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汤径自上前，打开了三面鸟网，向天高喊：“想左左飞！想右右飞！不想要命，就飞到网里来！”此事传开，四方族群的首领们大为震撼，纷纷心悦诚服地赞美说：“汤德至矣！及禽兽。我等拜服！”
显然，成汤的“大德”已经是深孚众望了。据魏晋史家皇甫谧考证说，成汤活了100岁，即位第17年灭夏，后做天子13年。据此，成汤做商族领袖时，已经70岁了。这一说法，至少可以看出一个基本事实：成汤继任商族领袖时，已经是一个进入老年期的非常成熟的早期国家时代的大政治家了。他从“修德布信”开始，在天下诸侯群中树立了很高的声望。同时，成汤还重用了一个充满智慧的大臣——伊尹。
在伊尹的辅佐下，成汤开始了扎扎实实的实力扩张。其后数年之中，成汤商族连续吞并了四个较大的诸侯国——葛伯、韦、顾、昆吾，实力大大增长。其中，最大的葛伯族群与商人地盘相邻，对商人实力增长起到了很大作用。
这时，一场历史性的秘密结盟完成了，这就是成汤与秦人族群的结盟。
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治水时代的那组历史密码，就会明白这场结盟的真实意义。《史记·秦本纪》记载：“（秦）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
这段记载，给我们揭示了秦人族群在夏商两代的大体足迹——大禹离世之后，夏启发动政变，杀了嬴氏族群的首领伯益，古秦人族群被迫退出处于权力中心地带的富庶之地，星散逃亡于东方山海之间。依据古秦人在夏初星散逃亡的历史，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出这样的真相：在夏启称王的初期阶段，秦人族群一定发动过一次大举反抗，夏启政权也一定进行过大规模的镇压，结果是古秦人战败了，秦人族群遂向荒僻地带逃散，于夏数百年间散居隐匿，或在中国东部，或在四方夷狄之地。当夏王室衰落而商人族群强大起来时，秦人族群必然看到了机会，渐渐重新聚拢，归入了以成汤商族为轴心的反夏联盟。嬴氏族领费昌，做了成汤的驾车大将。早期国家时代王车的御手，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车夫，除了实际技能与作战本领，其实质是一种崇高的辅佐王者的政治地位。
成汤要秦族首领费昌作“王车之御”，正是突出显示商秦结盟的重要性。
从实际上说，秦人加盟成汤的反夏联盟，对商人势力的崛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无论是从牧马驯兽的职业传统说，还是从治水主力族群之一的功勋根基说，或者从曾经拥有皋陶、伯益两大著名首领，且长期执掌最高联盟重要权力的政治经验说，秦人族群都是一支拥有雄厚社会根基的巨大力量。这支力量的加入，对成汤推进灭夏之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很快，商汤便发动了向夏王国的大举进攻，此所谓鸣条灭夏之战。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成汤在大军出动之日，发布了著名的阵前演说——《汤誓》。白发成汤举起铜钺，发布了动员令，其核心说辞是：“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有众率怠不合，曰：‘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从誓言，予则帑僇女，无有攸赦！吾甚武……号曰武王！”
那时的鸣条，在今日山西运城安邑镇北。
鸣条之战的结局是：夏军惨败，逃跑的夏桀被灭夏大军俘获。战胜之后，成汤将夏桀流放到了荒莽的南巢，即今日安徽的巢湖地带。夏桀不堪其苦，很快就死了。临死之前，夏桀对左右说了一句后世所有无能者都要仿效的名言：“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这句话的现代说法是，我真后悔啊！当时没有立刻将成汤杀死在夏台，以至于有今日！
终于，商人战胜了已经衰朽的夏王国，做了当时中国的领袖族群。
可是，要安定天下，要创建更为成熟的国家文明，还得走很远的路。
6.成熟邦联：商汤创建的国家文明
成汤灭夏之后，首要使命是重建有别于夏的国家文明。
依据中国近古社会的传统，一代政权领袖的确立，第一件大事是明确相关的基本标志。这种独有的文明标志，基本点有三方面：历法、服饰车马规制、朝会制度。此所谓“改正朔，易服色，定朝仪”。那么，确立这三个基本标志，究竟有什么社会意义呢？
