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1章 “府”不是“市”
按照沈复的建议办,那汉堡的事情就好办了。
朱靖坚的汉王护卫军团,已经完成了事实上的政变,而且做的非常的彻底。
原有的行政机构成员被一锅端,各个机构的首脑大部分被杀,只剩下三个投降效忠最快的活了下来。
整个城市的所有街道和广场也都已经被民兵控制。
两万士兵控制八万人口的城市,那根本是毫无悬念的事情。
在如此巨大的劣势下,被抓的各机构成员只能认怂,宣誓效忠他们的新国王。
朱靖坚最初的宣称也直接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落实。
汉堡成为汉诺威领地的一部分,废除原有的全部纵向和横向的协商机构,所有权力全部属于国王本人独断。
汉堡的军事政变也确实成了典型。
当时被杀的汉堡议长和公社长等人,在中枪死亡之后都被专门拍下了照片。
其他议员和其他机构成员,被士兵全部抓栓成一串,然后向国王宣誓效忠的画面,也都被拍下了了照片。
沈复写了一份说明,声称汉堡议长和公社长等人,裹挟汉堡市民公然对抗国王,拒不服从国王命令,被国王护卫军团处决。
议员、公社成员、行会会员等聚众对抗,被护卫军团集体俘虏,宣誓效忠国王之后被释放。
照片和沈复的说明被复制了很多份,分批送到德意志各地。
其他所有的城市的驻军和新藩国君主,拿着这些说明重新接管分给他们的城市,迫使当地的原有机构全部服从。
这些商业城市本来就是消息灵通的地方,汉堡发生了什么也很快就传遍了德意志地区。
汉堡的议长和公社长是德意志地区的知名人物,相当于邦国君主。
其他城市的议员和商人们,当然也都想象不到,原本汉诺威国王就是准备屠城,只是最后变成了政变而已。
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分析判断,是大明来的君主要求绝对权力,与汉堡议会和公社谈判破裂。
最终才命令大明的军队直接控制城市,控制所有议员和商人强迫他们服从的。
他们参考汉堡的情况,知道自己如果不服从,汉堡就是样板了。
所以汉堡的事情传开之后,其他各地城市的接管就变得轻松了很多,几乎没有商人敢叫嚣着谈判了。
朱靖坚自己的示范效应最好,他亲自带兵去接受不莱梅的时候,直接率领一万军队进城。
控制议会等机构后,当场要求议会和公社成员向自己效忠,对方就直接答应了。
朱靖坚的初心极其恶劣,但最终的结果可以算是还不错,只是汉堡的议长和公社长一群人白死了。
汉堡和不莱梅以及其他的大小欧洲城市,汉诺威王国和其他的大明欧洲新藩国,莱茵河地区和其他归属大明欧洲省的地区。
当地的人和产业的总体大概情况,实际接管治理过程中遇到的比较特殊的新问题。
这些方方面面的信息,都通过当地的大明藩国君主、大明朝廷和藩国的官员、大明朝廷的驻军体系、西厂的情报体系。
分门别类的不断汇聚到顺天府的对应接收机构。
西厂和以往一样,定期准备概括性的汇总报告,直接送到朱简烜面前,让朱简烜查阅世界各地的大致情况。
朱简烜这个皇帝,也确实如朱靖坚说的那样,已经能够通过不断扩张的电报系统,随时掌握整个世界的主要情况了。
这些消息当然不可能完全真实,朱简烜也没有精力依次翻阅原始报告,但这已经是真正的前无古人了。
下面的很多普通官员猜测,皇帝对这些事情也许不怎么感兴趣,应该看一眼就放在一边了。
但是朱简烜这个穿越者,看着大明人对欧洲城市和乡村管理制度的改造,心中有一种独属于自己的特殊感慨。
朱简烜发现,前世神洲发生过的事情,以一种完全颠倒过来的形式,在欧洲大陆上上演了。
