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道同谋 作者:广渠门内
第一千二百四十二章 洞悉囚徒困境
权道同谋 作者:广渠门内
第一千二百四十二章 洞悉囚徒困境
所以，唐卡支的这一招，动作虽然小，却起了大作用。
事后，在蒋洪历和老付提起这事的时候，也是对这个小细节感叹良多。如果没有唐卡的这个提示，很有可能授人以柄。那么，就不会这么痛快淋漓地端掉这个“走粉”集团了。
当然了，这是后话。
就在蒋洪历撸好袖子，摊着双手来到高矮个儿面前的时候，高矮个儿的脸上都露出了绝望的神色。
最绝望的，还是高个儿，这是因为，此时三包货物，都被矮个儿用“拋空传接”的手法转移到了自己的袖子里。所以，如果蒋洪历一会儿把他们两个的袖子都解开，那么最后被“抓赃”的，将是高个儿自己。
其实，刚才高个儿是碍于“铁杆联盟”的本义，主动过来，接着弯腰的当口儿，替矮个儿做最后的努力，避免矮个儿袖子里的东西被抓现行，导致整条利益链断掉。
也就是说，本来高个儿可以用不知情推搪过去，至少可以减少一半的罪责。说得再直白一点儿，这矮个儿李金生，原本就是整个“抹痕迹”团队的主将，这家伙也确实自视清高，不到最为关键的时候，很少出手。
而且，李金生这家伙也确实有狂妄的资本，自打从治安综合科转到处置大队后干了这行，从未失过手。却没想到，今天这位逗哏已经用尽了全力，包括自己这个捧哏也拼了，还是没用，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
时也，运也，命也。或许，这就是命吧。
此时的唐卡，静静望着高矮个儿的表情变化，尤其是高个儿的绝望至极，不禁笑了笑。
其实，对于这二人特别是高个儿的心中苦闷，他非常理解。
往小了说，这就是“囚徒困境”的现实版本。往大了说，这可是整个“博弈论”的奠基石。
所谓的“囚徒困境”，有着非常广博的延伸意义。但是，来源却非常简单。
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接受审讯。警察知道两人有罪，但缺乏足够的证据。
于是，警察告诉每个人，可以有两个选择，坦白或抵赖。但是，因为是两个人同时进来，所以会有三种可能。
第一，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刑一年。
第二，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八年。
第三，如果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的放出去，抵赖的判十年。
于是，每个囚徒，在此时都会进行盘算，考虑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坦白或抵赖意味着什么？最重要的，还需要考虑对方会不会坦白或抵赖。
不过，到了最后，每个囚徒都会想明白，不管同伙选择什么，自己的最优选择是坦白。
这是因为，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那么自己立刻释放，抵赖的判十年。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坦白比不坦白好。
而另外一种情况，如果同伙坦白、自己坦白的话，各判八年，那也比起自己抵赖有会被判十年要强。
所以，从囚徒个人来说，坦白比抵赖好。最终，两个嫌疑犯都会选择坦白，各自判刑八年。
这时回到原点，再看那个选择条件，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一年，显然这个结果好。但这个结果很难办到，因为它违反了人类最起码的底线，也就是个人的理性要求。
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囚徒困境”所反映出的深刻问题是，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聪明的人类会因为自己的聪明，最终作茧自缚。
当然，这当中还有更深的含义，那就是这个双方坦白，只是一次博弈的结果。因为其中还可能牵涉到坦白会遭受报复，欺骗的动机可能被惩罚的威胁所克服等多种原因。所以，多次博弈后的结果，又有可能呈现多样化的状态。
可不要小看这个源于自作聪明的“囚徒困境”，它由此引发的相关领域之广，可以说深入到了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
比如说，两国之间的军备竞赛。
两国都可以声称有两种选择：增加军备（背叛），或是达成削减武器协议（合作）。
这当中，与两个囚徒类似的是，两国都无法肯定对方会遵守合作协议。因此，两国多半会因为这种不信任，从而强调自我理性，最终倾向于各自增加军备。
因此，看上去，增加军备会是两国各自的“理性”行为，但结果却显得非常的“非理性”。损害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导致本国经济造成损坏等等。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影响了全世界二战之后的美苏争霸。
美苏争霸一共分为三个阶段，像极了两个囚徒之间的三次困境博弈。?
