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可以说明，楚国的旧贵族势力是何等的强大。楚国的变法在战国历史上只有吴起这一次，而且是血流成河的代价，这绝不是偶然的。
屈宜臼的台词，也透露出另一则历史信息，楚悼王在旧贵族眼中，是一个“数逆天道”的君王。这就是说，楚悼王多年以来一定以某种形式，在努力地寻求变革，努力地搜求人才或者推行新政，只是没有成功。有屈宜臼这番论断，可知楚悼王任用吴起，也绝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楚国变法，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2）吴起领政：在楚悼王支持下开始迅速推行变法 吴起变法的具体过程与基本内容，已经被后世把持修史大权的保守理念过滤稀释，几乎无从辨认了。但是，历史的残简仍然为我们留下了依稀可辨的踪迹，使我们大体可以知道，吴起在楚国大变法的一些线索。这些线索主要是：
第一方面，吴起变法实行“损有余，济不足”的总原则。
吴起认为，楚国所以“贫国弱兵”，根本原因在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也就是说，楚国大臣的特权太多，拥有封地的贵族太多。这些大臣封君，“上逼主，而下虐民”，对楚国社会结构起到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历史的实践证明，吴起对楚国的根基缺陷把握得非常准确，直到百余年后楚国灭亡，封地分治都是掣肘楚国抗秦的主要原因。
基于此等判断，吴起推行的基本政策主要有：
其一，削减贵族大臣的封地数量，并尽量减少以封君方式赏赐功臣。
其二，对封君的世袭制加以限制，“三世而收其禄”。
其三，对现行贵族封地，尽可能地改封到荒凉偏僻的地域去。此所谓，“贵人往实广虚之地”。楚国幅员广大，地广人稀，将实力雄厚的旧贵族封地转移到未开发的荒僻地域，客观上有利于地域开发，也有利于减少贵族政治势力过分集中都城而对王室带来的威胁。
其四，精简官员，“裁汰不急之官”。也就是说，虚设的没有实际执掌的职位一律取缔。
其五，减削大臣的“禄秩”。禄，就是俸禄工资；秩，就是各个等级的特权待遇。
其六，削减封地的收入，全部归入国家，作为建政强军费用。在变法的同时，组建一支由“选练之士”组成的精锐军队，其所需财政费用正是从变法中整合出来的成果。
第二方面，吴起整肃吏治，总原则是“强公室，塞私门”。
当时，楚国的官场规则与习俗，完全受旧贵族政治势力的主导，比吴起所熟悉的新兴的三晋国家要混乱腐败许多。为此，吴起推行了三项政策。
其一，奖励公正而忠于职守的官员，树立“行义之风”。《战国策》记载，稍后时期的秦国丞相范雎，对吴起此举有一则评价：“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也就是说，吴起从制度层面上保证了一个基本点：私事不能妨害公务，对谗言要认真查核，使其不能伤害忠于职守的官员。
其二，杜绝私风干扰政事。还是《战国策》，记载了后来的秦国丞相蔡泽对吴起这一政策的评价：“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体现为吴起变法的具体政策，一定是对因私人活动升官者，对社会广为流行的贿赂公行、私交主宰公务的堕落风习，给以严厉惩罚。
其三，禁止纵横之士游说于私家势力。此时，战国纵横家虽然尚未形成气候，但是其游说于大国私家政治集团之间的风气很早就已经出现了。知氏与韩、赵、魏三家主宰晋国时，知氏曾与韩、魏结盟进攻赵氏。正在三军围赵的关键时刻，早期纵横策士张孟谈为赵氏秘密游说韩魏两家，导致韩、魏两大集团转而与赵氏结盟，一举吞灭了势力最大的知氏。这说明，纵横策士游说于大国之间的私家势力，是大国发生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吴起变法，在楚国限制纵横策士游说，其实质目的正在这里。客观地说，这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禁止言论，有着本质区别。《战国策》记载，蔡泽对此的评价是：“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从实际政策上说，一定是吴起取缔了楚国修习纵横之学的根基之地，而且严格限制了这些人的活动。