在原有的历史上,中国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走过很多弯路。
因为近代中国本身的虚弱,对照欧洲各国当时的强盛,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当时本能想要学习西方的方方面面。
他们当时并不完全清楚欧洲人强盛的真正原因,学习的时候自然就会盲目。
经常忽略东西方之间的固有差异,没有意识到在欧洲社会适用的东西,在神洲的环境下未必适合,做不到因地制宜。
在城市和乡村的管理制度上,在行政区划方面就犯过这方面的错误。
首先是在民国时期,主动从西方借来了“city”的概念,在中国也尝试建设“城市”,认为这样能促进工商业发展。
欧洲的城市和乡村是分开的两个体系,乍一看上去觉得城市建成区是单独管理的。
于是当时也将中国原有的“府城”的核心区,将人口比较密集的建成区和工业区划出来,独立设立为“城市”。
府下属的其他县域,甚至是县城下属的乡村,都跟城市建成区分割出来,交给省去管理。
但是神洲地区的府城的概念,跟欧洲的城市概念相差甚远。
神洲古代城市最重要的一层身份,始终都是中央帝国朝廷在地方上的行政中心。
神洲的城市本来就在帝国的管理体系之内的,是周围农村地区的核心。
直接生搬硬套欧洲经验,完全颠覆了神洲本土的传统。
造成了非常麻烦的行政问题,在后续的上百年里面都没有真正解决,最终又事实上倒车回去了。
欧洲国家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形成了复杂而繁琐的地方自治传统。
一个封建领主得到了一份土地,通常会承诺不改变地方的传统和法律,只是要求当地向他交税就行了。
大领主的大部分土地都处于某种自治状态。
领主相当于在很多个小区有房子的包租公,要做的事情就是定期到各个房子里面去收租。
甚至可以不上门去收,让对方主动送过来都行。
因为不需要掌控和处理地方上的具体事务,所以这种大领主可以管理非常多的下级机构。
直接挂在领主、国王下的下级机构,就算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也没问题,做好记录定期去收对应地方的税就行了。
但是神洲帝国是中央集权国家,权力传递是自上而下的。
每一个省府州县都是中央朝廷的延伸机构,每一个延伸机构都需要上级的授权,多个延伸机构之间的合作都需要上级协调。
根据后世的实际管理经验,一个上级机构能够直接管理的下级机构数量,是有一个大致极限的。
效率最高的是五到六个,能保持比较高效率的数字是十个,超过三十个之后就很难管了,超过五十个就就可能出现混乱了。将神洲地区的府城建成区单独设立城市,将其他普通农业县区全部交给省。
省要直接管理的县的数量,就会达到几十甚至上百个,再加上独立出来的那些城市,省的下属机构基本都有一百多个。
这种情况下省根本管不过来,各个部门的官员都不知道下属都有谁。
管不过来的时候,就不得不设置都察区、专员专区、地区办事处之类的派出机构,专门负责管理某几个县区的事务。
这些派出机构需要有办公的驻地,而交通最为方便,最适合当驻地的地方,恰好就是独立出去的“城市”。
毕竟城市本来就是当前地区的核心,很多都是战略要地,本来就是负责管理这一片区域的。
所以后来很多行政专员的驻地机构,就又放在了已经独立出去的城市里面了。
这就相当于管理县域乡村的机构,与管理城市地区的机构,都放在了同一个城市之中。
那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干脆省略一套重复的机构,让这些城市负责代管外面的县城不就行了吗?