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既有缓和又有争夺。
在缓和方面：1955年，苏联主动与西方国家合作，签订了对奥和约，解决了二次大战的一大遗留问题。同年，苏联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美苏首脑戴维营会议是苏联推行美苏合作外交战略的重大行动，美国实际上承认苏联是超级大国这一事实。?
在紧张方面：1961年苏联修筑“柏林墙”，封锁了东西柏林边界，使美苏关系更加紧张。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表明苏联开始走上同美国进行全球争夺的道路，同时也表明当时的战略优势仍然在美国方面。?
这一时期，苏联还对中国推行霸权主义，企图控制中国，使得中苏关系恶化。
第二阶段，是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苏联处于攻势，而美国则转攻为守。?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一直到70年代，苏联的经济实力同美国之间的差距大大缩小。1975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上升，相当于美国的80%。而在军备方面，苏联则全面赶上了美国。
苏联的战略导弹至1975年已达2402枚，超过美国40%。1979年，苏联在战略核力量上的开支几乎为美国的3倍。在常规军事力量，苏联也处于领先状态。1978年，美军的常规军事力量是210万人，而苏军则达到440万人。美军拥有坦克10500辆，苏军拥有坦克50000辆。
这一时期，苏联推行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积极进攻战略。美苏争霸的重点在欧洲，美苏在欧洲都集结了重兵，处于两军对峙的僵持状态。苏联一方面对欧洲以“缓和”战略麻痹西方，另一方面加紧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张。1979年的入侵阿富汗，标志着苏联霸权主义政策发展到了顶点。?
而这一时期的美国，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长趋于缓慢，侵越战争受到严重挫折，军事力量被苏联赶上，美国在美苏争霸中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1969年后的尼克松主义，调整全球军事部署，收缩亚洲兵力，1973年从越南撤军，1979年同中国建交，都是由攻转守的具体表现。?
第三阶段，是二十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美国转守为攻，而苏联被迫处于守势，最终因为国内经济崩盘而解体。
1981年，里根出任美国总统以后，开始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遏制苏联在全球的扩张势力。在核战略和核军备方面，美国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通过以高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军备竞赛，从而拖垮经济力量相对落后的苏联。
在争夺第三世界方面，美国立足于在军事上打小规模的局部战争，打击亲苏政权。?
苏联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缓慢，在与美国的争霸中背上了沉重的包袱。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开始放弃争夺军事优势的做法，转为裁减军备，从对外扩张转向全面收缩。一直到后来剧变解体，标志着美苏争霸的结束。
这是大的方面，在小的方面，“囚徒困境”的理论与实践，一样验证得风生水起。
比如，与所有人日常生活极其密切的房地产市场。
曾几何时，地产商们曾经达成一致，那就是利益均沾，共享蛋糕。所以，在二十世纪千禧年之前，房地产板块非常强势，而且勾连甚多，几乎是“铁板一块”。
但是，在看似一派平和之中，王石主政的万科，率先选择了“背叛”，单方面降价，而且着力单独形成自有品牌发展。
究其原因，是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万科预期到的博弈的各方，也就是是未来困境下的房地产商——囚徒们，肯定会选择相互间的普遍背叛。
也就是说，万科在这场“囚徒困境”中，之所以选择首先动手，出卖所有除它之外的房地产商，是因为它预计在这种困境中，如果不尽早出卖所有同伴，自己将面临被出卖的结局。毕竟，这是一个“非零和”博弈游戏，出卖行为是可以换取非常大的利益的。
只这一下，房地产商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缔造出来的“攻守同盟”土崩瓦解，万科也由此夺得了不少地盘和名声。
但是，有正就有反，质疑的声音随之而来。通过“出卖”同伴，万科真的能够获得个体的最大利益吗？
2017-05-1319:35:01
