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存在。秦、赵、燕、齐四大国，仍然承受着第一线压力。
其二，东南方向的东夷问题虽然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岭南以“百越”族群为主体的各方势力，仍然对楚、吴、越三大国构成强大的袭扰压力。此后，直到吴、越两国先后灭亡，楚国独大南部中国，岭南“百越”势力的袭扰压力，始终没有相对彻底地解决。也就是说，在春秋晚期，南部三大国面临的威胁，依然是清晰可见的。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有赖于此后的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此后战国时期的楚国，在强大实力基础上的长期镇抚政策，初步稳定了岭南；第二阶段，秦灭六国后五十万大军南下，建立岭南三郡，百越族群才有效纳入了华夏文明。
其三，在西周晚期与春秋初中期渗入华夏腹地的东夷、戎狄族群，仍然没有全部撤出。其留存的族群，势力单薄者，大多归附了某个诸侯国。势力强大者，则以建政立国的方式强行嵌入下来。最大的两个代表，就是中山国、义渠国。这一现实，给区域内的大国小国都带来了一个普遍问题：如何有效化解戎狄族群？如何对待戎狄政权的攻伐？
综上三方面，春秋晚期的诸侯国无论大小，在内外事务上大体都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的两个侧面——外部异族的侵扰势力，内部遗存族群的融合。也就是说，各国内外事务的方针大计，都得受这个因素某种程度的制约。因之，四夷、百越、戎狄、诸胡、匈奴等问题，便成为春秋晚期天下格局中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
4.过渡形态的时期确定
公元前476年到公元前403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称之为春秋晚期，也可以称之为战国初期。但是，更为适当的定性，应当是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的联结段。也就是说，这73年，是春秋、战国两大时代的过渡时期。公元前476年，是齐国的田氏实力超过姜氏公室的标志性年份。公元前403年，是魏、赵、韩三家新兴势力被周王室正式承认为诸侯国的年份。
在中国人的传统历史意识中，春秋战国往往被看做一个大时代。
但是，从文明发展史的理念看，显然这是两个时代。春秋时代，类似于西方社会后来的文艺复兴时代；战国时代，类似于后来的启蒙运动时代。尽管，作为连续崛起的中国原生文明的三大高原——春秋、战国、秦帝国，它们在更宏观的意义上可以看做是一个整体。但是，在文明史演变的意义上，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秦帝国时代，无疑是三座具有递进意义的文明高原。在它们之间，发现联结地带与联结方式，是有特殊意义的。
田氏根基确立，到魏赵韩三家政治加冠，这73年，正是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的联结时段。用我们熟悉的语言说，就是历史的过渡时期。这是一个性质不确定，主导力量也相对模糊的时段。无论研究家们将这73年划归春秋，还是划归战国，都有一定的理由。
但是，只要我们的历史意识不那么教条，不那么老化，我们就会看到：将这73年的时段看做历史过渡时期，是最为妥当的。
真正的战国时代，应该有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标志。这个标志，就是魏赵韩三家完成政治上的成人礼，获得正式的诸侯之冠。所以，以魏赵韩三家获得诸侯名号为战国开端，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5.过渡时期的社会风貌与社会精神
春秋晚期的社会风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基本的方面是，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化的实质方面，是整个社会开始从王权国有制的统一管制束缚中解放出来，普遍开始以相对自由的私有生产为基础，开始寻求一种空前活跃的生存方式。这种新的生存方式的实际体现是：私田经济日益活跃，私人的自由生产权利日渐扩张。由此产生的新政治理念不断发展，导致官府对民众生产与生活的干预日渐减少。人的个性伸展，获得了空前的社会空间，家庭及个人对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选择余地大大拓宽。
在这样的生存方式下，春秋晚期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无论是官府奴隶，还是农耕奴隶，都开始随着私家经济势力的增长，及其对自由劳动力的大量需求，程度不同地被破除了人身枷锁，获得了自由平民的身份。
