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的灭遂之战。这次用兵不同以往处，是齐国基于试探会盟效力而发动的惩罚性战争。齐桓公五年，齐国以平定宋国内乱为名义，尝试性地发动五国会盟。其中，长期与鲁国交好的遂国，没有出兵与盟。齐桓公就断然起兵，吞灭了遂国。显然，这次用兵是齐国大举争霸的序曲。
但是，齐国的传统盟友，又是齐国劲敌的鲁国，没有放松对齐国的警觉。就在齐国吞灭遂国之后的当年冬天，鲁国邀齐国在柯地，也就是今日山东东阿西南地带，举行两国君主会盟。在这次会盟中，鲁庄公使猛士大臣曹沫以匕首劫持齐桓公，威逼齐国归还曾经侵占鲁国的土地。齐桓公对此时能否战胜鲁国，心下还没底，便以“守信于诸侯”为公开理由，归还了侵占鲁国的土地，两个大国在形式上重新恢复了正常邦交。
齐桓公六年，也就是公元前680年，齐国以宋国违背前次会盟之约为理由，邀集陈、曹两国与周王室会盟于鄄地，要讨伐宋国。当时，非但陈、曹两国出兵，连近百年很少举兵的周王室，也派出大夫单伯率领王师与盟了。宋国在三方军力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表示屈服，表示接受齐国号令。这次会盟，因有天子王师应邀参与，所以被历史看做是继小霸郑庄公之后，齐以大国实力第一次“挟天子以令诸侯”。自此，齐国正式迈出了大国霸业的步伐。
齐国霸业历时36年，主要业绩在两大方面：对内调停争端，对外抵御夷狄。
当时，华夏社会的大格局有三个基本方面：其一，王权沦落，天下处于无中心状态，旧有的王权秩序已经崩溃，新的天下秩序尚未以任何形式出现。其二，诸侯之间纷争不断，强国欺凌小国，小国也相互攻伐。各诸侯国之间，在水流利用、资源开掘等基本经济民生活动方面缺乏共同准则，民众生存状态受到极其严重的普遍影响。其三，外部野蛮族群四面侵袭，渗透中原腹地，尤其以北部、西部的戎狄族群为祸剧烈，对中原诸侯国进行频繁的掠夺战争，使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处于严重的生死存亡的边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齐桓公君臣所以能成就大国霸业，根基在于全面改革之后的强大实力，其次在于切中实际的操作策略。从历史实践看，国家实力是基础，策略原则是生命线。所谓强大的国家实力，主要在齐国全面改革后的经济、军事、民生三大方面。齐军所以能在后来的内外争端中频繁地大规模出动，南征北战，驰骋天下，没有强大有效的资源保障与兵员输送，不可能应对长时期内频繁发生的大小战争。
（1）切中实际的策略原则：“尊王攘夷”的总方针 如果将这个方针的实际意涵换成今日的语言，就是一则可以明确表示实际内容的政治纲领：一致尊奉天子王权，共同抵御戎狄蛮夷。从历史实践看，这一策略原则是齐国霸业的生命线。因为，只有这一策略原则，找到了齐国与天下诸侯之间最大的共同点——抵御蛮夷外患，挽救华夏文明。同时，也开辟了重新以天子王权成为精神中心而凝聚天下力量的可能性，从而能够解决当时最迫切的实际问题。从历史传统所能提供的政治智慧来说，当时可供齐国选择的霸业道路，至少有两条：
其一，汤武革命式。直接攻灭周王室，重新建立新的联邦中央政权；
其二，攻灭周边中小诸侯国，抵御外患并成就地区霸权，再图谋取天下王权。
可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形看，这两条道路都很难实现。“汤武革命”的前提是，天下面对的是昏聩残暴的末代政权。但是，当时的周王室却没有多少“恶政”，而只是无为自保，向天下诸侯退让，既没有成为天下公敌，也没有成为制约诸侯国扩张的阻力。此时的周王室，实际上是一方谁也没有太过关注的力量。如此，基于“吊民伐罪”的“汤武革命”，也就丧失了正义性根基，既无法获得天下诸侯的响应，也无法成为扩充力量的最佳途径，更无法成为一举继承天下最高权力的有效源泉。其次，成为地区霸主，则只可能使天下更加混乱，甚或最终也连带淹没了齐国。
无论从当时的大形势看，还是从历史发展的实践看，这两条霸业道路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者说实现了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如果不能有效抵御四面汪洋的蛮夷戎狄外患，即或建立了新的中央政权，也是无法存在的。所以，齐桓公君臣选择的“尊王攘夷”的策略原则，是充满智慧的历史抉择。