先说“改正朔”。
所谓正、朔，是两个开始期：正，是一年的开始月；朔，是一月的开始日。夏历以孟春月为正，以平旦时为朔；也就是说，夏代以二月为一年的正月，以天明时为正月初一的开始。作为当代人的我们必须留意，改正朔并不是修改历法，而是确定新政权认可的岁首开始期。成汤新确立的正朔，是以季冬月为正，以鸡鸣时为朔。也就是说，商人的新历法以十二月为一年的正月，以拂晓鸡鸣时为正月初一的开始。事实上，改正朔对于农耕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它并不改变一年十二个月的节令划分。改正朔的目标价值，在于向社会宣示一种重新开始，一种改天换地，一种文明新生，要求全社会在特定的月日来庆祝这种新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改正朔，就是确定国家政权建立的纪念日。自商开始，这种改正朔的做法为以后历朝历代所沿用，每有政权更迭，必有改正朔一举。改正朔，遂成为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必然环节。
再说“易服色”。
易服色，就是改变前代的服饰车马制度。服色，西汉之后称为服制，其具体所指，包含了衣裳的质料、颜色以及佩戴饰物的颜色与规制，包括了祭祀牲畜的颜色、驾车马匹的颜色、车辆的颜色与规制等。其详尽内容，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比如，仅以服饰颜色来说，夏人服饰尚黑，成汤立国之后则反其道而行之，变成了崇尚白色服饰。
最后，是朝会制度。
商汤的创建，是“朝会以昼”。朝会，是定期拜谒帝王并商议政事的制度。早期国家的大朝会，包括了王畿之外的诸侯来朝。夏王国已经有了关于朝会的基本制度，只是已经无从可考。成汤创建的朝会制度，《史记·殷本纪》只说了最简单的两个字：“以昼”。也就是说，朝会在白日举行。也可理解为，朝会从早晨开始。根据商政多与夏政相反的规律看，夏代的朝会很有可能在晚上或夜里举行。尤其是末期的夏桀腐败荒淫，夜夜以朝会之名行腐败享乐之实，天下诸侯怨声载道。成汤奋发新政，故反其道而行之，朝会改在白天举行。
上述三方面，只是创建了新文明的标志性框架。
其余更为重要的国家制度，都在商汤立国时期相对全面地创建了出来。从总体上说，商代国家制度已经超越了夏代的粗简状态，进入了体系化阶段。对殷商非常熟悉的周公，曾对殷商遗民十分感喟地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的记载是：“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是：“汤，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
所谓“册典”，就是表现为种种典籍的社会制度。周公的感喟，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殷商制度超越了夏代“无册无典”的不稳定时期，是殷商的骄傲；二是周人要向商人学习，创造自己新的典籍制度。史学界对殷商史的研究已经表明，商代的诸侯制度、权力体制及其传承制度、贡赋制度、征兵制度、市场制度、农耕制度、车马服饰制度、墓葬制度、社会法律等，都有了大体完备的规范。惟其如此，在商王国灭亡后，周武王等反复向殷商遗臣请教治国经验，才有了《尚书》关于商人治国之道的系统陈述。
在国家形态与政治文明的意义上，最重要的是诸侯制度。
诸侯制度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就是国家体制。诸侯制度的基本面，是中央政权与诸侯国关系的制度。其中，又以规范诸侯方国的治权为核心。由于史料的粗疏缺失，我们已经很难全面具体地描述商代诸侯制度的情况了。依据种种史实，我们可以作出的基本认定是：商代王权的实力比夏王权大大增强了，诸侯国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王权直封的，而不是被迫承认的自发诸侯。同时，商王国与诸侯的关系，也已经比夏代紧密了许多，诸侯的自治权力却已经相对缩小，而商王对天下的控制权则相对稳定了许多。因为，商代六百余年，除了中后期出现的诸侯叛乱，没有发生过夏代中期那样的大族“诸侯”直接取代夏王的巨大政变。
相比夏王国，商代初期的政权体制，是一种成熟的邦联制国家体制。
