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灾难，不是山石泥土筑成的堤防所能阻挡的寻常洪水。惟其如此，经验是无效的。今人不是神，古人更不是神。面对任何灾难，人类的初期应对，都只能是以既往经验为根基。历史的创造与跨越，必然在效法既往经验的失败之后。
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就必然有了创造性的新路吗？
（2）第二次治水的领袖鲧，仍然采用堵截方式，再次失败 洪水之势越来越大，族群首领们已经不能相信共工氏族群了。
共工氏的第一次失败，一定给联盟权力与古老族群的首领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适时召开的联盟权力会议上，四个大族群首领（四岳）强力举荐鲧主持第二次治水。可是，尧帝却认为：“鲧负命毁族，不可。”只是由于“四岳”坚持已经没有人可以再选了，尧帝才勉强决断，任用鲧做了第二次治水的领袖。
这个鲧，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氏族首领，竟被尧帝指责为“负命毁族”之人？
鲧，是当时“崇”地一个特大族群的首领，被人尊称为崇伯。所谓伯，就是这一地域具有最高地位且最受人拥戴的族群首领。“崇”在哪里呢？就在今日河南省登封县的嵩山地带。也就是说，鲧族居住在嵩山地域，是最为古老的河南人。合理推论，很可能鲧个性刚强，在率领族群开拓奋争的过程中不听最高联盟权力的招呼，自作主张，抢夺相邻族群的人畜土地太多，曾经招致众多进攻而遭失败，并给本族带来过重大损失，所以被尧帝指责为“负命毁族”之人。
据说，鲧在历史上的贡献有两件大事：一件是尽人皆知的治水，一件是鲜为人知的“作城”。什么是“作城”？就是鲧族发明了筑城术。当代远古史专家们的考证结论是：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都是治水。
既是治水，为什么有了筑城的说法和联想呢？
城邑出现的历史很遥远。之后，又有黄帝作城、鲧作城的说法，用今天的理念看，显然不是指再次的发明，而是不断改进筑城术的历史记忆。远古农耕部族原本没有城，就其生计活动而言，也不需要城。城邑的出现，起源应该就是修筑堤坝，防备洪水。人们之所以修筑高墙，并住进这道高墙之内，直接的需求不是居住，而是预防洪水。后来，人们发现住进这道高墙之内，还可以加强对战争与异族劫掠的防御，于是，高墙就经常化了，城池就出现了。即或在黄帝之前更早的远古社会，城邑出现的社会需求，也是防备洪水。
进入鲧治水的时代，高墙、大堤、土城，几乎是同一功能的东西。从防御水患说，是堤防；从防御战乱与劫掠看，是城墙。在那个时代，在鲧族所在地，大堤防，或者是大城墙，一定比前代修筑得更好更坚固，也比其他族群聚居地修筑得更好更坚固。于是，便有了鲧族发明筑城的说法。
鲧的治水持续了九年，最终还是失败了。
鲧是如何治水的呢？
关于鲧的治水方式，历史文献有两种基本说法，一种写实，一种神话。写实记载，《尚书·洪范篇》云：“鲧，堙治水。”《国语·周语下》云：“崇伯称遂共工之过。”神话说法，《山海经·海内经》云：“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
两种说法的根基点是共同的：鲧与共工同样，都采用了堵塞治水的方法。
神话中的鲧，没有如共工氏那样费力气，他盗窃了天帝的“息壤”。这是一种可以自动增长的永远不会耗尽的神性土壤，只要撒出去一把，就是一道忽忽长高的山陵，就能堵截住洪水。可是，不知道是息壤的长高速度比不过洪水，还是息壤总有用完的时候，总归是鲧没有用这种神土阻挡住洪水，洪水还是再度泛滥了起来。息壤治水的神话，是我们民族最为美丽、最具创造性的一则神话。那种永远不能耗尽且能无限增高的神性物质，蕴涵了远古先人多么宏大的追求，多么神奇而丰富的想像力！
历史文献的说法，则要现实得多——鲧的堵塞之法，就是给所有族群的聚居地修筑起高大坚固的防护堤，或者土寨子。对于联盟首领们的驻地，则要修起更加高大、更加坚固的山石泥土堤防。联盟首领们原本便居住在较高的土丘上，这就是“帝丘”。现在，鲧还要在“帝丘”四周再度修筑一道高大坚固的土石堤防，使“帝丘”更为坚实。据说，当时的大堤防已经达到了三仞的高度。若按一仞八尺的说法，三仞就是两丈多，足有今天的两三层楼高。可以想见，即或是诸多部族一起动手，在大洪水中要修筑成如此高大的堤防，也是极其艰巨的。肩负领导责任与治水主力的鲧族群，一定为此付出了最为辛勤的劳作，最为巨大的牺牲。