以上所列，只是吴起变法在史料中的斑斑点点而已。就最根本的限制封地看，吴起变法比较于此前魏国的李悝变法，内容要深广了许多。可以说，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是战国变法走向深化的第一步。
3 吴起变法的当时成效
吴起变法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已经表现出了巨大的成效。
战国之世，能够不顾战争威胁而一力变法的机遇，太少太少。吴起变法的历史实际，也是一边变法，一边应对战争。吴起在短短数年之间，率领楚军南征北战，为楚国同时在三大战场获得了巨大胜利。
第一战场，吴起率军平定了楚国东南的云梦泽地域，此即后世所谓的洞庭、苍梧之地，使这一地区的百越族群有效地融入了楚国。这一胜利，为楚国消除了岭南以北的长期乱局，为增强楚国实力作出了巨大贡献。此所谓吴起“南平百越”。
第二战场，吴起率军攻灭了淮水流域的两个中等诸侯——陈国、蔡国。此所谓“北并陈蔡”。吞灭这两个国家，使楚国在淮北地带有了稳固的根基，对楚国向北伸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战国后期，楚国一度将都城迁到了陈，将淮北之地建成了抵抗秦国的战略要地。
第三战场，吴起率军实施大国作战，向北进攻秦国，也对当时的超强大国魏国发动了攻势战争。对秦国战争，史无具体记载。但是，因援救赵国而对魏国的攻势战争，却很有气势，“战于州西，出于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一直进攻到黄河南岸。
这是吴起变法后，对大国战争取得的最大的胜利。楚国能列入天下战国，就其实际而言，正是从吴起的军威开始的。对于楚国来说，变法后的威力是一道极其罕见的强烈光芒。这道光芒，刺疼了天下，更刺疼了楚国的旧贵族势力。刺疼了天下，是“诸侯患楚之强”。刺疼了贵族，是“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
4 贵族复仇。吴起惨死
遭到变法重创的楚国旧贵族，深深地仇恨着吴起，也仇恨着楚悼王。
关于这种仇恨的深度，我们在此前屈宜臼的说辞中，已经嗅到了咝咝喘息的阴冷之气。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十年的变法与战争岁月里，这些贵族大臣们或被减削了封地，或被改封到荒僻地带，或被收回了封地，或被剥夺了子孙承袭权，总归是，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多方面的深刻伤害。作为一种根基深厚的社会势力，他们自然不会自觉屈服。他们时时刻刻在酝酿着仇恨，在阴谋着颠覆变法、杀害吴起，甚或包括发动政变杀害楚悼王。很可能是因为楚悼王的警觉性，这股阴暗的洪流才始终未能爆发。
不幸的是，正当吴起获得了最大的战场胜利，变法后盾的楚悼王却突然病故了。这是吴起一生的第五次重大事变——变法大业中途夭折，在国君灵堂惨遭杀害。
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吴起的悲剧死亡是这样一个故事——吴起北征到大河南岸战场时，成群战马在大河边饮水，士兵们欢呼雀跃。树林营地。吴起正在匆匆检视大片卧地的伤兵，逐一询问。此时，郢都特使飞进营地，送来了紧急王书，报告了楚悼王死讯。吴起惊愕万分，断然率军即刻南下。
在郢都灵堂，贵族集团埋伏了层层甲士。在吴起祭奠楚王的时节，四面大帐陡然张开，屋顶大帐骤然撤去，地面与高处大队的弓弩手张弓待发，与丧贵族们人人甩袖，露出袖箭。吴起警觉，一跃而起。箭雨爆发间，吴起跃上高台，紧紧抱住了楚悼王尸体翻滚。上下四面箭雨激射，将翻滚的两具人形钉成了箭跺。
显然，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谋杀行动。
国君丧事，各方重要大员都得前来奔丧，参与祭奠及全部葬礼程式。吴起身为令尹首席大臣，自然不可能借故回避。被迁徙到荒僻地区的旧贵族，则可以名正言顺地聚集到都城。在参与葬礼的现场力量中，显然是贵族集团占据绝对优势。吴起的变法派，肯定会有因为种种紧急军务政务而无法奔丧的一部分。而贵族集团，则是倾巢出动，有备而来。全面权衡，这是杀害吴起的最佳时机，错过这一时机，贵族集团对手握重兵的吴起当真难以下手。
