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战车4000辆，合计兵力40万上下。殷商一方，则是70万人众。《韩非子》、《战国策》、东汉王充的《论衡》等，都与《史记》的记载接近一致。如此计算，牧野之战的双方参战总兵力，当是100万上下，是早期国家时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
其二，灭商之战的残酷性究竟如何，它是一场不流血的仁义战争吗？
关于牧野之战的残酷性，《尚书·武成》篇记载是：“武王伐商，血流漂杵，赤地千里。”极言其战争代价之沉重。周武王作《武成》，是记载在《周本纪》中的大事之一，其文件性质实际是周武王灭商的战役总结，无疑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可是，战国时代的孟子很反对这一记载，愤愤质问说：“仁者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
也就是说，孟子认定这场被称为“革命”的灭商之战，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流血的。因为，这是一场最仁义大军对最不仁义政权的一场战争。于是，儒家学派就在整理古典文献中删去了《武成》篇，以致后世史家大多忽视了灭商之战的残酷性，使一个基本的常识问题变成了长期争论的谜团。
其三，牧野之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的？
战争方式，历来是人类文明的基本构成之一。对战争方式的了解，是透析特定文明形态的有效途径。对于这场早期国家时代最大规模的会战，史料只留下了两处细节。第一个细节是，战阵之前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什么是致师？东汉经学家郑玄说：“致师者，致其必战之志也；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这就是说，“致师”是一种宣战仪式：一个最精锐的百人马队，冲向敌阵边缘，在冲击壁垒时俘获一个敌军将士归来，以表示必战之志与必胜之心。用当时的话说，这叫“摩垒而还”。为此，后来制定的《周礼》规定：军中有专门执掌“致师”的将官，叫做“环人”。
第二个细节，是“以大卒驰帝纣师”。何谓“大卒”？就是主力作战大军。在牧野之战中，大卒驰帝师，就是发动由周军三百五十辆战车及其编成的三万余步卒组成的庞大方阵，强力冲击纣王（帝）军阵；大卒之后，自然是诸侯联军了。
这两个细节说明，周人的战法很讲程式，很讲规制。这种战法程式，主要是三段：阵前誓师，致师宣战，大阵冲杀。战法规制，是发动作战环节的等级规定——誓师必王，致师必帅，冲阵必大卒，此所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作战规制。牧野灭商之战开创的这种程式化、规制化的战法，形成了西周与春秋时代长期的古典战阵传统。所谓王师，所谓文师，所谓文伐，所谓取法天地，所谓大兵无创等，都是这种程式化战法的理论反映。
其四，殷商大军失败的原因何在？
以《史记》为代表的古典史学历来认为：商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商人“前徒倒戈”。近现代以来，这一观念得到了新的论证，认为商军大多由奴隶构成，奴隶阵前倒戈导致了商军溃败。但是，依据史料信息实际分析，这不可能是真正的史实。
其一，最后的殷商大军中，奴隶数量不可能占居多数，不可能成为主要力量。因为，当代发掘已经证明：商代奴隶数量很少，不构成主要的劳动力；商代主要人口与主要劳动力是各种平民。即或是紧急征发，奴隶数量也不可能凭空产生。在正常的一支大军中，极少数奴隶要发动临阵倒戈，难度极大。即或果真有奴隶倒戈，也未必能引起七十万大军的真正崩溃。
其二，真正导致商军大崩溃的原因，在于这支殷商大军的构成。当此之时，殷商的迎敌大军并不是真正的军队，而是一支在朝歌王畿仓促征发的平民武装。最大的可能是，商人族群举族全体出动，来保卫朝歌了。这时，殷商已经大衰，已经没有一支足够数量的真正军队应战了。牧野之战，真正的王室军队若还有七十万，那伐商联军是不可能胜利的。此时，真正的殷商王师，最多估算不会超过十万，其余则都是临时征发的“乌合之众”。相反，周军与诸侯联军，则是经过长期准备与长期训练的五十万左右的真正军队。如此两军冲杀，商军必然很快崩溃，从而演变成周人联军的大屠杀，导致“血流漂杵，赤地千里”。此时，即或有临阵倒戈现象，但是对于战争胜负，也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奴隶倒戈之说，实际上是后世的周礼膜拜者们为了证明武王之战的正义感召力而生发的说辞，并不是历史的真相。