（2）调停诸侯争端，是齐国霸业的基础方面
从公元前679年，也就是齐桓公七年开始，齐国以“尊奉王命”的名义，开始调停诸侯争端，并整合天下秩序。12年后，齐国的行动得到周王室的理解与主动配合。周王室派出特使召伯廖，赐齐桓公为“侯伯”，也就是统领诸侯的霸主。至此，黄河中下游的诸侯群都承认了齐国的宗主国地位。在此后的国家行动中，齐国一直致力于重建被诸侯国共同遵守的某些基本社会规范。齐桓公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651年，齐国举行了九国参与的“葵丘会盟”，终于达成了华夏诸侯言归于好的总盟约。在此总盟约之下，又达成了若干共同规范。依据《春秋榖梁传》与《孟子》的记载，这些规范主要是六个方面：
其一，不可壅塞河流、泉水等水源；若有必要堵水，必须得通报下游诸侯；
其二，不可有意囤积粮谷，不可遏制粮谷市场；
其三，诛杀不孝子孙，不可更换嫡子，确保继承制有序；
其四，不可以妾为妻，不可让妇人参与国政；
其五，敬士尊贤，不得妄杀大夫；
其六，敬老慈幼，敞开道路关卡，以利旅客。
葵丘会盟，是齐国霸业在整合华夏纷争中的最大贡献，也是齐国霸业的高峰。
（3）攘夷——抵御四夷入侵，是齐国霸业的最大历史功绩 春秋初中期的四夷外患，本质上是落后文明对华夏先进文明的侵犯。
据《礼记·王制》的总体记载，当时的四夷情形是：“中国（之）戎夷五方之民……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很清楚，这种生存状态的差别，构成了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的差别。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侵扰与毁灭的几率，要远远高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之后的时代。
我们对比较详尽的几部《中国历史年表》作了统计，从西周末期戎狄大举进入中原的镐京事变开始，四面边患接踵而来。到齐国称霸时期，戎狄大规模侵袭中国腹地，并将所占领的发达农耕区变成荒芜粗放的畜牧区，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最大的文明灾难。到齐桓公病逝，齐国霸业结束之后，戎狄的大规模侵袭与滞留，则显著减少。具体说，仅仅是齐桓公称霸的36年间，因戎狄而起的战争，就有近30次之多。
史料留下的记载，是触目惊心的——“自平王东迁，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伊、洛，往往有戎！”
“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缕！”
用今天的话说，四方夷狄连续不断地入侵中原，已是常态，当时社会的惊骇感叹，意味着对野蛮势力的战争已经成为挽救华夏文明的一场救亡图存运动。若不是这样的深重危机，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在王权已经崩溃的时刻，“尊王攘夷”的政治纲领不可能迅速被已经开始寻求历史新出路的华夏诸侯群所接受。
面对如此严重的外患，齐国以霸权实力发动“攘夷”，可谓洞察深远。
据《韩非子·说林上》与《左传·闵公元年》记载，在戎狄大举攻掠邢国的时候，齐国的鲍叔牙与管仲在行动方针上发生了分歧。鲍叔牙主张：此时发兵太早，为齐国利害计，“救危望轻，复国望重”，当在戎狄灭亡邢国之后，齐国再发兵驱逐戎狄，恢复邢国。届时，齐国将“望重天下”——显然，这是单纯的齐国名望说。管仲则主张：为天下文明计，戎狄豺狼成性，不可放纵！华夏诸侯一家，不可丢弃！坐等邢国灭亡，无异于一剂鸩毒。齐国与邢国一样，都受戎狄之恶，应该相互援手，立即发兵，这才符合天下大道。结果是，齐桓公接受管仲主张，立即发兵救邢。
上面的故事，是史学家晁福林先生在《霸权迭兴》一书中对相关史料相互考订后认定的一段史实。它说明，春秋初期与中期的戎狄灾难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而如何对待这种文明危机，在当时也是有争论的。一种态度如鲍叔牙，是策略主义的，是惟齐国利益为根基的。另一种态度如管仲，是以挽救华夏文明为根基的。
