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当事人解读错了。
从历史的实际出发，神秘文化是中国古典文明的一部分，无论当事者态度如何，它都流淌在社会意识之中。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也基于司马迁本人的偏好，将许多占卜、预言、谶语等都记入了史书，甚至还为诸多神秘人士留下了专门传记。这些，原本无可厚非。这里的关键是，两千多年后立足于高端文明时代的我们，应当如何分析看待历代史书中这种缥缈神秘的东西。
只要注意到始皇帝后期复辟暗流的涌动，注意到六国旧贵族到处散布神秘流言这一历史事实，就完全不难得出符合历史真相的评判。诸如“亡秦者胡也”这样的神秘谶语，以及秦末社会的各种预言、流言、神秘刻石等，都是当时复辟势力的秘密作品，如“始皇帝死而地分”的陨石刻文；或者是神秘文化流派，在事后编织出来的先知故事，如“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楚南公预言。依据这种缥缈的历史迷雾，去评判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与动机，无疑是远远偏离文明史审视目光的。
2.蒙恬大军的草原大反击
历经六年全面准备，秦帝国终于启动了对匈奴的全面大反击。
这时，从咸阳通向九原的秦直道虽然还没有最后完善，但是已经全程修通，足以承担大规模的运输任务了。同时，三十万大军也已经在“河南地”完成了秘密大集结。诸如连弩、战车、壕沟车等各种重型兵器，以及骑兵使用的大量单兵弓弩与大量良种战马，也已经充分集中到了河南地的秦军基地。后来的反击战所以电闪雷鸣势不可当，最为根本的原因，便是长期周密的筹划准备。
大反击的主要战场是两个——北方九原，西部临洮。
北方九原战场的主要战役是两次：第一次大型反击战，第二次长距离追击战。
（1）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蒙恬大军发动了第一次反击战 依据古代草原作战的基本规律，第一次反击战役应当在草木茂盛的春末夏初展开。这一时期，匈奴游牧族群已经稳定占据阴山草原与敕勒川地带将近二十年，春夏之交大举南下牧马，已经成为相对稳定的习俗。放牧的同时，匈奴骑兵也必然趁机大举南下攻掠。当此之时，无疑是大规模反击战的最有利时机。已经被历史过滤了的必然环节是，为了尽可能歼灭匈奴骑兵，蒙恬的斥候部队，一定在此前进行了大量的地形探查与消息散布。帝国主力大军也必然多方隐蔽示弱，以诱使匈奴骑兵尽可能地大举深入南下，从而达到有效实现最大规模歼灭战的战略目标。
这一反击战，获得了极大的胜利。
最主要的战果，是一举歼灭了匈奴骑兵的主力，匈奴残余力量大规模北逃。实际的地域进展是：一则，全部夺取了处于拉锯状态的河南地；其次，全部控制了阴山草原与敕勒川地区。这两地合计共44个县。因之，秦帝国的九原郡正式设置。这就是说，这两地的匈奴力量已经被彻底根除，战国时代属于秦、赵、燕三国的阴山草原、敕勒川地区，全部回归华夏世界。
这一战的威势，在后世留下了久远的历史记忆。在134年后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上，西汉大臣们对这次反击战这样描述——
蒙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匈奴势慑，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
这种强大的反击战，在此后中国古典社会的反侵略战争中，是极其罕见的。
（2）第二次战役，公元前214年，连续发动长距离追击战 匈奴一战大败，一定时期内必然不会再大举南下。要继续驱赶匈奴势力，拔除匈奴骑兵的南下根基之地，秦军就不可能再采取诱敌深入、以逸待劳的反击方式，而是必须展开长距离的追击战。为此，蒙恬亲自率骑兵十万，在第二年对匈奴展开了长距离的追击战。归纳史料，这次追击战的主要战略方向，是开出北河边缘的阳山、高阙地区，进一步向北方追击。
首先，让我们在当代地图上看看这里的宏观地理形势。
