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单收而食之；寡人忧民之寒也，田单解裘而衣之；寡人有劳百姓，而田单亦忧之。称寡人之意。”过了几天，齐襄王又下令田单，专门收容饥民，以谷物救济之，获得了民众赞誉。
《齐策六》中所谓的“贯珠子”，宋人姚宏注：“《元和姓纂》引《战国策》‘齐有贯殊’，则贯姓殊名，非贯珠者。”当然，此是何人，并不重要，但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抗燕战争结束之后，齐国确实陷入了很严重的民生凋敝。
应对这一局面的基本思想和作为，也可以从史籍中看出端倪。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
（齐王建六年，正是秦赵长平大战的前夕，）赵无食，请粟于齐，齐不听。（谋臣）周子曰：“不如听之以退秦兵，且赵之于齐楚，扞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不务为此而务爱粟，为国计者过矣。”齐王弗听。秦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
君王后贤，事秦谨。
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唯齐作壁上观。）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
《战国策·齐策六》：
即墨大夫入见齐王曰：“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百万，夫三晋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间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众，使收三晋之故地，即临晋之关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师，使收楚故地，即武关可以入矣。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夫舍南面之称制，乃西面而事秦，为大王不取也。”齐王不听。
以上资料，显示了作为齐国国家政策的绥靖主义。
这一政策，形成于齐襄王时期，成熟于君王后时期，泛滥于齐王建时期。
包括君王后摄政在内的两代三任的63年时间里，齐国曾经出现过许多次的阳刚声音，但是都被这种日益浓郁的绥靖理念湮没了。到了君王后时期，齐国虽然已经在事实上度过了艰难时期，国家已经日渐富庶了，这种绥靖政策却反而堕入了不可变更的运行轨迹。到了齐王建与后胜时期，则更加滑入了投降主义。
历史在那个时代便已经证明，国家的抗争精神，与是否贫穷是否富庶无关；国家的绥靖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本质上，也同样与是否贫穷是否富庶无关。绥靖主义无论出现在哪个时期，都一定是国家政策理念发生了变化。战国末期的齐国如此，后世宋王朝更是如此。
（2）古典绥靖主义严重瓦解了整个国家的抵抗力
这种瓦解，是武备长期荒废，是国家忘记了战争，是贵族沉沦于奢靡，是军队丧失了战心，是民众消散了兴亡意识。抗燕复国之后，齐国在长达63年的时间里只有3战，而且都发生在田单领政的时期。其后将近50年，没有发生一次战争。在战争连绵不断的战国时代，一个曾经左右天下格局的大国，竟能50年无战，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异数！
所以是异数，基本点在于两个方面的大背离。
其一，战国时代的战争意识最自觉、最浓烈，各个国家对战争的警惕，对军备的重视，都达到了整个古典社会的最高峰。最高水平的兵书都涌现在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兵家统帅也都涌现在这个时代。而齐国，恰恰又是《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司马穰苴兵法》的诞生故国。齐国的人口构成，更是滋养了稷下学宫文武兼备的文明族群。就是在这样的国家，竟然五十年孤立于战争之外，眼睁睁走向灭亡，异数一也。
其二，田氏政权历来都是进取精神极强的政治集团，单以国家实力来说，曾经成功地结束了魏国的霸权时代，更曾经长期成为超一流强国。如此显赫的历史实践，却突然完全松弛溃散，异数二也。
战国兵书《司马法·仁本第一》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这一格言之所以传之千古，在于它揭示了一个冷峻的历史真理：一个国家，好战必亡，忘战必危。国家生存之道，寓于对战争的常备不懈之中。举凡耽于幻想的国家与民族，无一不导致最终灭亡。齐国将国家安全的希望，寄托于和秦国的一则盟约之上，置身于天下惊雷风暴之外，偏安一隅，其最终灭亡的结局，其实在这一政策的开始就决定了。
齐国灭亡，是一个国家错误应对天下大局而导致灾难的历史典型。国家时代的战争，是人类竞争的最残酷形式。我们反对战争，可是我们无法不面对战争。对战争的高度警惕，是一个民族生存意识的最底线。
