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杀恶例。
这是早期赵氏历史上的内乱，四次内乱的后果都很严重。
从赵襄子到赵王迁，历时12代253年，共发生11次剧烈内乱。
第一次，公元前425年赵襄子死，其弟赵桓子发动政变，自立为赵氏首领。
第二次，公元前424年赵桓子死，赵氏将军再次发动政变，杀死赵桓子儿子，拥立赵浣为赵氏首领，是为赵献侯。
第三次，公元前387年，赵武公死，赵氏将军发动政变，废黜武公之子，改立赵烈侯儿子赵章为国君，是为赵敬侯。
第四次，公元前386年，赵武公之子赵朝发动兵变失败，逃亡魏国。
第五次，公元前374年赵成侯即位，公子赵胜发动兵变争位，失败。
第六次，公元前350年赵成侯死，公子赵发动兵变争位，失败，逃亡韩国。
第七次，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先废黜太子赵章，改立赵何，自己退位掌军。后又恢复赵章为安阳君，导致赵章争位，发动兵变争位，被赵国王族大臣击败，赵章被杀。
第八次，同年冬天，将军赵成再次兵变，包围沙丘宫，活活饿死赵武灵王。
第九次，公元前245年，赵国发生战国时代绝无仅有的将帅互相攻杀事件——廉颇率军进攻乐乘赵军。乐乘败走，廉颇逃亡楚国。赵国军力严重损失。
第十次，赵悼襄王晚期，废黜太子赵嘉，改立倡女之子赵迁，导致最后乱政。
第十一次，赵迁即位，内乱频生，郭开当道，诛杀李牧。
为国12代而有11次政变内乱，战国时代绝无仅有也。
赵人、秦人同出一源。秦人的族群性格却是奉公守法，羞于内斗而勇于公战。
历史的分水岭，在于商鞅变法对秦人族群性格与国家性格的再造。
秦献公之前，秦国的政变内乱丝毫不逊于赵国，秦国庶民私斗擅杀风习之浓烈，更是远超赵国，堪称天下之最。秦孝公即位之初，秦国最严重的问题，仍然是私斗成风的危害。这时候，秦国发生了横空出世的商鞅变法，秦国成功地推行了设计周严的战时法治，使秦人族群在重刑威慑与奖励公战的激赏之下洗心革面，最终凝聚成使天下瞠目结舌的巨大力量。
但是，赵人族群的烈乱秉性，却因为缺乏严酷的重新锻铸，而保持了古老的劣根。如同个人性格决定人的命运一样，这就是国家性格所决定的历史命运。赵国灭亡，给我们提供了的两方面的历史教训：其一，一个国家的生存强度，首先取决于政治文明的发达程度；其二，无论多么强大的军事实力，都无法挽救一个腐朽而脱离人民的政权。
灭赵之战的胜利，是秦统一中国迈过的第一道高难关口。
和平岔道：灭燕之战
1.秦燕关系之历史脉络
秦统一赵国之后，大军移驻赵燕边境，开始筹划灭燕之战。
以时间排序，秦军北移，应该是公元前228年秋冬的事。
灭赵之后，赵地亟待处置的大事有三个方面：其一，对被俘的赵国君臣的处置，也就是安定政治局面；其二，赵地正在大饥荒之际，紧急救荒，恢复生产，以安定民众；其三，对流散赵军以及逃亡代地的赵嘉势力，决定后续应对策略。
举凡政治、军事应对，秦国的处置都很成功，史料记载也相对明确。
值得注意而又被史书所忽视的，是秦国对战后赵国社会的稳定方略，也非常成功。秦国的社会安定方法，主要是三方面的政策：其一，以秦国太原郡为后援根基，对赵地救荒；其二，迅速设立郡县官吏，督导民众尽快恢复农耕畜牧；其三，将原来赵国工商业的巨头家族，迁徙到秦国大后方的蜀郡。最主要的巨头家族，是赵国最大的冶铁业巨头卓氏、郭氏族群。后来，迁到蜀郡临邛的卓氏继续致力于冶铁，在西汉初期又成天下巨富。
实践证明，这种处置政策，快速有效地安定了战后赵地。在其后的二十余年中，赵国故地始终没有出现乱局。逃亡代地的赵嘉政权，因为无法得到赵国故地民众的支持，五六年之间便迅速枯竭，变得不堪一击了。
战后安定举措，几乎每一方面都需要军事行动的配合。只有在冬天到来之前，秦军主力才有条件移师北上，一边整修，一边筹划灭燕之战。