阳山，是相对于阴山的另一片山地草原，地处北河——黄河北流的正北方向，阴山草原的西北方向。两山之间，是广阔的草原地带。高阙在当时只是一片两山夹峙的要塞通道。蒙恬追击战之后，长城修到此地，并修建了屯兵关隘，才有了高阙之名。
据《水经注》记载，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依然保持着秦时地形：
自代地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双阙，善能云举，望若阙焉！故有高阙之名也。自阙北出荒中，阙口有城，跨山结局，谓之高阙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再看，越过阳山与高阙地带，北进千余里，就是狼居胥山，也就是今日蒙古国之乌兰巴托地带。再北进千里，就是北海地带，也就是今日之贝加尔湖地区。当时的狼居胥山，是匈奴北逃后新建立的单于王庭所在地，也就是匈奴的权力中心所在地。北海地带，则是后来苏武牧羊的地方，水草丰茂，是那时更为纵深地带的北方草原。
那么，蒙恬秦军向北追击，究竟追到了什么地方？
史料的普遍记载，都只说了秦军后来实际修筑长城的地域，也就是阳山、高阙。至于秦军十万骑兵的追击战，究竟抵达了什么地方，却都没有提及。因为，秦帝国的直接史料在后来的覆灭大火中全面毁灭。所以，秦军反击战与大追击的具体情形，我们已经无法依据直接史料给予具体地展现了。但是，依据古今中外最基本的追击战原则，我们还是能合理判定出一个远程目标：蒙恬的十万骑兵一直追击到了狼居胥山，甚至远达北海地带。
最根本的依据，是战争进展的逻辑，以及史料中模糊闪烁的相关事实。
秦军从北河出发，向北追击，必然是已经掌握了相对准确的匈奴新基地的所在，不会是盲目追击。在秦军刚刚大胜之后，匈奴残余力量也绝不会隐藏在距离北河很近的边缘地区。所以，阳山、高阙两地，只能是后来建立永久性长城的地点，而绝不会是秦军十万骑兵追击的终点。依据追击方向，我们完全可以判定，当时匈奴残余力量的遁逃方向，只能是千余里之外的狼居胥山，以及更为北面的北海地区。秦军骑兵的追击，也必然是这两个所在地。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史书缝隙中透露出的相关信息——
蒙恬……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震匈奴。
——《史记·蒙恬列传》
秦欲威海外，使蒙恬将兵，北攻强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飞刍粟以随其后。
——《汉书·严安传》
秦使蒙恬将兵十万人，北击胡，渡河，取高阙，据阳山北假中，是也。
——《水经注·河水》
什么是“暴师于外”？就是军队在远方作战。若驻守长城之内，何来暴师于外。
何以“蒙恬威震匈奴”？就是因为打到了匈奴远遁的根基之地，匈奴深为震恐。
什么是“辟地进境，飞刍粟以随其后”？就是大军向北长途追击，后面是源源不断的良马快车驼载着粮食跟进。假如仅仅进军于北河边缘的阳山、高阙，区区数百里距离，完全可以在目的地建立稳定的后勤基地，车马从容运输也可，值得在大军之后由良马快车组成专门的大型车队，“飞刍粟”追随大军前进吗？
为什么是十万人马，而且是必须飞车跟进的十万骑兵？
这个数字，正是那种可以适合大小任何战役的远征军规模。后世也是如此。西汉的反击匈奴，霍去病的远征军规模大体也在十万上下。后世西方之十字军东征，每次的远征军也都没有超过十万。历史的实践说明，十万之数，这是古典战争时期远征军的最佳构成规模。
凡此种种都说明，蒙恬的第二次长距离追击战，不是停留于北河边缘的阳山、高阙，而是至少远征到狼居胥山的单于庭，追击到今日的贝加尔湖——北海地带。
3.翁仲神威：西部战线大反击
反击匈奴的西部战场，也取得了重大胜利。
