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多久她就先把火车票钱汇过来了，我简单收拾些东西前往火车站，买了当天到东莞的硬卧直达，再转车到潮州。到地方的时候已经过去一天半，好在是卧铺，无聊的时候我就睡觉，也没觉得怎么辛苦。从潮州市区乘长途汽车到饶平县，黄女士告诉我，她的小叔子会在汽车站等我，又给我发了两张她小叔子的彩信照片，让我见到他之后马上就打电话给她。
在汽车站，我一眼就看到了黄女士的小叔，因为不但长相身高都对得上号，连从上到下的衣服裤子都跟照片里相同，可能就是这两天拍的。黄女士的小叔子年纪和我差不多，中等个头，比较瘦，穿的也很敝旧。我笑着伸手过去跟他握，他愣了愣，说了几句本地话。我用普通话说听不懂，他表情有些无奈，仍然用方言，搞了半天黄女士的小叔子也不会普通话。他似乎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掏出烟递给我，我连忙摆手说不会。
奇怪的是，他不但不会讲普通话，而且似乎也听不懂。无论我把话说得多么简单，多么缓慢和标准，他只是尴尬地笑笑，摇着头。这时我才明白，黄女士为什么让我看到她小叔子就立刻打电话，就只好打过去。黄女士用我的手机跟她小叔子交流，他连连点头，看来是听明白了。然后黄女士又对我说：“不好意思田老板，我小叔子只会潮州方言，听不懂普通话，只能听懂他自己的名字和一些比较简单的词，你叫他阿勇就行。”
挂断电话，黄女士的小叔子阿勇笑着对我说了几句话，再跟我紧紧握手，虽然听不懂，但我能明显从他脸上看出歉意。我指着他说“阿勇”，他连连点头，笑得很开心。我又说了“回家”、“你带我”这两个字，他也能听懂。
阿勇是骑摩托车来的，这车真够旧的，之前我和高雄去缅甸深山里找阿赞达林康，那个住在泰北的导游阿蓬弄到两辆摩托车，那车已经够旧，但跟阿勇的这台车相比，那两辆简直可以算新出厂的。
坐在后坐，我俩从县城的公路到小路，再到乡路，最后又是土路。我心想中国什么时候能统一语言呢，全国这么多方言，互相都听不懂，真是太耽误事了。
实话说，这村路并不难走，也没那么多上岗下坡的地势，但一路看起来，总觉得这个村子既无什么生气，又生活水平低下。我近几年也见过很多农村，有很多就算没那么富裕，但也盖有不少二三层的、比较现代的楼房。尤其在南方，不少人家就算凑钱借钱也要起楼，为了看起来有面子。但这座村子根本没看到一座新式楼宅，全是旧式的，白墙面、黑瓦脊的那种，偶尔看到有鸡鸭在路面上跑来跑去。
村子里并没看到一辆汽车，偶尔有两辆摩托车，居然比阿勇这个还旧，真是没有最旧、只有更旧。现在正是下午四点多钟，路过某小学，学校的大门还有一幅对联，旁边是“xx小学”的字样，很多小学生放学走出来，三三两两地聊天打闹，从穿着打扮来看，衣服都很旧，但总算是没有补丁。忽然我发现，这些小学生当中好像是女少男少，但摩托车去得快，转眼就拐走了。
虽然村宅破旧，但不得不说景色很好，有山有水、有林有田，到处都是郁郁葱葱。我觉得这种村落用来养老和修身养性最适合，要是年轻人长期居住，那还真得发疯。
最后，摩托车在某户人家的院门口慢慢停下，有几个人站在门口，一对看起来六十开外的老年夫妻和一名少妇。少妇怀里抱着个不到两岁的小女孩，旁边还站着个大概三四岁的。两女孩都面黄肌瘦，好像营养不良似的。那少妇气色稍微好些，笑着朝我招手，问我是不是田老板。她用的是普通话，我得知她就是黄女士，两个小姑娘是她女儿，那对老年夫妻就是她公婆。
说是院门口，其实根本没有院墙，就是东西北三面有房、南面是出口而已。三面各有两三间房，都是砖木结构，房顶苫着茅草，而且木制的部分都已经残存不堪，东面的两间房竟然有一半已经塌方，看来是被暴雨给冲的。
进了北面中间那个屋，里面的陈设相当简陋，最大件就是台21寸的彩电，我习惯性地看了看商标，居然没见过，是杂牌子。“公婆他们都不会讲普通话，我来当翻译吧。”黄女士歉意地说。坐下后阿勇给我倒了杯水，我还是头一次接这样的生意，所有人都不懂普通话，只有一位女士来充当翻译，真是费劲。不过好在还有黄女士这个翻译，不然这生意也没法进行。交谈中得知，黄女士跟她丈夫郑先生成家五年多，生了两个女儿，但这里的风俗是必须得有儿子，不管家里多穷，哪怕砸锅卖铁也要生出个带把的来。如果某户人家怎么也没生出儿子，就会让全村人嘲笑。
我说：“你丈夫郑先生没在家吗？”
黄女士说：“他在广州打工，要不是我小女儿生病，我也要是在广州的。”我看了看屋里的郑家这三口，问黄女士他们是否真的听不懂普通话。黄女士说当然听不懂，你放心，有什么话尽量说就行。
“看起来你夫家好像不富裕，”我直言，“要是真成功的话，这六万块钱不容易拿吧？”黄女士说她小叔子都三十二了也没对象，就是家里太穷，本村的姑娘都不嫁本村人，外村姑娘又嫌这里穷，除非家里能盖座房子。五六年前，家里东拼西凑借了几万块钱，要盖几间新房，但半路钱不够只得停工，一直晾到现在。本来他们夫妻俩在广州省吃俭用攒了三万块，是留着给小叔子把房子盖完的，现在看来也不能实现。