秦燕关系，是战国时代一对比较特殊的国家关系。从两国根基上说，燕国是西周的开国大诸侯，是一等一的老牌贵族大邦；秦国则是东周的开国大诸侯，是典型依靠自身血战立国的后起实力之邦。
王族血统的燕国，素来以周室王族嫡系诸侯自居，贵族做派十足，除了与周公旦的鲁国、太公望的姜氏老齐国，以及后来由周成王分封的王族诸侯老晋国保持着传统的盟邦关系，燕国与天下其余诸侯国都是淡漠而疏远的。
秦国，则因为直接崛起于西部戎狄区域，素来被中原诸侯视为另类。即或秦国努力向中原诸侯群靠拢，也难以被中原腹地的老诸侯群完全认同，难以做到邦交和睦。正因为如此，春秋时代的秦、燕两国，便始终以不同原因的奇特姿态落落寡合于天下。秦、燕两国之间，也是水油不沾，疏远而陌生。
从各自的实力发展看，在春秋中期，秦国曾经在秦穆公时期称霸一时，实力扩展略强于燕国。但是，进入春秋末期与战国初期，燕国向东平定东胡，向南吞并蓟国，其发展势头又远远超过了与魏国苦战的秦国，跻身于山东六大战国。从战国时代的天下大格局来说，当时的燕国，是周室王族大诸侯中的仅存之邦，其进取精神远远超过了其余的王族诸侯。论战国初期的国家实力，燕国超过了秦、韩两国。在赵武灵王变法之前，燕国实力与赵国不相上下，甚至在国土纵深、成军人口数量方面，还略略强于赵国。否则，燕国不会在秦国崛起之后承担合纵发起国的角色。
直到秦国崛起之后，秦、燕两国的关系，才有了种种戏剧性的转折。
面对秦国崛起的强大攻势，山东六国产生了合纵锁秦的战略合作。最初的合纵发起，恰恰就是燕国。这就是说，燕国已经自觉地将秦国看作强敌了。秦国则恰恰相反，为了打破孤立，推行了“连横”战略。苏秦创立的“合纵”战略，其核心主张是将南北六大战国连成一片广袤的国家同盟区，从而封堵、遏制，直至摧毁秦国。张仪创立的连横战略，其核心主张则是在东西之间结成定点盟约，实施破交战，分化并突破六国封锁。
如此大形势下，遥远的燕、齐、楚三国，自然成了秦国推行破交战的重点国家。从此，秦国打破了与遥远的燕国的疏远，开始了主动结好燕国。秦惠王中期，由张仪主导，秦惠王之女嫁于燕国太子，也就是后来的燕易王。
秦惠王末期，秦惠王幼子嬴稷与惠王之妾芈八子，进入燕国做了单方人质。所谓单方人质，就是燕国不派出人质作为交换，而只有秦国一方向燕国派出人质，以保证秦国不侵犯燕国的盟约效力。显然，这时的秦国，必须依靠与燕国的邦交盟约打破孤立。
秦昭王初期，秦国又接受了燕国乐毅提出的合纵破齐战略，出兵助燕攻齐。
从总体上说，在秦惠王、秦武王，直至秦昭王中期的数十年之间，秦燕两国的关系，是秦国主动结好燕国，而燕国则摇摆不定，时而加入合纵，时而与秦连横。这种格局，一直保持到秦昭王后期的秦赵长平大战结束。
长平大战后，秦国居于超强地位，天下格局为之大变。秦燕两国的关系，也因此而颠倒过来——燕国开始主动结好秦国，以争取最大限度地排除秦国进攻燕国的可能性。并以秦国牵制赵国，使赵国不能威胁燕国。基于这样的战略目标，秦王嬴政即位初期，也就是吕不韦领政时期，燕国派出了太子丹作为单方人质进入秦国，以保证秦燕盟约的实现。而秦国则派出张唐入燕，做了燕国丞相，掌控了燕国的政事权。
可是，秦强燕弱的基本格局，决定了两国关系必然向着不利于燕国的方向变化。
此后，因为连续四件大事，秦燕关系急剧恶化了。
第一件事，吕不韦领政时期，秦国接受了少年名士甘罗的谋划，以甘罗为使臣，说动赵国攻燕而秦不为援；其后，赵国攻取了燕国30座城池，秦国分得了其中的11座城池。这是秦国明显的负约行为，由此开始，燕国仇恨秦国了。
第二件事，秦王嬴政亲政初期，秦国大将樊於期对赵作战失败，逃亡到燕国。燕国收留了樊於期，拒绝了秦国的遣返要求。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第三件事，由于樊於期事件，两国中断邦交，秦国软禁了燕国人质太子丹。