盘庚迁殷后，殷商王权对诸侯的控制权有了更大发展。到殷商后期，商王对诸侯的分封与有效控制，已经基本具备了成熟国家形态的全部特征。尽管，商王国对诸侯国君的传承、兵力设置、重要官员任免、赋税缴纳等，还都没有后来周代那样的严格规范，诸侯国的自治权还相当大。但是，从总体上说，商代王权与诸侯的关系，已经很接近后来的周代状态了。也就是说，一种松散的邦联国家联盟体，已经基本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迈进到紧密邦联制时代了。否则，最后的商王纣，不可能大举讨伐东夷，并有效限制周人的发展，以至囚禁周文王。
7.商汤王国创建的早期法制体系
国家文明形态的基本面，是当时社会的法治状况。
《荀子·正名》云：“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记载了“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原本是“汤刑”法条。凡此等等都说明，商汤立国后创建了相对完整的律法，其影响一直流传至战国时代。
历史的事实表明，成汤建立的商政权，开创了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相对稳定、成熟的成文法体系。也就是说，商代的法制第一次以“册典”的形式明确下来了。尽管这些法律“册典”还只保存在官府，而不向民众公开。但是，相比于夏代尚带有浓厚不成文习惯法痕迹的粗简法律——《禹刑》，无疑是远古法治文明的一个巨大进步。
中国早期国家时代的法律，叫做“刑”。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
所以叫做“刑”，其实质含义，不是法律只有刑罚，而是强调法律的主要职能在于以强制性的刑罚来维护社会秩序。因为，当时不可能达到以法律形式全面规范社会生活的程度。当时的社会，对于经济行为、民事行为中的违法者，也是以刑罚处置的。在夏商周三代，还没有罚款与赔偿的经济处罚史实。譬如“弃灰于道”，原本是一种民事违法行为，可却要以砍手的刑罚治罪。也就是说，这时的“刑”，本身就是“法”的意思，“刑”是“法”的形式称谓而已。故此，成汤灭夏后创建的法律，叫做“汤刑”。
商代之法，开创了后世成文法的先河，为后来的西周、春秋、战国所仿效。
荀子曾说：“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这句话实际是说，后来的国家制定律法，大体都沿用了商代刑罚的名称。《韩非子》也曾举例说：“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可见，商代法律是很严厉的，也是相对细致的。后世的商鞅变法，也有“弃灰于道者，刑”的法条。这说明，商鞅立法的诸多根源，同样在于商代的“汤刑”。
8.殷商时代社会精神的奔放与厚重
殷商时代的历史魅力，表现在社会精神的奔放开阔与宏大厚重上。
（1）殷商时代远远浓烈于古罗马的奔放酒风
在殷商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农、井、麦、黍、粟、禾、米、桑、年等字，也有了酒（酉）字。这表明，当时的粮食产量已经相当丰厚，可以大量造酒了。殷商的《尚书》有《酒诰》篇，其载酒风云：“庶群自酒，腥闻自上。”《尚书·微子》又云：“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沉酗于酒。”《韩非子·说林上》记载：“纣为长夜之饮，惧以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诗经·大雅·荡》云：“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靡明靡晦……俾昼作夜。”凡此等等记载，都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殷商时代的饮酒之风非常浓烈，非常普遍。
商代的奢靡酒风，是商文明的一个风格标志。
盘庚迁殷之后的将近三百年，商人的综合经济得到了更为均衡的充分发展。农耕发达，畜牧发达，商贸发达，渔猎发达，手工业发达，产品空前丰富，可供交换的剩余物品大大增加。因此，商代后期三百年，出现了早期国家第一次社会性的奢靡之风。这种奢靡之风打在历史上的印记，是许许多多关于商人酒风之盛的记载。