6.秦灭齐之后尚未纳入统一的华夏政权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但是，实际有效地统一中国的道路，这时候还没有走完。在公元前221年齐国灭亡之后，中国大地还有若干政权的存在。从总体上说，它们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秦帝国有意保留的名义诸侯——卫国政权。
卫国在中原腹心（今日河南省濮阳地区及其周边地带）。这个卫国的国君，是西周分封的王族诸侯，但其国民却是殷商遗民。到战国末期，卫国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都城濮阳及其周围地区已经被秦设置为东郡。残存的卫国政权，被迁徙到了大河北岸的野王城。秦统一中国后，将卫国国君的爵位定为“君”，在当时的实际意义，仅仅是保留了姬姓国君的社稷祭祀权。直到秦二世时期，卫国国君才被废为庶人。那么，如果以政权生命的延续计算，卫国就存在了900年，历经了44代国君，是古今中外血统传承最长的政权了。
为什么要在统一天下之后，保留卫国的名义诸侯地位？
虽然没有直接的史料记载其原因，但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形，完全可能是两种情况的综合：其一，为姬姓保留一个祭祀平台，以表示对周王室的一种尊重；其二，卫国出了两个对秦国贡献最大的政治家，一个是商鞅，一个是吕不韦，秦帝国因此感念卫国，所以保留了卫国的诸侯名义。从实际层面看，这种名义诸侯的存在，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第二种，岭南地区、吴越地区存在的众多族群自治政权。
战国时代，广袤的中国南部地区，惟一国家层级的发达政权只有楚国。但是，楚国的实际控制地区，也就是能够有效治理的地区，一直局限在淮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的一部分。当时中国的东南地区、西南地区、岭南地区，楚国的实际影响力都很小。这三大地区存在的众多族群自治政权，楚国只能以盟主的身份接受象征性的经济利益——纳贡，享受象征性的政治权力——接受称臣。对这些族群自治政权，楚国的实际作为，只能是一定程度地协调某些族群政权的冲突，而没有实际治权。在当时，这种宗主国与名义称臣的政权的关系，通常叫做“王权遥领”。
当时，东南吴越地区与岭南地区的族群，泛称为百越，有纷纭林立的众多部族政权。当时西南地区的族群，主要是滇人，以及被称为“西南夷”的众多族群。史有明载的，是一个由滇人建立的大政权，其头领的名号是“滇王”。这就是《汉书·西南夷传》所记载的：“秦灭诸侯，惟楚尚有滇王。”滇人政权之外，当时西南夷的各族群，也建立了众多的部族政权。从实际层面看，南部广大地区存在的众多族群自治政权，是统一中国进程中遗留的最为重大的一个历史性问题。
第三种，异族入侵占领地所形成的特殊政权。
当时中国的西部、北部、东北部，还都存在着异族占领地及其政权。
当时的西部，主要是与秦国故土陇西郡相连的西边的羌中地区（今日甘肃西部、青海省东部地区）。这一地区，被当时的羌人游牧族群、戎狄游牧族群、西匈奴游牧族群混合蚕食占领，有不断变换的异族政权存在。
当时的北部，主要是被北方匈奴长期侵扰。战国末期，匈奴实际占据的北方草原地区已经很大，它们原本分别属于秦国与赵国的北方边地。秦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将防线收缩于河南地。所以，此时的河套地区、阴山地区及其以北广大地区，实际都被匈奴占领了。
当时的东北地区，主要是东胡、林胡等诸胡族群在实际占领区建立的政权。这一地区，原本属于燕国驱赶诸胡后恢复的领土。但是，战国末期的燕国无力防守，诸胡族群又卷土重来。秦军平定辽东，只是俘获了燕王喜势力，还没有力量集中兵力驱赶诸胡，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秦统一六国。
上述三种状况，第一种可以忽略不计，最实际的问题是后两种政权的存在。
后两种政权势力，南中国的族群自治政权，是内忧；匈奴、戎狄、诸胡等入侵势力的占领地政权，则是外患。虽然两者情形完全不同，却都是有效统一中国的最后障碍。
从总体上说，公元前221年灭齐之后，秦有效统一的地区，只是当时中国的核心地域，还不是当时华夏文明圈的全部地区。秦统一中国的路程，事实上还有一大截路没有走完。从历史发展的实践看，当时以秦王嬴政为轴心的秦帝国决策层，对于这种统一未了的状况，认识是非常清楚的，他们的脚步并没有就此中止。
惟其如此，秦灭齐国之后，立即作出了四个方面的战略部署：一则，以王翦大军进军岭南，有效统一南中国；二则，以河南地蒙恬大军为主力，在北部九原、阴山地区大举反击匈奴；三则，以陇西李信大军为主力，向西反击羌人、戎狄与西匈奴之联合势力；其四，以王贲为太尉，统一集中各关塞守军，肃清东北部诸胡势力。
但是，毕竟已经完成了基本统一，等待这个新帝国的，首先是安定民生问题。
秦帝国整合民生
1.秦帝国统一初期的社会效应
秦灭六国，在当时的华夏世界获得了极其热烈而广泛的拥戴。
这种天下归心的历史情形，曾经被后世的非秦烟雾长期遮蔽，以至今天在许多人的历史意识里，秦帝国统一给社会带来的只是灾难。但是，至少在两汉时期，这种统一新生的盛况还清晰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让我们听听这些发自历史深处的声音。