看上去是可行的,于是地级市就诞生了。
地级市的职能和规模都非常的接近于府,但却并不是从当初的府直接传承下来的。
地级市的直接起源,是建国后的专区和地区。
专区来源于民国的行政督察区,行政督察专区是民民国废府存道的结果。
道来源于是明清的分守道,分守道介于省和府之间,最初属于省的派出机构,只不过后期逐步实体化了。
一个道通常由几个府组成,规模类似后来的重庆市。
民国的本意,是想改四级行政区划为两级,废掉省和府,只保留道和县。
实际行动中发现不现实,所以保留了省。
选择道而不是府,可能是因为府的称呼带有一定封建传统意味,革命时代就优先整体革除了。
所以地级市是府用道的尸体还魂了。
既然是借尸还魂,那就跟原版是有区别的,或者说是有某种问题的。
比如说“市辖区”,看上去与府的附郭县非常类似,但概念是在城市状态下形成的,是由市直接管辖的地方。
县的概念也已经变了,是不归城市直接管理的乡村,在法律上不是隶属于地级市下级机构,所以县是地级市“代管”的。
既然一个是直管,一个是代管,那就形成了区别,自然也形成了差异。
县是地级市的小弟,小弟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地级市不能插手,也不会在资源上有什么倾斜。
区是地级市的直接下属,不让他干的就不能干,让他干的就必须得去干,属于地级市统一规划和管理,也能得到资源倾斜。
有些县迫切的想要成为区,获得地级市的资源倾斜。
但也有例外的县坚定的拒绝成为区,因为他们对地级市没有认同感。
在最初的原始的“省、府、县”结构中,府是所有下属州、县共同的上级机构。
关键是府不直接管理基层事务,哪怕是府城自己的城市中,也会设立附郭县来管理城市基层政务。
比如应天府的江宁县和上元县,各自管理半个应天府城和郊外的一部分地区,看上去跟现在地级市的区没有区别。
但附郭县的政治概念与区完全不同,它们性质上是“没有独立县城的县”。
他们的所有政治地位,与应天府所辖的其他的城外的郊区的县,都是明确属于府的下属机构,且没有代管和直管之分。
古代的官员,不想当附郭县的知县,更愿意去当郊县的知县。
民国设置城市的过程中,通常是将建成区独立出来,建成区基本都是附郭县,所以城市就采用附郭县的名字。
例如庐州府附郭县是合肥县,设立城市的时候理所当然的成了“合肥”市。
最后合肥市又变成地级市,代管其他郊县。
其他的郊县并入地级市的时候就别扭了,我们大家本来都是庐州府的一员,现在我怎么成了你合肥的下属了?
你合肥变成地级市了,我为什么不能啊?当不了地级市我不能当县级市?
类似的情况有很多,像是东昌府聊城县变成了聊城市,曹州府菏泽县变成了菏泽市,黄州府黄冈县变成了黄冈市。
松江府上海县,变成了上海市松江区,这个级别完全颠倒过来了。
还有在设置城市的过程中,曾经将县政府迁到了郊外,专门负责郊外的农村地区,将城区留给城市管理。
比如顺天府大兴县和宛平县,本来都是管理顺天府城事务的,后来都搬出去成了郊县。
最后又在原来大兴县、宛平县管理的城区设置了东城区和西城区。
以至于有人以为古代的大兴县人也是农村的。
最后又撤县改区,大兴县和宛平县又变成了区,名字虽然还在,但是核心地区完全跑偏了,也是借尸还魂了。
最后的大兴和宛平,跟他们名字原有的传统,还有什么实际关系吗?
某些地方曾经打出过“宁市不区”的口号,拒绝成为地级市辖区,寻求成为县级市。
与此同时,新生的地级市、县级市,再加上固有的集市、市镇概念,让市这个名称下面的概念乱了套。
在西方文化入侵前,“市”本来就是市场的意思,城市中的类似坊和街道,城外的类似于乡镇,是县的下级机构。
只是市在性质上是商业区,坊则属于居民区,厂通常是手工业区。
这些自然形成的地域概念,本来就能将城镇的功能区正常区分,不用生造什么街道概念。
神洲本土自己自然形成的行政区划,本来就是最适合自己的,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必要去学欧洲人。
欧洲的city概念,根本就不应该翻译成市,用自治城还差不多。
现在的大明强盛而欧洲衰弱,大明不会有人想要参考欧洲模式改造大明的行政区划,反而用大明的行政区划去改造欧洲。
这样会出什么问题吗?会有类似于神洲强行用欧洲制度,导致的一堆烂账吗?