那么，鲧为什么要继续采用共工的壅川之法？
从根本上说，一定是使命紧急，必须立见功效。从个人素质说，鲧没有新思维，一定是认定共工的失败在于堤防修筑得还不够坚固，不够高大，一定是对自己族群能够修筑坚实高大的土石堤坝深具信心，才决然领命治水的。可是，“势若漫天”的大洪水是严酷的，这种万分紧迫而又万分艰巨的堵截劳作，注定是不会成功的。
九年过去，鲧族群的治水大业，还是最终失败了。
《史记·夏本纪》对鲧治水的结局记载是：“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乃求人，更得舜。”这就是说，鲧的治水失败，给最高联盟权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耄耋之年的尧帝已经不堪其累，于是将最高联盟的实际权力，禅让给了正当盛年的舜。但是，因为尧还在世，所以舜即位的头28年，被后世视为“摄行天子政”的时期。
3.舜帝新政：第三度迎战大洪水
舜帝新政，开启了洪水时代的新篇章。
舜帝是一个极有才具、办事果决的领袖。刚刚执掌权力，舜立即定下了五年一巡狩的规则，开始巡行各氏族聚居地。期间，舜接连处置了三方面的基础大事：其一，遴选出各族新首领22人，并立即擢升这些首领做了联盟最高层的重要官员，后来这22人都立了大功；其二，整肃天下秩序，各种民生法度相继建立；其三，也是最重要的，舜立即开始了治水大业的战略铺排。舜帝筹划治水的步骤，即或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是智慧非凡、勇气非凡的。
第一步，舜帝公平执法，从速并严厉处置了前期治水的三桩遗留事端：其一，兜举荐共工，有失察之罪，被流放到崇山，也就是今日的嵩山地带；其二，共工治水失败，被流放到幽州山地，也就是今日的河北地带；其三，鲧耗时9年而治水失败，舜帝派出祝融执法，将鲧处死在了羽山。
第二步，舜将反复叛乱的三苗族群，迁徙到西部大山；将尧帝一直不能处置的四凶族，流放到四千里之外的荒僻山地。由此，最高联盟的权力大大加强，族群秩序大大整肃，为治水大业开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第三步，舜帝开始公正地遴选治水人才，使真正的治水英雄登上了历史舞台。
基于上述新政及其之后的连续功业，《史记·五帝本纪》对舜帝有一句总体性评价：“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帝始。”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从文明史的意义看，舜帝的最大功绩有两方面：一是为战胜大洪水创造了社会秩序的历史条件；二是为战胜大洪水遴选出了天才的治水领袖，将中国族群战胜洪水劫难的历史道路引上了正确的方向。
对于遴选新的治水领袖，《五帝本纪》的记载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也就是说，禹主持治水，是舜帝亲自举荐的。若非如此，一个治水失败而被处死的族群首领的儿子，是很难走上统领诸多族群治水的领袖地位的。我们真得为近古联盟首领们的胸襟感慨——舜帝亲自下令处死了禹的父亲鲧，却又亲自推举鲧的儿子继续治水，这该需要何等的目光、心胸与勇气！
值得注意的重大史实是：在这次确定治水领袖的最高联盟决策会议上，后来创造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四大族群的领袖，全部都出现了。这四大领袖及其族群是：以禹为首领的夏人族群，以契为首领的商人族群，以后稷为首领的周人族群，以伯益（大费）为首领的秦人族群。这次最高联盟会议的决策是：夏、商、周、秦四大族群全部参与治水，以禹为领袖，以其余三大首领为辅佐，共同构成第三次迎战大洪水的主力族群。
这是一组惊人的历史密码。
在此后的两千年历史之中，治水时代所生成的这一组历史密码，不断在相互组合中推动着历史态势的演变，践行着中国原生文明伟大的、连续的历史跨越，演绎出无数次血火大争的重大历史事变，将华夏文明一浪又一浪地推向了高峰。