商人的酒风之盛，是全社会性的，而不仅仅是商王室与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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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成汤的“大德”已经是深孚众望了。据魏晋史家皇甫谧考证说，成汤活了100岁，即位第17年灭夏，后做天子13年。据此，成汤做商族领袖时，已经70岁了。这一说法，至少可以看出一个基本事实：成汤继任商族领袖时，已经是一个进入老年期的非常成熟的早期国家时代的大政治家了。他从“修德布信”开始，在天下诸侯群中树立了很高的声望。同时，成汤还重用了一个充满智慧的大臣——伊尹。
在伊尹的辅佐下，成汤开始了扎扎实实的实力扩张。其后数年之中，成汤商族连续吞并了四个较大的诸侯国——葛伯、韦、顾、昆吾，实力大大增长。其中，最大的葛伯族群与商人地盘相邻，对商人实力增长起到了很大作用。
这时，一场历史性的秘密结盟完成了，这就是成汤与秦人族群的结盟。
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治水时代的那组历史密码，就会明白这场结盟的真实意义。《史记·秦本纪》记载：“（秦）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
这段记载，给我们揭示了秦人族群在夏商两代的大体足迹——大禹离世之后，夏启发动政变，杀了嬴氏族群的首领伯益，古秦人族群被迫退出处于权力中心地带的富庶之地，星散逃亡于东方山海之间。依据古秦人在夏初星散逃亡的历史，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出这样的真相：在夏启称王的初期阶段，秦人族群一定发动过一次大举反抗，夏启政权也一定进行过大规模的镇压，结果是古秦人战败了，秦人族群遂向荒僻地带逃散，于夏数百年间散居隐匿，或在中国东部，或在四方夷狄之地。当夏王室衰落而商人族群强大起来时，秦人族群必然看到了机会，渐渐重新聚拢，归入了以成汤商族为轴心的反夏联盟。嬴氏族领费昌，做了成汤的驾车大将。早期国家时代王车的御手，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车夫，除了实际技能与作战本领，其实质是一种崇高的辅佐王者的政治地位。
成汤要秦族首领费昌作“王车之御”，正是突出显示商秦结盟的重要性。
从实际上说，秦人加盟成汤的反夏联盟，对商人势力的崛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无论是从牧马驯兽的职业传统说，还是从治水主力族群之一的功勋根基说，或者从曾经拥有皋陶、伯益两大著名首领，且长期执掌最高联盟重要权力的政治经验说，秦人族群都是一支拥有雄厚社会根基的巨大力量。这支力量的加入，对成汤推进灭夏之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很快，商汤便发动了向夏王国的大举进攻，此所谓鸣条灭夏之战。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成汤在大军出动之日，发布了著名的阵前演说——《汤誓》。白发成汤举起铜钺，发布了动员令，其核心说辞是：“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有众率怠不合，曰：‘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从誓言，予则帑僇女，无有攸赦！吾甚武……号曰武王！”
那时的鸣条，在今日山西运城安邑镇北。
鸣条之战的结局是：夏军惨败，逃跑的夏桀被灭夏大军俘获。战胜之后，成汤将夏桀流放到了荒莽的南巢，即今日安徽的巢湖地带。夏桀不堪其苦，很快就死了。临死之前，夏桀对左右说了一句后世所有无能者都要仿效的名言：“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这句话的现代说法是，我真后悔啊！当时没有立刻将成汤杀死在夏台，以至于有今日！
终于，商人战胜了已经衰朽的夏王国，做了当时中国的领袖族群。
可是，要安定天下，要创建更为成熟的国家文明，还得走很远的路。
6.成熟邦联：商汤创建的国家文明
成汤灭夏之后，首要使命是重建有别于夏的国家文明。
依据中国近古社会的传统，一代政权领袖的确立，第一件大事是明确相关的基本标志。这种独有的文明标志，基本点有三方面：历法、服饰车马规制、朝会制度。此所谓“改正朔，易服色，定朝仪”。那么，确立这三个基本标志，究竟有什么社会意义呢？
先说“改正朔”。