其次，占人口绝大部分的自由民，则大量地从日渐崩溃的井田制中被新兴政治势力解放出来，或主动地逃脱出来，归附到新兴势力的政治保护圈里，投身于土地私有的生产大潮中，开始了自由谋取生计的生存方式。
第三，商业一律国营的旧制，在各个诸侯国纷纷被打破。西周时代“工贾食官”的旧传统，迅速崩溃了。官府工场的技师工匠，官府商肆从业的吏员，纷纷放弃了几乎静止不变的官府待遇与高等国人身份，变为直接从事商旅交换活动的私人商贾。与此同时，平民阶层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迅速致富，也纷纷投身到私人商贾行列。由此，私人商人迅速增加，形成了稳定的商人阶层。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当时弥漫社会的商贾之风作了最为传神的描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在如此普遍浓厚的商旅风气之下，理论化的商业思想也出现了。这一时期出现的“计然”学派，就是推崇商业经济的代表，其核心主张是：国家应该以发展商业、周流货物为本，从而使农末俱利，国家富裕。计然派的经典表述是：“平粜齐物，官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货殖列传》还记载了孔子的学生子贡，也就是子赣，也就是端木赐，经商而大富的故事，很有典型性。子贡“鬻财于曹、鲁之间”，应该是很有实力的大商人。端木赐不知如何经营，竟然成为七十多个优秀学生中的“最为饶益”者，也就是最富有的人。子贡的商旅规模很大，“结驷连骑，束帛这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夫使孔子名扬天下者，子贡先后三也！”也就说，孔子名望的传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子贡的大力宣扬。司马迁用以作为对比的，是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原宪。由于没有参与商旅活动，所以只能“不厌糟糠，匿于穷巷”。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春秋晚期的商旅活动已经非常发达，商人阶层的社会影响力也已经很大了。
第四，随着知识的传播、法律的公开、私家教育的出现等社会变化，庶民阶层中开始纷纷涌现出各种技能型士人和思想型士人。他们奔走天下，或传播思想，或入仕治国，或教授学问，或扶危济困，或投身治水、行医等公益事业，或从事种种实用性研究并提升农工商活动的水准。
从总体上说，士人阶层的出现，意味着当时社会涌现出了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的出现，不但大大激发了社会活力，而且使整个社会的变革运动摆脱了盲目性，从此进入了自觉的探索阶段。从文明发展史的意义上说，春秋时代士人阶层的涌现，对于中国古典文明的巨大意义，是无法用语言叙述的。
新生存方式下的社会精神与人的生命状态和之前有很大不同。私田经济打开了新的生存天地，使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族与族之间，国与国之间，都展开了真实的竞争。这种真实竞争的深入发展，彻底摧毁了诸侯时代“小国寡民”的公田世界。“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静穆图景，很快便被呼啸的竞争潮流所淹没。一切或美好或丑恶的灵魂，都被召唤到生存竞争的战场上来了。春秋晚期凝聚成的时代精神，当时的政治家用了两个字概括——争心。
这就是春秋时代大政治家晏子的一句概括：“凡有血气，皆有争心！”
这是一种空前的历史现象。因为，在旧官府统一管制的王权体制下，人们只需要听从安排，只需要统一行动即可。人们不需要争，也不可能争。如果说，在公田体制下还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一定是想方设法的偷懒者居多，主动为公田奉献力量者少。这就是西周后期井田制生产中，之所以出现普遍的大规模怠工现象的深层原因。而私田经济的涌现，恰恰建立在个体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基础之上——你不积极努力，你就没有好的生活。所以，以家庭与个人为基点的私家生活方式、个人生活方式的普遍确立，必然带来激烈的社会生存竞争，必然使各个层面的竞争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体现出来。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不竞争或懒于竞争，后果都是很严重的。国家不争，就要落后，就要灭亡。族群不争，就要陷入困境，分崩离析，传承断裂。家族不争，则必然沦落潦倒，门庭屈辱，家族蒙羞。个人不争，则业无所成，家无所依，衣食无着，饱受歧视。