我们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组历史密码。
因为，它是此后两千年文明风暴的源头。
4.大禹治水：近古社会走出了洪水劫难
一场历史伟业，在禹的有效领导下开始了。
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夏本纪》说：禹是黄帝的第五代玄孙，本名叫作文命。另有后世《谥法》云：受禅成功，曰禹。综合史料，禹的大体情况是：或姓公孙，或姓姬，或姓姒，名叫文命。禹，有可能是他的名字，也可能是他受禅后的帝号。这一历史记忆的精准程度，大可不必追究，我们还是以今人熟悉的名号——大禹，来称呼他。
透过种种不甚清晰的历史记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的基本事实是：崇地的大禹族群，已经是当时社会的最大族群之一了，它直接分支于黄帝族群，在当时的“天下”是很有影响力的。惟其如此，在人口数量起决定作用的近古时代，鲧、禹两代先后受命治水，才有坚实的根基。
大禹的出生，《山海经》记载了一则神话：“帝令祝融杀鲧于羽山。鲧，复生禹。”
这个“复”是“腹”的同声假借字。也就是说，禹是从父亲鲧的肚子里生出来的。这则神话更具体的说法是：鲧死后三年，尸体不腐烂，一日腹破，禹破腹而出，乘龙飞去。虽然，这只是一则神话传说，但可以确定地说，大禹的出生一定是很不寻常的。大禹很可能是鲧的遗腹子。也就是说，鲧死之时，禹尚未出生。
如此一个禹，为什么舜帝与大族首领们那么信任他？仅仅基于是黄帝之后裔吗？
文献《夏本纪》这样描述历史对大禹的记忆：“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显然，大禹作为族领，是一个极富魅力，极富创造性，又极富威严感与秩序感的人物。他智慧勤事，亲近大众，出言有信，德行不违规矩。如此族领，一定是深受民众喜爱了。但是，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大禹是一个极具创造天赋的人。他说话的声音，天然地符合音律；他的身形，就是天然的尺度；他的出行举动，都是经过称量权衡的。以身作则的原初意思是什么，不正是禹的“身为度”吗？从总的方面说，大禹是一个勤勉肃穆，堪为天下纲纪的首领。
如此近乎神圣的人格，仅仅是一种传说中的溢美之词吗？
应当是可信的。因为，大禹有形成如此人格的精神根基。文献《夏本纪》云：“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这是说，大禹是在痛苦的磨炼中成长起来的。治水失败，是崇地族群的巨大劫难。族领父亲因治水而身死，族群先人们则不知付出了多么惨重的生命代价，这些，无疑会在年幼的禹的心灵上，刻下难以愈合的深深的伤口。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在这种族群大劫难的重压之下，都可能或自甘毁灭，或奋发再造。无疑，大禹属于后者。
应该说，无数血的代价，才终于锻铸出了一个超越经验的天才的治水领袖。
大禹治水的故事太多太多了，且让我们对其最重要的创造先作一个总体概览。
（1）治水新思维：大禹最为重要的革新与创造
今人都知道，大禹治水是将壅川筑堤之法，改成了疏导入海之法。在后世理念看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似乎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在当时，这种改变无异于石破天惊！因为，这是对前人经验的彻底否定，一举颠覆，是反其道而行之。在极其看重祖先成例的远古时代，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首先，提出这种新思维的基础条件，是需要对天下水流规则有大量的观察，有深刻的理解的。此前的共工氏与鲧，为什么要堵水？一定有着认识上的根源。他们一定认为：遍地流淌的大洪水是无序漫延的，人们无法引导它们的流向，只有水来土屯，才能防止灾难的发生。在这种思维惯性下，要得出水流是有规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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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就必然有了创造性的新路吗？