很清楚，齐国发动攘夷，是自觉承担了历史责任的，而不是盲目的。
晚年的齐桓公，曾不无骄傲地回顾说，“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于此乎！”具体说，齐桓公的大国霸业持续了36年，共会盟诸侯22次。而其中最主要的，也是齐桓公本人引以为荣的9次会盟——九合诸侯，都是基于驱逐戎狄灾难而举行的。在后来的历史理念里，所以有孟子的“五霸，桓公为盛”的历史评价，其基本点正在于齐桓公霸业挽救华夏文明的特殊意义，而不是其他。而孔子，更发出感慨，“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春秋齐国的改革与大国霸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4.晋国霸业
齐桓公死去后的第七年，晋公子重耳在晋国即位，史称晋文公。
晋文公时期的晋国，是春秋大国霸业的第二个霸主国。这个晋文公，因在43岁时开始政治逃亡，其后又历经近20年的长期颠沛流离，在60余岁的高龄才最终成为大国君主，因而颇具历史传奇性。从总体上说，晋文公的霸业活动继承延续了齐桓公的既定模式，基本方面仍然是“尊王攘夷”。晋文公即位时，齐国因管仲已经病逝，桓公也随后悲剧性地死于一场畸形政变，导致齐国发生内乱，齐国霸业在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延续。而晋国的实力，则在此前晋献公时期一定程度的改革之后，有了相对大的发展，给刚刚即位的、人到高年、因长期逃亡于列国而富有政治经验与一定政治声望的晋文公，提供了大国争霸的基础。
与齐国霸业相比，晋国的霸业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由于夷狄之患相对减轻，晋国的主要目标，变成了对抗楚国北上中原。
历史地看，楚国始终是南方诸侯中对抗落后文明族群——蛮夷的主力，始终是华夏文明的基本构成之一。但是，由于楚国是惟一一个不经王权分封而自立成长的大诸侯国，西周时期与春秋时期的正统理念，便对擅自称王而且融合了许多南蛮族群的楚国，长期抱有浓厚的歧视与偏见，将楚国看做一种异端威胁力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便是当时针对楚国的代表性歧视言论。这种偏见与歧视，在战国时代对楚国已经基本消失，而转移到了对秦国的歧视与偏见上。但是，在晋国开始霸业活动的时期，对楚国的偏见仍然弥漫于中原诸侯群。所以，楚国要向北伸展，就遭到了中原诸侯群的强烈抵制。而晋国霸业的最主要作为，就是在“城濮之战”中大胜了楚国。
其二，晋文公在位九年，两次会盟诸侯，调停了中原诸侯群的利益争端。
其三，晋文公作了两次军事制度的改革，分别设立三军、五军，军力增加较快。
晋文公死后，晋国霸业又时断时续地延续了两三代，是维持大国霸业最长的大国。在晋国的后期霸业中，对戎狄的局部反击，是其基本功绩之一。但是，由于四夷外患的形势与齐桓公时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故此，晋国霸业在捍卫华夏文明圈方面的功绩，也不能与齐桓公时期的齐国相比。
5.秦国霸业
秦穆公之世的秦国，是春秋大国霸业的第三个霸主国。
对于秦穆公霸业，或者说春秋五霸中有没有秦穆公，传统史学有不确定的说法。其中一个原因，是秦穆公执政的主流时段，是齐桓公与晋文公相继称霸的时期。若认定秦穆公霸主地位，似乎有同一时期天下两霸的矛盾。因此，史学界的一种主张，便将秦穆公定位为称霸西戎的地区小霸。但是，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秦穆公当之无愧地实现了霸业文明所要求的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无疑是大国霸权之一。
首先，穆公之秦用贤强国，改革国政，使秦国实力大幅增长。