西汉著名政治评论家贾谊这样说：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兵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
——《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这样说：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变异，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史记·六国年表》
西汉政治家主父偃这样说：
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西汉政治家严安这样说：
五霸既没……并为战国，此民之始苦也！于是强国务攻，弱国修守，合从连衡，驰车毂击，介胄生虮虱，民无所告诉。
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皇帝；一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
——《汉书·严安传》
以上史料记载，还仅仅是两汉部分政治家、史学家对秦帝国建立之初社会反应的记忆，大量对秦帝国统一文明之功绩，及其后世影响的评价，尚不在其中。所有这些被后世非秦烟雾所湮没的历史记忆，都深刻地说明了一个历史事实：秦统一中国，是符合天下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一个最为天下民众称道的基本事实是：秦的统一，消弭了连绵战乱，给天下带来了安定的秩序，使每个人都有了新生活的希望，这就是当时“人人自以为更生”的天下大多数人的心态。
秦帝国的建立，也在周边文明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
造成这种历史影响力的根本原因，是秦帝国创建了当时人类世界最大的统一国家。
统一的秦帝国的疆域究竟有多大？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陌生了。以《史记》之记载为基础，综合种种历史文献，略去那些形容为主的诗性描述不计，我们可以大体对秦帝国的疆域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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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策六》中所谓的“贯珠子”，宋人姚宏注：“《元和姓纂》引《战国策》‘齐有贯殊’，则贯姓殊名，非贯珠者。”当然，此是何人，并不重要，但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抗燕战争结束之后，齐国确实陷入了很严重的民生凋敝。
应对这一局面的基本思想和作为，也可以从史籍中看出端倪。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
（齐王建六年，正是秦赵长平大战的前夕，）赵无食，请粟于齐，齐不听。（谋臣）周子曰：“不如听之以退秦兵，且赵之于齐楚，扞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不务为此而务爱粟，为国计者过矣。”齐王弗听。秦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
君王后贤，事秦谨。
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唯齐作壁上观。）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
《战国策·齐策六》：
即墨大夫入见齐王曰：“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百万，夫三晋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间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众，使收三晋之故地，即临晋之关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师，使收楚故地，即武关可以入矣。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夫舍南面之称制，乃西面而事秦，为大王不取也。”齐王不听。
以上资料，显示了作为齐国国家政策的绥靖主义。
这一政策，形成于齐襄王时期，成熟于君王后时期，泛滥于齐王建时期。
包括君王后摄政在内的两代三任的63年时间里，齐国曾经出现过许多次的阳刚声音，但是都被这种日益浓郁的绥靖理念湮没了。到了君王后时期，齐国虽然已经在事实上度过了艰难时期，国家已经日渐富庶了，这种绥靖政策却反而堕入了不可变更的运行轨迹。到了齐王建与后胜时期，则更加滑入了投降主义。