其他的大明人不会有这种想法,朱简烜还真的认真考虑了一下,最后觉得应该不会有啥大问题。
大明的行政区划,反而能将散乱的欧洲地方机构融为一体,整理成规范的体系。
后世欧美的地方行政区划,其实也有神洲化的倾向,只是他们在近代史上始终强盛,自我改革的动力并不大。
现在大明帮他们完成了这一点,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事实上的进步。
(本章完)
按照沈复的建议办,那汉堡的事情就好办了。
朱靖坚的汉王护卫军团,已经完成了事实上的政变,而且做的非常的彻底。
原有的行政机构成员被一锅端,各个机构的首脑大部分被杀,只剩下三个投降效忠最快的活了下来。
整个城市的所有街道和广场也都已经被民兵控制。
两万士兵控制八万人口的城市,那根本是毫无悬念的事情。
在如此巨大的劣势下,被抓的各机构成员只能认怂,宣誓效忠他们的新国王。
朱靖坚最初的宣称也直接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落实。
汉堡成为汉诺威领地的一部分,废除原有的全部纵向和横向的协商机构,所有权力全部属于国王本人独断。
汉堡的军事政变也确实成了典型。
当时被杀的汉堡议长和公社长等人,在中枪死亡之后都被专门拍下了照片。
其他议员和其他机构成员,被士兵全部抓栓成一串,然后向国王宣誓效忠的画面,也都被拍下了了照片。
沈复写了一份说明,声称汉堡议长和公社长等人,裹挟汉堡市民公然对抗国王,拒不服从国王命令,被国王护卫军团处决。
议员、公社成员、行会会员等聚众对抗,被护卫军团集体俘虏,宣誓效忠国王之后被释放。
照片和沈复的说明被复制了很多份,分批送到德意志各地。
其他所有的城市的驻军和新藩国君主,拿着这些说明重新接管分给他们的城市,迫使当地的原有机构全部服从。
这些商业城市本来就是消息灵通的地方,汉堡发生了什么也很快就传遍了德意志地区。
汉堡的议长和公社长是德意志地区的知名人物,相当于邦国君主。
其他城市的议员和商人们,当然也都想象不到,原本汉诺威国王就是准备屠城,只是最后变成了政变而已。
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分析判断,是大明来的君主要求绝对权力,与汉堡议会和公社谈判破裂。
最终才命令大明的军队直接控制城市,控制所有议员和商人强迫他们服从的。
他们参考汉堡的情况,知道自己如果不服从,汉堡就是样板了。
所以汉堡的事情传开之后,其他各地城市的接管就变得轻松了很多,几乎没有商人敢叫嚣着谈判了。
朱靖坚自己的示范效应最好,他亲自带兵去接受不莱梅的时候,直接率领一万军队进城。
控制议会等机构后,当场要求议会和公社成员向自己效忠,对方就直接答应了。
朱靖坚的初心极其恶劣,但最终的结果可以算是还不错,只是汉堡的议长和公社长一群人白死了。
汉堡和不莱梅以及其他的大小欧洲城市,汉诺威王国和其他的大明欧洲新藩国,莱茵河地区和其他归属大明欧洲省的地区。
当地的人和产业的总体大概情况,实际接管治理过程中遇到的比较特殊的新问题。
这些方方面面的信息,都通过当地的大明藩国君主、大明朝廷和藩国的官员、大明朝廷的驻军体系、西厂的情报体系。
分门别类的不断汇聚到顺天府的对应接收机构。
西厂和以往一样,定期准备概括性的汇总报告,直接送到朱简烜面前,让朱简烜查阅世界各地的大致情况。
朱简烜这个皇帝,也确实如朱靖坚说的那样,已经能够通过不断扩张的电报系统,随时掌握整个世界的主要情况了。
这些消息当然不可能完全真实,朱简烜也没有精力依次翻阅原始报告,但这已经是真正的前无古人了。
下面的很多普通官员猜测,皇帝对这些事情也许不怎么感兴趣,应该看一眼就放在一边了。
但是朱简烜这个穿越者,看着大明人对欧洲城市和乡村管理制度的改造,心中有一种独属于自己的特殊感慨。
