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强制手段有效消除了反对大禹的社会阻力，使大禹成功走上了最高权力继承者的地位。这种空前的政治谋略的实施，是又一个重大的政治事变。
第三个重大事变，是大禹以特殊的胁迫方式，确定了自己的特殊名号。
据史书记载，大禹做摄政元首之后的第17年，舜帝病逝了。在舜帝的三年葬礼之后，大禹避开了居住在联盟中枢的舜帝的儿子商均，离开了联盟权力所在地，搬到嵩山地带的阳城老家去住了。大禹的实际意图很明显，是利用这样一个重大机遇，迫使天下各族群在自己与舜帝的儿子之间，作出明确的权力归属的选择。
结果是，所有的族群首领，都没有去朝拜居住在最高联盟权力所在地的商均，反而都赶到阳城来朝拜大禹了。所谓朝拜，其政治上的实际意义，就是表示愿意服从大禹号令，尊大禹为最高领袖。如此巨大的实际力量，舜帝族群的继任者——商均是无法对抗的。
于是，在接受首领群的朝拜中，大禹正式继承了联盟最高权力。若仅仅是继承最高权力，自然无所谓胁迫。毕竟，大禹是功业第一人，同时又是舜帝明确承认的权力继承人。所谓特殊胁迫，是因为大禹在称帝的同时，作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举动，明确宣布了自己与自己的权力机构的名号——夏后。
依据当时的语汇，夏者，权力名号也；后者，帝也；夏后者，夏之帝也。
以现代国家理论解析，这个“夏”，已经是明确的国号了；这个“后”，则已经是明确的元首名号了。也就是说，大禹破除了近古五帝社会长期的政治传统——权力机构无名号，最高盟主惟帝号，而一举使新兴权力机构有了特殊的名号，使新盟主有了只属于自己的特殊名号。这种重大变化，必然会引起各族群首领的疑惑议论，甚或质询反对。大禹集团必然是预谋在先，必然是以种种方式斡旋。而所有“说服”的后面，都是以强大的武装集团为后盾的。所以，这种胁迫，既是特殊的、隐形的，又是事实的、明确的。
第四个重大事变，是讨伐三苗，公开镇压敢于挑战新权威的最大族群。
按照历史的逻辑，这件大事应当发生在舜帝病逝之后，大禹执掌最高权力的最后十年之内。因为，只有这时大禹才有充分的权力条件进行武装征伐。从根源上说，这个三苗族群，在尧帝、舜帝时期也曾经多次作乱。此时再度作乱，自然是更不得人心。
总之是，大禹成功地发动了一次征服战争，顺利地平定了三苗族群。由此，大禹正式确立了最具强制性的社会威权。必须注意到的是，大禹能够顺利征伐三苗并取得战争胜利，说明此时由大禹掌控的武装力量，事实上已经很强大，并且已经经常化了。
第五个重大事变，是诛杀防风氏，以树立威权政治。
大禹在最后一年南巡，以大祭天地群神为名，下令会盟各族首领。
在这次大会盟中，防风氏族群首领迟到了。大禹断然下令，在会盟当场杀死了迟到的防风氏。在当时社会，这一杀实在是石破天惊的做法。事实是，在近古社会的权力活动中，会盟天下族领从来都不是强制性的，一个大族群的首领迟到几日，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次的防风氏，仅仅因为没有如期而至，就被大禹诛杀了，岂能不引起巨大的震撼。从政治意义上说，大禹在最后时期的这次诛杀，实际上是向天下宣告：夏后氏新政权是有强大力量的，是必须服从的，是不允许挑战的！
会稽山大会诸侯之后，大禹没有来得及回到北方，就在会稽山病逝了。
此时，天下的大形势是：治水成功之后，大禹所创建的新权威与新秩序，已经大体确立了；具有常备军性质的稳定军队，也已经形成了。从总体上说，国家权力架构的创立已经大体完成，国家形式所需要的强制力量也已经基本创立了。
但是，潜在的矛盾冲突与社会风险，依然没有消除。也就是说，近古文明向国家文明的历史跨越，还没有最终完成，事情还没有完结。
3.夏启政变：趋向国家时代的第一次跨越
真正的权力变局与历史跨越，是在大禹死后完成的。
这里的第一个挑战点，是古老传统的权力传承方式。