秦穆公具有自觉的强国意识，有一定的改革业绩。秦穆公非但搜求并重用能才百里奚执掌秦国政务，又先后任用了蹇叔、丕豹、公孙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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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齐国的传统盟友，又是齐国劲敌的鲁国，没有放松对齐国的警觉。就在齐国吞灭遂国之后的当年冬天，鲁国邀齐国在柯地，也就是今日山东东阿西南地带，举行两国君主会盟。在这次会盟中，鲁庄公使猛士大臣曹沫以匕首劫持齐桓公，威逼齐国归还曾经侵占鲁国的土地。齐桓公对此时能否战胜鲁国，心下还没底，便以“守信于诸侯”为公开理由，归还了侵占鲁国的土地，两个大国在形式上重新恢复了正常邦交。
齐桓公六年，也就是公元前680年，齐国以宋国违背前次会盟之约为理由，邀集陈、曹两国与周王室会盟于鄄地，要讨伐宋国。当时，非但陈、曹两国出兵，连近百年很少举兵的周王室，也派出大夫单伯率领王师与盟了。宋国在三方军力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表示屈服，表示接受齐国号令。这次会盟，因有天子王师应邀参与，所以被历史看做是继小霸郑庄公之后，齐以大国实力第一次“挟天子以令诸侯”。自此，齐国正式迈出了大国霸业的步伐。
齐国霸业历时36年，主要业绩在两大方面：对内调停争端，对外抵御夷狄。
当时，华夏社会的大格局有三个基本方面：其一，王权沦落，天下处于无中心状态，旧有的王权秩序已经崩溃，新的天下秩序尚未以任何形式出现。其二，诸侯之间纷争不断，强国欺凌小国，小国也相互攻伐。各诸侯国之间，在水流利用、资源开掘等基本经济民生活动方面缺乏共同准则，民众生存状态受到极其严重的普遍影响。其三，外部野蛮族群四面侵袭，渗透中原腹地，尤其以北部、西部的戎狄族群为祸剧烈，对中原诸侯国进行频繁的掠夺战争，使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处于严重的生死存亡的边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齐桓公君臣所以能成就大国霸业，根基在于全面改革之后的强大实力，其次在于切中实际的操作策略。从历史实践看，国家实力是基础，策略原则是生命线。所谓强大的国家实力，主要在齐国全面改革后的经济、军事、民生三大方面。齐军所以能在后来的内外争端中频繁地大规模出动，南征北战，驰骋天下，没有强大有效的资源保障与兵员输送，不可能应对长时期内频繁发生的大小战争。
（1）切中实际的策略原则：“尊王攘夷”的总方针 如果将这个方针的实际意涵换成今日的语言，就是一则可以明确表示实际内容的政治纲领：一致尊奉天子王权，共同抵御戎狄蛮夷。从历史实践看，这一策略原则是齐国霸业的生命线。因为，只有这一策略原则，找到了齐国与天下诸侯之间最大的共同点——抵御蛮夷外患，挽救华夏文明。同时，也开辟了重新以天子王权成为精神中心而凝聚天下力量的可能性，从而能够解决当时最迫切的实际问题。从历史传统所能提供的政治智慧来说，当时可供齐国选择的霸业道路，至少有两条：
其一，汤武革命式。直接攻灭周王室，重新建立新的联邦中央政权；
其二，攻灭周边中小诸侯国，抵御外患并成就地区霸权，再图谋取天下王权。
可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形看，这两条道路都很难实现。“汤武革命”的前提是，天下面对的是昏聩残暴的末代政权。但是，当时的周王室却没有多少“恶政”，而只是无为自保，向天下诸侯退让，既没有成为天下公敌，也没有成为制约诸侯国扩张的阻力。此时的周王室，实际上是一方谁也没有太过关注的力量。如此，基于“吊民伐罪”的“汤武革命”，也就丧失了正义性根基，既无法获得天下诸侯的响应，也无法成为扩充力量的最佳途径，更无法成为一举继承天下最高权力的有效源泉。其次，成为地区霸主，则只可能使天下更加混乱，甚或最终也连带淹没了齐国。
无论从当时的大形势看，还是从历史发展的实践看，这两条霸业道路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者说实现了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如果不能有效抵御四面汪洋的蛮夷戎狄外患，即或建立了新的中央政权，也是无法存在的。所以，齐桓公君臣选择的“尊王攘夷”的策略原则，是充满智慧的历史抉择。