西部匈奴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当时秦国的陇西郡。当时的陇西郡，东与今日陕西宝鸡接境，西到今日兰州地带，北接六盘山，南接白龙江，大体包括了今天的天水、庆阳、平凉、兰州等地区。这一范围内，包括了早期秦人族群的两个根据地：一是殷商灭亡后秦人族群从东部向西迁徙的第一个落脚地——西汉水上游的河谷地带，它在今日甘肃的礼县境内；另一个，是秦人族群后来又拓展的第二个基地——渭水北部的张家川地带，古称秦亭，也就是今日的甘肃秦安地带。春秋之前，早期秦人族群一直在这个地区生存了将近三百年。
西周末期，秦人东进救周，因功成为东周大诸侯。但是，秦人族群在这一地区的两个基地仍然保留了少量部族。春秋中期秦穆公拓展霸业，西出陈仓，吞并了陇西12个戎狄族群政权。从那时候开始，整个陇西地区与东部关中地区就融成了一体，陇西就变成了秦国的大后方。
秦穆公平定陇西称霸西戎之后，众多戎狄族群留在了陇西，化入了秦国。也有众多戎狄族群迁徙流散，或与更西部的羌人结合，或与北方胡人结合，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继续对陇西地区进行着不间断的侵入劫掠。所以，这一地区的军事冲突一直未能间断。
进入战国中期，西部的戎狄、羌人族群相继衰落，纷纷融入了已经强大起来的匈奴族群联盟，以新匈奴的形式继续进攻陇西。故此，秦在统一中国之时，将北部、西部的外患一体化对待，都视为匈奴之患。与北部情况有所不同的是，西部是老秦国的大后方，一直由秦国一方防守，后勤输送与反击根基，都相对良好于九原地区。
秦帝国统一中国之初，西部匈奴的力量虽不如北方规模之大，但也对西部秦军造成了很大的压迫。当时的狄道以西（临洮以西地带），还处在与匈奴作战的拉锯地带。所以形成如此局面，最重要的原因是，秦国在统一战争期间将防范匈奴的主要兵力都集中在了北方九原方向，陇西驻守兵力相对较少，大体只有两三万人。如此兵力，不足以对西部匈奴发动反击作战。
当时的西部秦军，只能做到以少量兵力为轴心，同时依靠秦人族群在陇西地区长期经营所形成的良好作战根基，以及具有深厚尚武传统的陇西民众的全面支持，确保匈奴东进之时不能大幅度深入，不能越过狄道——当时的陇西郡治所。
秦国在灭楚战役之后，将秦军大将李信派为西部战场主将，同时又以著名的猛士将军阮翁仲为临洮守将。应该说，这时的秦帝国，已经在为未来的西部反击匈奴未雨绸缪了。但是，由于兵力所限，直到全面大反击开始之前，西部战况仍然未能根本扭转。
在北部大反击开始的同时，或稍前时段，陇西反击战也开始了。
陇西反击战的进展情形，已经无法具体化了。我们所能知道的基本事实是：西部反击匈奴取得了全面胜利，秦军前锋已经追击到黄河上游的羌人地区，也就是今日青海地区。李信及其陇西李氏家族，由此在西部建立了巨大的军旅声望，历经两汉直到隋末，依然有着相当的名将家族号召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陇西反击战涌现的猛士阮翁仲，成了整个反击战的英雄象征。
对于这个威震匈奴的英勇猛士，史书多有简略记载。相对具体的，是明嘉靖《陕西通志》卷二十三之《临洮名宦》：
阮翁仲，交趾人。身长二丈三尺，气质端勇，异常人。……始皇并天下，使翁仲守临洮，威振匈奴。翁仲死，始皇铸铜为像，置咸阳宫司马门外。匈奴至者，犹以为生。
又据《淮南子》说法，咸阳宫矗立的翁仲铜像，是“放写其形，铸金人以象之”。这就是说，当年铸造的翁仲像，不是原型仿真，而是放大了的，实际远远不止二丈三尺高。若以至少放大一倍计算，也在五丈余高了。如此煌煌十二座高逾殿阁楼台的金铜巨人，矗立于宏大广场，其威其势，确实摄人心魄。
4.秦帝国修筑万里长城
对匈奴大反击获得全面胜利之后，秦帝国并没有就此止步。
为长期有效地防御匈奴，秦帝国确定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修筑长城。