牧野灭商之战，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
必须注意的是，关于武王伐纣的时间，历来有44种说法之多。从最早的公元前1130年，到最晚的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我们不忽视确定重大事件年代的重要性，可是，依据我们的研究立场与研究方法，这种差异对总结文明发展史的经验与教训，并不构成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对这种细微的时间差异，不去做深入探究，以免陷入琐细的技术性考据，模糊我们对文明发展史的深入透视。
4.短暂邦联：周室王权的初建
周军进入殷商都城，其最初的政策与行动，是有条不紊的。
首先，周人在战胜的当日，立即进入殷商王城，对纣王及其两名宠妾施行了果决狠烈的报复处置。周武王亲自操兵，对已经烧焦了的纣王尸体连射三箭，又以黄钺砍下了纣王头颅，悬挂在一面白色大纛旗的顶端。之后，也是周武王亲自动手，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以玄钺斩下了已经自杀的两名纣王宠妾的头颅。这种狠烈的复仇式行动，充满了仪式感。没有事先的精心谋划，不可能有如此的程式化杀人。后来的事实证明，周军灭商后的狠烈斩杀，绝不仅仅是这三个人，而是殷商王族的全部嫡系人口、殷商大臣，以及追随殷商王权的所有诸侯国国君。
其次，周人举行了连续三次彰显恩威的大型庆典。第一次，周军在牧野战场举行了为期五日的大规模告捷礼，祭天告神，献俘献鼎，隆重之极。第二次，周武王领袖层进入殷商太庙，举行了社祭仪式，安抚告诫殷人要服从天命，不能作乱。第三次，周军班师之后，又在镐京举行了盛大的献俘典礼。在祭祀仪式中，当场杀戮俘获的殷商大臣一百人，斩杀追随殷商的诸侯国君四十人，斩杀殷商王室贵族没有具体计数，斩杀普通战俘不计其数。
第三，周武王分封诸侯，安抚天下。周初分封的诸侯并不多，但其分类与兼顾尚算周全，奠定了后世分封制的基本模式。
周武王初次分封的诸侯有四类：第一类，远古圣王的后裔。封神农氏后裔为焦国君主，封黄帝后裔为祝国君主，封尧帝后裔为蓟国君主，封舜帝后裔为陈国君主，封大禹后裔为杞国君主，封周太伯后裔为吴国君主、虞国君主，共计七国。第二类，功臣诸侯国。封吕尚为齐国君主，封周公旦为鲁国君主，封召公奭为燕国君主，共计三国；第三类，殷商后裔及其监督者。封纣王庶子武庚禄父为殷国君主，封王弟叔鲜为管国君主，封王弟叔度为蔡国君主，王弟武处为霍国君主，以为监督殷商后裔的三方力量，时称三监，共计四国；第四类，血亲诸侯国。封王弟康叔为康国君主，王弟叔振铎为曹国君主，共计两国。
如此，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史有记名者大小共计16国。但是，不能说这是确切数字。因为，《史记·周本纪》在列举重要封国之后，还有一句话：“余，各以次受封。”就是说，还有一些被分封的小诸侯国，没有被记载下来。若将各种史料所见的诸侯罗列下来，再加上此前已经自立但却没有卷入商周对抗风暴而继续存在的诸侯国，当时的天下诸侯大约有一百余个。
第四，灭商之后，周武王立即将国都迁移到了更大的新都城——镐京。同时，周武王在东部中原筹划营建镇抚东方的政治军事基地——雒邑，也就是后来的洛阳。大镐京的建立，使周人政权第一次有了大型的国都，有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东部基地雒邑的筹划建设，则充分表现了周人的深谋远虑与文明融合的自觉性。后来的实践证明，洛阳在华夏族群的大融合与周文明的延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
