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中，翟璜认为自己应当做丞相，李克则认为魏成子要做丞相。翟璜很气愤，列举了自己举荐的五个人——西河守吴起、邺郡守西门豹、名将乐羊、太子老师屈侯鲋，最后是做中山守的李克本人，用以说明自己有功于魏。李克则从儒家理念出发说，你的大见识不能与魏成子比，魏成子举荐了儒家三大师，都做了君主的老师，你举荐的五个人，都只是实干臣子，你能与魏成子比吗？最后，这个翟璜承认自己错了，拜李克做了老师。
我们姑且不去深究翟璜的态度说明了什么。仅是这则故事，至少说明了三则问题。其一，作为丞相必须具有的政治战略意识，翟璜的见识太过具体化。其二，在用人方略上，魏文侯的用人大原则是明确的：彰显仁政，尊之大师，治理国家，用之人才。其三，魏文侯在尊崇儒家大师的同时，事实上任用了魏成子、翟璜、乐羊、吴起、西门豹、屈侯鲋等一批实干型的名士。
（2）李悝主持魏国变法
魏国变法的主持者，是当时的布衣名士李悝。
关于李悝的生平，史料语焉不详，我们已经无从具体化了。关于李悝何时进入魏国权力体系，变法之前担任过何种职守，哪一年开始变法，我们也都不得而知了。我们所清楚的，是魏文侯拜李悝为相国，在魏国主持了一场伟大的变法。
在此之前，先让我们对李悝的思想体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李悝出山之前，已经有了自己的著作——《法经》。这部《法经》，既是李悝自己法治思想的结晶，同时也是汇集、整理当时各国的实用法律即“撰次诸国法”而编成的一部法典。《汉书·艺文志》在著录的十部法家著作中，即首列“《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先秦名士因种种条件限制，往往在汇编整理文献中，同时渗透进自己的见解，而不如后世那般精确，能够将自己的论说与自己汇编的资料分开。战国处于政治实践领域的法家，更是如此，往往是实际法条与论说杂糅一体。后来的《商君书》，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到了战国后期的韩非子，这种相对囫囵的现象才开始发生变化，法家著作才开始精确化。因此，战国初期李悝的《法经》，实际就是两大内容的一体化——既是实际法典，又是法学著作。
具体说，《法经》共有六大部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
第一，盗法。这是春秋战国时代关于镇压社会暴动与庶民叛乱的政治法律。因其绝对重要，故排在首位。盗，在当时社会就是政治叛乱势力，而不是后世说法中的抢劫“强盗”。春秋末期的楚国，曾经有震惊天下的“跖”的农民与奴隶起义，被称为“盗跖”。这种起义与叛乱，在整个春秋战国两大时代，虽然发生的频率要远远低于后世，但是，它们仍然构成了对当时政权最为根本的威胁。所以，各个国家都将防止与镇压“盗”的叛乱，作为首要的政治目标。在这种背景下，“盗法”便成为了居于首位的律法。李悝本人则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
第二，贼法。这是对侵犯私有财产的犯罪行为施行惩戒的法律。春秋末期与战国初期，社会新潮的根本点就是私有经济的确立。对私家田产、私家水面、私家山林、私家工匠、私家商贾等的保护，已经是当时国家明确的法律意识。所以，“贼法”是仅次于“盗法”的根本性的私有制保护法。
第三，囚法。这是当时的断狱法，监狱管理法。其实际内容有两方面：一是对罪犯刑审勘问的规定，也就是后世的断狱律；二是对罪犯的关押规定，也就是后世的监狱法。可以说，这是专业性很强的部分。
第四，捕法。这是当时关于侦查、捕拿犯人的法律，后世称为“捕亡律”。
第五，杂法。这是当时关于其他犯罪形式的制裁法。其主要包括的内容是：轻狡（一切轻狂的犯罪）、越城（偷越城墙）、博戏（赌博行为）、借假（经济欺诈行为）、不廉（官吏贪污或个人行贿受贿）、淫侈（过渡荒淫奢侈）、逾制（言行或器物用度超过规定的等级制度）等七种情况。
第六，具法。这是依据犯罪的实际情形，酌情加减罪行的规定。所谓“以其律，具其加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当时的立法理念，已经意识到了法律在实际运用中可能的缺陷与必要的灵活性。