中国历史上在重要的边陲郡县修筑城墙的做法，开始于诸侯分治的春秋中期。因为这种仅仅基于军事防卫，而并不是为了城池安全而修建的城墙，往往都很长，所以当时被称为长城。到了战国末期，七大战国都有了自己的长城。这种长城，一般都修在边境地区。但是，它并不是今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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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实际出发，神秘文化是中国古典文明的一部分，无论当事者态度如何，它都流淌在社会意识之中。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也基于司马迁本人的偏好，将许多占卜、预言、谶语等都记入了史书，甚至还为诸多神秘人士留下了专门传记。这些，原本无可厚非。这里的关键是，两千多年后立足于高端文明时代的我们，应当如何分析看待历代史书中这种缥缈神秘的东西。
只要注意到始皇帝后期复辟暗流的涌动，注意到六国旧贵族到处散布神秘流言这一历史事实，就完全不难得出符合历史真相的评判。诸如“亡秦者胡也”这样的神秘谶语，以及秦末社会的各种预言、流言、神秘刻石等，都是当时复辟势力的秘密作品，如“始皇帝死而地分”的陨石刻文；或者是神秘文化流派，在事后编织出来的先知故事，如“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楚南公预言。依据这种缥缈的历史迷雾，去评判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与动机，无疑是远远偏离文明史审视目光的。
2.蒙恬大军的草原大反击
历经六年全面准备，秦帝国终于启动了对匈奴的全面大反击。
这时，从咸阳通向九原的秦直道虽然还没有最后完善，但是已经全程修通，足以承担大规模的运输任务了。同时，三十万大军也已经在“河南地”完成了秘密大集结。诸如连弩、战车、壕沟车等各种重型兵器，以及骑兵使用的大量单兵弓弩与大量良种战马，也已经充分集中到了河南地的秦军基地。后来的反击战所以电闪雷鸣势不可当，最为根本的原因，便是长期周密的筹划准备。
大反击的主要战场是两个——北方九原，西部临洮。
北方九原战场的主要战役是两次：第一次大型反击战，第二次长距离追击战。
（1）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蒙恬大军发动了第一次反击战 依据古代草原作战的基本规律，第一次反击战役应当在草木茂盛的春末夏初展开。这一时期，匈奴游牧族群已经稳定占据阴山草原与敕勒川地带将近二十年，春夏之交大举南下牧马，已经成为相对稳定的习俗。放牧的同时，匈奴骑兵也必然趁机大举南下攻掠。当此之时，无疑是大规模反击战的最有利时机。已经被历史过滤了的必然环节是，为了尽可能歼灭匈奴骑兵，蒙恬的斥候部队，一定在此前进行了大量的地形探查与消息散布。帝国主力大军也必然多方隐蔽示弱，以诱使匈奴骑兵尽可能地大举深入南下，从而达到有效实现最大规模歼灭战的战略目标。
这一反击战，获得了极大的胜利。
最主要的战果，是一举歼灭了匈奴骑兵的主力，匈奴残余力量大规模北逃。实际的地域进展是：一则，全部夺取了处于拉锯状态的河南地；其次，全部控制了阴山草原与敕勒川地区。这两地合计共44个县。因之，秦帝国的九原郡正式设置。这就是说，这两地的匈奴力量已经被彻底根除，战国时代属于秦、赵、燕三国的阴山草原、敕勒川地区，全部回归华夏世界。
这一战的威势，在后世留下了久远的历史记忆。在134年后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上，西汉大臣们对这次反击战这样描述——
蒙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匈奴势慑，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
这种强大的反击战，在此后中国古典社会的反侵略战争中，是极其罕见的。
（2）第二次战役，公元前214年，连续发动长距离追击战 匈奴一战大败，一定时期内必然不会再大举南下。要继续驱赶匈奴势力，拔除匈奴骑兵的南下根基之地，秦军就不可能再采取诱敌深入、以逸待劳的反击方式，而是必须展开长距离的追击战。为此，蒙恬亲自率骑兵十万，在第二年对匈奴展开了长距离的追击战。归纳史料，这次追击战的主要战略方向，是开出北河边缘的阳山、高阙地区，进一步向北方追击。
首先，让我们在当代地图上看看这里的宏观地理形势。