周文明，已经有了坚实的框架与构图，但是还没有经过真正的风浪考验。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灭商之初，周武王直封的诸侯很少，主要的只有16个。其余一百余诸侯所以没有记名，应当都是对自立政权的承认，而不是直接分封土地的直封诸侯。这一现象说明，周初的王权力量还是有限的，只能走夏商老路——对大多数自立政权采取承认制，少数可控土地则采取直封制。这种诸侯制国家，无疑还是邦联制的松散王国。
可是，此后的一场历史风暴，全面结束了周初的短暂邦联制。
5.殷商复辟危机与周公摄政
周室初立，各种危机还都处在水下状态。
《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我未定天保，何暇寐！’”又载故事云：“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又云：“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
所有这些记载都说明，周初的社会危机是存在的，周武王是觉察到了的，也是谨慎应对的。此前，一定有种种蛛丝马迹显示出了殷商故地的不安迹象，也一定有政权交接的种种隐忧，才使周武王灭商后夜不能寐；才使周室大臣们对武王的病势，有普遍的恐惧之心；才使周公秘密请命上天，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武王的病愈。可是，灭商两年后，90余岁的周武王终于病逝了，继位的，是一个年幼的太子。
周初政权的交接，始终有一团迷雾——周成王年少即位。
依据两汉史学家多方考证，周武王93岁死。如此，若年幼的太子诵当时有10岁上下，那么是周武王80岁以后生的最小儿子了。以80岁以上的高龄生子，是极少特例，似乎很难令人信服。问题的另一面是，以此计算，周成王在位37年，死时只有50岁出头，与周室王族嫡系的长寿现象又大大不合。还有一个背景问题：周人本族人才极盛，国君子嗣历来旺盛，周武王似乎不可能没有其余年长有才的儿子。以周武王之缜密忧思，临死之前却立了一个年幼的孩子做太子，并继任王位，似乎大大不合于当时的严峻形势。
史学界的另一种说法是，周武王年54岁死，42岁时生成王。依据此说，成王即位时正是12岁的少年，符合“成王幼”的普遍记载。从实际情形说，应该比较可信。但是，周文王、周公旦、召公奭都是高寿甚或极高寿而终，周人先王也多有高寿，周武王却在54岁时死，似乎又与这一氏族的高寿遗传不相符合。
若以汉代说法，合理的推定应当是：此时的太子姬诵已经成年，其合理年龄至少应该在50岁上下，且颇有才具，也已经很有根基了。否则，毕生谨慎的周武王不可能将一个具有极大风险的新政权，放心地交给这个儿子。
无论有多少疑点，无论认定哪一种说法，我们至少清楚一个事实：在大动荡的前夜，周人族群的一个大政治家挺身而出了，要力挽狂澜于既倒了。于是，周成王退隐到幕后去了，他是否成年继位，已经不重要了，已经不是历史的焦点所在了。
很快，殷商的复辟势力与周室内部的动乱势力合流，掀起了一场巨大的社会风暴。
据《周本纪》记载：“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又云，“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也就是说，当此之时，周公旦登上了历史舞台，周成王隐退到幕后去了。
周公，是周文明史上一个最重量级的大政治家。
在周初的社会大动荡中，周公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作为德高望重且执掌实际权力的嫡系王族大臣，周公对周武王在灭商之后的忧患意识，有清楚明白的理解。对殷商遗民与周王族内部的动荡隐患，也一定有深刻的体会与准确的把握。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周公旦没有被周人的谨慎与礼数性格所束缚，而是秉承了早期国家时代大政治家敢于为国家命运负责的优秀传统，在周武王死后，立即断然地摄政当国。周公究竟称了王，还是没有称王，在文明史的意义上，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周公在事实上执掌了周初的王权，在肃清内外联结的大叛乱中，起到了第一领袖的最重要作用。
从形式上说，周公摄政，是周室三监与殷商遗民合谋叛乱的直接诱因。