第一千二百四十二章 洞悉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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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道同谋 作者:广渠门内
第一千二百四十二章 洞悉囚徒困境
所以，唐卡支的这一招，动作虽然小，却起了大作用。
事后，在蒋洪历和老付提起这事的时候，也是对这个小细节感叹良多。如果没有唐卡的这个提示，很有可能授人以柄。那么，就不会这么痛快淋漓地端掉这个“走粉”集团了。
当然了，这是后话。
就在蒋洪历撸好袖子，摊着双手来到高矮个儿面前的时候，高矮个儿的脸上都露出了绝望的神色。
最绝望的，还是高个儿，这是因为，此时三包货物，都被矮个儿用“拋空传接”的手法转移到了自己的袖子里。所以，如果蒋洪历一会儿把他们两个的袖子都解开，那么最后被“抓赃”的，将是高个儿自己。
其实，刚才高个儿是碍于“铁杆联盟”的本义，主动过来，接着弯腰的当口儿，替矮个儿做最后的努力，避免矮个儿袖子里的东西被抓现行，导致整条利益链断掉。
也就是说，本来高个儿可以用不知情推搪过去，至少可以减少一半的罪责。说得再直白一点儿，这矮个儿李金生，原本就是整个“抹痕迹”团队的主将，这家伙也确实自视清高，不到最为关键的时候，很少出手。
而且，李金生这家伙也确实有狂妄的资本，自打从治安综合科转到处置大队后干了这行，从未失过手。却没想到，今天这位逗哏已经用尽了全力，包括自己这个捧哏也拼了，还是没用，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
时也，运也，命也。或许，这就是命吧。
此时的唐卡，静静望着高矮个儿的表情变化，尤其是高个儿的绝望至极，不禁笑了笑。
其实，对于这二人特别是高个儿的心中苦闷，他非常理解。
往小了说，这就是“囚徒困境”的现实版本。往大了说，这可是整个“博弈论”的奠基石。
所谓的“囚徒困境”，有着非常广博的延伸意义。但是，来源却非常简单。
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接受审讯。警察知道两人有罪，但缺乏足够的证据。
于是，警察告诉每个人，可以有两个选择，坦白或抵赖。但是，因为是两个人同时进来，所以会有三种可能。
第一，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刑一年。
第二，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八年。
第三，如果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的放出去，抵赖的判十年。
于是，每个囚徒，在此时都会进行盘算，考虑对于他们自己来说，坦白或抵赖意味着什么？最重要的，还需要考虑对方会不会坦白或抵赖。
不过，到了最后，每个囚徒都会想明白，不管同伙选择什么，自己的最优选择是坦白。
这是因为，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那么自己立刻释放，抵赖的判十年。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坦白比不坦白好。
而另外一种情况，如果同伙坦白、自己坦白的话，各判八年，那也比起自己抵赖有会被判十年要强。
所以，从囚徒个人来说，坦白比抵赖好。最终，两个嫌疑犯都会选择坦白，各自判刑八年。
这时回到原点，再看那个选择条件，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一年，显然这个结果好。但这个结果很难办到，因为它违反了人类最起码的底线，也就是个人的理性要求。
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囚徒困境”所反映出的深刻问题是，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聪明的人类会因为自己的聪明，最终作茧自缚。
当然，这当中还有更深的含义，那就是这个双方坦白，只是一次博弈的结果。因为其中还可能牵涉到坦白会遭受报复，欺骗的动机可能被惩罚的威胁所克服等多种原因。所以，多次博弈后的结果，又有可能呈现多样化的状态。
可不要小看这个源于自作聪明的“囚徒困境”，它由此引发的相关领域之广，可以说深入到了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
比如说，两国之间的军备竞赛。
两国都可以声称有两种选择：增加军备（背叛），或是达成削减武器协议（合作）。
这当中，与两个囚徒类似的是，两国都无法肯定对方会遵守合作协议。因此，两国多半会因为这种不信任，从而强调自我理性，最终倾向于各自增加军备。
因此，看上去，增加军备会是两国各自的“理性”行为，但结果却显得非常的“非理性”。损害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导致本国经济造成损坏等等。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影响了全世界二战之后的美苏争霸。
美苏争霸一共分为三个阶段，像极了两个囚徒之间的三次困境博弈。?