所谓正、朔，是两个开始期：正，是一年的开始月；朔，是一月的开始日。夏历以孟春月为正，以平旦时为朔；也就是说，夏代以二月为一年的正月，以天明时为正月初一的开始。作为当代人的我们必须留意，改正朔并不是修改历法，而是确定新政权认可的岁首开始期。成汤新确立的正朔，是以季冬月为正，以鸡鸣时为朔。也就是说，商人的新历法以十二月为一年的正月，以拂晓鸡鸣时为正月初一的开始。事实上，改正朔对于农耕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它并不改变一年十二个月的节令划分。改正朔的目标价值，在于向社会宣示一种重新开始，一种改天换地，一种文明新生，要求全社会在特定的月日来庆祝这种新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改正朔，就是确定国家政权建立的纪念日。自商开始，这种改正朔的做法为以后历朝历代所沿用，每有政权更迭，必有改正朔一举。改正朔，遂成为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必然环节。
再说“易服色”。
易服色，就是改变前代的服饰车马制度。服色，西汉之后称为服制，其具体所指，包含了衣裳的质料、颜色以及佩戴饰物的颜色与规制，包括了祭祀牲畜的颜色、驾车马匹的颜色、车辆的颜色与规制等。其详尽内容，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比如，仅以服饰颜色来说，夏人服饰尚黑，成汤立国之后则反其道而行之，变成了崇尚白色服饰。
最后，是朝会制度。
商汤的创建，是“朝会以昼”。朝会，是定期拜谒帝王并商议政事的制度。早期国家的大朝会，包括了王畿之外的诸侯来朝。夏王国已经有了关于朝会的基本制度，只是已经无从可考。成汤创建的朝会制度，《史记·殷本纪》只说了最简单的两个字：“以昼”。也就是说，朝会在白日举行。也可理解为，朝会从早晨开始。根据商政多与夏政相反的规律看，夏代的朝会很有可能在晚上或夜里举行。尤其是末期的夏桀腐败荒淫，夜夜以朝会之名行腐败享乐之实，天下诸侯怨声载道。成汤奋发新政，故反其道而行之，朝会改在白天举行。
上述三方面，只是创建了新文明的标志性框架。
其余更为重要的国家制度，都在商汤立国时期相对全面地创建了出来。从总体上说，商代国家制度已经超越了夏代的粗简状态，进入了体系化阶段。对殷商非常熟悉的周公，曾对殷商遗民十分感喟地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的记载是：“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是：“汤，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
所谓“册典”，就是表现为种种典籍的社会制度。周公的感喟，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殷商制度超越了夏代“无册无典”的不稳定时期，是殷商的骄傲；二是周人要向商人学习，创造自己新的典籍制度。史学界对殷商史的研究已经表明，商代的诸侯制度、权力体制及其传承制度、贡赋制度、征兵制度、市场制度、农耕制度、车马服饰制度、墓葬制度、社会法律等，都有了大体完备的规范。惟其如此，在商王国灭亡后，周武王等反复向殷商遗臣请教治国经验，才有了《尚书》关于商人治国之道的系统陈述。
在国家形态与政治文明的意义上，最重要的是诸侯制度。
诸侯制度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就是国家体制。诸侯制度的基本面，是中央政权与诸侯国关系的制度。其中，又以规范诸侯方国的治权为核心。由于史料的粗疏缺失，我们已经很难全面具体地描述商代诸侯制度的情况了。依据种种史实，我们可以作出的基本认定是：商代王权的实力比夏王权大大增强了，诸侯国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王权直封的，而不是被迫承认的自发诸侯。同时，商王国与诸侯的关系，也已经比夏代紧密了许多，诸侯的自治权力却已经相对缩小，而商王对天下的控制权则相对稳定了许多。因为，商代六百余年，除了中后期出现的诸侯叛乱，没有发生过夏代中期那样的大族“诸侯”直接取代夏王的巨大政变。
相比夏王国，商代初期的政权体制，是一种成熟的邦联制国家体制。