阳山，是相对于阴山的另一片山地草原，地处北河——黄河北流的正北方向，阴山草原的西北方向。两山之间，是广阔的草原地带。高阙在当时只是一片两山夹峙的要塞通道。蒙恬追击战之后，长城修到此地，并修建了屯兵关隘，才有了高阙之名。
据《水经注》记载，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依然保持着秦时地形：
自代地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双阙，善能云举，望若阙焉！故有高阙之名也。自阙北出荒中，阙口有城，跨山结局，谓之高阙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再看，越过阳山与高阙地带，北进千余里，就是狼居胥山，也就是今日蒙古国之乌兰巴托地带。再北进千里，就是北海地带，也就是今日之贝加尔湖地区。当时的狼居胥山，是匈奴北逃后新建立的单于王庭所在地，也就是匈奴的权力中心所在地。北海地带，则是后来苏武牧羊的地方，水草丰茂，是那时更为纵深地带的北方草原。
那么，蒙恬秦军向北追击，究竟追到了什么地方？
史料的普遍记载，都只说了秦军后来实际修筑长城的地域，也就是阳山、高阙。至于秦军十万骑兵的追击战，究竟抵达了什么地方，却都没有提及。因为，秦帝国的直接史料在后来的覆灭大火中全面毁灭。所以，秦军反击战与大追击的具体情形，我们已经无法依据直接史料给予具体地展现了。但是，依据古今中外最基本的追击战原则，我们还是能合理判定出一个远程目标：蒙恬的十万骑兵一直追击到了狼居胥山，甚至远达北海地带。
最根本的依据，是战争进展的逻辑，以及史料中模糊闪烁的相关事实。
秦军从北河出发，向北追击，必然是已经掌握了相对准确的匈奴新基地的所在，不会是盲目追击。在秦军刚刚大胜之后，匈奴残余力量也绝不会隐藏在距离北河很近的边缘地区。所以，阳山、高阙两地，只能是后来建立永久性长城的地点，而绝不会是秦军十万骑兵追击的终点。依据追击方向，我们完全可以判定，当时匈奴残余力量的遁逃方向，只能是千余里之外的狼居胥山，以及更为北面的北海地区。秦军骑兵的追击，也必然是这两个所在地。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史书缝隙中透露出的相关信息——
蒙恬……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震匈奴。
——《史记·蒙恬列传》
秦欲威海外，使蒙恬将兵，北攻强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飞刍粟以随其后。
——《汉书·严安传》
秦使蒙恬将兵十万人，北击胡，渡河，取高阙，据阳山北假中，是也。
——《水经注·河水》
什么是“暴师于外”？就是军队在远方作战。若驻守长城之内，何来暴师于外。
何以“蒙恬威震匈奴”？就是因为打到了匈奴远遁的根基之地，匈奴深为震恐。
什么是“辟地进境，飞刍粟以随其后”？就是大军向北长途追击，后面是源源不断的良马快车驼载着粮食跟进。假如仅仅进军于北河边缘的阳山、高阙，区区数百里距离，完全可以在目的地建立稳定的后勤基地，车马从容运输也可，值得在大军之后由良马快车组成专门的大型车队，“飞刍粟”追随大军前进吗？
为什么是十万人马，而且是必须飞车跟进的十万骑兵？
这个数字，正是那种可以适合大小任何战役的远征军规模。后世也是如此。西汉的反击匈奴，霍去病的远征军规模大体也在十万上下。后世西方之十字军东征，每次的远征军也都没有超过十万。历史的实践说明，十万之数，这是古典战争时期远征军的最佳构成规模。
凡此种种都说明，蒙恬的第二次长距离追击战，不是停留于北河边缘的阳山、高阙，而是至少远征到狼居胥山的单于庭，追击到今日的贝加尔湖——北海地带。
3.翁仲神威：西部战线大反击
反击匈奴的西部战场，也取得了重大胜利。