《战国策》与《史记》都曾经记载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名士苏秦第一次挫败，乞丐一般归家，遭遇到空前冷漠，“妻不下机，嫂不为炊”，几乎没人理睬这个失败者了。苏秦家人的理由是：当今之世，治产业，力工商，是正道根本，你却舍弃根本而事口舌，这很不合适。这个故事说明：春秋战国之世，对个人竞争的最根本要求，就是“治产业，力工商”，改变生存状况。你失败了，或者你走偏了，包括家人在内的社会，最主要的情绪表现是蔑视你，而不是无原则的同情你。
如此社会精神之下，各个层面的全力竞争是必然的。这种竞争，表现于整个社会精神，表现于人的生命状态，就是两个字——争心。这种“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普遍精神，在此前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若干年后的战国时代，大法家韩非子以几近相同的词汇，概括了这种社会精神——“大争之世，多事之时。”这里，只有规模化程度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不同。这足以说明，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所以辉煌，所以不朽，是因为那是我们中国民族在跨入国家文明阶段后，第一次爆发出全面竞争精神的时代，是第一次鼓满了生命的风帆全力前进的时代。正因为如此，那个时代给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厚的文明创造，留下了无比丰厚的精神遗产。在进入战国之际，我们不能忘记的，首先应该是这样一种时代精神。
在这样的生命状态与时代精神的强力激荡下，整个社会风貌焕然一新。
6.过渡时期形成的普遍的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进入文明状态后对武事的自觉追求。
从根本上说，所谓武事，就是一切用于强力打击的技能、装备与活动。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武事的普及性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递减的。越是远古社会，武事就越是趋于直接的生存目标，涉及的人群范围也就越广。远古人类可以做到每个成人，甚或少年儿童都具有基本的搏斗本领，否则无法生存。人类文明越是发展，武事的打击手段越是发达，武事也就越趋于专业化，武事的普及性也会越来越弱。
但是，这一递减现象绝不意味着另一则理由的成立：人类文明越发展，尚武精神就越没有意义。恰恰相反，人类文明越是发展，武事活动群体越是专业，社会就越是需要依托尚武精神来滋养民族精神，从而形成培育优秀的专业武事阶层的社会土壤。没有尚武精神作为社会土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永远不会拥有一支第一流的军队。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文明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需要自觉的尚武精神。因为，武事已经超越了依靠生存本能激发的阶段，更需要依靠精神的自觉来完成。
这是人类历史的精神逻辑，它适用于今天的我们，也适用于春秋晚期的当时社会。
春秋晚期社会，距离华夏族群进入国家文明时代，已经有近两千年了。在漫长的夏商周三代里，随着国家常备军的越来越体制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国家统管制度的越来越严密化，武事活动也越来越聚集于军队与国家。社会民众的武事活动，则越来越受到限制。在西周礼治文明建立后，兵器的日常持有权，军士的遴选权，兵器的打造权，已经大体上限制在贵族阶层与少数“国人”之间了。也就是说，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庶民，已经失去了从事武事活动的权利，只能作为碌碌耕耘的劳作群体存在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崇尚武事是少数人的事情，作为一种风气弥漫于社会，是没有条件的。
面对不甚严重的戎狄侵掠，西周王权表现出的疲于应对，其根源在哪里？
面对严重许多倍的四夷戎狄海洋，春秋时代却能强力反击，其根源又在哪里？
不同的社会土壤，滋生培育国家力量的强度差异，是极大的。这种社会土壤的主要成分，就是弥漫在社会各个阶层以至流散于穷乡僻壤的尚武精神。新的生存方式，新的生命状态，必然弥散出强烈的尚武之风。
让我们先来看看《史记》、《汉书》等古典文献，对当时各国尚武风习的记载：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41在线阅读