盘庚迁殷后，殷商王权对诸侯的控制权有了更大发展。到殷商后期，商王对诸侯的分封与有效控制，已经基本具备了成熟国家形态的全部特征。尽管，商王国对诸侯国君的传承、兵力设置、重要官员任免、赋税缴纳等，还都没有后来周代那样的严格规范，诸侯国的自治权还相当大。但是，从总体上说，商代王权与诸侯的关系，已经很接近后来的周代状态了。也就是说，一种松散的邦联国家联盟体，已经基本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迈进到紧密邦联制时代了。否则，最后的商王纣，不可能大举讨伐东夷，并有效限制周人的发展，以至囚禁周文王。
7.商汤王国创建的早期法制体系
国家文明形态的基本面，是当时社会的法治状况。
《荀子·正名》云：“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记载了“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原本是“汤刑”法条。凡此等等都说明，商汤立国后创建了相对完整的律法，其影响一直流传至战国时代。
历史的事实表明，成汤建立的商政权，开创了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相对稳定、成熟的成文法体系。也就是说，商代的法制第一次以“册典”的形式明确下来了。尽管这些法律“册典”还只保存在官府，而不向民众公开。但是，相比于夏代尚带有浓厚不成文习惯法痕迹的粗简法律——《禹刑》，无疑是远古法治文明的一个巨大进步。
中国早期国家时代的法律，叫做“刑”。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
所以叫做“刑”，其实质含义，不是法律只有刑罚，而是强调法律的主要职能在于以强制性的刑罚来维护社会秩序。因为，当时不可能达到以法律形式全面规范社会生活的程度。当时的社会，对于经济行为、民事行为中的违法者，也是以刑罚处置的。在夏商周三代，还没有罚款与赔偿的经济处罚史实。譬如“弃灰于道”，原本是一种民事违法行为，可却要以砍手的刑罚治罪。也就是说，这时的“刑”，本身就是“法”的意思，“刑”是“法”的形式称谓而已。故此，成汤灭夏后创建的法律，叫做“汤刑”。
商代之法，开创了后世成文法的先河，为后来的西周、春秋、战国所仿效。
荀子曾说：“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这句话实际是说，后来的国家制定律法，大体都沿用了商代刑罚的名称。《韩非子》也曾举例说：“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可见，商代法律是很严厉的，也是相对细致的。后世的商鞅变法，也有“弃灰于道者，刑”的法条。这说明，商鞅立法的诸多根源，同样在于商代的“汤刑”。
8.殷商时代社会精神的奔放与厚重
殷商时代的历史魅力，表现在社会精神的奔放开阔与宏大厚重上。
（1）殷商时代远远浓烈于古罗马的奔放酒风
在殷商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农、井、麦、黍、粟、禾、米、桑、年等字，也有了酒（酉）字。这表明，当时的粮食产量已经相当丰厚，可以大量造酒了。殷商的《尚书》有《酒诰》篇，其载酒风云：“庶群自酒，腥闻自上。”《尚书·微子》又云：“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沉酗于酒。”《韩非子·说林上》记载：“纣为长夜之饮，惧以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诗经·大雅·荡》云：“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靡明靡晦……俾昼作夜。”凡此等等记载，都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殷商时代的饮酒之风非常浓烈，非常普遍。
商代的奢靡酒风，是商文明的一个风格标志。
盘庚迁殷之后的将近三百年，商人的综合经济得到了更为均衡的充分发展。农耕发达，畜牧发达，商贸发达，渔猎发达，手工业发达，产品空前丰富，可供交换的剩余物品大大增加。因此，商代后期三百年，出现了早期国家第一次社会性的奢靡之风。这种奢靡之风打在历史上的印记，是许许多多关于商人酒风之盛的记载。
商人的酒风之盛，是全社会性的，而不仅仅是商王室与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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