简约的史料，使我们无法明确断定，吴起是否得到了贵族复仇的消息；或者说，吴起是否洞察了这一阴谋。但是，以吴起久经流言与阴谋伤害的阅历，以吴起超凡的政治智慧，以吴起后来在灵堂现场匪夷所思的应对看，至少，吴起对危险性是有思想准备的。也就是说，即或吴起没有想到贵族集团的这次杀害，也是做好了随时有可能被人杀害的精神准备的。在这一点上，吴起是自觉赴死的。
从另一面说，对变法的攻讦，已经汹汹然延续多年，吴起不可能没有觉察。对贵族集团的阴狠与龌龊，吴起也不可能没有体会。对于如此一个终生寻求领政机会，并建立变法功业的大政治家来说，没有理由说他是懵懂奔丧的。实际的情形，是吴起明知凶险而明明白白奔丧，他的内心，则酝酿好了一个以自己的死难向整个贵族复仇的计划。
这一重大事变的结局，及此后的历史演变，是饱含历史经验的。
据《吕氏春秋·贵卒篇》记载：“楚国刑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坐射起而夷宗者，七十余家。”这是说，继位的楚肃王决意肃清贵族势力，便以这一传统律法为依据，将射杀吴起所牵连的七十余家贵族，全部诛杀。一次大规模刑杀贵族人士数千人，对楚国的贵族势力无疑是决定性的一次打击。在楚国的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楚国贵族纷纷逃亡，留下名字的至少有阳城君的逃亡。因此，楚国的实际力量流失很大。
历史的演变是，吴起死后，楚国变法成果基本流产，楚国力量在整体上大大削弱了。同时，也有了另一个结果，楚国的贵族集团与王权之间，从此找到了一条妥协共存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点是，贵族集团重新掌握了实际权力，但也容纳了由王权主导的相对变革。王权承认贵族的封地治权，而不再在变革中推行取缔封地的政策。
因此，直到战国末期，楚国的实际权力一直掌握在昭、景、屈、黄、项几大贵族集团的手里。其后，虽然在王权主导下也有过些许改革，但是，与战国变法应有的深度，已经相距太大了。故此，楚国一直没有起色。楚威王时期，名士屈原曾经图谋再次变法，但尚未付诸行动，便因为楚威王的病逝而夭折了。屈原本人，也因为主张变法而获罪于世族势力，被放逐汨罗江。此后，楚国便一蹶不振了。《韩非子·问田篇》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诚哉斯言！
关于吴起死后的结局及其评价，有两说。
其一，《史记》云：“吴起刻暴少恩，亡其躯。”但这具躯体究竟如何了，没有说法。
其二，《韩非子》、《墨子》等则说，吴起被车裂了。但是，究竟是死后裂尸，还是生前裂人，却没有明确说法。对于后来的商鞅，也有死后车裂其尸体的说法。但是，根据那时的行刑传统，这种情形是非常少见的。具体到吴起，两具尸体已经被密密箭雨纠结得无法分开了，如何能单独车裂吴起的尸体？历史地分析，这种说法产生的根源，只能是贵族集团发泄仇恨的流言。
总归是，吴起死了，其方式之惨烈奇特，千古之下未见第二。
在整个战国时代，吴起是为变法大业死难的第一个法家政治家。吴起之死，彰显了文明进步中无法避免的社会代价，也彰显了新兴力量与守旧力量之间竞争的残酷性。令我们骄傲的是，那个时代的先民们，并没有被这种流血牺牲所吓倒。继续涌现的法家名士，仍然在前赴后继地力行变法，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抛洒着热血，奉献着生命，推进着文明的步伐。
若干年后，法家名士韩非子写下了著名的《孤愤》，痛切陈述了法家人物的历史命运。韩非子的文章，与融进战国变法的法家政治家的生命与热血一道，为我们民族的文明奋争史，留下了一座伟大的精神纪念碑。
吴起变法，是战国第一波变法浪潮的最高潮，也是典型代表。认识吴起变法的基本点，在两个方面。其一，吴起变法已经瞄准了最要害的封地分治问题，而李悝没有；其二，吴起变法所激起的贵族集团的深刻仇恨，昭示了变法的深度。
吴起鲜血绽放的绚烂之花，是战国变法的第一个永恒标记。
韩国申不害变法