（2）第二次治水的领袖鲧，仍然采用堵截方式，再次失败 洪水之势越来越大，族群首领们已经不能相信共工氏族群了。
共工氏的第一次失败，一定给联盟权力与古老族群的首领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适时召开的联盟权力会议上，四个大族群首领（四岳）强力举荐鲧主持第二次治水。可是，尧帝却认为：“鲧负命毁族，不可。”只是由于“四岳”坚持已经没有人可以再选了，尧帝才勉强决断，任用鲧做了第二次治水的领袖。
这个鲧，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氏族首领，竟被尧帝指责为“负命毁族”之人？
鲧，是当时“崇”地一个特大族群的首领，被人尊称为崇伯。所谓伯，就是这一地域具有最高地位且最受人拥戴的族群首领。“崇”在哪里呢？就在今日河南省登封县的嵩山地带。也就是说，鲧族居住在嵩山地域，是最为古老的河南人。合理推论，很可能鲧个性刚强，在率领族群开拓奋争的过程中不听最高联盟权力的招呼，自作主张，抢夺相邻族群的人畜土地太多，曾经招致众多进攻而遭失败，并给本族带来过重大损失，所以被尧帝指责为“负命毁族”之人。
据说，鲧在历史上的贡献有两件大事：一件是尽人皆知的治水，一件是鲜为人知的“作城”。什么是“作城”？就是鲧族发明了筑城术。当代远古史专家们的考证结论是：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都是治水。
既是治水，为什么有了筑城的说法和联想呢？
城邑出现的历史很遥远。之后，又有黄帝作城、鲧作城的说法，用今天的理念看，显然不是指再次的发明，而是不断改进筑城术的历史记忆。远古农耕部族原本没有城，就其生计活动而言，也不需要城。城邑的出现，起源应该就是修筑堤坝，防备洪水。人们之所以修筑高墙，并住进这道高墙之内，直接的需求不是居住，而是预防洪水。后来，人们发现住进这道高墙之内，还可以加强对战争与异族劫掠的防御，于是，高墙就经常化了，城池就出现了。即或在黄帝之前更早的远古社会，城邑出现的社会需求，也是防备洪水。
进入鲧治水的时代，高墙、大堤、土城，几乎是同一功能的东西。从防御水患说，是堤防；从防御战乱与劫掠看，是城墙。在那个时代，在鲧族所在地，大堤防，或者是大城墙，一定比前代修筑得更好更坚固，也比其他族群聚居地修筑得更好更坚固。于是，便有了鲧族发明筑城的说法。
鲧的治水持续了九年，最终还是失败了。
鲧是如何治水的呢？
关于鲧的治水方式，历史文献有两种基本说法，一种写实，一种神话。写实记载，《尚书·洪范篇》云：“鲧，堙治水。”《国语·周语下》云：“崇伯称遂共工之过。”神话说法，《山海经·海内经》云：“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
两种说法的根基点是共同的：鲧与共工同样，都采用了堵塞治水的方法。
神话中的鲧，没有如共工氏那样费力气，他盗窃了天帝的“息壤”。这是一种可以自动增长的永远不会耗尽的神性土壤，只要撒出去一把，就是一道忽忽长高的山陵，就能堵截住洪水。可是，不知道是息壤的长高速度比不过洪水，还是息壤总有用完的时候，总归是鲧没有用这种神土阻挡住洪水，洪水还是再度泛滥了起来。息壤治水的神话，是我们民族最为美丽、最具创造性的一则神话。那种永远不能耗尽且能无限增高的神性物质，蕴涵了远古先人多么宏大的追求，多么神奇而丰富的想像力！
历史文献的说法，则要现实得多——鲧的堵塞之法，就是给所有族群的聚居地修筑起高大坚固的防护堤，或者土寨子。对于联盟首领们的驻地，则要修起更加高大、更加坚固的山石泥土堤防。联盟首领们原本便居住在较高的土丘上，这就是“帝丘”。现在，鲧还要在“帝丘”四周再度修筑一道高大坚固的土石堤防，使“帝丘”更为坚实。据说，当时的大堤防已经达到了三仞的高度。若按一仞八尺的说法，三仞就是两丈多，足有今天的两三层楼高。可以想见，即或是诸多部族一起动手，在大洪水中要修筑成如此高大的堤防，也是极其艰巨的。肩负领导责任与治水主力的鲧族群，一定为此付出了最为辛勤的劳作，最为巨大的牺牲。