第四件事，秦王政十五年，公元前232年，太子丹秘密逃出咸阳，回到燕国。
上述史实，便是秦燕两国五百余年之间的关系演变脉络。
2.大军压境。燕国的尴尬应对
到太子丹逃出秦国而回到燕国的时候，燕国已经是风雨飘摇了。
王翦大军压境之时，燕国是燕王喜二十八年。这时的燕国政事，由太子丹主持。太子丹从秦国逃回燕国，此时刚刚过去了五年。这位燕国太子在秦国做了十余年人质，这时已经三十岁上下了。燕王姬喜的为政秉性，看似胸襟开阔，实则心地狭小，此所谓外宽内狭。后世三国时代的袁绍，与其颇为相似。惟其如此，太子丹在名义上执掌国事，实际的军政财大权却仍然掌控在燕王姬喜手中。
面对秦国大军压境，燕国庙堂一片恐慌。《史记》记载的当时情形是：“燕君臣皆恐祸之至。太子丹患之。”在如此举国惶惶不安的形势下，太子丹的焦虑是双重的：既忧秦国大兵压境，又忧庙堂惶恐而没有对策。此时的燕王姬喜，在史料记载中几乎销声匿迹了。依据燕国历史推理判断，燕王姬喜一定是持续着他的迂阔，持续着他的自负，耽于享乐，根本没有意识到亡国灾难的来临。
燕国的应对之策，是在太子丹主持下完成的。太子丹集团的抗秦谋划，有两则基本对策。其一，军事对策。燕国与赵嘉的代国联手，组成燕代联军，合兵抗秦；其二，秘密对策。以政侠名士荆轲为献地特使，秘密刺杀秦王嬴政。
（1）燕国军事对策的实施：燕代合兵抗秦
在军事历史的背景上，燕赵两国悬殊很大。
在七大战国中，燕国的军事实力大体只能居于三流，仅仅略强于后期的韩国。赵国，则是与秦国并称的超一流军事强国。在一百余年的战国大兵争中，赵国已经成为山东六国的抗秦屏障。对于燕国，赵国尤其是直接的保护屏障。因为赵国的存在，燕国非但极少遭受秦国的进攻，而且还得到秦国着意结盟的巨大邦交利益。即或在秦燕关系恶化之后的数十年间，秦军也很少直接进攻燕国。这也就是说，燕国军队几乎从来没有与秦国大军正面交过手。燕国的安全，十有八九是因为躲在赵国这座大山的背后。
这里，历史却表现出一种无理性的复杂与荒诞。
燕国最喜欢反复纠缠的国家，这恰恰是赵国。燕国的对中原战争，除了燕昭王时期的乐毅破齐之战，几乎全部都是背后鼓捣赵国的战争。可是，燕国的纠缠与进攻，每次都被赵军打得惨败。赵国方面，只要能腾出手来，总是要发动进攻战，狠狠教训一下燕国。虽则如此，赵国却始终不能吞灭燕国。这里，最根本的原因，又因为秦国的存在——秦国需要赵国背后有一个敌人，因而绝不会坐视赵国灭燕。但是，如今赵国已经灭亡，燕国的大灾难也就迫在眉睫了。
当此之时，燕国与代国的赵军残部联合抗秦，不失为太子丹集团的明锐谋划。
但是，两军联合作战的具体实施，却无法保证战略谋划的有效性。根本的原因，在于燕国军队虽然数量远远大过代赵势力，但却无法在这场关乎存亡的战争中居于主导地位。因为，即或此时的“代军”只是残部，其实际战斗力，其将帅的统御作战能力，也远远强于燕国军队。另一方面的事实是，燕国在与赵国的长期纠缠中，稍有作战实力的精锐大军，都已早早被赵军摧毁殆尽了。此时的燕国，能够集结的军力，只有仓促赶来的辽东地带的边军，以及都城地带与要塞地带的防护军。
如此形势之下，即或代国赵军愿意将联军指挥权交给燕国，燕国庙堂与燕军将帅也对与秦军作战完全心中没谱。故此，关于燕国发动的燕代联军抗秦，《史记·秦始皇本纪》反而是以赵军的视角记载的：
王翦尽取赵地，得赵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
赵公子嘉率其宗数百人之代，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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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早期赵氏历史上的内乱，四次内乱的后果都很严重。