战国第二波变法浪潮，发生在战国中期前段，主要是秦韩齐三大国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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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宜臼的台词，也透露出另一则历史信息，楚悼王在旧贵族眼中，是一个“数逆天道”的君王。这就是说，楚悼王多年以来一定以某种形式，在努力地寻求变革，努力地搜求人才或者推行新政，只是没有成功。有屈宜臼这番论断，可知楚悼王任用吴起，也绝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楚国变法，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2）吴起领政：在楚悼王支持下开始迅速推行变法 吴起变法的具体过程与基本内容，已经被后世把持修史大权的保守理念过滤稀释，几乎无从辨认了。但是，历史的残简仍然为我们留下了依稀可辨的踪迹，使我们大体可以知道，吴起在楚国大变法的一些线索。这些线索主要是：
第一方面，吴起变法实行“损有余，济不足”的总原则。
吴起认为，楚国所以“贫国弱兵”，根本原因在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也就是说，楚国大臣的特权太多，拥有封地的贵族太多。这些大臣封君，“上逼主，而下虐民”，对楚国社会结构起到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历史的实践证明，吴起对楚国的根基缺陷把握得非常准确，直到百余年后楚国灭亡，封地分治都是掣肘楚国抗秦的主要原因。
基于此等判断，吴起推行的基本政策主要有：
其一，削减贵族大臣的封地数量，并尽量减少以封君方式赏赐功臣。
其二，对封君的世袭制加以限制，“三世而收其禄”。
其三，对现行贵族封地，尽可能地改封到荒凉偏僻的地域去。此所谓，“贵人往实广虚之地”。楚国幅员广大，地广人稀，将实力雄厚的旧贵族封地转移到未开发的荒僻地域，客观上有利于地域开发，也有利于减少贵族政治势力过分集中都城而对王室带来的威胁。
其四，精简官员，“裁汰不急之官”。也就是说，虚设的没有实际执掌的职位一律取缔。
其五，减削大臣的“禄秩”。禄，就是俸禄工资；秩，就是各个等级的特权待遇。
其六，削减封地的收入，全部归入国家，作为建政强军费用。在变法的同时，组建一支由“选练之士”组成的精锐军队，其所需财政费用正是从变法中整合出来的成果。
第二方面，吴起整肃吏治，总原则是“强公室，塞私门”。
当时，楚国的官场规则与习俗，完全受旧贵族政治势力的主导，比吴起所熟悉的新兴的三晋国家要混乱腐败许多。为此，吴起推行了三项政策。
其一，奖励公正而忠于职守的官员，树立“行义之风”。《战国策》记载，稍后时期的秦国丞相范雎，对吴起此举有一则评价：“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也就是说，吴起从制度层面上保证了一个基本点：私事不能妨害公务，对谗言要认真查核，使其不能伤害忠于职守的官员。
其二，杜绝私风干扰政事。还是《战国策》，记载了后来的秦国丞相蔡泽对吴起这一政策的评价：“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体现为吴起变法的具体政策，一定是对因私人活动升官者，对社会广为流行的贿赂公行、私交主宰公务的堕落风习，给以严厉惩罚。
其三，禁止纵横之士游说于私家势力。此时，战国纵横家虽然尚未形成气候，但是其游说于大国私家政治集团之间的风气很早就已经出现了。知氏与韩、赵、魏三家主宰晋国时，知氏曾与韩、魏结盟进攻赵氏。正在三军围赵的关键时刻，早期纵横策士张孟谈为赵氏秘密游说韩魏两家，导致韩、魏两大集团转而与赵氏结盟，一举吞灭了势力最大的知氏。这说明，纵横策士游说于大国之间的私家势力，是大国发生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吴起变法，在楚国限制纵横策士游说，其实质目的正在这里。客观地说，这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禁止言论，有着本质区别。《战国策》记载，蔡泽对此的评价是：“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从实际政策上说，一定是吴起取缔了楚国修习纵横之学的根基之地，而且严格限制了这些人的活动。