历史在那个时代便已经证明，国家的抗争精神，与是否贫穷是否富庶无关；国家的绥靖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本质上，也同样与是否贫穷是否富庶无关。绥靖主义无论出现在哪个时期，都一定是国家政策理念发生了变化。战国末期的齐国如此，后世宋王朝更是如此。
（2）古典绥靖主义严重瓦解了整个国家的抵抗力
这种瓦解，是武备长期荒废，是国家忘记了战争，是贵族沉沦于奢靡，是军队丧失了战心，是民众消散了兴亡意识。抗燕复国之后，齐国在长达63年的时间里只有3战，而且都发生在田单领政的时期。其后将近50年，没有发生一次战争。在战争连绵不断的战国时代，一个曾经左右天下格局的大国，竟能50年无战，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异数！
所以是异数，基本点在于两个方面的大背离。
其一，战国时代的战争意识最自觉、最浓烈，各个国家对战争的警惕，对军备的重视，都达到了整个古典社会的最高峰。最高水平的兵书都涌现在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兵家统帅也都涌现在这个时代。而齐国，恰恰又是《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司马穰苴兵法》的诞生故国。齐国的人口构成，更是滋养了稷下学宫文武兼备的文明族群。就是在这样的国家，竟然五十年孤立于战争之外，眼睁睁走向灭亡，异数一也。
其二，田氏政权历来都是进取精神极强的政治集团，单以国家实力来说，曾经成功地结束了魏国的霸权时代，更曾经长期成为超一流强国。如此显赫的历史实践，却突然完全松弛溃散，异数二也。
战国兵书《司马法·仁本第一》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这一格言之所以传之千古，在于它揭示了一个冷峻的历史真理：一个国家，好战必亡，忘战必危。国家生存之道，寓于对战争的常备不懈之中。举凡耽于幻想的国家与民族，无一不导致最终灭亡。齐国将国家安全的希望，寄托于和秦国的一则盟约之上，置身于天下惊雷风暴之外，偏安一隅，其最终灭亡的结局，其实在这一政策的开始就决定了。
齐国灭亡，是一个国家错误应对天下大局而导致灾难的历史典型。国家时代的战争，是人类竞争的最残酷形式。我们反对战争，可是我们无法不面对战争。对战争的高度警惕，是一个民族生存意识的最底线。
6.秦灭齐之后尚未纳入统一的华夏政权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但是，实际有效地统一中国的道路，这时候还没有走完。在公元前221年齐国灭亡之后，中国大地还有若干政权的存在。从总体上说，它们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秦帝国有意保留的名义诸侯——卫国政权。
卫国在中原腹心（今日河南省濮阳地区及其周边地带）。这个卫国的国君，是西周分封的王族诸侯，但其国民却是殷商遗民。到战国末期，卫国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都城濮阳及其周围地区已经被秦设置为东郡。残存的卫国政权，被迁徙到了大河北岸的野王城。秦统一中国后，将卫国国君的爵位定为“君”，在当时的实际意义，仅仅是保留了姬姓国君的社稷祭祀权。直到秦二世时期，卫国国君才被废为庶人。那么，如果以政权生命的延续计算，卫国就存在了900年，历经了44代国君，是古今中外血统传承最长的政权了。
为什么要在统一天下之后，保留卫国的名义诸侯地位？
虽然没有直接的史料记载其原因，但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形，完全可能是两种情况的综合：其一，为姬姓保留一个祭祀平台，以表示对周王室的一种尊重；其二，卫国出了两个对秦国贡献最大的政治家，一个是商鞅，一个是吕不韦，秦帝国因此感念卫国，所以保留了卫国的诸侯名义。从实际层面看，这种名义诸侯的存在，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第二种，岭南地区、吴越地区存在的众多族群自治政权。
战国时代，广袤的中国南部地区，惟一国家层级的发达政权只有楚国。但是，楚国的实际控制地区，也就是能够有效治理的地区，一直局限在淮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的一部分。当时中国的东南地区、西南地区、岭南地区，楚国的实际影响力都很小。这三大地区存在的众多族群自治政权，楚国只能以盟主的身份接受象征性的经济利益——纳贡，享受象征性的政治权力——接受称臣。对这些族群自治政权，楚国的实际作为，只能是一定程度地协调某些族群政权的冲突，而没有实际治权。在当时，这种宗主国与名义称臣的政权的关系，通常叫做“王权遥领”。
当时，东南吴越地区与岭南地区的族群，泛称为百越，有纷纭林立的众多部族政权。当时西南地区的族群，主要是滇人，以及被称为“西南夷”的众多族群。史有明载的，是一个由滇人建立的大政权，其头领的名号是“滇王”。这就是《汉书·西南夷传》所记载的：“秦灭诸侯，惟楚尚有滇王。”滇人政权之外，当时西南夷的各族群，也建立了众多的部族政权。从实际层面看，南部广大地区存在的众多族群自治政权，是统一中国进程中遗留的最为重大的一个历史性问题。