西部匈奴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当时秦国的陇西郡。当时的陇西郡，东与今日陕西宝鸡接境，西到今日兰州地带，北接六盘山，南接白龙江，大体包括了今天的天水、庆阳、平凉、兰州等地区。这一范围内，包括了早期秦人族群的两个根据地：一是殷商灭亡后秦人族群从东部向西迁徙的第一个落脚地——西汉水上游的河谷地带，它在今日甘肃的礼县境内；另一个，是秦人族群后来又拓展的第二个基地——渭水北部的张家川地带，古称秦亭，也就是今日的甘肃秦安地带。春秋之前，早期秦人族群一直在这个地区生存了将近三百年。
西周末期，秦人东进救周，因功成为东周大诸侯。但是，秦人族群在这一地区的两个基地仍然保留了少量部族。春秋中期秦穆公拓展霸业，西出陈仓，吞并了陇西12个戎狄族群政权。从那时候开始，整个陇西地区与东部关中地区就融成了一体，陇西就变成了秦国的大后方。
秦穆公平定陇西称霸西戎之后，众多戎狄族群留在了陇西，化入了秦国。也有众多戎狄族群迁徙流散，或与更西部的羌人结合，或与北方胡人结合，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继续对陇西地区进行着不间断的侵入劫掠。所以，这一地区的军事冲突一直未能间断。
进入战国中期，西部的戎狄、羌人族群相继衰落，纷纷融入了已经强大起来的匈奴族群联盟，以新匈奴的形式继续进攻陇西。故此，秦在统一中国之时，将北部、西部的外患一体化对待，都视为匈奴之患。与北部情况有所不同的是，西部是老秦国的大后方，一直由秦国一方防守，后勤输送与反击根基，都相对良好于九原地区。
秦帝国统一中国之初，西部匈奴的力量虽不如北方规模之大，但也对西部秦军造成了很大的压迫。当时的狄道以西（临洮以西地带），还处在与匈奴作战的拉锯地带。所以形成如此局面，最重要的原因是，秦国在统一战争期间将防范匈奴的主要兵力都集中在了北方九原方向，陇西驻守兵力相对较少，大体只有两三万人。如此兵力，不足以对西部匈奴发动反击作战。
当时的西部秦军，只能做到以少量兵力为轴心，同时依靠秦人族群在陇西地区长期经营所形成的良好作战根基，以及具有深厚尚武传统的陇西民众的全面支持，确保匈奴东进之时不能大幅度深入，不能越过狄道——当时的陇西郡治所。
秦国在灭楚战役之后，将秦军大将李信派为西部战场主将，同时又以著名的猛士将军阮翁仲为临洮守将。应该说，这时的秦帝国，已经在为未来的西部反击匈奴未雨绸缪了。但是，由于兵力所限，直到全面大反击开始之前，西部战况仍然未能根本扭转。
在北部大反击开始的同时，或稍前时段，陇西反击战也开始了。
陇西反击战的进展情形，已经无法具体化了。我们所能知道的基本事实是：西部反击匈奴取得了全面胜利，秦军前锋已经追击到黄河上游的羌人地区，也就是今日青海地区。李信及其陇西李氏家族，由此在西部建立了巨大的军旅声望，历经两汉直到隋末，依然有着相当的名将家族号召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陇西反击战涌现的猛士阮翁仲，成了整个反击战的英雄象征。
对于这个威震匈奴的英勇猛士，史书多有简略记载。相对具体的，是明嘉靖《陕西通志》卷二十三之《临洮名宦》：
阮翁仲，交趾人。身长二丈三尺，气质端勇，异常人。……始皇并天下，使翁仲守临洮，威振匈奴。翁仲死，始皇铸铜为像，置咸阳宫司马门外。匈奴至者，犹以为生。
又据《淮南子》说法，咸阳宫矗立的翁仲铜像，是“放写其形，铸金人以象之”。这就是说，当年铸造的翁仲像，不是原型仿真，而是放大了的，实际远远不止二丈三尺高。若以至少放大一倍计算，也在五丈余高了。如此煌煌十二座高逾殿阁楼台的金铜巨人，矗立于宏大广场，其威其势，确实摄人心魄。
4.秦帝国修筑万里长城
对匈奴大反击获得全面胜利之后，秦帝国并没有就此止步。
为长期有效地防御匈奴，秦帝国确定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修筑长城。
中国历史上在重要的边陲郡县修筑城墙的做法，开始于诸侯分治的春秋中期。因为这种仅仅基于军事防卫，而并不是为了城池安全而修建的城墙，往往都很长，所以当时被称为长城。到了战国末期，七大战国都有了自己的长城。这种长城，一般都修在边境地区。但是，它并不是今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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