从赵襄子到赵王迁，历时12代253年，共发生11次剧烈内乱。
第一次，公元前425年赵襄子死，其弟赵桓子发动政变，自立为赵氏首领。
第二次，公元前424年赵桓子死，赵氏将军再次发动政变，杀死赵桓子儿子，拥立赵浣为赵氏首领，是为赵献侯。
第三次，公元前387年，赵武公死，赵氏将军发动政变，废黜武公之子，改立赵烈侯儿子赵章为国君，是为赵敬侯。
第四次，公元前386年，赵武公之子赵朝发动兵变失败，逃亡魏国。
第五次，公元前374年赵成侯即位，公子赵胜发动兵变争位，失败。
第六次，公元前350年赵成侯死，公子赵发动兵变争位，失败，逃亡韩国。
第七次，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先废黜太子赵章，改立赵何，自己退位掌军。后又恢复赵章为安阳君，导致赵章争位，发动兵变争位，被赵国王族大臣击败，赵章被杀。
第八次，同年冬天，将军赵成再次兵变，包围沙丘宫，活活饿死赵武灵王。
第九次，公元前245年，赵国发生战国时代绝无仅有的将帅互相攻杀事件——廉颇率军进攻乐乘赵军。乐乘败走，廉颇逃亡楚国。赵国军力严重损失。
第十次，赵悼襄王晚期，废黜太子赵嘉，改立倡女之子赵迁，导致最后乱政。
第十一次，赵迁即位，内乱频生，郭开当道，诛杀李牧。
为国12代而有11次政变内乱，战国时代绝无仅有也。
赵人、秦人同出一源。秦人的族群性格却是奉公守法，羞于内斗而勇于公战。
历史的分水岭，在于商鞅变法对秦人族群性格与国家性格的再造。
秦献公之前，秦国的政变内乱丝毫不逊于赵国，秦国庶民私斗擅杀风习之浓烈，更是远超赵国，堪称天下之最。秦孝公即位之初，秦国最严重的问题，仍然是私斗成风的危害。这时候，秦国发生了横空出世的商鞅变法，秦国成功地推行了设计周严的战时法治，使秦人族群在重刑威慑与奖励公战的激赏之下洗心革面，最终凝聚成使天下瞠目结舌的巨大力量。
但是，赵人族群的烈乱秉性，却因为缺乏严酷的重新锻铸，而保持了古老的劣根。如同个人性格决定人的命运一样，这就是国家性格所决定的历史命运。赵国灭亡，给我们提供了的两方面的历史教训：其一，一个国家的生存强度，首先取决于政治文明的发达程度；其二，无论多么强大的军事实力，都无法挽救一个腐朽而脱离人民的政权。
灭赵之战的胜利，是秦统一中国迈过的第一道高难关口。
和平岔道：灭燕之战
1.秦燕关系之历史脉络
秦统一赵国之后，大军移驻赵燕边境，开始筹划灭燕之战。
以时间排序，秦军北移，应该是公元前228年秋冬的事。
灭赵之后，赵地亟待处置的大事有三个方面：其一，对被俘的赵国君臣的处置，也就是安定政治局面；其二，赵地正在大饥荒之际，紧急救荒，恢复生产，以安定民众；其三，对流散赵军以及逃亡代地的赵嘉势力，决定后续应对策略。
举凡政治、军事应对，秦国的处置都很成功，史料记载也相对明确。
值得注意而又被史书所忽视的，是秦国对战后赵国社会的稳定方略，也非常成功。秦国的社会安定方法，主要是三方面的政策：其一，以秦国太原郡为后援根基，对赵地救荒；其二，迅速设立郡县官吏，督导民众尽快恢复农耕畜牧；其三，将原来赵国工商业的巨头家族，迁徙到秦国大后方的蜀郡。最主要的巨头家族，是赵国最大的冶铁业巨头卓氏、郭氏族群。后来，迁到蜀郡临邛的卓氏继续致力于冶铁，在西汉初期又成天下巨富。
实践证明，这种处置政策，快速有效地安定了战后赵地。在其后的二十余年中，赵国故地始终没有出现乱局。逃亡代地的赵嘉政权，因为无法得到赵国故地民众的支持，五六年之间便迅速枯竭，变得不堪一击了。
战后安定举措，几乎每一方面都需要军事行动的配合。只有在冬天到来之前，秦军主力才有条件移师北上，一边整修，一边筹划灭燕之战。