那么，鲧为什么要继续采用共工的壅川之法？
从根本上说，一定是使命紧急，必须立见功效。从个人素质说，鲧没有新思维，一定是认定共工的失败在于堤防修筑得还不够坚固，不够高大，一定是对自己族群能够修筑坚实高大的土石堤坝深具信心，才决然领命治水的。可是，“势若漫天”的大洪水是严酷的，这种万分紧迫而又万分艰巨的堵截劳作，注定是不会成功的。
九年过去，鲧族群的治水大业，还是最终失败了。
《史记·夏本纪》对鲧治水的结局记载是：“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乃求人，更得舜。”这就是说，鲧的治水失败，给最高联盟权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耄耋之年的尧帝已经不堪其累，于是将最高联盟的实际权力，禅让给了正当盛年的舜。但是，因为尧还在世，所以舜即位的头28年，被后世视为“摄行天子政”的时期。
3.舜帝新政：第三度迎战大洪水
舜帝新政，开启了洪水时代的新篇章。
舜帝是一个极有才具、办事果决的领袖。刚刚执掌权力，舜立即定下了五年一巡狩的规则，开始巡行各氏族聚居地。期间，舜接连处置了三方面的基础大事：其一，遴选出各族新首领22人，并立即擢升这些首领做了联盟最高层的重要官员，后来这22人都立了大功；其二，整肃天下秩序，各种民生法度相继建立；其三，也是最重要的，舜立即开始了治水大业的战略铺排。舜帝筹划治水的步骤，即或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是智慧非凡、勇气非凡的。
第一步，舜帝公平执法，从速并严厉处置了前期治水的三桩遗留事端：其一，兜举荐共工，有失察之罪，被流放到崇山，也就是今日的嵩山地带；其二，共工治水失败，被流放到幽州山地，也就是今日的河北地带；其三，鲧耗时9年而治水失败，舜帝派出祝融执法，将鲧处死在了羽山。
第二步，舜将反复叛乱的三苗族群，迁徙到西部大山；将尧帝一直不能处置的四凶族，流放到四千里之外的荒僻山地。由此，最高联盟的权力大大加强，族群秩序大大整肃，为治水大业开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第三步，舜帝开始公正地遴选治水人才，使真正的治水英雄登上了历史舞台。
基于上述新政及其之后的连续功业，《史记·五帝本纪》对舜帝有一句总体性评价：“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帝始。”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从文明史的意义看，舜帝的最大功绩有两方面：一是为战胜大洪水创造了社会秩序的历史条件；二是为战胜大洪水遴选出了天才的治水领袖，将中国族群战胜洪水劫难的历史道路引上了正确的方向。
对于遴选新的治水领袖，《五帝本纪》的记载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也就是说，禹主持治水，是舜帝亲自举荐的。若非如此，一个治水失败而被处死的族群首领的儿子，是很难走上统领诸多族群治水的领袖地位的。我们真得为近古联盟首领们的胸襟感慨——舜帝亲自下令处死了禹的父亲鲧，却又亲自推举鲧的儿子继续治水，这该需要何等的目光、心胸与勇气！
值得注意的重大史实是：在这次确定治水领袖的最高联盟决策会议上，后来创造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四大族群的领袖，全部都出现了。这四大领袖及其族群是：以禹为首领的夏人族群，以契为首领的商人族群，以后稷为首领的周人族群，以伯益（大费）为首领的秦人族群。这次最高联盟会议的决策是：夏、商、周、秦四大族群全部参与治水，以禹为领袖，以其余三大首领为辅佐，共同构成第三次迎战大洪水的主力族群。
这是一组惊人的历史密码。
在此后的两千年历史之中，治水时代所生成的这一组历史密码，不断在相互组合中推动着历史态势的演变，践行着中国原生文明伟大的、连续的历史跨越，演绎出无数次血火大争的重大历史事变，将华夏文明一浪又一浪地推向了高峰。
我们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组历史密码。