第三种，异族入侵占领地所形成的特殊政权。
当时中国的西部、北部、东北部，还都存在着异族占领地及其政权。
当时的西部，主要是与秦国故土陇西郡相连的西边的羌中地区（今日甘肃西部、青海省东部地区）。这一地区，被当时的羌人游牧族群、戎狄游牧族群、西匈奴游牧族群混合蚕食占领，有不断变换的异族政权存在。
当时的北部，主要是被北方匈奴长期侵扰。战国末期，匈奴实际占据的北方草原地区已经很大，它们原本分别属于秦国与赵国的北方边地。秦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将防线收缩于河南地。所以，此时的河套地区、阴山地区及其以北广大地区，实际都被匈奴占领了。
当时的东北地区，主要是东胡、林胡等诸胡族群在实际占领区建立的政权。这一地区，原本属于燕国驱赶诸胡后恢复的领土。但是，战国末期的燕国无力防守，诸胡族群又卷土重来。秦军平定辽东，只是俘获了燕王喜势力，还没有力量集中兵力驱赶诸胡，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秦统一六国。
上述三种状况，第一种可以忽略不计，最实际的问题是后两种政权的存在。
后两种政权势力，南中国的族群自治政权，是内忧；匈奴、戎狄、诸胡等入侵势力的占领地政权，则是外患。虽然两者情形完全不同，却都是有效统一中国的最后障碍。
从总体上说，公元前221年灭齐之后，秦有效统一的地区，只是当时中国的核心地域，还不是当时华夏文明圈的全部地区。秦统一中国的路程，事实上还有一大截路没有走完。从历史发展的实践看，当时以秦王嬴政为轴心的秦帝国决策层，对于这种统一未了的状况，认识是非常清楚的，他们的脚步并没有就此中止。
惟其如此，秦灭齐国之后，立即作出了四个方面的战略部署：一则，以王翦大军进军岭南，有效统一南中国；二则，以河南地蒙恬大军为主力，在北部九原、阴山地区大举反击匈奴；三则，以陇西李信大军为主力，向西反击羌人、戎狄与西匈奴之联合势力；其四，以王贲为太尉，统一集中各关塞守军，肃清东北部诸胡势力。
但是，毕竟已经完成了基本统一，等待这个新帝国的，首先是安定民生问题。
秦帝国整合民生
1.秦帝国统一初期的社会效应
秦灭六国，在当时的华夏世界获得了极其热烈而广泛的拥戴。
这种天下归心的历史情形，曾经被后世的非秦烟雾长期遮蔽，以至今天在许多人的历史意识里，秦帝国统一给社会带来的只是灾难。但是，至少在两汉时期，这种统一新生的盛况还清晰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让我们听听这些发自历史深处的声音。
西汉著名政治评论家贾谊这样说：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兵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
——《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这样说：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变异，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史记·六国年表》
西汉政治家主父偃这样说：
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西汉政治家严安这样说：
五霸既没……并为战国，此民之始苦也！于是强国务攻，弱国修守，合从连衡，驰车毂击，介胄生虮虱，民无所告诉。
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皇帝；一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
——《汉书·严安传》
以上史料记载，还仅仅是两汉部分政治家、史学家对秦帝国建立之初社会反应的记忆，大量对秦帝国统一文明之功绩，及其后世影响的评价，尚不在其中。所有这些被后世非秦烟雾所湮没的历史记忆，都深刻地说明了一个历史事实：秦统一中国，是符合天下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一个最为天下民众称道的基本事实是：秦的统一，消弭了连绵战乱，给天下带来了安定的秩序，使每个人都有了新生活的希望，这就是当时“人人自以为更生”的天下大多数人的心态。
秦帝国的建立，也在周边文明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
造成这种历史影响力的根本原因，是秦帝国创建了当时人类世界最大的统一国家。
统一的秦帝国的疆域究竟有多大？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陌生了。以《史记》之记载为基础，综合种种历史文献，略去那些形容为主的诗性描述不计，我们可以大体对秦帝国的疆域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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