其二，东南方向的东夷问题虽然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岭南以“百越”族群为主体的各方势力，仍然对楚、吴、越三大国构成强大的袭扰压力。此后，直到吴、越两国先后灭亡，楚国独大南部中国，岭南“百越”势力的袭扰压力，始终没有相对彻底地解决。也就是说，在春秋晚期，南部三大国面临的威胁，依然是清晰可见的。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有赖于此后的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此后战国时期的楚国，在强大实力基础上的长期镇抚政策，初步稳定了岭南；第二阶段，秦灭六国后五十万大军南下，建立岭南三郡，百越族群才有效纳入了华夏文明。
其三，在西周晚期与春秋初中期渗入华夏腹地的东夷、戎狄族群，仍然没有全部撤出。其留存的族群，势力单薄者，大多归附了某个诸侯国。势力强大者，则以建政立国的方式强行嵌入下来。最大的两个代表，就是中山国、义渠国。这一现实，给区域内的大国小国都带来了一个普遍问题：如何有效化解戎狄族群？如何对待戎狄政权的攻伐？
综上三方面，春秋晚期的诸侯国无论大小，在内外事务上大体都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的两个侧面——外部异族的侵扰势力，内部遗存族群的融合。也就是说，各国内外事务的方针大计，都得受这个因素某种程度的制约。因之，四夷、百越、戎狄、诸胡、匈奴等问题，便成为春秋晚期天下格局中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
4.过渡形态的时期确定
公元前476年到公元前403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称之为春秋晚期，也可以称之为战国初期。但是，更为适当的定性，应当是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的联结段。也就是说，这73年，是春秋、战国两大时代的过渡时期。公元前476年，是齐国的田氏实力超过姜氏公室的标志性年份。公元前403年，是魏、赵、韩三家新兴势力被周王室正式承认为诸侯国的年份。
在中国人的传统历史意识中，春秋战国往往被看做一个大时代。
但是，从文明发展史的理念看，显然这是两个时代。春秋时代，类似于西方社会后来的文艺复兴时代；战国时代，类似于后来的启蒙运动时代。尽管，作为连续崛起的中国原生文明的三大高原——春秋、战国、秦帝国，它们在更宏观的意义上可以看做是一个整体。但是，在文明史演变的意义上，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秦帝国时代，无疑是三座具有递进意义的文明高原。在它们之间，发现联结地带与联结方式，是有特殊意义的。
田氏根基确立，到魏赵韩三家政治加冠，这73年，正是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的联结时段。用我们熟悉的语言说，就是历史的过渡时期。这是一个性质不确定，主导力量也相对模糊的时段。无论研究家们将这73年划归春秋，还是划归战国，都有一定的理由。
但是，只要我们的历史意识不那么教条，不那么老化，我们就会看到：将这73年的时段看做历史过渡时期，是最为妥当的。
真正的战国时代，应该有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标志。这个标志，就是魏赵韩三家完成政治上的成人礼，获得正式的诸侯之冠。所以，以魏赵韩三家获得诸侯名号为战国开端，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5.过渡时期的社会风貌与社会精神
春秋晚期的社会风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基本的方面是，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化的实质方面，是整个社会开始从王权国有制的统一管制束缚中解放出来，普遍开始以相对自由的私有生产为基础，开始寻求一种空前活跃的生存方式。这种新的生存方式的实际体现是：私田经济日益活跃，私人的自由生产权利日渐扩张。由此产生的新政治理念不断发展，导致官府对民众生产与生活的干预日渐减少。人的个性伸展，获得了空前的社会空间，家庭及个人对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选择余地大大拓宽。
在这样的生存方式下，春秋晚期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无论是官府奴隶，还是农耕奴隶，都开始随着私家经济势力的增长，及其对自由劳动力的大量需求，程度不同地被破除了人身枷锁，获得了自由平民的身份。