从总体上说，李悝的《法经》具有前所未有的两个方面的特质。其一，它第一次突破了法在官府的历史定式，而由庶民士人整理出体系化的法典；其二，它第一次突破了既往法律公开的局限性，不是仅仅公开法律，而是由专门的法律家整理，并向社会传播的实用法律，具有最为前沿的社会实践意义。惟其如此，李悝的《法经》，成为战国法家的开山之作，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以李悝的《法经》及其在魏国的第一次变法为标志，战国法家宣告正式破土而出了。自此之后，这个学派便以空前的历史高度，主导了战国变法潮流的历史走向，使中国原生文明的内涵得到了决定性扩展，决定性提升。
多年之后，商鞅入秦变法，携带的法典蓝本正是这部《法经》。因此，李悝《法经》的历史作用，某种意义上已经贯穿了整个战国时代的变法运动。虽然，商鞅变法在法律内容的创造性、在变法的全面性与彻底性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法经》，已经远远超越了李悝本人的第一次变法。但是，李悝及其《法经》，永远都是战国法家的第一座里程碑。
（3）李悝变法的实际内容
关于李悝在魏国的这场大变法，史料断裂太多，我们只能大体呈现其主干面貌。
李悝变法的第一个方面是整合并创造魏国的新政治制度。
关于新的政治制度的创立，通常在涉及李悝变法时是被忽略不提的。但是，这恰恰是魏国大变法最为要害的一个方面。魏文侯即位后，魏氏虽然距离成为正式诸侯国还有41年的时间，然其政权形式已经在长期地磨炼中完全的国家化了。尽管如此，魏氏政权如同赵氏、韩氏政权一样，都还带有天子诸侯制时代的特质。
所谓诸侯制的特质，其基本方面是：一则，国家政务的实际处置权与国君最高权力的囫囵化，既使国君过分陷入具体政务，又使国家缺乏处置政务的体系化官署；二则，官员职能太过笼统，不适应日益发展的社会领域；三则，官员具有承袭性，没有大臣任免制度，而是由既定的贵族阶层产生并承袭，使国家官吏队伍很容易凝滞僵化。
这些基本缺陷，在战国初期所有大国与中小国都普遍存在。另外一个因素，是历经近三百年的春秋动荡，各个诸侯国都或多或少地对本国旧官制进行过一些变革，但都很不全面。由此，各国以官制为轴心的政治体制，呈现出从名称到体制都各自为政的混乱现象。
李悝变法对政治体制的设定，就是第一次在魏国创造性地建立了趋于中央集权制的新型权力体制。这一体制，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国君最高权力与国家政事权相对分开，设定国君权力与政务权力两个系统。国君系统由既往的各个公室事务官署组成，再新设立秘书长性质的“长史”机构，负责协助国君处理国家大政，保证君权对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君权的核心是官职任免权与国家荣誉赏赐权，以及对军队的掌控权。
其二，政务系统由相国（丞相）统领，为百官之首。丞相府下辖诸多属官，处置各个领域的专门问题。丞相权力运行的基础，是实行“开府”制。开府制，就是有权在丞相府邸独立处置政务，以保证国家政务的高效运转。
其三，全国军权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统帅军队作战的“上将军”系统，一是防守要塞关隘及保障军队后援的“国尉”系统。这两个系统的运转，其主要方面都由国君以兵符的形式直辖。
其四，官员遴选的基本点，由承袭制变为任免制。
其五，地方治理权的主要部分，也就是旧诸侯制时代的封地私兵权、司法权、官员任用权、民治权等全部统归国家，由国家设置“守”来治理。封地的主人，只保留赋税征收权。总体上说，这是对分封制基本面的废除，但还保留了相当殷实的经济权力。这时，在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体制上，系统完整的郡县制还没有出现。
虽然，李悝变法在政治体制上尚有不彻底性。但是，在当时条件下，作为第一次探索性的大变法，已经创造出了战国初期最为先进的国家政权模式。此后的列国官制，大体上都以魏国为蓝本而加减。包括后来的商鞅变法，也是以魏国开创的政权模式为基础向前推进的。
李悝变法的第二个基本方面是“尽地力之教”。