（2）调停诸侯争端，是齐国霸业的基础方面
从公元前679年，也就是齐桓公七年开始，齐国以“尊奉王命”的名义，开始调停诸侯争端，并整合天下秩序。12年后，齐国的行动得到周王室的理解与主动配合。周王室派出特使召伯廖，赐齐桓公为“侯伯”，也就是统领诸侯的霸主。至此，黄河中下游的诸侯群都承认了齐国的宗主国地位。在此后的国家行动中，齐国一直致力于重建被诸侯国共同遵守的某些基本社会规范。齐桓公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651年，齐国举行了九国参与的“葵丘会盟”，终于达成了华夏诸侯言归于好的总盟约。在此总盟约之下，又达成了若干共同规范。依据《春秋榖梁传》与《孟子》的记载，这些规范主要是六个方面：
其一，不可壅塞河流、泉水等水源；若有必要堵水，必须得通报下游诸侯；
其二，不可有意囤积粮谷，不可遏制粮谷市场；
其三，诛杀不孝子孙，不可更换嫡子，确保继承制有序；
其四，不可以妾为妻，不可让妇人参与国政；
其五，敬士尊贤，不得妄杀大夫；
其六，敬老慈幼，敞开道路关卡，以利旅客。
葵丘会盟，是齐国霸业在整合华夏纷争中的最大贡献，也是齐国霸业的高峰。
（3）攘夷——抵御四夷入侵，是齐国霸业的最大历史功绩 春秋初中期的四夷外患，本质上是落后文明对华夏先进文明的侵犯。
据《礼记·王制》的总体记载，当时的四夷情形是：“中国（之）戎夷五方之民……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很清楚，这种生存状态的差别，构成了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的差别。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侵扰与毁灭的几率，要远远高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之后的时代。
我们对比较详尽的几部《中国历史年表》作了统计，从西周末期戎狄大举进入中原的镐京事变开始，四面边患接踵而来。到齐国称霸时期，戎狄大规模侵袭中国腹地，并将所占领的发达农耕区变成荒芜粗放的畜牧区，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最大的文明灾难。到齐桓公病逝，齐国霸业结束之后，戎狄的大规模侵袭与滞留，则显著减少。具体说，仅仅是齐桓公称霸的36年间，因戎狄而起的战争，就有近30次之多。
史料留下的记载，是触目惊心的——“自平王东迁，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伊、洛，往往有戎！”
“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缕！”
用今天的话说，四方夷狄连续不断地入侵中原，已是常态，当时社会的惊骇感叹，意味着对野蛮势力的战争已经成为挽救华夏文明的一场救亡图存运动。若不是这样的深重危机，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在王权已经崩溃的时刻，“尊王攘夷”的政治纲领不可能迅速被已经开始寻求历史新出路的华夏诸侯群所接受。
面对如此严重的外患，齐国以霸权实力发动“攘夷”，可谓洞察深远。
据《韩非子·说林上》与《左传·闵公元年》记载，在戎狄大举攻掠邢国的时候，齐国的鲍叔牙与管仲在行动方针上发生了分歧。鲍叔牙主张：此时发兵太早，为齐国利害计，“救危望轻，复国望重”，当在戎狄灭亡邢国之后，齐国再发兵驱逐戎狄，恢复邢国。届时，齐国将“望重天下”——显然，这是单纯的齐国名望说。管仲则主张：为天下文明计，戎狄豺狼成性，不可放纵！华夏诸侯一家，不可丢弃！坐等邢国灭亡，无异于一剂鸩毒。齐国与邢国一样，都受戎狄之恶，应该相互援手，立即发兵，这才符合天下大道。结果是，齐桓公接受管仲主张，立即发兵救邢。
上面的故事，是史学家晁福林先生在《霸权迭兴》一书中对相关史料相互考订后认定的一段史实。它说明，春秋初期与中期的戎狄灾难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而如何对待这种文明危机，在当时也是有争论的。一种态度如鲍叔牙，是策略主义的，是惟齐国利益为根基的。另一种态度如管仲，是以挽救华夏文明为根基的。