也就是说，权力继承人如何确立，是大禹之后第一个最为重要的变化点。依照历史实际，近古社会确立权力继承人的方式，是原先的领袖在自己无力执政的时候，或者大势所趋的时候，明白确立继承人，并公告天下。近古之世，还没有出现过最高权力领袖在临终之前最后确立继承人的事实。此前的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都是在最高领袖在位时完成的。大禹，是一个在大规模长期治水中成长起来的强势英雄领袖，他对近古传统形成的权力传承制，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首先，从形式上说，大禹也遵循了近古传统。
在正式继承了最高权力之后，大禹很快就宣布了皋陶的继任者地位。其实际原因是，此时的大禹与皋陶是政治同盟，大禹必须借助皋陶的影响力，遏制或潜在或公开的反对者。可是，已经进入垂暮之年的皋陶，很快就病逝了。于是，大禹将皋陶的后裔族群封在了英、六两个地方，又将皋陶的儿子伯益，确立为继任者。这两次确立继任人，都发生在大禹时期的最后十年之内。据此，伯益行使有限权力的时间，大体在五年至八年上下。
如今，大禹病逝了，伯益能否顺利地接掌最高联盟权力呢？
依照传统法则，应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伯益有充分的社会伦理资望，也有坚实的族群力量支撑，理应获得继任。从权力根基上说，皋陶、伯益父子的特大族群，是大禹威权最坚定的支持力量，两大族群又是政治同盟。从功业根基上说，伯益是大禹身边长期的治水辅佐。据《史记·秦本纪》正义引《列女传》云：伯益五岁就开始辅佐大禹。虽然，这是一则具有传说性质的说法，但是至少可以肯定：伯益追随大禹的时间很早、很长，治水期间尤其如此。从近古传承法则来说，皋陶与伯益最高权力继承人的地位，是大禹在生前就已经公开了的。也就是说，只要伯益的才具德行威望没有大幅度的衰落，继承权就不会有意外发生。
但是，这一次的情况，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大禹死后的丧葬期，酝酿生发了一场亘古权力大变局。
历史的大转折，多是从偶然事件开始的。遵奉传统且显然没有权力警觉性的伯益，在大禹安葬后，效法前代的避让血统传承之法，虔诚地避让了大禹的儿子启，离开了最高联盟权力所在地，搬到偏僻的箕山南麓，也就是今日的嵩山地带去住了。这种传统的“避让”法则，其实际意义，是给天下族领们留出一个选择最高领袖的空间：拥戴启，就去朝拜启；拥戴伯益，就去朝拜伯益。族领们朝拜谁，谁就是人心所向的最高权力者。这是近古社会确认继承人法则之外的另一个潜规则——将最后的抉择权交给天下人心的向背来决定。伯益所以这样做，心思显然是笃定的，料定天下族领一定会来朝拜自己。
可是，这一次不同。与会丧葬的族领们，没有追到箕山去朝拜伯益，而是去了最高联盟权力所在地，朝拜了启。依照古老的传统，这就是天下人心愿意拥戴启做最高首领了。权力的平衡器显然向启倾斜了。于是，启当仁不让，立即正式继承了父亲的帝位，并公开宣布了自己的国号与名号——夏天子。
那么，伯益是如何应对的呢？
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我们可以推定：当伯益觉察到古老的继承法则已经被破坏时，一定是愤愤不平，一定是立即着手谋划如何迫使夏启退位，如何恢复自己的权力地位等问题。而夏启一方，则一定是及时得到了消息，才联结同盟氏族，突然攻杀伯益族群。其结果是，伯益族群战败了，伯益被夏启势力杀死了。
这次事变，是近古权力传承发生的第一次大变局。这场变局的实质，是最高权力的传承法则，由古老的以“公天下”为价值理念的选贤禅让制，转变为新的以私天下为价值理念的血统承袭制。历史主义地看，这一巨大变局是早期国家确立的最重要标志。
此后，这次大变局的文明史意义，将日益鲜明地体现出来。
司马迁在《夏本纪》中，为天下族领（诸侯们）不朝拜伯益的行为作出了一种说明，说这是因为“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禹而朝启”。显然，这与前述历史说法矛盾太大，只能看作司马迁的又一次春秋笔法。实际上，司马迁说法的潜在意涵是：启辅佐最高层政事的时间更长，启比伯益更有才能。