所谓“尽地力之教”，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在激发农耕者的积极性上做文章，全面实行私田制经济，以达到最大限度发挥土地潜力的目标。从历史逻辑说，这肯定是具有体系化性质的一整套新经济政策。但是，史料只给我们留下了其中关于督导耕作的几个斑点：
其一，关于推行私田制经济的总体原则——尽地力之教。
其二，督导农民治田勤谨，精耕细作，提高产量的三项办法。办法一，“必杂五谷，以备灾害”的多元种植法。也就是说，要每家土地同时种植谷子、高粱、麦子、大豆等多种农作物，以防备自然灾害对某种单一作物的摧毁。办法二，“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的耕耘法则与抢收抢种法则。耕耘法则是：大耕要深翻，中耕除草（锄地）要频繁。收种法则是：抢种抢收，如同应对寇盗抢劫一样紧张。办法三，多元经营法。具体法则是：“环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苽，殖于疆埸。”也就是说，住宅周围要栽树种桑，菜园里要种多种蔬菜，田垄上也要多种瓜果，要充分利用空闲土地。
其三，国家实行平粜法，保证应对饥荒灾害。李悝发明的平粜法，是后世常平仓、均输制的基础。其核心，是以公平的价格在丰年收购余粮的方式，建立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再在灾年以相对低的价格进入市场，以平易粮食价格。这种方式，在春秋末期许多新兴集团的封地内已经实行，但是都没有形成稳定的制度。范蠡的老师计然，曾经在越国提出过推行。但是，计然的目标是“农末俱利”，要使农民与商人都得利。如此目标之下，国家对粮食价格事实上是允许保持较大的浮动价格的，大约在三十钱到八十钱之间。
李悝平粜法的根本不同点，是要通过“使民适足，价平而止”的平粜法，达到“使民无伤，而农益劝”的目标。这种平粜法的惟一目标，是保护与激励农耕者的积极性，自觉抑制商人阶层的利益，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最终目的。相比较于计然的平粜法，这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农本位的制度体系，而不是农商并重的制度体系。显然，这是更适合战国时代的新的经济制度。
李悝变法的第三个基本方面是放弃礼治，推行法治。
春秋时代两百余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社会变革。但是，在国家治理总体方式的选择上，依然大体是西周礼治的基础。此时，各诸侯国虽然都普遍公开了法律，但法律在国家制度体系中的地位，仍然是模糊不清的。王道，礼治，德治，人治，以及不成熟的局部法治，都是当时各种政权形式交错使用的混杂方式。
自李悝变法开始，魏国以《法经》为法律蓝本，普遍推行了相对全面的法治，取代了以往混杂不清的治国方式。这种最初的法治，其基本点是：第一，法律体系在全部国家制度体系中开始居于最重要的位置，而不再是王道礼治的手段。第二，法制体系取代了礼制体系，成为社会生活中惟一的强制性规范。礼制的绝大部分内容已经被自然抛弃，其中适合社会发展的保留部分，只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在起作用，而不再具有强制性。第三，法律对国君权力的规范开始发生作用，但还只是局部的规范和限制。第四，由于战争不断，这种最初的法治带有明显的战时特点，其表现形式就是相对重视刑法的实施，重刑色彩很鲜明。
虽然如此，李悝的《法经》六法，第一次以全面的社会规范的形式，将法治文明推上了中国历史舞台，取代了奉行两千余年的王道为本的人治、礼治的治世规范。无论这种最初的法治体系具有什么样的缺陷，它的文明生发意义都是无可估量的。
（4）李悝个人命运之谜
在《史记·魏世家》中，没有关于李悝变法的记载，而只有李克的两则言论记载。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李悝变法记成了“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即或是司马迁误将李悝、李克当做了一个人，对于这场变法的记载也显得太过简单。