从根本上说，周初的社会动荡，是殷商遗民的复辟心愿与周王族内部的权力争夺因素相结合而兴起的。周公摄政，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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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灭商之战的残酷性究竟如何，它是一场不流血的仁义战争吗？
关于牧野之战的残酷性，《尚书·武成》篇记载是：“武王伐商，血流漂杵，赤地千里。”极言其战争代价之沉重。周武王作《武成》，是记载在《周本纪》中的大事之一，其文件性质实际是周武王灭商的战役总结，无疑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可是，战国时代的孟子很反对这一记载，愤愤质问说：“仁者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
也就是说，孟子认定这场被称为“革命”的灭商之战，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流血的。因为，这是一场最仁义大军对最不仁义政权的一场战争。于是，儒家学派就在整理古典文献中删去了《武成》篇，以致后世史家大多忽视了灭商之战的残酷性，使一个基本的常识问题变成了长期争论的谜团。
其三，牧野之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的？
战争方式，历来是人类文明的基本构成之一。对战争方式的了解，是透析特定文明形态的有效途径。对于这场早期国家时代最大规模的会战，史料只留下了两处细节。第一个细节是，战阵之前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什么是致师？东汉经学家郑玄说：“致师者，致其必战之志也；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这就是说，“致师”是一种宣战仪式：一个最精锐的百人马队，冲向敌阵边缘，在冲击壁垒时俘获一个敌军将士归来，以表示必战之志与必胜之心。用当时的话说，这叫“摩垒而还”。为此，后来制定的《周礼》规定：军中有专门执掌“致师”的将官，叫做“环人”。
第二个细节，是“以大卒驰帝纣师”。何谓“大卒”？就是主力作战大军。在牧野之战中，大卒驰帝师，就是发动由周军三百五十辆战车及其编成的三万余步卒组成的庞大方阵，强力冲击纣王（帝）军阵；大卒之后，自然是诸侯联军了。
这两个细节说明，周人的战法很讲程式，很讲规制。这种战法程式，主要是三段：阵前誓师，致师宣战，大阵冲杀。战法规制，是发动作战环节的等级规定——誓师必王，致师必帅，冲阵必大卒，此所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作战规制。牧野灭商之战开创的这种程式化、规制化的战法，形成了西周与春秋时代长期的古典战阵传统。所谓王师，所谓文师，所谓文伐，所谓取法天地，所谓大兵无创等，都是这种程式化战法的理论反映。
其四，殷商大军失败的原因何在？
以《史记》为代表的古典史学历来认为：商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商人“前徒倒戈”。近现代以来，这一观念得到了新的论证，认为商军大多由奴隶构成，奴隶阵前倒戈导致了商军溃败。但是，依据史料信息实际分析，这不可能是真正的史实。
其一，最后的殷商大军中，奴隶数量不可能占居多数，不可能成为主要力量。因为，当代发掘已经证明：商代奴隶数量很少，不构成主要的劳动力；商代主要人口与主要劳动力是各种平民。即或是紧急征发，奴隶数量也不可能凭空产生。在正常的一支大军中，极少数奴隶要发动临阵倒戈，难度极大。即或果真有奴隶倒戈，也未必能引起七十万大军的真正崩溃。
其二，真正导致商军大崩溃的原因，在于这支殷商大军的构成。当此之时，殷商的迎敌大军并不是真正的军队，而是一支在朝歌王畿仓促征发的平民武装。最大的可能是，商人族群举族全体出动，来保卫朝歌了。这时，殷商已经大衰，已经没有一支足够数量的真正军队应战了。牧野之战，真正的王室军队若还有七十万，那伐商联军是不可能胜利的。此时，真正的殷商王师，最多估算不会超过十万，其余则都是临时征发的“乌合之众”。相反，周军与诸侯联军，则是经过长期准备与长期训练的五十万左右的真正军队。如此两军冲杀，商军必然很快崩溃，从而演变成周人联军的大屠杀，导致“血流漂杵，赤地千里”。此时，即或有临阵倒戈现象，但是对于战争胜负，也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奴隶倒戈之说，实际上是后世的周礼膜拜者们为了证明武王之战的正义感召力而生发的说辞，并不是历史的真相。