果真如此吗？
4.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启的出生与业绩，及其夺位之前的作为，史料记载极少。
依据《史记·夏本纪》，大禹在治水期间路过涂山氏族群的聚居地，与名叫女娲的涂山氏之女成婚，婚后两日即匆匆离去。婚后年余，大禹再次路过涂山氏聚居地，虽然没有进门，却知道了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名叫启。这个故事，是大禹在舜帝主持的那次质询会议上陈述治水经过时说出来的。原话很简单，且有错漏，经后世史家考证复原，方得以展现原貌。
这个留在历史记忆中的故事至少可以说明：其一，启是在大禹治水最艰难的时刻出生的，治水成功之时，启至少是10岁上下的少年了；其二，在大禹代舜帝行使权力的17年里，启已经度过青年期，趋于成熟了；其三，大禹最后10年独立执政，并在会稽山病逝时，启已经是40岁上下的盛年之期了。
有如此的历史框架，我们可以推定：在大禹治水、执政的27年里，启一定经常性地参与了政事，并很可能作出了许多的实际业绩，凝聚了许多的族群首领。在近古社会，人们对于领袖的选择，更多的是看重继任人的才具与德行。尧、舜、禹的个人崛起，是这样。殷契、后稷崛起为商族与周族的领袖，也是这样。在20余年的时间里，夏启迅速地崛起为一个潜在的权力领袖，是完全有可能的。
回想一下，舜帝为什么要在大禹报告治水的领袖会议上特意提醒大禹：你的儿子，不要像尧帝的儿子丹朱那样傲慢沦落？而大禹，也特意提到了启的出生经过，并在最后说：正是因为生了如此一个儿子，自己的治水大业才能成功？
分析史料缝隙中传递的信息我们可以推定：夏启无疑是一个极有才具的杰出人物，其干练精明，一定远远超过了恪守古老传统的伯益。问题的另一面是，大禹原本就是个创造型的领袖，他一定看到了伯益的某种重大缺陷。同时，基于不想使新建立的社会秩序回到散漫无力的古老状态去的想法，大禹必须寻求比伯益更为强势的继承人。
于是，大禹开始培植自己的儿子，夏启也就很快地成长起来了。
5.血统传承制的确立与早期君主制
血统传承制，是在这样的一次偶然事变中建立起来的么？翻开《五帝本纪》《夏本纪》的权力传承谱系，我们发现，并非如此。且看——黄帝崩……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
帝喾……生放勋……放勋立，是为帝尧。
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预荐禹于天。
（舜）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
（帝禹）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
在这个近古权力传承的系列中，我们可以看出血统传承的久远痕迹。自黄帝而颛顼、帝喾、帝尧，连续四代的最高权力传承，都是黄帝族群的血统。真正具有禅让性质的传承，事实上只有尧、舜、禹三代。这说明，近古社会的最高权力传承，并非只有单一的举贤禅让制，而是血统传承制与禅让制并行不悖。
只不过，无论是否血统传承，都更看重才具德望罢了。
事情的奥妙复杂之处是：自从尧帝禅让于舜帝之后，便出现了被举荐的受禅者避让前代领袖儿子的“潜规则”。舜帝避让尧帝的儿子丹朱，禹帝避让舜帝的儿子商均，伯益又避让禹帝的儿子夏启。什么是避让？从实质上说，就是已经被前代领袖肯定的继承者，主动让出权力空间，使社会再度作出选择——究竟是领袖之子继承最高权力，还是受禅者继承最高权力。这一历史事实，说明了一个强大的现实背景的存在：当时的近古社会，对权力的血统继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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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重大事变，是大禹以特殊的胁迫方式，确定了自己的特殊名号。