李悝变法及其《法经》，只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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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姑且不去深究翟璜的态度说明了什么。仅是这则故事，至少说明了三则问题。其一，作为丞相必须具有的政治战略意识，翟璜的见识太过具体化。其二，在用人方略上，魏文侯的用人大原则是明确的：彰显仁政，尊之大师，治理国家，用之人才。其三，魏文侯在尊崇儒家大师的同时，事实上任用了魏成子、翟璜、乐羊、吴起、西门豹、屈侯鲋等一批实干型的名士。
（2）李悝主持魏国变法
魏国变法的主持者，是当时的布衣名士李悝。
关于李悝的生平，史料语焉不详，我们已经无从具体化了。关于李悝何时进入魏国权力体系，变法之前担任过何种职守，哪一年开始变法，我们也都不得而知了。我们所清楚的，是魏文侯拜李悝为相国，在魏国主持了一场伟大的变法。
在此之前，先让我们对李悝的思想体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李悝出山之前，已经有了自己的著作——《法经》。这部《法经》，既是李悝自己法治思想的结晶，同时也是汇集、整理当时各国的实用法律即“撰次诸国法”而编成的一部法典。《汉书·艺文志》在著录的十部法家著作中，即首列“《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先秦名士因种种条件限制，往往在汇编整理文献中，同时渗透进自己的见解，而不如后世那般精确，能够将自己的论说与自己汇编的资料分开。战国处于政治实践领域的法家，更是如此，往往是实际法条与论说杂糅一体。后来的《商君书》，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到了战国后期的韩非子，这种相对囫囵的现象才开始发生变化，法家著作才开始精确化。因此，战国初期李悝的《法经》，实际就是两大内容的一体化——既是实际法典，又是法学著作。
具体说，《法经》共有六大部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
第一，盗法。这是春秋战国时代关于镇压社会暴动与庶民叛乱的政治法律。因其绝对重要，故排在首位。盗，在当时社会就是政治叛乱势力，而不是后世说法中的抢劫“强盗”。春秋末期的楚国，曾经有震惊天下的“跖”的农民与奴隶起义，被称为“盗跖”。这种起义与叛乱，在整个春秋战国两大时代，虽然发生的频率要远远低于后世，但是，它们仍然构成了对当时政权最为根本的威胁。所以，各个国家都将防止与镇压“盗”的叛乱，作为首要的政治目标。在这种背景下，“盗法”便成为了居于首位的律法。李悝本人则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
第二，贼法。这是对侵犯私有财产的犯罪行为施行惩戒的法律。春秋末期与战国初期，社会新潮的根本点就是私有经济的确立。对私家田产、私家水面、私家山林、私家工匠、私家商贾等的保护，已经是当时国家明确的法律意识。所以，“贼法”是仅次于“盗法”的根本性的私有制保护法。
第三，囚法。这是当时的断狱法，监狱管理法。其实际内容有两方面：一是对罪犯刑审勘问的规定，也就是后世的断狱律；二是对罪犯的关押规定，也就是后世的监狱法。可以说，这是专业性很强的部分。
第四，捕法。这是当时关于侦查、捕拿犯人的法律，后世称为“捕亡律”。
第五，杂法。这是当时关于其他犯罪形式的制裁法。其主要包括的内容是：轻狡（一切轻狂的犯罪）、越城（偷越城墙）、博戏（赌博行为）、借假（经济欺诈行为）、不廉（官吏贪污或个人行贿受贿）、淫侈（过渡荒淫奢侈）、逾制（言行或器物用度超过规定的等级制度）等七种情况。
第六，具法。这是依据犯罪的实际情形，酌情加减罪行的规定。所谓“以其律，具其加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当时的立法理念，已经意识到了法律在实际运用中可能的缺陷与必要的灵活性。
