推而广之,大夫拥戴诸侯,诸侯拥戴天子,也如此。或者说,天子是大月亮,诸侯是大星星;诸侯是中月亮,大夫是中星星;大夫是小月亮,家臣和家人是小星星。这样一种三重模式的众星拱月,就叫“封建秩序”。
    由此可见,封建秩序要想维持,前提条件是尊卑强弱永远不变。周王国永远最强,大夫的采邑永远最弱,诸侯国则从头到尾都只有那么一点规模,还大家都差不多。就算要发展,也得齐步走,比例不能失调。
    这当然并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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