据史书记载，大禹做摄政元首之后的第17年，舜帝病逝了。在舜帝的三年葬礼之后，大禹避开了居住在联盟中枢的舜帝的儿子商均，离开了联盟权力所在地，搬到嵩山地带的阳城老家去住了。大禹的实际意图很明显，是利用这样一个重大机遇，迫使天下各族群在自己与舜帝的儿子之间，作出明确的权力归属的选择。
结果是，所有的族群首领，都没有去朝拜居住在最高联盟权力所在地的商均，反而都赶到阳城来朝拜大禹了。所谓朝拜，其政治上的实际意义，就是表示愿意服从大禹号令，尊大禹为最高领袖。如此巨大的实际力量，舜帝族群的继任者——商均是无法对抗的。
于是，在接受首领群的朝拜中，大禹正式继承了联盟最高权力。若仅仅是继承最高权力，自然无所谓胁迫。毕竟，大禹是功业第一人，同时又是舜帝明确承认的权力继承人。所谓特殊胁迫，是因为大禹在称帝的同时，作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举动，明确宣布了自己与自己的权力机构的名号——夏后。
依据当时的语汇，夏者，权力名号也；后者，帝也；夏后者，夏之帝也。
以现代国家理论解析，这个“夏”，已经是明确的国号了；这个“后”，则已经是明确的元首名号了。也就是说，大禹破除了近古五帝社会长期的政治传统——权力机构无名号，最高盟主惟帝号，而一举使新兴权力机构有了特殊的名号，使新盟主有了只属于自己的特殊名号。这种重大变化，必然会引起各族群首领的疑惑议论，甚或质询反对。大禹集团必然是预谋在先，必然是以种种方式斡旋。而所有“说服”的后面，都是以强大的武装集团为后盾的。所以，这种胁迫，既是特殊的、隐形的，又是事实的、明确的。
第四个重大事变，是讨伐三苗，公开镇压敢于挑战新权威的最大族群。
按照历史的逻辑，这件大事应当发生在舜帝病逝之后，大禹执掌最高权力的最后十年之内。因为，只有这时大禹才有充分的权力条件进行武装征伐。从根源上说，这个三苗族群，在尧帝、舜帝时期也曾经多次作乱。此时再度作乱，自然是更不得人心。
总之是，大禹成功地发动了一次征服战争，顺利地平定了三苗族群。由此，大禹正式确立了最具强制性的社会威权。必须注意到的是，大禹能够顺利征伐三苗并取得战争胜利，说明此时由大禹掌控的武装力量，事实上已经很强大，并且已经经常化了。
第五个重大事变，是诛杀防风氏，以树立威权政治。
大禹在最后一年南巡，以大祭天地群神为名，下令会盟各族首领。
在这次大会盟中，防风氏族群首领迟到了。大禹断然下令，在会盟当场杀死了迟到的防风氏。在当时社会，这一杀实在是石破天惊的做法。事实是，在近古社会的权力活动中，会盟天下族领从来都不是强制性的，一个大族群的首领迟到几日，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次的防风氏，仅仅因为没有如期而至，就被大禹诛杀了，岂能不引起巨大的震撼。从政治意义上说，大禹在最后时期的这次诛杀，实际上是向天下宣告：夏后氏新政权是有强大力量的，是必须服从的，是不允许挑战的！
会稽山大会诸侯之后，大禹没有来得及回到北方，就在会稽山病逝了。
此时，天下的大形势是：治水成功之后，大禹所创建的新权威与新秩序，已经大体确立了；具有常备军性质的稳定军队，也已经形成了。从总体上说，国家权力架构的创立已经大体完成，国家形式所需要的强制力量也已经基本创立了。
但是，潜在的矛盾冲突与社会风险，依然没有消除。也就是说，近古文明向国家文明的历史跨越，还没有最终完成，事情还没有完结。
3.夏启政变：趋向国家时代的第一次跨越
真正的权力变局与历史跨越，是在大禹死后完成的。
这里的第一个挑战点，是古老传统的权力传承方式。