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既有缓和又有争夺。
在缓和方面：1955年，苏联主动与西方国家合作，签订了对奥和约，解决了二次大战的一大遗留问题。同年，苏联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美苏首脑戴维营会议是苏联推行美苏合作外交战略的重大行动，美国实际上承认苏联是超级大国这一事实。?
在紧张方面：1961年苏联修筑“柏林墙”，封锁了东西柏林边界，使美苏关系更加紧张。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表明苏联开始走上同美国进行全球争夺的道路，同时也表明当时的战略优势仍然在美国方面。?
这一时期，苏联还对中国推行霸权主义，企图控制中国，使得中苏关系恶化。
第二阶段，是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苏联处于攻势，而美国则转攻为守。?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一直到70年代，苏联的经济实力同美国之间的差距大大缩小。1975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上升，相当于美国的80%。而在军备方面，苏联则全面赶上了美国。
苏联的战略导弹至1975年已达2402枚，超过美国40%。1979年，苏联在战略核力量上的开支几乎为美国的3倍。在常规军事力量，苏联也处于领先状态。1978年，美军的常规军事力量是210万人，而苏军则达到440万人。美军拥有坦克10500辆，苏军拥有坦克50000辆。
这一时期，苏联推行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积极进攻战略。美苏争霸的重点在欧洲，美苏在欧洲都集结了重兵，处于两军对峙的僵持状态。苏联一方面对欧洲以“缓和”战略麻痹西方，另一方面加紧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张。1979年的入侵阿富汗，标志着苏联霸权主义政策发展到了顶点。?
而这一时期的美国，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长趋于缓慢，侵越战争受到严重挫折，军事力量被苏联赶上，美国在美苏争霸中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1969年后的尼克松主义，调整全球军事部署，收缩亚洲兵力，1973年从越南撤军，1979年同中国建交，都是由攻转守的具体表现。?
第三阶段，是二十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美国转守为攻，而苏联被迫处于守势，最终因为国内经济崩盘而解体。
1981年，里根出任美国总统以后，开始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遏制苏联在全球的扩张势力。在核战略和核军备方面，美国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通过以高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军备竞赛，从而拖垮经济力量相对落后的苏联。
在争夺第三世界方面，美国立足于在军事上打小规模的局部战争，打击亲苏政权。?
苏联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缓慢，在与美国的争霸中背上了沉重的包袱。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开始放弃争夺军事优势的做法，转为裁减军备，从对外扩张转向全面收缩。一直到后来剧变解体，标志着美苏争霸的结束。
这是大的方面，在小的方面，“囚徒困境”的理论与实践，一样验证得风生水起。
比如，与所有人日常生活极其密切的房地产市场。
曾几何时，地产商们曾经达成一致，那就是利益均沾，共享蛋糕。所以，在二十世纪千禧年之前，房地产板块非常强势，而且勾连甚多，几乎是“铁板一块”。
但是，在看似一派平和之中，王石主政的万科，率先选择了“背叛”，单方面降价，而且着力单独形成自有品牌发展。
究其原因，是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万科预期到的博弈的各方，也就是是未来困境下的房地产商——囚徒们，肯定会选择相互间的普遍背叛。
也就是说，万科在这场“囚徒困境”中，之所以选择首先动手，出卖所有除它之外的房地产商，是因为它预计在这种困境中，如果不尽早出卖所有同伴，自己将面临被出卖的结局。毕竟，这是一个“非零和”博弈游戏，出卖行为是可以换取非常大的利益的。
只这一下，房地产商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缔造出来的“攻守同盟”土崩瓦解，万科也由此夺得了不少地盘和名声。
但是，有正就有反，质疑的声音随之而来。通过“出卖”同伴，万科真的能够获得个体的最大利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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