很清楚，齐国发动攘夷，是自觉承担了历史责任的，而不是盲目的。
晚年的齐桓公，曾不无骄傲地回顾说，“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于此乎！”具体说，齐桓公的大国霸业持续了36年，共会盟诸侯22次。而其中最主要的，也是齐桓公本人引以为荣的9次会盟——九合诸侯，都是基于驱逐戎狄灾难而举行的。在后来的历史理念里，所以有孟子的“五霸，桓公为盛”的历史评价，其基本点正在于齐桓公霸业挽救华夏文明的特殊意义，而不是其他。而孔子，更发出感慨，“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春秋齐国的改革与大国霸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4.晋国霸业
齐桓公死去后的第七年，晋公子重耳在晋国即位，史称晋文公。
晋文公时期的晋国，是春秋大国霸业的第二个霸主国。这个晋文公，因在43岁时开始政治逃亡，其后又历经近20年的长期颠沛流离，在60余岁的高龄才最终成为大国君主，因而颇具历史传奇性。从总体上说，晋文公的霸业活动继承延续了齐桓公的既定模式，基本方面仍然是“尊王攘夷”。晋文公即位时，齐国因管仲已经病逝，桓公也随后悲剧性地死于一场畸形政变，导致齐国发生内乱，齐国霸业在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延续。而晋国的实力，则在此前晋献公时期一定程度的改革之后，有了相对大的发展，给刚刚即位的、人到高年、因长期逃亡于列国而富有政治经验与一定政治声望的晋文公，提供了大国争霸的基础。
与齐国霸业相比，晋国的霸业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由于夷狄之患相对减轻，晋国的主要目标，变成了对抗楚国北上中原。
历史地看，楚国始终是南方诸侯中对抗落后文明族群——蛮夷的主力，始终是华夏文明的基本构成之一。但是，由于楚国是惟一一个不经王权分封而自立成长的大诸侯国，西周时期与春秋时期的正统理念，便对擅自称王而且融合了许多南蛮族群的楚国，长期抱有浓厚的歧视与偏见，将楚国看做一种异端威胁力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便是当时针对楚国的代表性歧视言论。这种偏见与歧视，在战国时代对楚国已经基本消失，而转移到了对秦国的歧视与偏见上。但是，在晋国开始霸业活动的时期，对楚国的偏见仍然弥漫于中原诸侯群。所以，楚国要向北伸展，就遭到了中原诸侯群的强烈抵制。而晋国霸业的最主要作为，就是在“城濮之战”中大胜了楚国。
其二，晋文公在位九年，两次会盟诸侯，调停了中原诸侯群的利益争端。
其三，晋文公作了两次军事制度的改革，分别设立三军、五军，军力增加较快。
晋文公死后，晋国霸业又时断时续地延续了两三代，是维持大国霸业最长的大国。在晋国的后期霸业中，对戎狄的局部反击，是其基本功绩之一。但是，由于四夷外患的形势与齐桓公时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故此，晋国霸业在捍卫华夏文明圈方面的功绩，也不能与齐桓公时期的齐国相比。
5.秦国霸业
秦穆公之世的秦国，是春秋大国霸业的第三个霸主国。
对于秦穆公霸业，或者说春秋五霸中有没有秦穆公，传统史学有不确定的说法。其中一个原因，是秦穆公执政的主流时段，是齐桓公与晋文公相继称霸的时期。若认定秦穆公霸主地位，似乎有同一时期天下两霸的矛盾。因此，史学界的一种主张，便将秦穆公定位为称霸西戎的地区小霸。但是，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秦穆公当之无愧地实现了霸业文明所要求的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无疑是大国霸权之一。
首先，穆公之秦用贤强国，改革国政，使秦国实力大幅增长。
秦穆公具有自觉的强国意识，有一定的改革业绩。秦穆公非但搜求并重用能才百里奚执掌秦国政务，又先后任用了蹇叔、丕豹、公孙支、由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32在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