也就是说，权力继承人如何确立，是大禹之后第一个最为重要的变化点。依照历史实际，近古社会确立权力继承人的方式，是原先的领袖在自己无力执政的时候，或者大势所趋的时候，明白确立继承人，并公告天下。近古之世，还没有出现过最高权力领袖在临终之前最后确立继承人的事实。此前的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都是在最高领袖在位时完成的。大禹，是一个在大规模长期治水中成长起来的强势英雄领袖，他对近古传统形成的权力传承制，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首先，从形式上说，大禹也遵循了近古传统。
在正式继承了最高权力之后，大禹很快就宣布了皋陶的继任者地位。其实际原因是，此时的大禹与皋陶是政治同盟，大禹必须借助皋陶的影响力，遏制或潜在或公开的反对者。可是，已经进入垂暮之年的皋陶，很快就病逝了。于是，大禹将皋陶的后裔族群封在了英、六两个地方，又将皋陶的儿子伯益，确立为继任者。这两次确立继任人，都发生在大禹时期的最后十年之内。据此，伯益行使有限权力的时间，大体在五年至八年上下。
如今，大禹病逝了，伯益能否顺利地接掌最高联盟权力呢？
依照传统法则，应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伯益有充分的社会伦理资望，也有坚实的族群力量支撑，理应获得继任。从权力根基上说，皋陶、伯益父子的特大族群，是大禹威权最坚定的支持力量，两大族群又是政治同盟。从功业根基上说，伯益是大禹身边长期的治水辅佐。据《史记·秦本纪》正义引《列女传》云：伯益五岁就开始辅佐大禹。虽然，这是一则具有传说性质的说法，但是至少可以肯定：伯益追随大禹的时间很早、很长，治水期间尤其如此。从近古传承法则来说，皋陶与伯益最高权力继承人的地位，是大禹在生前就已经公开了的。也就是说，只要伯益的才具德行威望没有大幅度的衰落，继承权就不会有意外发生。
但是，这一次的情况，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大禹死后的丧葬期，酝酿生发了一场亘古权力大变局。
历史的大转折，多是从偶然事件开始的。遵奉传统且显然没有权力警觉性的伯益，在大禹安葬后，效法前代的避让血统传承之法，虔诚地避让了大禹的儿子启，离开了最高联盟权力所在地，搬到偏僻的箕山南麓，也就是今日的嵩山地带去住了。这种传统的“避让”法则，其实际意义，是给天下族领们留出一个选择最高领袖的空间：拥戴启，就去朝拜启；拥戴伯益，就去朝拜伯益。族领们朝拜谁，谁就是人心所向的最高权力者。这是近古社会确认继承人法则之外的另一个潜规则——将最后的抉择权交给天下人心的向背来决定。伯益所以这样做，心思显然是笃定的，料定天下族领一定会来朝拜自己。
可是，这一次不同。与会丧葬的族领们，没有追到箕山去朝拜伯益，而是去了最高联盟权力所在地，朝拜了启。依照古老的传统，这就是天下人心愿意拥戴启做最高首领了。权力的平衡器显然向启倾斜了。于是，启当仁不让，立即正式继承了父亲的帝位，并公开宣布了自己的国号与名号——夏天子。
那么，伯益是如何应对的呢？
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我们可以推定：当伯益觉察到古老的继承法则已经被破坏时，一定是愤愤不平，一定是立即着手谋划如何迫使夏启退位，如何恢复自己的权力地位等问题。而夏启一方，则一定是及时得到了消息，才联结同盟氏族，突然攻杀伯益族群。其结果是，伯益族群战败了，伯益被夏启势力杀死了。
这次事变，是近古权力传承发生的第一次大变局。这场变局的实质，是最高权力的传承法则，由古老的以“公天下”为价值理念的选贤禅让制，转变为新的以私天下为价值理念的血统承袭制。历史主义地看，这一巨大变局是早期国家确立的最重要标志。
此后，这次大变局的文明史意义，将日益鲜明地体现出来。
司马迁在《夏本纪》中，为天下族领（诸侯们）不朝拜伯益的行为作出了一种说明，说这是因为“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禹而朝启”。显然，这与前述历史说法矛盾太大，只能看作司马迁的又一次春秋笔法。实际上，司马迁说法的潜在意涵是：启辅佐最高层政事的时间更长，启比伯益更有才能。