朱简烜发现,前世神洲发生过的事情,以一种完全颠倒过来的形式,在欧洲大陆上上演了。
在原有的历史上,中国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走过很多弯路。
因为近代中国本身的虚弱,对照欧洲各国当时的强盛,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当时本能想要学习西方的方方面面。
他们当时并不完全清楚欧洲人强盛的真正原因,学习的时候自然就会盲目。
经常忽略东西方之间的固有差异,没有意识到在欧洲社会适用的东西,在神洲的环境下未必适合,做不到因地制宜。
在城市和乡村的管理制度上,在行政区划方面就犯过这方面的错误。
首先是在民国时期,主动从西方借来了“city”的概念,在中国也尝试建设“城市”,认为这样能促进工商业发展。
欧洲的城市和乡村是分开的两个体系,乍一看上去觉得城市建成区是单独管理的。
于是当时也将中国原有的“府城”的核心区,将人口比较密集的建成区和工业区划出来,独立设立为“城市”。
府下属的其他县域,甚至是县城下属的乡村,都跟城市建成区分割出来,交给省去管理。
但是神洲地区的府城的概念,跟欧洲的城市概念相差甚远。
神洲古代城市最重要的一层身份,始终都是中央帝国朝廷在地方上的行政中心。
神洲的城市本来就在帝国的管理体系之内的,是周围农村地区的核心。
直接生搬硬套欧洲经验,完全颠覆了神洲本土的传统。
造成了非常麻烦的行政问题,在后续的上百年里面都没有真正解决,最终又事实上倒车回去了。
欧洲国家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形成了复杂而繁琐的地方自治传统。
一个封建领主得到了一份土地,通常会承诺不改变地方的传统和法律,只是要求当地向他交税就行了。
大领主的大部分土地都处于某种自治状态。
领主相当于在很多个小区有房子的包租公,要做的事情就是定期到各个房子里面去收租。
甚至可以不上门去收,让对方主动送过来都行。
因为不需要掌控和处理地方上的具体事务,所以这种大领主可以管理非常多的下级机构。
直接挂在领主、国王下的下级机构,就算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也没问题,做好记录定期去收对应地方的税就行了。
但是神洲帝国是中央集权国家,权力传递是自上而下的。
每一个省府州县都是中央朝廷的延伸机构,每一个延伸机构都需要上级的授权,多个延伸机构之间的合作都需要上级协调。
根据后世的实际管理经验,一个上级机构能够直接管理的下级机构数量,是有一个大致极限的。
效率最高的是五到六个,能保持比较高效率的数字是十个,超过三十个之后就很难管了,超过五十个就就可能出现混乱了。将神洲地区的府城建成区单独设立城市,将其他普通农业县区全部交给省。
省要直接管理的县的数量,就会达到几十甚至上百个,再加上独立出来的那些城市,省的下属机构基本都有一百多个。
这种情况下省根本管不过来,各个部门的官员都不知道下属都有谁。
管不过来的时候,就不得不设置都察区、专员专区、地区办事处之类的派出机构,专门负责管理某几个县区的事务。
这些派出机构需要有办公的驻地,而交通最为方便,最适合当驻地的地方,恰好就是独立出去的“城市”。
毕竟城市本来就是当前地区的核心,很多都是战略要地,本来就是负责管理这一片区域的。
所以后来很多行政专员的驻地机构,就又放在了已经独立出去的城市里面了。
这就相当于管理县域乡村的机构,与管理城市地区的机构,都放在了同一个城市之中。
那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干脆省略一套重复的机构,让这些城市负责代管外面的县城不就行了吗?