其次，占人口绝大部分的自由民，则大量地从日渐崩溃的井田制中被新兴政治势力解放出来，或主动地逃脱出来，归附到新兴势力的政治保护圈里，投身于土地私有的生产大潮中，开始了自由谋取生计的生存方式。
第三，商业一律国营的旧制，在各个诸侯国纷纷被打破。西周时代“工贾食官”的旧传统，迅速崩溃了。官府工场的技师工匠，官府商肆从业的吏员，纷纷放弃了几乎静止不变的官府待遇与高等国人身份，变为直接从事商旅交换活动的私人商贾。与此同时，平民阶层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迅速致富，也纷纷投身到私人商贾行列。由此，私人商人迅速增加，形成了稳定的商人阶层。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当时弥漫社会的商贾之风作了最为传神的描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在如此普遍浓厚的商旅风气之下，理论化的商业思想也出现了。这一时期出现的“计然”学派，就是推崇商业经济的代表，其核心主张是：国家应该以发展商业、周流货物为本，从而使农末俱利，国家富裕。计然派的经典表述是：“平粜齐物，官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货殖列传》还记载了孔子的学生子贡，也就是子赣，也就是端木赐，经商而大富的故事，很有典型性。子贡“鬻财于曹、鲁之间”，应该是很有实力的大商人。端木赐不知如何经营，竟然成为七十多个优秀学生中的“最为饶益”者，也就是最富有的人。子贡的商旅规模很大，“结驷连骑，束帛这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夫使孔子名扬天下者，子贡先后三也！”也就说，孔子名望的传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子贡的大力宣扬。司马迁用以作为对比的，是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原宪。由于没有参与商旅活动，所以只能“不厌糟糠，匿于穷巷”。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春秋晚期的商旅活动已经非常发达，商人阶层的社会影响力也已经很大了。
第四，随着知识的传播、法律的公开、私家教育的出现等社会变化，庶民阶层中开始纷纷涌现出各种技能型士人和思想型士人。他们奔走天下，或传播思想，或入仕治国，或教授学问，或扶危济困，或投身治水、行医等公益事业，或从事种种实用性研究并提升农工商活动的水准。
从总体上说，士人阶层的出现，意味着当时社会涌现出了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的出现，不但大大激发了社会活力，而且使整个社会的变革运动摆脱了盲目性，从此进入了自觉的探索阶段。从文明发展史的意义上说，春秋时代士人阶层的涌现，对于中国古典文明的巨大意义，是无法用语言叙述的。
新生存方式下的社会精神与人的生命状态和之前有很大不同。私田经济打开了新的生存天地，使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族与族之间，国与国之间，都展开了真实的竞争。这种真实竞争的深入发展，彻底摧毁了诸侯时代“小国寡民”的公田世界。“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静穆图景，很快便被呼啸的竞争潮流所淹没。一切或美好或丑恶的灵魂，都被召唤到生存竞争的战场上来了。春秋晚期凝聚成的时代精神，当时的政治家用了两个字概括——争心。
这就是春秋时代大政治家晏子的一句概括：“凡有血气，皆有争心！”
这是一种空前的历史现象。因为，在旧官府统一管制的王权体制下，人们只需要听从安排，只需要统一行动即可。人们不需要争，也不可能争。如果说，在公田体制下还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一定是想方设法的偷懒者居多，主动为公田奉献力量者少。这就是西周后期井田制生产中，之所以出现普遍的大规模怠工现象的深层原因。而私田经济的涌现，恰恰建立在个体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基础之上——你不积极努力，你就没有好的生活。所以，以家庭与个人为基点的私家生活方式、个人生活方式的普遍确立，必然带来激烈的社会生存竞争，必然使各个层面的竞争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体现出来。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不竞争或懒于竞争，后果都是很严重的。国家不争，就要落后，就要灭亡。族群不争，就要陷入困境，分崩离析，传承断裂。家族不争，则必然沦落潦倒，门庭屈辱，家族蒙羞。个人不争，则业无所成，家无所依，衣食无着，饱受歧视。