以上所列，只是吴起变法在史料中的斑斑点点而已。就最根本的限制封地看，吴起变法比较于此前魏国的李悝变法，内容要深广了许多。可以说，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是战国变法走向深化的第一步。
3 吴起变法的当时成效
吴起变法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已经表现出了巨大的成效。
战国之世，能够不顾战争威胁而一力变法的机遇，太少太少。吴起变法的历史实际，也是一边变法，一边应对战争。吴起在短短数年之间，率领楚军南征北战，为楚国同时在三大战场获得了巨大胜利。
第一战场，吴起率军平定了楚国东南的云梦泽地域，此即后世所谓的洞庭、苍梧之地，使这一地区的百越族群有效地融入了楚国。这一胜利，为楚国消除了岭南以北的长期乱局，为增强楚国实力作出了巨大贡献。此所谓吴起“南平百越”。
第二战场，吴起率军攻灭了淮水流域的两个中等诸侯——陈国、蔡国。此所谓“北并陈蔡”。吞灭这两个国家，使楚国在淮北地带有了稳固的根基，对楚国向北伸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战国后期，楚国一度将都城迁到了陈，将淮北之地建成了抵抗秦国的战略要地。
第三战场，吴起率军实施大国作战，向北进攻秦国，也对当时的超强大国魏国发动了攻势战争。对秦国战争，史无具体记载。但是，因援救赵国而对魏国的攻势战争，却很有气势，“战于州西，出于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一直进攻到黄河南岸。
这是吴起变法后，对大国战争取得的最大的胜利。楚国能列入天下战国，就其实际而言，正是从吴起的军威开始的。对于楚国来说，变法后的威力是一道极其罕见的强烈光芒。这道光芒，刺疼了天下，更刺疼了楚国的旧贵族势力。刺疼了天下，是“诸侯患楚之强”。刺疼了贵族，是“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
4 贵族复仇。吴起惨死
遭到变法重创的楚国旧贵族，深深地仇恨着吴起，也仇恨着楚悼王。
关于这种仇恨的深度，我们在此前屈宜臼的说辞中，已经嗅到了咝咝喘息的阴冷之气。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十年的变法与战争岁月里，这些贵族大臣们或被减削了封地，或被改封到荒僻地带，或被收回了封地，或被剥夺了子孙承袭权，总归是，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多方面的深刻伤害。作为一种根基深厚的社会势力，他们自然不会自觉屈服。他们时时刻刻在酝酿着仇恨，在阴谋着颠覆变法、杀害吴起，甚或包括发动政变杀害楚悼王。很可能是因为楚悼王的警觉性，这股阴暗的洪流才始终未能爆发。
不幸的是，正当吴起获得了最大的战场胜利，变法后盾的楚悼王却突然病故了。这是吴起一生的第五次重大事变——变法大业中途夭折，在国君灵堂惨遭杀害。
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吴起的悲剧死亡是这样一个故事——吴起北征到大河南岸战场时，成群战马在大河边饮水，士兵们欢呼雀跃。树林营地。吴起正在匆匆检视大片卧地的伤兵，逐一询问。此时，郢都特使飞进营地，送来了紧急王书，报告了楚悼王死讯。吴起惊愕万分，断然率军即刻南下。
在郢都灵堂，贵族集团埋伏了层层甲士。在吴起祭奠楚王的时节，四面大帐陡然张开，屋顶大帐骤然撤去，地面与高处大队的弓弩手张弓待发，与丧贵族们人人甩袖，露出袖箭。吴起警觉，一跃而起。箭雨爆发间，吴起跃上高台，紧紧抱住了楚悼王尸体翻滚。上下四面箭雨激射，将翻滚的两具人形钉成了箭跺。
显然，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谋杀行动。
国君丧事，各方重要大员都得前来奔丧，参与祭奠及全部葬礼程式。吴起身为令尹首席大臣，自然不可能借故回避。被迁徙到荒僻地区的旧贵族，则可以名正言顺地聚集到都城。在参与葬礼的现场力量中，显然是贵族集团占据绝对优势。吴起的变法派，肯定会有因为种种紧急军务政务而无法奔丧的一部分。而贵族集团，则是倾巢出动，有备而来。全面权衡，这是杀害吴起的最佳时机，错过这一时机，贵族集团对手握重兵的吴起当真难以下手。