看上去是可行的,于是地级市就诞生了。
地级市的职能和规模都非常的接近于府,但却并不是从当初的府直接传承下来的。
地级市的直接起源,是建国后的专区和地区。
专区来源于民国的行政督察区,行政督察专区是民民国废府存道的结果。
道来源于是明清的分守道,分守道介于省和府之间,最初属于省的派出机构,只不过后期逐步实体化了。
一个道通常由几个府组成,规模类似后来的重庆市。
民国的本意,是想改四级行政区划为两级,废掉省和府,只保留道和县。
实际行动中发现不现实,所以保留了省。
选择道而不是府,可能是因为府的称呼带有一定封建传统意味,革命时代就优先整体革除了。
所以地级市是府用道的尸体还魂了。
既然是借尸还魂,那就跟原版是有区别的,或者说是有某种问题的。
比如说“市辖区”,看上去与府的附郭县非常类似,但概念是在城市状态下形成的,是由市直接管辖的地方。
县的概念也已经变了,是不归城市直接管理的乡村,在法律上不是隶属于地级市下级机构,所以县是地级市“代管”的。
既然一个是直管,一个是代管,那就形成了区别,自然也形成了差异。
县是地级市的小弟,小弟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地级市不能插手,也不会在资源上有什么倾斜。
区是地级市的直接下属,不让他干的就不能干,让他干的就必须得去干,属于地级市统一规划和管理,也能得到资源倾斜。
有些县迫切的想要成为区,获得地级市的资源倾斜。
但也有例外的县坚定的拒绝成为区,因为他们对地级市没有认同感。
在最初的原始的“省、府、县”结构中,府是所有下属州、县共同的上级机构。
关键是府不直接管理基层事务,哪怕是府城自己的城市中,也会设立附郭县来管理城市基层政务。
比如应天府的江宁县和上元县,各自管理半个应天府城和郊外的一部分地区,看上去跟现在地级市的区没有区别。
但附郭县的政治概念与区完全不同,它们性质上是“没有独立县城的县”。
他们的所有政治地位,与应天府所辖的其他的城外的郊区的县,都是明确属于府的下属机构,且没有代管和直管之分。
古代的官员,不想当附郭县的知县,更愿意去当郊县的知县。
民国设置城市的过程中,通常是将建成区独立出来,建成区基本都是附郭县,所以城市就采用附郭县的名字。
例如庐州府附郭县是合肥县,设立城市的时候理所当然的成了“合肥”市。
最后合肥市又变成地级市,代管其他郊县。
其他的郊县并入地级市的时候就别扭了,我们大家本来都是庐州府的一员,现在我怎么成了你合肥的下属了?
你合肥变成地级市了,我为什么不能啊?当不了地级市我不能当县级市?
类似的情况有很多,像是东昌府聊城县变成了聊城市,曹州府菏泽县变成了菏泽市,黄州府黄冈县变成了黄冈市。
松江府上海县,变成了上海市松江区,这个级别完全颠倒过来了。
还有在设置城市的过程中,曾经将县政府迁到了郊外,专门负责郊外的农村地区,将城区留给城市管理。
比如顺天府大兴县和宛平县,本来都是管理顺天府城事务的,后来都搬出去成了郊县。
最后又在原来大兴县、宛平县管理的城区设置了东城区和西城区。
以至于有人以为古代的大兴县人也是农村的。
最后又撤县改区,大兴县和宛平县又变成了区,名字虽然还在,但是核心地区完全跑偏了,也是借尸还魂了。
最后的大兴和宛平,跟他们名字原有的传统,还有什么实际关系吗?
某些地方曾经打出过“宁市不区”的口号,拒绝成为地级市辖区,寻求成为县级市。
与此同时,新生的地级市、县级市,再加上固有的集市、市镇概念,让市这个名称下面的概念乱了套。
在西方文化入侵前,“市”本来就是市场的意思,城市中的类似坊和街道,城外的类似于乡镇,是县的下级机构。
只是市在性质上是商业区,坊则属于居民区,厂通常是手工业区。
这些自然形成的地域概念,本来就能将城镇的功能区正常区分,不用生造什么街道概念。
神洲本土自己自然形成的行政区划,本来就是最适合自己的,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必要去学欧洲人。
欧洲的city概念,根本就不应该翻译成市,用自治城还差不多。
现在的大明强盛而欧洲衰弱,大明不会有人想要参考欧洲模式改造大明的行政区划,反而用大明的行政区划去改造欧洲。
这样会出什么问题吗?会有类似于神洲强行用欧洲制度,导致的一堆烂账吗?
其他的大明人不会有这种想法,朱简烜还真的认真考虑了一下,最后觉得应该不会有啥大问题。
大明的行政区划,反而能将散乱的欧洲地方机构融为一体,整理成规范的体系。
后世欧美的地方行政区划,其实也有神洲化的倾向,只是他们在近代史上始终强盛,自我改革的动力并不大。
现在大明帮他们完成了这一点,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事实上的进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