秦燕关系，是战国时代一对比较特殊的国家关系。从两国根基上说，燕国是西周的开国大诸侯，是一等一的老牌贵族大邦；秦国则是东周的开国大诸侯，是典型依靠自身血战立国的后起实力之邦。
王族血统的燕国，素来以周室王族嫡系诸侯自居，贵族做派十足，除了与周公旦的鲁国、太公望的姜氏老齐国，以及后来由周成王分封的王族诸侯老晋国保持着传统的盟邦关系，燕国与天下其余诸侯国都是淡漠而疏远的。
秦国，则因为直接崛起于西部戎狄区域，素来被中原诸侯视为另类。即或秦国努力向中原诸侯群靠拢，也难以被中原腹地的老诸侯群完全认同，难以做到邦交和睦。正因为如此，春秋时代的秦、燕两国，便始终以不同原因的奇特姿态落落寡合于天下。秦、燕两国之间，也是水油不沾，疏远而陌生。
从各自的实力发展看，在春秋中期，秦国曾经在秦穆公时期称霸一时，实力扩展略强于燕国。但是，进入春秋末期与战国初期，燕国向东平定东胡，向南吞并蓟国，其发展势头又远远超过了与魏国苦战的秦国，跻身于山东六大战国。从战国时代的天下大格局来说，当时的燕国，是周室王族大诸侯中的仅存之邦，其进取精神远远超过了其余的王族诸侯。论战国初期的国家实力，燕国超过了秦、韩两国。在赵武灵王变法之前，燕国实力与赵国不相上下，甚至在国土纵深、成军人口数量方面，还略略强于赵国。否则，燕国不会在秦国崛起之后承担合纵发起国的角色。
直到秦国崛起之后，秦、燕两国的关系，才有了种种戏剧性的转折。
面对秦国崛起的强大攻势，山东六国产生了合纵锁秦的战略合作。最初的合纵发起，恰恰就是燕国。这就是说，燕国已经自觉地将秦国看作强敌了。秦国则恰恰相反，为了打破孤立，推行了“连横”战略。苏秦创立的“合纵”战略，其核心主张是将南北六大战国连成一片广袤的国家同盟区，从而封堵、遏制，直至摧毁秦国。张仪创立的连横战略，其核心主张则是在东西之间结成定点盟约，实施破交战，分化并突破六国封锁。
如此大形势下，遥远的燕、齐、楚三国，自然成了秦国推行破交战的重点国家。从此，秦国打破了与遥远的燕国的疏远，开始了主动结好燕国。秦惠王中期，由张仪主导，秦惠王之女嫁于燕国太子，也就是后来的燕易王。
秦惠王末期，秦惠王幼子嬴稷与惠王之妾芈八子，进入燕国做了单方人质。所谓单方人质，就是燕国不派出人质作为交换，而只有秦国一方向燕国派出人质，以保证秦国不侵犯燕国的盟约效力。显然，这时的秦国，必须依靠与燕国的邦交盟约打破孤立。
秦昭王初期，秦国又接受了燕国乐毅提出的合纵破齐战略，出兵助燕攻齐。
从总体上说，在秦惠王、秦武王，直至秦昭王中期的数十年之间，秦燕两国的关系，是秦国主动结好燕国，而燕国则摇摆不定，时而加入合纵，时而与秦连横。这种格局，一直保持到秦昭王后期的秦赵长平大战结束。
长平大战后，秦国居于超强地位，天下格局为之大变。秦燕两国的关系，也因此而颠倒过来——燕国开始主动结好秦国，以争取最大限度地排除秦国进攻燕国的可能性。并以秦国牵制赵国，使赵国不能威胁燕国。基于这样的战略目标，秦王嬴政即位初期，也就是吕不韦领政时期，燕国派出了太子丹作为单方人质进入秦国，以保证秦燕盟约的实现。而秦国则派出张唐入燕，做了燕国丞相，掌控了燕国的政事权。
可是，秦强燕弱的基本格局，决定了两国关系必然向着不利于燕国的方向变化。
此后，因为连续四件大事，秦燕关系急剧恶化了。
第一件事，吕不韦领政时期，秦国接受了少年名士甘罗的谋划，以甘罗为使臣，说动赵国攻燕而秦不为援；其后，赵国攻取了燕国30座城池，秦国分得了其中的11座城池。这是秦国明显的负约行为，由此开始，燕国仇恨秦国了。
第二件事，秦王嬴政亲政初期，秦国大将樊於期对赵作战失败，逃亡到燕国。燕国收留了樊於期，拒绝了秦国的遣返要求。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第三件事，由于樊於期事件，两国中断邦交，秦国软禁了燕国人质太子丹。