从总体上说，李悝的《法经》具有前所未有的两个方面的特质。其一，它第一次突破了法在官府的历史定式，而由庶民士人整理出体系化的法典；其二，它第一次突破了既往法律公开的局限性，不是仅仅公开法律，而是由专门的法律家整理，并向社会传播的实用法律，具有最为前沿的社会实践意义。惟其如此，李悝的《法经》，成为战国法家的开山之作，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以李悝的《法经》及其在魏国的第一次变法为标志，战国法家宣告正式破土而出了。自此之后，这个学派便以空前的历史高度，主导了战国变法潮流的历史走向，使中国原生文明的内涵得到了决定性扩展，决定性提升。
多年之后，商鞅入秦变法，携带的法典蓝本正是这部《法经》。因此，李悝《法经》的历史作用，某种意义上已经贯穿了整个战国时代的变法运动。虽然，商鞅变法在法律内容的创造性、在变法的全面性与彻底性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法经》，已经远远超越了李悝本人的第一次变法。但是，李悝及其《法经》，永远都是战国法家的第一座里程碑。
（3）李悝变法的实际内容
关于李悝在魏国的这场大变法，史料断裂太多，我们只能大体呈现其主干面貌。
李悝变法的第一个方面是整合并创造魏国的新政治制度。
关于新的政治制度的创立，通常在涉及李悝变法时是被忽略不提的。但是，这恰恰是魏国大变法最为要害的一个方面。魏文侯即位后，魏氏虽然距离成为正式诸侯国还有41年的时间，然其政权形式已经在长期地磨炼中完全的国家化了。尽管如此，魏氏政权如同赵氏、韩氏政权一样，都还带有天子诸侯制时代的特质。
所谓诸侯制的特质，其基本方面是：一则，国家政务的实际处置权与国君最高权力的囫囵化，既使国君过分陷入具体政务，又使国家缺乏处置政务的体系化官署；二则，官员职能太过笼统，不适应日益发展的社会领域；三则，官员具有承袭性，没有大臣任免制度，而是由既定的贵族阶层产生并承袭，使国家官吏队伍很容易凝滞僵化。
这些基本缺陷，在战国初期所有大国与中小国都普遍存在。另外一个因素，是历经近三百年的春秋动荡，各个诸侯国都或多或少地对本国旧官制进行过一些变革，但都很不全面。由此，各国以官制为轴心的政治体制，呈现出从名称到体制都各自为政的混乱现象。
李悝变法对政治体制的设定，就是第一次在魏国创造性地建立了趋于中央集权制的新型权力体制。这一体制，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国君最高权力与国家政事权相对分开，设定国君权力与政务权力两个系统。国君系统由既往的各个公室事务官署组成，再新设立秘书长性质的“长史”机构，负责协助国君处理国家大政，保证君权对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君权的核心是官职任免权与国家荣誉赏赐权，以及对军队的掌控权。
其二，政务系统由相国（丞相）统领，为百官之首。丞相府下辖诸多属官，处置各个领域的专门问题。丞相权力运行的基础，是实行“开府”制。开府制，就是有权在丞相府邸独立处置政务，以保证国家政务的高效运转。
其三，全国军权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统帅军队作战的“上将军”系统，一是防守要塞关隘及保障军队后援的“国尉”系统。这两个系统的运转，其主要方面都由国君以兵符的形式直辖。
其四，官员遴选的基本点，由承袭制变为任免制。
其五，地方治理权的主要部分，也就是旧诸侯制时代的封地私兵权、司法权、官员任用权、民治权等全部统归国家，由国家设置“守”来治理。封地的主人，只保留赋税征收权。总体上说，这是对分封制基本面的废除，但还保留了相当殷实的经济权力。这时，在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体制上，系统完整的郡县制还没有出现。
虽然，李悝变法在政治体制上尚有不彻底性。但是，在当时条件下，作为第一次探索性的大变法，已经创造出了战国初期最为先进的国家政权模式。此后的列国官制，大体上都以魏国为蓝本而加减。包括后来的商鞅变法，也是以魏国开创的政权模式为基础向前推进的。
李悝变法的第二个基本方面是“尽地力之教”。
所谓“尽地力之教”，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在激发农耕者的积极性上做文章，全面实行私田制经济，以达到最大限度发挥土地潜力的目标。从历史逻辑说，这肯定是具有体系化性质的一整套新经济政策。但是，史料只给我们留下了其中关于督导耕作的几个斑点：