牧野灭商之战，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
必须注意的是，关于武王伐纣的时间，历来有44种说法之多。从最早的公元前1130年，到最晚的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我们不忽视确定重大事件年代的重要性，可是，依据我们的研究立场与研究方法，这种差异对总结文明发展史的经验与教训，并不构成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对这种细微的时间差异，不去做深入探究，以免陷入琐细的技术性考据，模糊我们对文明发展史的深入透视。
4.短暂邦联：周室王权的初建
周军进入殷商都城，其最初的政策与行动，是有条不紊的。
首先，周人在战胜的当日，立即进入殷商王城，对纣王及其两名宠妾施行了果决狠烈的报复处置。周武王亲自操兵，对已经烧焦了的纣王尸体连射三箭，又以黄钺砍下了纣王头颅，悬挂在一面白色大纛旗的顶端。之后，也是周武王亲自动手，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以玄钺斩下了已经自杀的两名纣王宠妾的头颅。这种狠烈的复仇式行动，充满了仪式感。没有事先的精心谋划，不可能有如此的程式化杀人。后来的事实证明，周军灭商后的狠烈斩杀，绝不仅仅是这三个人，而是殷商王族的全部嫡系人口、殷商大臣，以及追随殷商王权的所有诸侯国国君。
其次，周人举行了连续三次彰显恩威的大型庆典。第一次，周军在牧野战场举行了为期五日的大规模告捷礼，祭天告神，献俘献鼎，隆重之极。第二次，周武王领袖层进入殷商太庙，举行了社祭仪式，安抚告诫殷人要服从天命，不能作乱。第三次，周军班师之后，又在镐京举行了盛大的献俘典礼。在祭祀仪式中，当场杀戮俘获的殷商大臣一百人，斩杀追随殷商的诸侯国君四十人，斩杀殷商王室贵族没有具体计数，斩杀普通战俘不计其数。
第三，周武王分封诸侯，安抚天下。周初分封的诸侯并不多，但其分类与兼顾尚算周全，奠定了后世分封制的基本模式。
周武王初次分封的诸侯有四类：第一类，远古圣王的后裔。封神农氏后裔为焦国君主，封黄帝后裔为祝国君主，封尧帝后裔为蓟国君主，封舜帝后裔为陈国君主，封大禹后裔为杞国君主，封周太伯后裔为吴国君主、虞国君主，共计七国。第二类，功臣诸侯国。封吕尚为齐国君主，封周公旦为鲁国君主，封召公奭为燕国君主，共计三国；第三类，殷商后裔及其监督者。封纣王庶子武庚禄父为殷国君主，封王弟叔鲜为管国君主，封王弟叔度为蔡国君主，王弟武处为霍国君主，以为监督殷商后裔的三方力量，时称三监，共计四国；第四类，血亲诸侯国。封王弟康叔为康国君主，王弟叔振铎为曹国君主，共计两国。
如此，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史有记名者大小共计16国。但是，不能说这是确切数字。因为，《史记·周本纪》在列举重要封国之后，还有一句话：“余，各以次受封。”就是说，还有一些被分封的小诸侯国，没有被记载下来。若将各种史料所见的诸侯罗列下来，再加上此前已经自立但却没有卷入商周对抗风暴而继续存在的诸侯国，当时的天下诸侯大约有一百余个。
第四，灭商之后，周武王立即将国都迁移到了更大的新都城——镐京。同时，周武王在东部中原筹划营建镇抚东方的政治军事基地——雒邑，也就是后来的洛阳。大镐京的建立，使周人政权第一次有了大型的国都，有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东部基地雒邑的筹划建设，则充分表现了周人的深谋远虑与文明融合的自觉性。后来的实践证明，洛阳在华夏族群的大融合与周文明的延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
周文明，已经有了坚实的框架与构图，但是还没有经过真正的风浪考验。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灭商之初，周武王直封的诸侯很少，主要的只有16个。其余一百余诸侯所以没有记名，应当都是对自立政权的承认，而不是直接分封土地的直封诸侯。这一现象说明，周初的王权力量还是有限的，只能走夏商老路——对大多数自立政权采取承认制，少数可控土地则采取直封制。这种诸侯制国家，无疑还是邦联制的松散王国。