果真如此吗？
4.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启的出生与业绩，及其夺位之前的作为，史料记载极少。
依据《史记·夏本纪》，大禹在治水期间路过涂山氏族群的聚居地，与名叫女娲的涂山氏之女成婚，婚后两日即匆匆离去。婚后年余，大禹再次路过涂山氏聚居地，虽然没有进门，却知道了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名叫启。这个故事，是大禹在舜帝主持的那次质询会议上陈述治水经过时说出来的。原话很简单，且有错漏，经后世史家考证复原，方得以展现原貌。
这个留在历史记忆中的故事至少可以说明：其一，启是在大禹治水最艰难的时刻出生的，治水成功之时，启至少是10岁上下的少年了；其二，在大禹代舜帝行使权力的17年里，启已经度过青年期，趋于成熟了；其三，大禹最后10年独立执政，并在会稽山病逝时，启已经是40岁上下的盛年之期了。
有如此的历史框架，我们可以推定：在大禹治水、执政的27年里，启一定经常性地参与了政事，并很可能作出了许多的实际业绩，凝聚了许多的族群首领。在近古社会，人们对于领袖的选择，更多的是看重继任人的才具与德行。尧、舜、禹的个人崛起，是这样。殷契、后稷崛起为商族与周族的领袖，也是这样。在20余年的时间里，夏启迅速地崛起为一个潜在的权力领袖，是完全有可能的。
回想一下，舜帝为什么要在大禹报告治水的领袖会议上特意提醒大禹：你的儿子，不要像尧帝的儿子丹朱那样傲慢沦落？而大禹，也特意提到了启的出生经过，并在最后说：正是因为生了如此一个儿子，自己的治水大业才能成功？
分析史料缝隙中传递的信息我们可以推定：夏启无疑是一个极有才具的杰出人物，其干练精明，一定远远超过了恪守古老传统的伯益。问题的另一面是，大禹原本就是个创造型的领袖，他一定看到了伯益的某种重大缺陷。同时，基于不想使新建立的社会秩序回到散漫无力的古老状态去的想法，大禹必须寻求比伯益更为强势的继承人。
于是，大禹开始培植自己的儿子，夏启也就很快地成长起来了。
5.血统传承制的确立与早期君主制
血统传承制，是在这样的一次偶然事变中建立起来的么？翻开《五帝本纪》《夏本纪》的权力传承谱系，我们发现，并非如此。且看——黄帝崩……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
帝喾……生放勋……放勋立，是为帝尧。
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
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预荐禹于天。
（舜）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
（帝禹）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
在这个近古权力传承的系列中，我们可以看出血统传承的久远痕迹。自黄帝而颛顼、帝喾、帝尧，连续四代的最高权力传承，都是黄帝族群的血统。真正具有禅让性质的传承，事实上只有尧、舜、禹三代。这说明，近古社会的最高权力传承，并非只有单一的举贤禅让制，而是血统传承制与禅让制并行不悖。
只不过，无论是否血统传承，都更看重才具德望罢了。
事情的奥妙复杂之处是：自从尧帝禅让于舜帝之后，便出现了被举荐的受禅者避让前代领袖儿子的“潜规则”。舜帝避让尧帝的儿子丹朱，禹帝避让舜帝的儿子商均，伯益又避让禹帝的儿子夏启。什么是避让？从实质上说，就是已经被前代领袖肯定的继承者，主动让出权力空间，使社会再度作出选择——究竟是领袖之子继承最高权力，还是受禅者继承最高权力。这一历史事实，说明了一个强大的现实背景的存在：当时的近古社会，对权力的血统继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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