第四件事，秦王政十五年，公元前232年，太子丹秘密逃出咸阳，回到燕国。
上述史实，便是秦燕两国五百余年之间的关系演变脉络。
2.大军压境。燕国的尴尬应对
到太子丹逃出秦国而回到燕国的时候，燕国已经是风雨飘摇了。
王翦大军压境之时，燕国是燕王喜二十八年。这时的燕国政事，由太子丹主持。太子丹从秦国逃回燕国，此时刚刚过去了五年。这位燕国太子在秦国做了十余年人质，这时已经三十岁上下了。燕王姬喜的为政秉性，看似胸襟开阔，实则心地狭小，此所谓外宽内狭。后世三国时代的袁绍，与其颇为相似。惟其如此，太子丹在名义上执掌国事，实际的军政财大权却仍然掌控在燕王姬喜手中。
面对秦国大军压境，燕国庙堂一片恐慌。《史记》记载的当时情形是：“燕君臣皆恐祸之至。太子丹患之。”在如此举国惶惶不安的形势下，太子丹的焦虑是双重的：既忧秦国大兵压境，又忧庙堂惶恐而没有对策。此时的燕王姬喜，在史料记载中几乎销声匿迹了。依据燕国历史推理判断，燕王姬喜一定是持续着他的迂阔，持续着他的自负，耽于享乐，根本没有意识到亡国灾难的来临。
燕国的应对之策，是在太子丹主持下完成的。太子丹集团的抗秦谋划，有两则基本对策。其一，军事对策。燕国与赵嘉的代国联手，组成燕代联军，合兵抗秦；其二，秘密对策。以政侠名士荆轲为献地特使，秘密刺杀秦王嬴政。
（1）燕国军事对策的实施：燕代合兵抗秦
在军事历史的背景上，燕赵两国悬殊很大。
在七大战国中，燕国的军事实力大体只能居于三流，仅仅略强于后期的韩国。赵国，则是与秦国并称的超一流军事强国。在一百余年的战国大兵争中，赵国已经成为山东六国的抗秦屏障。对于燕国，赵国尤其是直接的保护屏障。因为赵国的存在，燕国非但极少遭受秦国的进攻，而且还得到秦国着意结盟的巨大邦交利益。即或在秦燕关系恶化之后的数十年间，秦军也很少直接进攻燕国。这也就是说，燕国军队几乎从来没有与秦国大军正面交过手。燕国的安全，十有八九是因为躲在赵国这座大山的背后。
这里，历史却表现出一种无理性的复杂与荒诞。
燕国最喜欢反复纠缠的国家，这恰恰是赵国。燕国的对中原战争，除了燕昭王时期的乐毅破齐之战，几乎全部都是背后鼓捣赵国的战争。可是，燕国的纠缠与进攻，每次都被赵军打得惨败。赵国方面，只要能腾出手来，总是要发动进攻战，狠狠教训一下燕国。虽则如此，赵国却始终不能吞灭燕国。这里，最根本的原因，又因为秦国的存在——秦国需要赵国背后有一个敌人，因而绝不会坐视赵国灭燕。但是，如今赵国已经灭亡，燕国的大灾难也就迫在眉睫了。
当此之时，燕国与代国的赵军残部联合抗秦，不失为太子丹集团的明锐谋划。
但是，两军联合作战的具体实施，却无法保证战略谋划的有效性。根本的原因，在于燕国军队虽然数量远远大过代赵势力，但却无法在这场关乎存亡的战争中居于主导地位。因为，即或此时的“代军”只是残部，其实际战斗力，其将帅的统御作战能力，也远远强于燕国军队。另一方面的事实是，燕国在与赵国的长期纠缠中，稍有作战实力的精锐大军，都已早早被赵军摧毁殆尽了。此时的燕国，能够集结的军力，只有仓促赶来的辽东地带的边军，以及都城地带与要塞地带的防护军。
如此形势之下，即或代国赵军愿意将联军指挥权交给燕国，燕国庙堂与燕军将帅也对与秦军作战完全心中没谱。故此，关于燕国发动的燕代联军抗秦，《史记·秦始皇本纪》反而是以赵军的视角记载的：
王翦尽取赵地，得赵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
赵公子嘉率其宗数百人之代，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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