《战国策》与《史记》都曾经记载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名士苏秦第一次挫败，乞丐一般归家，遭遇到空前冷漠，“妻不下机，嫂不为炊”，几乎没人理睬这个失败者了。苏秦家人的理由是：当今之世，治产业，力工商，是正道根本，你却舍弃根本而事口舌，这很不合适。这个故事说明：春秋战国之世，对个人竞争的最根本要求，就是“治产业，力工商”，改变生存状况。你失败了，或者你走偏了，包括家人在内的社会，最主要的情绪表现是蔑视你，而不是无原则的同情你。
如此社会精神之下，各个层面的全力竞争是必然的。这种竞争，表现于整个社会精神，表现于人的生命状态，就是两个字——争心。这种“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普遍精神，在此前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若干年后的战国时代，大法家韩非子以几近相同的词汇，概括了这种社会精神——“大争之世，多事之时。”这里，只有规模化程度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不同。这足以说明，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所以辉煌，所以不朽，是因为那是我们中国民族在跨入国家文明阶段后，第一次爆发出全面竞争精神的时代，是第一次鼓满了生命的风帆全力前进的时代。正因为如此，那个时代给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厚的文明创造，留下了无比丰厚的精神遗产。在进入战国之际，我们不能忘记的，首先应该是这样一种时代精神。
在这样的生命状态与时代精神的强力激荡下，整个社会风貌焕然一新。
6.过渡时期形成的普遍的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进入文明状态后对武事的自觉追求。
从根本上说，所谓武事，就是一切用于强力打击的技能、装备与活动。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武事的普及性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递减的。越是远古社会，武事就越是趋于直接的生存目标，涉及的人群范围也就越广。远古人类可以做到每个成人，甚或少年儿童都具有基本的搏斗本领，否则无法生存。人类文明越是发展，武事的打击手段越是发达，武事也就越趋于专业化，武事的普及性也会越来越弱。
但是，这一递减现象绝不意味着另一则理由的成立：人类文明越发展，尚武精神就越没有意义。恰恰相反，人类文明越是发展，武事活动群体越是专业，社会就越是需要依托尚武精神来滋养民族精神，从而形成培育优秀的专业武事阶层的社会土壤。没有尚武精神作为社会土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永远不会拥有一支第一流的军队。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文明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需要自觉的尚武精神。因为，武事已经超越了依靠生存本能激发的阶段，更需要依靠精神的自觉来完成。
这是人类历史的精神逻辑，它适用于今天的我们，也适用于春秋晚期的当时社会。
春秋晚期社会，距离华夏族群进入国家文明时代，已经有近两千年了。在漫长的夏商周三代里，随着国家常备军的越来越体制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国家统管制度的越来越严密化，武事活动也越来越聚集于军队与国家。社会民众的武事活动，则越来越受到限制。在西周礼治文明建立后，兵器的日常持有权，军士的遴选权，兵器的打造权，已经大体上限制在贵族阶层与少数“国人”之间了。也就是说，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庶民，已经失去了从事武事活动的权利，只能作为碌碌耕耘的劳作群体存在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崇尚武事是少数人的事情，作为一种风气弥漫于社会，是没有条件的。
面对不甚严重的戎狄侵掠，西周王权表现出的疲于应对，其根源在哪里？
面对严重许多倍的四夷戎狄海洋，春秋时代却能强力反击，其根源又在哪里？
不同的社会土壤，滋生培育国家力量的强度差异，是极大的。这种社会土壤的主要成分，就是弥漫在社会各个阶层以至流散于穷乡僻壤的尚武精神。新的生存方式，新的生命状态，必然弥散出强烈的尚武之风。
让我们先来看看《史记》、《汉书》等古典文献，对当时各国尚武风习的记载：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41在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