因为，它是此后两千年文明风暴的源头。
4.大禹治水：近古社会走出了洪水劫难
一场历史伟业，在禹的有效领导下开始了。
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夏本纪》说：禹是黄帝的第五代玄孙，本名叫作文命。另有后世《谥法》云：受禅成功，曰禹。综合史料，禹的大体情况是：或姓公孙，或姓姬，或姓姒，名叫文命。禹，有可能是他的名字，也可能是他受禅后的帝号。这一历史记忆的精准程度，大可不必追究，我们还是以今人熟悉的名号——大禹，来称呼他。
透过种种不甚清晰的历史记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的基本事实是：崇地的大禹族群，已经是当时社会的最大族群之一了，它直接分支于黄帝族群，在当时的“天下”是很有影响力的。惟其如此，在人口数量起决定作用的近古时代，鲧、禹两代先后受命治水，才有坚实的根基。
大禹的出生，《山海经》记载了一则神话：“帝令祝融杀鲧于羽山。鲧，复生禹。”
这个“复”是“腹”的同声假借字。也就是说，禹是从父亲鲧的肚子里生出来的。这则神话更具体的说法是：鲧死后三年，尸体不腐烂，一日腹破，禹破腹而出，乘龙飞去。虽然，这只是一则神话传说，但可以确定地说，大禹的出生一定是很不寻常的。大禹很可能是鲧的遗腹子。也就是说，鲧死之时，禹尚未出生。
如此一个禹，为什么舜帝与大族首领们那么信任他？仅仅基于是黄帝之后裔吗？
文献《夏本纪》这样描述历史对大禹的记忆：“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显然，大禹作为族领，是一个极富魅力，极富创造性，又极富威严感与秩序感的人物。他智慧勤事，亲近大众，出言有信，德行不违规矩。如此族领，一定是深受民众喜爱了。但是，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大禹是一个极具创造天赋的人。他说话的声音，天然地符合音律；他的身形，就是天然的尺度；他的出行举动，都是经过称量权衡的。以身作则的原初意思是什么，不正是禹的“身为度”吗？从总的方面说，大禹是一个勤勉肃穆，堪为天下纲纪的首领。
如此近乎神圣的人格，仅仅是一种传说中的溢美之词吗？
应当是可信的。因为，大禹有形成如此人格的精神根基。文献《夏本纪》云：“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这是说，大禹是在痛苦的磨炼中成长起来的。治水失败，是崇地族群的巨大劫难。族领父亲因治水而身死，族群先人们则不知付出了多么惨重的生命代价，这些，无疑会在年幼的禹的心灵上，刻下难以愈合的深深的伤口。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在这种族群大劫难的重压之下，都可能或自甘毁灭，或奋发再造。无疑，大禹属于后者。
应该说，无数血的代价，才终于锻铸出了一个超越经验的天才的治水领袖。
大禹治水的故事太多太多了，且让我们对其最重要的创造先作一个总体概览。
（1）治水新思维：大禹最为重要的革新与创造
今人都知道，大禹治水是将壅川筑堤之法，改成了疏导入海之法。在后世理念看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似乎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在当时，这种改变无异于石破天惊！因为，这是对前人经验的彻底否定，一举颠覆，是反其道而行之。在极其看重祖先成例的远古时代，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首先，提出这种新思维的基础条件，是需要对天下水流规则有大量的观察，有深刻的理解的。此前的共工氏与鲧，为什么要堵水？一定有着认识上的根源。他们一定认为：遍地流淌的大洪水是无序漫延的，人们无法引导它们的流向，只有水来土屯，才能防止灾难的发生。在这种思维惯性下，要得出水流是有规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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