可是，此后的一场历史风暴，全面结束了周初的短暂邦联制。
5.殷商复辟危机与周公摄政
周室初立，各种危机还都处在水下状态。
《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我未定天保，何暇寐！’”又载故事云：“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又云：“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
所有这些记载都说明，周初的社会危机是存在的，周武王是觉察到了的，也是谨慎应对的。此前，一定有种种蛛丝马迹显示出了殷商故地的不安迹象，也一定有政权交接的种种隐忧，才使周武王灭商后夜不能寐；才使周室大臣们对武王的病势，有普遍的恐惧之心；才使周公秘密请命上天，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武王的病愈。可是，灭商两年后，90余岁的周武王终于病逝了，继位的，是一个年幼的太子。
周初政权的交接，始终有一团迷雾——周成王年少即位。
依据两汉史学家多方考证，周武王93岁死。如此，若年幼的太子诵当时有10岁上下，那么是周武王80岁以后生的最小儿子了。以80岁以上的高龄生子，是极少特例，似乎很难令人信服。问题的另一面是，以此计算，周成王在位37年，死时只有50岁出头，与周室王族嫡系的长寿现象又大大不合。还有一个背景问题：周人本族人才极盛，国君子嗣历来旺盛，周武王似乎不可能没有其余年长有才的儿子。以周武王之缜密忧思，临死之前却立了一个年幼的孩子做太子，并继任王位，似乎大大不合于当时的严峻形势。
史学界的另一种说法是，周武王年54岁死，42岁时生成王。依据此说，成王即位时正是12岁的少年，符合“成王幼”的普遍记载。从实际情形说，应该比较可信。但是，周文王、周公旦、召公奭都是高寿甚或极高寿而终，周人先王也多有高寿，周武王却在54岁时死，似乎又与这一氏族的高寿遗传不相符合。
若以汉代说法，合理的推定应当是：此时的太子姬诵已经成年，其合理年龄至少应该在50岁上下，且颇有才具，也已经很有根基了。否则，毕生谨慎的周武王不可能将一个具有极大风险的新政权，放心地交给这个儿子。
无论有多少疑点，无论认定哪一种说法，我们至少清楚一个事实：在大动荡的前夜，周人族群的一个大政治家挺身而出了，要力挽狂澜于既倒了。于是，周成王退隐到幕后去了，他是否成年继位，已经不重要了，已经不是历史的焦点所在了。
很快，殷商的复辟势力与周室内部的动乱势力合流，掀起了一场巨大的社会风暴。
据《周本纪》记载：“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又云，“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也就是说，当此之时，周公旦登上了历史舞台，周成王隐退到幕后去了。
周公，是周文明史上一个最重量级的大政治家。
在周初的社会大动荡中，周公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作为德高望重且执掌实际权力的嫡系王族大臣，周公对周武王在灭商之后的忧患意识，有清楚明白的理解。对殷商遗民与周王族内部的动荡隐患，也一定有深刻的体会与准确的把握。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周公旦没有被周人的谨慎与礼数性格所束缚，而是秉承了早期国家时代大政治家敢于为国家命运负责的优秀传统，在周武王死后，立即断然地摄政当国。周公究竟称了王，还是没有称王，在文明史的意义上，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周公在事实上执掌了周初的王权，在肃清内外联结的大叛乱中，起到了第一领袖的最重要作用。
从形式上说，周公摄政，是周室三监与殷商遗民合谋叛乱的直接诱因。
从根本上说，周初的社会动荡，是殷商遗民的复辟心愿与周王族内部的权力争夺因素相结合而兴起的。周公摄政，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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