其一，关于推行私田制经济的总体原则——尽地力之教。
其二，督导农民治田勤谨，精耕细作，提高产量的三项办法。办法一，“必杂五谷，以备灾害”的多元种植法。也就是说，要每家土地同时种植谷子、高粱、麦子、大豆等多种农作物，以防备自然灾害对某种单一作物的摧毁。办法二，“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的耕耘法则与抢收抢种法则。耕耘法则是：大耕要深翻，中耕除草（锄地）要频繁。收种法则是：抢种抢收，如同应对寇盗抢劫一样紧张。办法三，多元经营法。具体法则是：“环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苽，殖于疆埸。”也就是说，住宅周围要栽树种桑，菜园里要种多种蔬菜，田垄上也要多种瓜果，要充分利用空闲土地。
其三，国家实行平粜法，保证应对饥荒灾害。李悝发明的平粜法，是后世常平仓、均输制的基础。其核心，是以公平的价格在丰年收购余粮的方式，建立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再在灾年以相对低的价格进入市场，以平易粮食价格。这种方式，在春秋末期许多新兴集团的封地内已经实行，但是都没有形成稳定的制度。范蠡的老师计然，曾经在越国提出过推行。但是，计然的目标是“农末俱利”，要使农民与商人都得利。如此目标之下，国家对粮食价格事实上是允许保持较大的浮动价格的，大约在三十钱到八十钱之间。
李悝平粜法的根本不同点，是要通过“使民适足，价平而止”的平粜法，达到“使民无伤，而农益劝”的目标。这种平粜法的惟一目标，是保护与激励农耕者的积极性，自觉抑制商人阶层的利益，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最终目的。相比较于计然的平粜法，这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农本位的制度体系，而不是农商并重的制度体系。显然，这是更适合战国时代的新的经济制度。
李悝变法的第三个基本方面是放弃礼治，推行法治。
春秋时代两百余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社会变革。但是，在国家治理总体方式的选择上，依然大体是西周礼治的基础。此时，各诸侯国虽然都普遍公开了法律，但法律在国家制度体系中的地位，仍然是模糊不清的。王道，礼治，德治，人治，以及不成熟的局部法治，都是当时各种政权形式交错使用的混杂方式。
自李悝变法开始，魏国以《法经》为法律蓝本，普遍推行了相对全面的法治，取代了以往混杂不清的治国方式。这种最初的法治，其基本点是：第一，法律体系在全部国家制度体系中开始居于最重要的位置，而不再是王道礼治的手段。第二，法制体系取代了礼制体系，成为社会生活中惟一的强制性规范。礼制的绝大部分内容已经被自然抛弃，其中适合社会发展的保留部分，只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在起作用，而不再具有强制性。第三，法律对国君权力的规范开始发生作用，但还只是局部的规范和限制。第四，由于战争不断，这种最初的法治带有明显的战时特点，其表现形式就是相对重视刑法的实施，重刑色彩很鲜明。
虽然如此，李悝的《法经》六法，第一次以全面的社会规范的形式，将法治文明推上了中国历史舞台，取代了奉行两千余年的王道为本的人治、礼治的治世规范。无论这种最初的法治体系具有什么样的缺陷，它的文明生发意义都是无可估量的。
（4）李悝个人命运之谜
在《史记·魏世家》中，没有关于李悝变法的记载，而只有李克的两则言论记载。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李悝变法记成了“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即或是司马迁误将李悝、李克当做了一个人，对于这场变法的记载也显得太过简单。
李悝变法及其《法经》，只星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47在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