简约的史料，使我们无法明确断定，吴起是否得到了贵族复仇的消息；或者说，吴起是否洞察了这一阴谋。但是，以吴起久经流言与阴谋伤害的阅历，以吴起超凡的政治智慧，以吴起后来在灵堂现场匪夷所思的应对看，至少，吴起对危险性是有思想准备的。也就是说，即或吴起没有想到贵族集团的这次杀害，也是做好了随时有可能被人杀害的精神准备的。在这一点上，吴起是自觉赴死的。
从另一面说，对变法的攻讦，已经汹汹然延续多年，吴起不可能没有觉察。对贵族集团的阴狠与龌龊，吴起也不可能没有体会。对于如此一个终生寻求领政机会，并建立变法功业的大政治家来说，没有理由说他是懵懂奔丧的。实际的情形，是吴起明知凶险而明明白白奔丧，他的内心，则酝酿好了一个以自己的死难向整个贵族复仇的计划。
这一重大事变的结局，及此后的历史演变，是饱含历史经验的。
据《吕氏春秋·贵卒篇》记载：“楚国刑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坐射起而夷宗者，七十余家。”这是说，继位的楚肃王决意肃清贵族势力，便以这一传统律法为依据，将射杀吴起所牵连的七十余家贵族，全部诛杀。一次大规模刑杀贵族人士数千人，对楚国的贵族势力无疑是决定性的一次打击。在楚国的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楚国贵族纷纷逃亡，留下名字的至少有阳城君的逃亡。因此，楚国的实际力量流失很大。
历史的演变是，吴起死后，楚国变法成果基本流产，楚国力量在整体上大大削弱了。同时，也有了另一个结果，楚国的贵族集团与王权之间，从此找到了一条妥协共存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点是，贵族集团重新掌握了实际权力，但也容纳了由王权主导的相对变革。王权承认贵族的封地治权，而不再在变革中推行取缔封地的政策。
因此，直到战国末期，楚国的实际权力一直掌握在昭、景、屈、黄、项几大贵族集团的手里。其后，虽然在王权主导下也有过些许改革，但是，与战国变法应有的深度，已经相距太大了。故此，楚国一直没有起色。楚威王时期，名士屈原曾经图谋再次变法，但尚未付诸行动，便因为楚威王的病逝而夭折了。屈原本人，也因为主张变法而获罪于世族势力，被放逐汨罗江。此后，楚国便一蹶不振了。《韩非子·问田篇》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诚哉斯言！
关于吴起死后的结局及其评价，有两说。
其一，《史记》云：“吴起刻暴少恩，亡其躯。”但这具躯体究竟如何了，没有说法。
其二，《韩非子》、《墨子》等则说，吴起被车裂了。但是，究竟是死后裂尸，还是生前裂人，却没有明确说法。对于后来的商鞅，也有死后车裂其尸体的说法。但是，根据那时的行刑传统，这种情形是非常少见的。具体到吴起，两具尸体已经被密密箭雨纠结得无法分开了，如何能单独车裂吴起的尸体？历史地分析，这种说法产生的根源，只能是贵族集团发泄仇恨的流言。
总归是，吴起死了，其方式之惨烈奇特，千古之下未见第二。
在整个战国时代，吴起是为变法大业死难的第一个法家政治家。吴起之死，彰显了文明进步中无法避免的社会代价，也彰显了新兴力量与守旧力量之间竞争的残酷性。令我们骄傲的是，那个时代的先民们，并没有被这种流血牺牲所吓倒。继续涌现的法家名士，仍然在前赴后继地力行变法，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抛洒着热血，奉献着生命，推进着文明的步伐。
若干年后，法家名士韩非子写下了著名的《孤愤》，痛切陈述了法家人物的历史命运。韩非子的文章，与融进战国变法的法家政治家的生命与热血一道，为我们民族的文明奋争史，留下了一座伟大的精神纪念碑。
吴起变法，是战国第一波变法浪潮的最高潮，也是典型代表。认识吴起变法的基本点，在两个方面。其一，吴起变法已经瞄准了最要害的封地分治问题，而李悝没有；其二，吴起变法所激起的贵族集团的深刻仇恨，昭示了变法的深度。
吴起鲜血绽放的绚烂之花，是战国变法的第一个永恒标记。
韩国申不害变法
战国第二波变法浪潮，发生在战国中期前段，主要是秦韩齐三大国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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