我问：“你小叔子自己盖房子，为什么要你们夫妻拿钱出来？他不可以自己到大城市打工攒钱吗？”
在汽车站，我一眼就看到了黄女士的小叔，因为不但长相身高都对得上号，连从上到下的衣服裤子都跟照片里相同，可能就是这两天拍的。黄女士的小叔子年纪和我差不多，中等个头，比较瘦，穿的也很敝旧。我笑着伸手过去跟他握，他愣了愣，说了几句本地话。我用普通话说听不懂，他表情有些无奈，仍然用方言，搞了半天黄女士的小叔子也不会普通话。他似乎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掏出烟递给我，我连忙摆手说不会。
奇怪的是，他不但不会讲普通话，而且似乎也听不懂。无论我把话说得多么简单，多么缓慢和标准，他只是尴尬地笑笑，摇着头。这时我才明白，黄女士为什么让我看到她小叔子就立刻打电话，就只好打过去。黄女士用我的手机跟她小叔子交流，他连连点头，看来是听明白了。然后黄女士又对我说：“不好意思田老板，我小叔子只会潮州方言，听不懂普通话，只能听懂他自己的名字和一些比较简单的词，你叫他阿勇就行。”
挂断电话，黄女士的小叔子阿勇笑着对我说了几句话，再跟我紧紧握手，虽然听不懂，但我能明显从他脸上看出歉意。我指着他说“阿勇”，他连连点头，笑得很开心。我又说了“回家”、“你带我”这两个字，他也能听懂。
阿勇是骑摩托车来的，这车真够旧的，之前我和高雄去缅甸深山里找阿赞达林康，那个住在泰北的导游阿蓬弄到两辆摩托车，那车已经够旧，但跟阿勇的这台车相比，那两辆简直可以算新出厂的。
坐在后坐，我俩从县城的公路到小路，再到乡路，最后又是土路。我心想中国什么时候能统一语言呢，全国这么多方言，互相都听不懂，真是太耽误事了。
实话说，这村路并不难走，也没那么多上岗下坡的地势，但一路看起来，总觉得这个村子既无什么生气，又生活水平低下。我近几年也见过很多农村，有很多就算没那么富裕，但也盖有不少二三层的、比较现代的楼房。尤其在南方，不少人家就算凑钱借钱也要起楼，为了看起来有面子。但这座村子根本没看到一座新式楼宅，全是旧式的，白墙面、黑瓦脊的那种，偶尔看到有鸡鸭在路面上跑来跑去。
村子里并没看到一辆汽车，偶尔有两辆摩托车，居然比阿勇这个还旧，真是没有最旧、只有更旧。现在正是下午四点多钟，路过某小学，学校的大门还有一幅对联，旁边是“xx小学”的字样，很多小学生放学走出来，三三两两地聊天打闹，从穿着打扮来看，衣服都很旧，但总算是没有补丁。忽然我发现，这些小学生当中好像是女少男少，但摩托车去得快，转眼就拐走了。
虽然村宅破旧，但不得不说景色很好，有山有水、有林有田，到处都是郁郁葱葱。我觉得这种村落用来养老和修身养性最适合，要是年轻人长期居住，那还真得发疯。
最后，摩托车在某户人家的院门口慢慢停下，有几个人站在门口，一对看起来六十开外的老年夫妻和一名少妇。少妇怀里抱着个不到两岁的小女孩，旁边还站着个大概三四岁的。两女孩都面黄肌瘦，好像营养不良似的。那少妇气色稍微好些，笑着朝我招手，问我是不是田老板。她用的是普通话，我得知她就是黄女士，两个小姑娘是她女儿，那对老年夫妻就是她公婆。
说是院门口，其实根本没有院墙，就是东西北三面有房、南面是出口而已。三面各有两三间房，都是砖木结构，房顶苫着茅草，而且木制的部分都已经残存不堪，东面的两间房竟然有一半已经塌方，看来是被暴雨给冲的。
进了北面中间那个屋，里面的陈设相当简陋，最大件就是台21寸的彩电，我习惯性地看了看商标，居然没见过，是杂牌子。“公婆他们都不会讲普通话，我来当翻译吧。”黄女士歉意地说。坐下后阿勇给我倒了杯水，我还是头一次接这样的生意，所有人都不懂普通话，只有一位女士来充当翻译，真是费劲。不过好在还有黄女士这个翻译，不然这生意也没法进行。交谈中得知，黄女士跟她丈夫郑先生成家五年多，生了两个女儿，但这里的风俗是必须得有儿子，不管家里多穷，哪怕砸锅卖铁也要生出个带把的来。如果某户人家怎么也没生出儿子，就会让全村人嘲笑。
我说：“你丈夫郑先生没在家吗？”
黄女士说：“他在广州打工，要不是我小女儿生病，我也要是在广州的。”我看了看屋里的郑家这三口，问黄女士他们是否真的听不懂普通话。黄女士说当然听不懂，你放心，有什么话尽量说就行。
“看起来你夫家好像不富裕，”我直言，“要是真成功的话，这六万块钱不容易拿吧？”黄女士说她小叔子都三十二了也没对象，就是家里太穷，本村的姑娘都不嫁本村人，外村姑娘又嫌这里穷，除非家里能盖座房子。五六年前，家里东拼西凑借了几万块钱，要盖几间新房，但半路钱不够只得停工，一直晾到现在。本来他们夫妻俩在广州省吃俭用攒了三万块，是留着给小叔子把房子盖完的，现在看来也不能实现。
我问：“你小叔子自己盖房子，为什么要你们夫妻拿钱出来？他不可以自己到大城市打工攒钱吗？”